“一代廉官成龙”的诞生

一、《一代廉吏于成龙》诞生记（论文文献综述）

马萃^[1]（2021）在《京剧新编历史剧音乐研究 ——以《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京剧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新编历史剧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时代与艺术的结合体,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编历史剧以全新的面貌和崭新的立意重新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前人所提供的东西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在艺术上必须要求创新。对传统戏来说新编历史剧产生是一种新的变革,同时它的出现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中国京剧的创作涌现出了越来越多高水准的剧目,京剧新编历史剧的作品尤为突出。通过对京剧新编历史剧的概念界定、历史背景、音乐发展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旨在进一步了解其生存环境和音乐风貌,在京剧发展史上给予新编历史剧一个实事求是的定位。从创作出的一批具有个性和创新性的优秀剧目里,以《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这两部代表性的作品为例,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从这两部作品的音乐本体分析入手,考察这两部作品在唱腔、板式、润腔、伴奏等方面如何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并且对京剧新编历史剧的音乐特点进行细致分析总结音乐创作的特点,对今后京剧新编历史剧音乐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思考和展望,通过研究其音乐创作以及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展现出京剧艺术的新面貌。

何晓蕊^[2]（2021）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报恩故事研究》文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报恩故事是志怪小说的重要故事类型,体现了时人的宗教信仰、社会文化习俗以及道德伦理诉求等多重内容。本文采取查阅文献和文本解读相结合以及跨学科分析的方法,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报恩故事的产生背景、故事类型、文化内涵以及艺术表现与文学影响四个方面作一研究。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报恩故事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接受前代报恩思想与承袭早期报恩作品的基础上,综合时代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上层文化的儒家“仁爱”思想以及为小生产者发言的墨家“兼爱”思想都有关于报恩观念的相关阐释,这对报恩故事的书写具有导向作用。同时,两汉“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使得竭力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另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报恩故事与先秦两汉时期的报恩故事相比,呈现出了沿袭与新变的特点。其沿袭性主要体现在对《诗经》中关于“敦亲”“睦友”主题以及《左传》《史记》等史传文学作品中的“一饭之恩”“血亲报恩”等故事模式的继承。其新变主要体现在魏晋志怪小说家对报恩主体、报恩方式的扩展,使得“动物报恩”“报代葬之恩”等故事类型大量出现。同时,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常常贯穿着“因果报应”以及“子承父惠”的思想,这当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兴盛的社会现状有关。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报恩故事数量繁多,按照报恩主体的不同,可将其分为动物报恩故事、鬼神报恩故事及人间百姓报恩故事三大类型。其中动物报恩故事有以物相报、为母吊丧或复仇及救恩人性命三种类型;鬼神报恩故事包括报代葬之恩、祭祀之恩、一饭之恩三类;人间百姓报恩故事主要有立碑设祠、孝子报亲、赏赐财物三类。在分析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报恩故事类型时,穿插了了对民俗心理、时代现状、宗教活动等内容的分析。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关于动物、鬼神的报恩故事与早期的动物图腾崇拜及神灵信仰有一定的关联。故事中的龙蛇主降雨、聚财富以及神龟能占卜、预测洪水等神秘化的书写是人们对动物图腾崇拜的延续。另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报恩故事还将报恩主体延伸到鬼神身上,显示了人们对于神灵的信仰。分析图腾崇拜与神灵信仰时,从上古神话、巫术活动、民间传说、生死观念等方面阐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报恩故事所蕴含的图腾崇拜与神灵信仰。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报恩故事题材丰富,类型多样,但研读文本可以发现,不论是那种题材与类型的报恩故事,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创作模式,即叙事语言的粗陈梗概、简洁凝练;故事情节的荒诞离奇与虚实结合以及善恶有报的因果叙事逻辑。另外,文学作品的发展离不开对前人成果的借鉴,报恩题文学也不例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报恩故事所讲述的亡灵求葬及衔恩必报、动物报恩模式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后世文学模仿和创新的主题。

