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一、试论我国私营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与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侯恩宾^[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刘志永^[2]（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孙贵林^[3]（2020）在《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民主思想,既是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理论指南,也是因应世情、国情与党情变化的必然结果,还是对二战后各主要国家经济实践进行深刻反思的最终产物。研究邓小平的经济民主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入和拓展邓小平理论研究、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从1923年6月旅法勤工俭学到积极投身于革命武装斗争,是酝酿萌发阶段;二是1952年7月调往中央以后从支持将经济建设提到重要地位、重视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到关注分配问题、主张根据劳动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来确定工资的高低、贯彻平等和自由原则,是积极探索阶段;三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支持农村开展的生产责任制改革到要求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打破单一所有制结构以及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是初步形成阶段;四是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强调“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到1992年春南巡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以及确立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价值目标,是成熟完善阶段。邓小平的经济民主思想内涵丰富,涉及面广,主要表现为:其一,经济民主的制度保障是所有制、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经济民主的根本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民主的实现方式和最重要标志,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所促进的经济成果的公平分配是经济民主的价值体现和基本目标。其二,经济民主的基本任务是经济管理民主化。经济民主要求人民在经济活动中拥有独立的经济自主地位,享有自主的经济管理权和经济利益权。“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民主集中制”、“责、权、利相统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经济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既注重推进宏观经济的民主管理,处理好党政关系、上下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又注重推进企业民主管理,使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使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人。其三,经济民主的关键环节是经济决策民主化。在经济决策的过程中,要从民主制定、民主执行、民主检验等方面加强和改进工作,全面推进经济决策民主化。即在经济决策制定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必要条件,群众路线是基本方法,民主集中制是重要保证;在经济决策执行过程中,“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是动力之源,“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是必然选择,“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重要原则;在经济决策检验过程中,“实践”是唯一标准,“三个有利于”是具体标准。其四,经济民主的实践成效是经济行为的民主化变迁。即生产行为从行政调控向自主经营转变、交换行为从计划调拨向市场配置转变、分配行为从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消费行为从计划调节向适度可持续转变。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要旨表现为:经济民主的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物质前提是发展生产力,价值诉求是人民自主,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特点表现为:经济与民主的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统一、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主要表现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民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持续推进经济民主事业的重要指南;其实践价值主要表现为:努力创设有利于经济民主的政治法律环境,积极推动经济管理、经济决策的民主化进程,积极推动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事业不断向纵深推进。

马亭如^[4]（2019）在《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制度化政治参与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以来,私营企业已经越来越成长为我国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无论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还是协助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努力,私营企业的作用都是有目共睹的。民营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占GDP的60%,而私营经济作为民营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私营经济“掌门人”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其政治参与状况也得到了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关注。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对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基本理论阐释,首先说明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相关概念,并确定本文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一般性理论,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我国新社会阶层人士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提出新时代提高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制度化政治参与水平的意义,保障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民主权利、适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展现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都反映了私营企业主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部分,先对私营企业主阶层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并对其政治参与现状进行考察,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制度化政治参与仍然存在这下列问题:经济权力来支配政治权力并获取社会特权、中小私营企业主制度化政治参与影响力弱势、慈善捐赠成为私营企业主阶层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遮羞布”。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是因为:部分私营企业主认为制度化政治参与“成本过高”、中小私营企业主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动力不足以及私营企业主阶层制度化政治参与中重权利而轻义务。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的第三部分为解决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无序政治参与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结合私营企业主阶层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依据,以及当前新时代的背景,提出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其私营企业主阶层可以依法、有序、充分的进行制度化政治参与,与党和政府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是新时代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要求。明确党和政府必须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加以合理引导的,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原则、坚持循序渐进有序扩大原则,促进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制度化、合法化、有序化,有效发挥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路径规范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制度化政治参与。

彭巨水^[5]（2019）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所有制问题是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所有制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一切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来看,所有制的演化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所有制改革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方位,所有制改革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所有制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战略方位和时代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我国所有制改革提出新部署、做出新动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时代命题,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强调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意义。从现实来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采取了较为有力的举措,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还存在“混合就是私有化”“混合就是新的公私合营”等理论争议、“混合是否要国有股‘一股独大’”“混合到底是‘谁混谁’”等实际操作难题,影响了这项改革的深入推进。因此,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深入辨析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脉络,从中找出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逻辑主线,进而通过回溯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以此为基础,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前提下,从宏观、微观层面探讨如何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提出总体性思考和针对性举措,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实践、对策三个方面深入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问题。首先,从一般理论层面入手,对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方面的研究文献作了综述,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要探讨混合所有制理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入手。基于这一思路,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并将其与西方产权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异同,希望能够对混合所有制理论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接着,从实践层面出发,讨论了建国以来所有制理论发展和实践情况,总结了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规律和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就是混合所有制,这是一种经济发展规律,也是一种生产力发展趋势。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混合所有制理论及混合所有制在我国实践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再次,从对策层面入手,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和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坚持原则、构造环境、改革重点,然后从宏观层面转入微观层面,具体深入分析了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采取的对策和选择的路径。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讨论的逻辑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从整体上阐释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轨迹、演化趋势和内在规律,对从建国初期开始,一直到党的十九大,把“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在所有制变革方面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二是研究分析的结构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在阐释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具体领域中,构建了一个涵盖“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分析视阈,在差异化问题导向下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发展中所需的条件保障和应坚持的科学路径;三是研究结论的实践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全盘私有化”和“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新的公私合营”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得出了混合所有制只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结论,以此为前提,从不同层面讨论了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对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所有制的混合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重大课题。本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学习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有益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和特殊发展阶段,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探索一种新的混合所有制发展路径,才能积极拓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坚持理论自信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要深刻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复杂性,既要发挥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动性、引领性,也要发挥民营经济倒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参与性;既要注重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发展预期,也要注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共识。

徐淑云^[6]（2019）在《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卫兴华是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卫兴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60多年来,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观点。卫兴华还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卫兴华经济思想包含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本文以卫兴华经济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卫兴华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多角度阐释卫兴华的经济思想,在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概况和评析,并总结了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点,提出卫兴华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第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创新与发展,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创新独到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第三,卫兴华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卫兴华教授始终强调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的研究学风,力守“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四严”治学格言,为后来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