郭喜彬^[3]（2020）在《我国少儿类主题出版研究》文中提出自2003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开始实施主题出版工程后,主题出版在出版行业中的序幕正式拉开。尽管主题出版由来已久,但在之前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因此,对于主题出版工作的认识与规划将从这个时间节点展开新篇章。主题出版一经提出,便受到国家政府与出版界的高度重视。由于主题出版是体现国家主流价值观的重点出版,所以主题出版对于青少年儿童的成长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少儿类主题出版具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文化自信、塑造品牌形象的价值,研究专门以少年儿童为目标读者的少儿类主题出版,对于主题出版与少儿出版行业的发展都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与参考意义。少儿类主题出版具有鲜明的特征:与一般少儿出版物相比,具有明显的主题色彩;与成人类主题出版物相比,则更加注重少儿的阅读特点。主题出版工程正式实施以来,少儿类主题出版图书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少儿类国家重点主题出版的图书选题也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双效少儿类主题出版图书不断涌现。但是,在这些成就背后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出版质量与作者资源的问题,市场开发与营销宣传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国家和出版社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少儿类主题出版的扶持力度;出版社需要在整体规划、技术创新、人才培育、版权输出等方面发挥优势,做好少儿类主题出版工作;出版人需要回归少儿本位,从少年儿童的角度出发打造适合少儿阅读的主题出版物。面向少儿的主题出版,承载了特殊的时代使命,通过对少儿类主题出版的研究,希望能够为其更健康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乔颖^[4]（2018）在《论于成龙的廉政观及其现实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于成龙生活在距今三百多年前,在现如今社会仍旧被世人所推崇与敬仰,正是其身上具备着中华民族难能可贵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彰显了一股为官执政应有的清正廉洁的正气。规避贪污腐败行为,加强党的廉洁政治建设,永葆党的血液纯净,应当将这些始终作为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不管是从过去还是到现在,党风廉政建设,从始至终,一直都是广大干部群众和国家公务人员应该要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因而,深入研究于成龙的廉政观思想对我们新形势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方方面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借鉴意义,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审视其廉政观形成的因素及内容,批判地继承与吸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一直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关键的举措和主题。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从于成龙廉政观形成的背景、廉政观的内容和其廉政观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三个角度出发,在广泛搜集相关文献材料,详尽追溯于成龙的生平事迹的史料下,争取还原一个更加完整、准确、清晰的清官。诚然,像于成龙这样的清官是封建王朝专制体制下的产物,但是其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品质和精神,仍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当代人去继承、学习和借鉴的。就此角度而言,于成龙身上所具备的道德素养在现如今社会仍有榜样的力量。就根据我国当前的国情而言,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早已变为中国的一项重要国策。所以,在逐渐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道路上,强化国家公务人员的自身建设,确保公务员队伍的清正廉洁,应该是当代社会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题中之义。在这一过程中,发扬中国古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清官精神,健全我国的领导干部队伍廉政思想建设,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

张欢^[5]（2018）在《梁波剧作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对新时期剧作众多、质量上乘的剧作家梁波及其戏曲作品进行研究,全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对梁波进行访谈,对他的创作经历进行梳理和分类描述;以创作主旨和人物两个方面对他的戏曲作品进行分析,总结其戏曲剧作的艺术特色;探讨其戏剧观与创作理念。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对剧作家梁波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进而说明他在新时期戏曲创作队伍中的重要地位。

樊露露^[6]（2018）在《中国传记电影的传主身份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记电影的跨学科性和跨媒介性使它冲破类型电影观念的束缚,具有了开阔的阐释空间。本文主要围绕“传主身份建构”这一核心问题,对“建构什么身份”、“如何建构身份”以及“为何这样建构身份”作出回答,沿着从“故事层”到“叙述层”再到“文化层”的逻辑思路纵深展开,涉及主体间性、文本间性和文化间性等多重语境。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借助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及“影视史学”理论,把传记电影视为以影像为媒介、以身体符号为载体建构传主身份的艺术创造活动,辨析传记电影的文学属性,比较传记电影与纪录片的关系,揭示传记电影的类型特征。随后揭示传记电影运作机制的四种分身,即“创作身体”、“本真身体”、“影像身体”和“观影身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探讨作为“创作身体”的编导和演员如何采用叙事编码策略、遵循真实契约原则、通过电影化拟像手段对传主的“本真身体”进行形塑和身份建构。第二章以“创作身体”所处的不同文化语境和所采取的创作思维,即意识形态话语、人文话语和大众消费话语,将中国传记电影相应划分为:主流传记电影、人文类传记电影和娱乐化传记电影三种子类型,旨在探讨传主“影像身体”生成的动态过程,明确传记电影的内在运作机制。第三章探讨建构传主身份的叙事策略。首先从线性时间、流转空间和交互时空三个方面论述传记电影如何采取分段式、回溯性的元叙述手法重构传主的生活时空;其次论述叙述者声音、主题音乐和语言文字对于建构传主身份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四章探讨催生传主身份建构叙事策略的文化机制。首先揭示“记忆化历史书写价值传递”的动态过程,探讨“观影身体”如何通过“影像身体”达成与“创作身体”和“本真身体”的共鸣,实现文化身份的认同,进行叙事价值的传递。接下来探讨民族伦理思想、史学精神、叙事文学传统对中国传记电影的深刻影响,通过中西传记电影的对比发掘各自的民族特性。本文通过探讨中国传记电影传主身份建构的动态过程,揭示了传记电影的内在运作机制,并指出中国传记电影创作上的特点和局限。