王磊^[7]（2019）在《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民营经济近年来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党的十九大就鼓励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论述,为民营经济指明发展方向,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前,如何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在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尚不规范,研究内容也不够深入和具体,相关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本文通过系统的文献研究从而寻找理论依据并阐述了民营经济及高质量发展的定义、性质及内涵,剖析了民营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与宏观制度变迁历程相互之间的辨证关系,指出了宏观经济制度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探讨了制度障碍和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当前,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整体不高、整体创新力和竞争力不强、市场竞争环境不够公平安全等五大困境。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上还存在现代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等障碍,在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上还存在意识形态、社会认知偏见、企业家精神等障碍。本文结合案例民营企业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和现实实践,借鉴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了从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和公平市场竞争制度、财税金融制度等方面进行正式制度创新,以及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消除社会认知歧视与偏见、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等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创新建议,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张超^[8]（2018）在《中国农村人口减贫经验研究 ——基于产权管制放松视角的解释》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的减贫成就无疑是史无前例的,被世界银行称之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也应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经验”。然而,截至目前为止,总结中国农村减贫经验并上升为一般理论的学术研究却极其缺乏。“中国减贫奇迹”何以发生,一般性的经验是什么,成为全球减贫事业的历史之问。本文从产权管制放松的视角,结合制度经济学与产权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构建一个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来对中国农村减贫经验作出解释。首先是基于产权理论,构建“资源—产权—贫困”的一般性理论框架;进而从资源产权制度变迁、产权管制与管制放松的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农村人口的大规模减贫经验进行深入分析及计量实证;然后通过中印两国农村资源产权制度的比较,研究不同资源产权制度的具体减贫效应,提炼中国制度优势;再总结减贫的一般性理论经验,从资源产权与精准扶贫的视角提出中国农村人口进一步减贫的建议与对策。本文的基本结论是:（1）资源是人们获得收入的源泉,而这个源泉并不决定于拥有的实物,而取决于依附在资源上面的权利,权利的价值决定了这个资源的价值。个体陷入绝对贫困实际上是其所拥有的资源权利价值不足导致获取收入不够,而资源权利价值不足则源于分配不均以及产权管制。一方面,越是被分配到数量少、质量差资源（包括拥有的土地等物质资源太少或质量太差,以及缺知识、技术、健康等人力资源匮乏）的个体,其所享有的权利价值就越低,能从资源中获得的收入也越低。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对人们赖以生存的某些重要资源实施产权管制,减少了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权利,容易导致普遍性贫困,并且它会引起贫困的恶性循环:产权管制——供给减少——收入降低——需求减少——供给再减少——收入再降低。（2）农民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而中国农村“减贫奇迹”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对这两项资源所形成的产权管制放松及其后续带来的激励和扩散效应。在土地资源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及农产品统购统销制退出历史舞台,使得土地产权由受严重管制到大幅放松,这不仅增加了农民资源权利,为其积极利用土地提供了内在化激励,而且农业收入增加所带来的消费需求又推动了乡镇商贸经济蓬勃发展,为更多农民带来商机和提供就业机会。在人力资源方面,城乡分割二元制度的逐步破除及对私营经济的全面管制放松,使得农民重新获得了自由迁移择业权、经商权、非农收入权等人力资源产权的重要内容,大规模农村人口因此流入城镇就业,出现了大量农民企业家及引发了外出打工的“民工潮”,并进而带来快速的人口城镇化,拉动城镇房地产业、零售业等一系列相关产业迅猛发展,为更多农民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在此基础上,中国农村制度改革形成了减贫的良性循环:产权管制放松——内在化激励——供给增加——收入提高——需求增加——供给再增加——收入再提高。（3）中印两国在农村土地和人力资源产权制度上存在重大差异,印度是实行民主与私有制的国家,但实际上腐败与管制是其产权制度的两个显着特征,其农村资源产权一直受到严重管制,土改法及复杂的土地审批制度造就了大量失地农民并形成对原有土地产权的诸多限制,严重的女性歧视、严苛的劳动法规、无处不在的行政管制则限制了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恰恰相反,中国虽然是国有、集体所有占主体的制度,但主要资源产权却是已经明确界定,得到了较好保护。由于真正的市场经济并不以私有制为前提,而是以严格的产权界定和保护为前提,这种差异使得中国比印度能够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让农村各种资源带来最大的减贫效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印度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大力对严苛复杂的劳动法规进行改革、清除造成管制的繁琐商业法规、反对女性歧视,这事实上导致人力资源产权管制放松,并带来了良好减贫效果。（4）精准扶贫的关键就在于实现资源权利的精准。一方面,农民的收入来源于资源,精准识别贫困,关键是精准识别个体农户所拥有的主要资源以及这些资源的权利价值（也即市场价格）,由此获得个体农户的客观收入;另一方面,精准帮扶脱贫,关键是要增加贫困者的资源权利价值,由此实现收入提升,而改善资源权利分配与放松资源产权管制是其中两个重要途径,当前中国农村的精准帮扶应主要从放松农民人力资源产权管制、提升农地资源权利价值、调整资源权利再分配制度等方面着手。