李添文^[7]（2017）在《于成龙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于成龙（1617-1684）是顺治、康熙年间才、学、识俱佳的着名廉吏,晋西永宁（今山西省方山县下昔乡,来堡村）人,他任外官二十余载,宦迹遍及八个省份,任十三职。顺治十八年（1661）他以明经科谒选出任广西罗城县令,此后历任知州、同知、知府、下江防道、按察使、布政使、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累官至两江总督。于成龙为官以廉、能着称,曾三次被举为“卓异”,又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并制诗褒奖,追赠太子太保,后乾隆皇帝亲笔题词“清风是式”立他为大清百官廉洁从政的榜样。《清史稿》有传。于成龙通经史之学,以实践见长,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诸方面卓有建树。从政期间他以兴利除弊为己任,为当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作出了贡献。在社会治理实践中表现为:兴学重教、擢取人才、务本兴农、轻傜薄赋、赈穷恤贫、整顿吏治,严惩贪污、清除弊政、改革陋规、敦行教化、平反冤狱等方面。这些治政实践集中反映了他科学人才观、民本利民观、勤政服务观、廉政法治观的社会治理思想内涵以及杰出的治政才能,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和思想境界。于成龙为官于大一统的清初,见证和参与了许多历史事件,而他在各地任职时即使在不同地域风俗、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之下,都能做到因地制宜,处处为苍生计。不论生前还是故后于成龙都获得了世人极高声誉和推崇,时至今日,其社会治理理念和勤政爱民的精神襟怀仍是有意义的。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史论结合法,以《于清端公政书》、《于成龙集》《于成龙文史集》等史料为基础,对于成龙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进行研究。综合运用社会学、民族学等跨学科知识,从多角度阐述其社会治理思想的形成、主要内涵与实践的主要内容,进而构筑其理论体系,客观评析其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总之,深入、全面地了解于成龙修身、安民、治政等方面的诸多理念和作为,并加以客观分析,不仅可以对诸多史事有一重新认识,而且可从中窥视清初官场风貌和社会风尚,从而获得些许学习、借鉴。因此,于成龙社会治理与思想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郭建民^[8]（2016）在《区域精神塑造研究 ——以山西省为例》文中提出区域精神是某一区域内建立在传统与现代文化基础之上形成的具有高度认同感,富有区域特色的理论体系、发展理念、行为规范和价值目标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区域性构建,也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区域精神是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区域发展步入新时代的精神引领,是加快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光辉旗帜。论文以山西为实证研究对象,结合山西在区域精神塑造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效,深入分析了区域精神的特征、功能及典型的塑造模式,梳理了山西省区域精神塑造的发展历程,在对其进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探讨了区域精神塑造的发展趋向。通过实证分析,归纳概括了当前区域精神塑造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完善区域精神塑造,应该采用其复合塑造模式。联系山西实际,提出了在区域精神塑造过程中,构建复合塑造模式应把握的价值导向和需要坚持的原则,并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相关对策建议。论文主体包括四个部分：第一章是区域精神的特征、功能与典型塑造模式,本部分从理论视角分析了区域精神的特征与功能,总结了区域精神塑造实践中形成的典型模式并对其进行了深入反思；第二章是山西省区域精神塑造的实践探索,本部分梳理了山西区域精神塑造的历史发展,介绍了新时期山西区域精神塑造的实践特点,并分析了山西区域精神塑造实践的发展趋向；第三章是区域精神塑造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本部分结合山西区域精神塑造的实践,分析了当前区域精神塑造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运用复合塑造模式框架对其形成原因做出了深入分析;第四章是区域精神塑造的理性选择：复合塑造模式,本部分在借鉴国内外区域精神塑造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复合塑造的模式,并从实际操作角度分析了在区域精神塑造过程中,如何构建区域精神塑造的复合化模式,推进区域精神塑造的健康发展。

郭亮^[9]（2011）在《桂西北村寨治理与法秩序变迁 ——以合寨村为个案》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选取被誉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广西宜州合寨村为个案,以“小社区、大历史”为视角,以回归实践为目的,通过追溯历史上（尤其是清代以来）桂西北村寨治理和法秩序的变迁,强调村民自治在合寨村及桂西北地区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又从近三十年来合寨村民主治理兴起、深化的实践出发,着重分析村寨变迁中的权威、规范与秩序,厘清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二元互动关系,最后回到转型期村寨民主与法治的现实困境,探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法秩序的重构,进而为民主治理和农村法治建设提供经验事实和理论思考。在此基础上,把握村寨民主治理的内在逻辑和乡村法秩序变迁的脉搏,探讨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进而提出“从书斋到田野”方法论转向,实现法律史研究的“自我”。笔者无意建构一套村寨民主治理的理论体系,也不打算为根治村治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病症开出一副良方。这既非本文的主旨,也不是能用简单的逻辑论证概括或解决的。笔者将微观叙事与宏观视角结合起来,希冀通过合寨村这个普通而又典型的个案,展示桂西北国家与乡村、农民与政府、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形态,进而考察村寨法秩序的变迁状况。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获得关于转型时期中国民主、宪政与法治的一点新的认识。笔者浅薄的研究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具体言之,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导论,是本文的逻辑起点,包括问题的提出、主要概念之界定、相关研究的回顾与总结、研究的路径、方法与材料四个方面的内容。笔者从认识中国问题着手,指出法学研究的真正问题,不仅产生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入理解和发现,也来源于对中国农村9亿农民生存感受和未来希望的真情把握。而现实与历史又是难以分离的,即使是一些十分急迫的现实问题,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生成、演进的轨迹。因此,我们在认识和理解中国乡村问题时,需要走一条“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道路”。法律史研究也不例外。本章还对一些重要概念,如“治理”与“民主治理”、“秩序”与“法秩序”,以及“桂西北”、“乡村”等研究区域、时段进行了界定和说明。继而笔者从“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史的研究”、“对村治和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对乡村社会规范与秩序的研究”三个视角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有关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都没有成为中国乡村治理和秩序变迁研究的终结者。学术界对桂西北村寨治理的实证研究非常少,将历史中的地方自治与现实中的村寨治理勾连起来加以对比研究更是付之阙如。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富有激发性和挑战性,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这个学术富矿。笔者采取“小题大做”的写作方式,坚持个案分析与区域比较相结合、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相结合、“过程一事件”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强调在宏观历史的大背景下对个案进行深度描述和解读,力图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分类。第二章追溯桂西北村寨治理与法秩序的历史变迁。旨在说明国家对乡村不是完全的控制,村寨社会也不是完全的自治,而是一直处于互动状态。自秦汉实行郡县制以来,古代中央王朝无不重视政令的畅通无阻和律法的基本统一,但受诸多因素限制,“皇权止于县政”,国家通过某种中间阶层对乡村社会实施“间接管理”。中间阶层有如天枰中的支点,使乡村权力结构错综复杂、纵横交错。国家政权在向乡村社会不断渗透的同时,也受到了绅权、族权等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的平衡和约束。晚清民国时期,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革。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桂西北乡村社会新旧权威进行了新一轮的组合,村寨法秩序格局呈现出新的态势。国家企图通过权力下沉,加强对乡村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但反而助长了地方自治力量的兴起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晚清团练的兴起和绅权的扩张；二是近代乡村治理改革与族权、绅权的异化；三是共产党发动的红色风暴与村民的苏维埃追求；四是新桂系“三自政策”与“三位一体”制。即便如此,乡村治理模式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1949年以后,共产党对桂西北乡村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改造,摧毁了旧的乡村治理模式,完成了社会权威的一体化,但其中也矛盾重重,为其日后瓦解种下了“祸根”。总之,厘清桂西北乡村治理及法秩序变迁的历史脉络,对于找到一把认识桂西北开创村民自治制度之必然性的“钥匙”,进而为下文分析村治背景下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提供一个良好的参照系,无疑有重要意义。第三章以合寨村为个案论述了村寨民主治理的兴起与深化。与桂西北大多数村寨一样,合寨村民们过着“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但又因其“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的典型身份,有着特殊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对合寨村的经验描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村民自治在桂西北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在本章中,笔者首先介绍了合寨村时空环境、文化传统以及村民的生活世界,对合寨村的大致轮廓作了一个简单素描。文章指出,因土地贫瘠,交通闭塞,加之英雄崇拜和对勇敢、强健、勤劳之品性的认同,合寨村民自古便具备了强烈的自主选择和需求意识。接下来笔者描述和展示了合寨村民自治诞生、普及、推广的全过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包产到户打破了原有的乡村利益格局,村寨秩序受到强烈冲击,各种矛盾纠纷层出不穷,甚至出现“六多一少”的失范状态。合寨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成立治安联防队,民主选举村委会,并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份村规民约。合寨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治理模式迅速影响到桂西北宜山、罗城等地,并得到自治区委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久便被正式纳入“八二宪法”,村民自治得以合法化。