王利国^[9]（2018）在《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乏力,就业问题严峻,人才流失严重,而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老工业基地的产业转型、振兴东北战略部署的实施,都离不开人才支撑。面对此困境,东北地区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人才,但在加强人才引进工作的同时,更应该立足东北,重视本地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减少东北地区人才的流失,确保东北振兴具有充足的人才保障。这些都对东北地区的就业环境、就业政策、就业措施等提出新的要求。而相关数据表明,作为人力资源中的高素质劳动力部分,东北地区的大学生近年来出现就业难、流失多的现象。因此,研究、解决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是为促进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而进行人力资源储备的重要前提。在研究中,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就业理论为基础,西方经济学有关就业理论中的有益部分为借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业思想为具体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方法和观点为基础,吸收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将与大学生就业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就业理论,古典经济学派就业理论、凯恩斯的就业理论等西方就业理论,以及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就业思想进行系统梳理,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法和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种研究方法进行具体研究。本文以中国大学生就业制度的历史演变为基础,回顾了不同阶段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的特征,认为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要适应时代的趋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结合区域特点,利用市场机制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在对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现实进一步分析后,通过对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大学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研究,结合对东北地区11所高校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现状问卷调查,认为目前东北地区大学生的就业现状不容乐观:主要存在就业率下滑、毕业外流加重、高校专业结构调整不及时、用人单位存在对大学生的就业歧视、大学生就业过于追求经济利益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可能有区域经济增长疲软带来的就业市场萎缩、制度支持和创新不足导致的就业创业环境差、高等教育不适应产业转型对人才的需求、大学生就业偏好造成就业期望过高、就业市场存在对大学生的过度消费等经济学原因。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本文通过建立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分析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状况、私营企业状况、就业工资状况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认为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培育东北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都能够明显促进大学生就业,但产业结构转型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此外适度地提升本地就业人员的基本工资水平,有利于吸引大学生在东北地区就业。针对东北地区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借鉴日本、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促进大学生就业的经验,认为在促进东北地区的大学生就业的政策选择上,应结合东北地区自身区域特点,参考美国的就业政策调整策略和反应速度,在细节上学习与我国东北地区文化和经济发展阶段更契合的日本政府的相关做法,同时借鉴英国政府的国家实习和职业培训政策等。通过以上分析、实证和借鉴,本文得出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对策:不能孤立地从某一个方面采取措施,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高校、用人单位和大学生这五个主体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建立起具有区域特色内涵的“五位一体”的大学生就业促进体系:政府应积极履行其在大学生就业中的各种职责、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完善具有区域特色的保障和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法律法规、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建立政策制定主体协同机制、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工作来促进大学生就业;社会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大学生就业舆论环境、大力发展对大学生的社会职业培训、提升大学生就业的中介服务质量、搭建大学生就业信息交流平台来服务大学生就业;高校可推进教育教学体系改革、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强化就业指导与服务来助推大学生就业;用人单位需树立科学的用人观、加强与高校合作、建立公平的大学生选聘机制、营造良好的单位用人环境来吸引大学生就业;大学生自身应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努力培养正确的就业观念、切实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注重强化求职技巧来应对就业。

范氏周红（PHAM THI CHAU HONG）^[10]（2017）在《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和越南都开启了改革之路。在理论上,两国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实践上,两国都坚持以市场化为手段,坚持走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经过艰辛的探索,中、越两国分别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越也面临着许多相同或类似的问题,如政府转型、反腐败、减少失业、调整经济结构、防止经济泡沫、控制贫富差距。中越两国领导人深切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决心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进行深化改革,使广大人民真正分享改革发展的成就。本文拟在探索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尝试对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进行比较,揭示其异同,进而在相互借鉴中得到启示。本文一共有七章:第一章阐明了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主旨、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说明研究方法、逻辑框架,并对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等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和厘清。第二章论述和追溯中越两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和时代背景,为两国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运行寻求理论和现实出发点。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梳理了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内容及其成效,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历程、内容及其成效。第五章和第六章重点对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进行比较,找寻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之异同,进而从中得出启示,互为借鉴与吸收。第七章分析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存在的问题、未来走向及启示。越南实行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发,正是在学习、消化、吸收中国发展经济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了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经济发展之路。对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不仅能为促进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借鉴,而且也可以促进中越两国的友谊发展。

二、试论我国私营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与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我国私营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3）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制度化政治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农村人口减贫经验研究 ——基于产权管制放松视角的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9）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我国私营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与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2]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3]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D]. 孙贵林. 湘潭大学, 2020(12)
• [4]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制度化政治参与研究[D]. 马亭如.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D]. 彭巨水.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D]. 徐淑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7]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D]. 王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9(09)
• [8]中国农村人口减贫经验研究 ——基于产权管制放松视角的解释[D]. 张超. 华南农业大学, 2018(08)
• [9]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D]. 王利国. 吉林大学, 2018(07)
• [10]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比较研究[D]. 范氏周红（PHAM THI CHAU HONG）.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