再次,文章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角度展示了合寨村民主治理的主要绩效。村民们通过“小票箱”、“小人大”、“小宪法”、“小纪委”,改善了农村治理状况,获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最后,笔者简要探讨了民主治理的合法性问题。第四章为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本章将合寨村权威、规范与秩序放到三十年来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中,并站在法律多元主义的立场,对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互动关系作简要描述,从中进一步窥视出合寨村民主治理的基本逻辑和法秩序变迁轨迹。主要,考察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权威与村寨权力结构。合寨是一个聚蒙、韦两个族姓而居的壮族村寨。新中国成立后,“都老”、“寨老”、“族长”等传统内生性权威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通过问卷统计和访谈调查,笔者发现合寨村民虽仍重视历史文化传统,但宗族意识及其影响与桂西北乃至全国其他村寨相比并不算太强。代之而起的是村党支部、村委会成员为代表的掌握村寨正式权力资源的体制内权威。合寨村实行支书主任“一肩挑”,提倡村两委干部交叉任职。体制内权威集政府命令与村庄利益于一身,是国家与村民互动交汇点上的中间人。此外,贤人、知名人士、经济能人等体制外权威及普通村民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二是规则之治与乡村社会控制。三十年来,国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同时,乡村社会也复活和发展了许多古已有之的规约、习俗或惯例。为论述方便,笔者将民间规范分为“制度性规范”与“习惯性规范”两大类,前者以工作制度、村规民约、自治章程等形式表现出来,更容易成为国家在乡村社会进行法制现代化改造的生长点。后者涵盖了风俗习惯、惯例常规、道德伦理、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宗教禁忌等非正式规范,很难基于文字加以真切言述,但却赋予村民信念和情感上的归属感,是村寨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这些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相互作用和纠结,共同构成一个多重的乡村社会控制模式。笔者进而分析了法律规范与民间规范在村寨治理中是如何实现良性互动的。三是纠纷解决与村寨秩序的维系。合寨村的纠纷分为“接触性纠纷”和“侵害性纠纷”两类。前者主要表现在婚姻家庭、邻里关系等民事领域,如婆媳纠纷、夫妻矛盾等,在村里发生比例较高。这类纠纷是个“面子”问题,一般通过争执、吵架、骂街等情绪发泄方式,即可自然平息。后者发生在不同家庭之间,大都由人身或财产等侵权行为所致。此类纠纷解决途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如调处、和解、行政救济或诉讼等,但村民更愿意选择非讼方式。接下来笔者以林权纠纷案为例重点分析了合寨村民主协商的解纠机制。该案是宜州市1999年六大纠纷之一,体现了合寨人“解决自己的事情就该由自己作主”的真谛。最后,文章就埃里克森所谓的“无需法律的秩序”作了简要探讨,指出和谐秩序并非没有法律存在,更不是不要法律,而是强调法律都并非保持社会秩序之核心。由此,合寨村民不愿打官司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五章探讨转型期村寨治理的困惑与选择。本章试图找到当下桂西北村寨整体机能当中的健康状况及其蕴含的病症,并分析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法秩序的重构问题。在这种全面而剧烈的变动之中,村寨民主治理面貌得到进一步型塑,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新的困境。如现代文明带给村民传统价值取向的整体性颠覆和诘问；乡政对村治的侵蚀与自治权的行政化；农民大规模和持续不断地被卷入现代化、城市化浪潮,致使村治参与凸显不确定性；民主法制意识亟待提高等。另一方面,如今的村寨是个半熟人社会,伴随国家“法律下乡”的加剧,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民间规范已被赋予了“现代性”因子,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亲和力越来越强；但国家法并非一路高歌驶向村寨社会,它会受到来自于村寨社会各种内生性力量的阻碍或“筛选”,甚至必须依靠民间权威和规范才能真正发挥调控作用。事实上,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互动一直就没有停息过,只不过互动的结果时好时坏、互动的程度或轻或重而已。研究者很难用“传统——现代”、“国家法律——民间规范”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村寨法秩序准确描述出来。文章指出,解决转型期村寨民主治理困惑的关键之道,在于如何将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度安排与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协调起来,让国家与乡村这两种力量相互平等、相互制衡、相互协调、互利共赢,最终实现互动中自治的良性局面。当然,“互动”结论并没有宣告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的消失,也不否认转型期村寨社会可能出现的“失范”状态。村寨社会的民间规范与现代国家法律难免隔阂甚至冲突。这又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了。最后,对这种村寨治理方式的价值及发展前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赞美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文章指出,尽管村民自治与我们的期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这并不能掩盖三十年来它取得的成就。村寨民主治理越来越不是个“摆设”,相反它有力地证明了“民主是个好东西”,并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最真实的“民主操练”,为推动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村寨民主治理提供了中国民主宪政之路的另一种思考。第六部分为余论。讨论至此,文章已从国家与乡村互动的视角阐释了村寨民主治理与法秩序状况,又从村寨经验反观国家民主法治的现代化进程。笔者希冀通过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这个平台,唤醒更多的学术同人在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发现中国问题,研究中国经验,从而获得认识中国的一种方法论的自觉。余论从中国法学的主体性丧失起笔,提出中国从西方引进社会科学,要有一个深刻的本土化过程；不经历“本土化”,中国法学及法律史研究就只能是空壳和修饰,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文章指出,法学研究必须从空洞的法条或范式中走出来,消化、吸收西方理论学说并将其运用到理解中国经验中去,服务于中国社会实践,换言之,就是要走一条“从书斋到田野”的研究之路。这不仅意味着法学研究从“逻辑推演”走向“实证调查”,也有助于拓宽传统法律史文献的范围,拓展法律史研究的视野,从而进一步激发法律史研究的生命力、批判力和创造力。这不仅能为中国法治建设及法学发展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源和学术智慧,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史的史鉴价值。由是,中国法律史不再是“博物馆内的珍藏品”,相反却变得有血有肉起来,法律史乃至法学研究的本土化也就有了希望。

刘媛,干思齐,飞鱼,董芳,王志同^[10]（2010）在《上海电影传奇》文中提出上海电影就是中国电影的童年,1895年,电影诞生了,仅仅在第二年,电影这种舶来品就来到了上海,当时时的上海人以中国盛唐时期的开放与欣赏的姿态对待着这位远方的来客。那个时候,上海电影的高度就代表了中中国电影的高度。

二、《一代廉吏于成龙》诞生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代廉吏于成龙》诞生记（论文提纲范文）

（1）京剧新编历史剧音乐研究 ——以《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报恩故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少儿类主题出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于成龙的廉政观及其现实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5）梁波剧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传记电影的传主身份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于成龙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区域精神塑造研究 ——以山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桂西北村寨治理与法秩序变迁 ——以合寨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四、《一代廉吏于成龙》诞生记（论文参考文献）

• [1]京剧新编历史剧音乐研究 ——以《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为例[D]. 马萃.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2]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报恩故事研究[D]. 何晓蕊.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3]我国少儿类主题出版研究[D]. 郭喜彬.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论于成龙的廉政观及其现实意义[D]. 乔颖. 山西师范大学, 2018(04)
• [5]梁波剧作研究[D]. 张欢.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8(01)
• [6]中国传记电影的传主身份建构研究[D]. 樊露露. 上海大学, 2018(02)
• [7]于成龙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D]. 李添文. 淮北师范大学, 2017(11)
• [8]区域精神塑造研究 ——以山西省为例[D]. 郭建民. 北京科技大学, 2016(04)
• [9]桂西北村寨治理与法秩序变迁 ——以合寨村为个案[D]. 郭亮. 西南政法大学, 2011(09)
• [10]上海电影传奇[J]. 刘媛,干思齐,飞鱼,董芳,王志同. 电影,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