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汉语文字现代化运动

一、百年来汉语言文字的现代化运动（论文文献综述）

崔晓琰^[1]（2021）在《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韩江雪^[2]（2021）在《文言文的育人价值及其落实 ——以统编版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文言文选文为例》文中认为自2017年9月起,统编版语文教科书开始在全国中小学投入使用,该版本教科书清晰地把握了语文学科所特有的在潜移默化中陶染人格、形塑灵魂的特征,试图将国家与民族的育人要求熔铸于课程内容之中,使学生在培养语文能力的同时也收获健康的情感体验与价值观引导,在德、智、美三个层面全面提高语文综合素养。其具体体现之一是,统编版语文教科书大幅增加了文言文阅读量,传达了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态度。然而,我们通过对实际教学情况的考察发现,文言文教学中依然存在着学生失落和文本失落的双重问题,导致文言文的育人价值无从实现,即学生没有从这一饱含传统文化精神的课程中获取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美感升华的滋养。因此,对文言文的育人价值进行细致考察成为必须,这不仅有利于改进当前和未来的文言文教学实践,还能促进对语文教科书“定篇”类选文的研究,以及丰富文言文的研究视角和路径。该研究选取统编版本的初中段语文教科书中的全部文言文选文作为研究对象,采取访谈与问卷调查、文献研究和课例研究法展开研究。研究共分为两部分,从教科书文选层面进行统编版初中语文文言文育人价值研究是第一步。其目的是审视与考察当前教科书编写的实际情况,这通过思考不同文选对学生学科素养培育的各方面价值和应然的文言文选文体系建构,继而对实然的文言文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文章编选的商榷意见,从而完善教科书编写和使用实践来实现。具体研究路径是,笔者首先借鉴文学、语言学、美学、伦理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知识资源和教科书编写的基本情况来创建教科书文选育人价值分析结构的“理想类型”,继而对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的选文实际进行量化与质性分析,考察选文在知识、思维、审美和文化方维的价值水平,衡量现实情况与理想层面的差距,提出一些自己的商榷意见。从教学层面进行统编版初中语文文言文育人价值研究是第二步。通过对统编版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文言文选进行育人价值分析,我们已经充分认识了文言文本在知识积累、思维训练、审美陶冶与文化传承方面应发挥的育人价值,并且提出了完善教科书选文的一些商榷意见。这些选文育人价值继而面临着一个如何落实的问题,也即在实际教学中的转换形态与要求的问题,这需要对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提出具体要求。文言文的教学属于阅读教学范畴,阅读教学的关键是寻求“理解”,不仅是对于文本的理解,更要在此基础上走向对自我的理解。因此,对文言文育人价值的转化要求应该落实为一种对理解水平的规定,教师、学生和师生双方都应该形成特定的理解状态。在对理想层面的育人价值转化形态进行明确之后,需要对当前一线教学情况进行考察,了解真实课堂中所发生的文言文教与学的现状,并对此现状进行分析,总经有效经验,更多的是诊断问题,借助中西方理论资源提出应对策略。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已有的文言文教学效果与方法令人不甚满意,学习主体的自由受限,人与文化经典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意义裂痕。鉴于此,我们从千百年来中西方阅读、阐释文学经典的丰富经验中寻求到了一些理论启示,从征实原旨和自由开拓两种价值取向中切入对文言选文的教学思考。就选文的主导教学价值而言,选文可以被分为知识之文、思维之文、审美之文和文化之文。知识之文的教学要旨在于使学生合理积累一定数量的古汉语字音、字形、字义、语法、修辞、文学等知识,但学生对这些知识的学习不是机械的、单向度的,而是通过掌握古代训诂的基本方法和文学涵泳的巧妙艺术,通过训诂与涵泳的循环进行的。思维之文的教学要旨在于引领学生通过形象、逻辑、辩证等积极思维来理解文言文微言背后的大义,填补文本的空白结构,并对传统价值进行批判与颠覆,促进传统价值的更新与自身思维能力的提升。审美之文教学要旨在于充分给予学生审美体验的自由,通过调动期待视野、引发认知冲突最终推动学生与作者的审美视域融合。文化之文的教学要旨在于尊重文本的民族历史性,重点把握文章历史语境,尊重古今时间间距,辨明历史文本的当代文化价值。当然,作为汉语言经典作品的文言文选文价值难以束于一隅,往往需要多角度价值钩沉,因而需要教师在教学时灵活选择、调整、改良策略与方法,将前述阅读教学思路进行圆览会通。文言文教育实质上是一种经典教育,在全球化挑战日益激烈的今天,经典教育是任重而道远的。文言文的育人价值探索关系到国民精神塑造和个体的自我理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包括教育研究者、教科书编写者、学校教师在内的教育人士,乃至整个国家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配合,不断地在民族经典与学生建构价值关联,致力于使其作用于实现人的发展与自由。

夏之芳^[3]（2021）在《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学历史、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文中指出乌兹别克斯坦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国家之一,自古便与中国有密切往来。2013年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愈发密切。随着中乌关系的友好发展,汉语在中乌交往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需要大量汉语人才。近几十年来,汉语教学在乌兹别克斯坦发展迅速,不仅开设了孔子学院、培训中心等专业汉语机构,同时,汉语教学也进入了国家教育体系,大学本科教育、中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均有汉语课程的开设。在取得以上成果的同时,当前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学发展出现了滞缓现象,近年来教学方式及相关政策萧规曹随,并未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的需求而改变。因此,寻找乌兹别克斯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打破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势在必行。本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几章:第一章论述了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学的历史渊源、现状意义及研究方法。本文采取文献查阅法、问卷调查法、日记法、数据分析法等对该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其中问卷调查法和日记法是对乌兹别克斯坦汉语学习者及汉语课堂情况的真实调查。第二章对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地区汉语教学情况以及汉语教学渊源进行分析。在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学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公立的教学单位以外,孔子学院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共有两所孔子学院,他们分别是塔什干孔子学院和撒马尔罕孔子学院,这两所孔子学院对汉语教学的推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第三章对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学情况的问卷调研。该部分以几所高校汉语系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分别从学习汉语的动机、学习汉语的目的、学习汉语的态度、对教学、教师、教材的看法等方面入手,分析学习者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的真实感受。以期为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学的发展提供较为真实客观的建议。第四章从教学过程和教师的发展等方面入手,对乌兹别克斯坦当前汉语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描述。本章指出来目前在教材、课程设置、教师队伍建设及课堂教学过程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第五章和第六章则是针对当前各汉语教学机构的教材使用情况进行调研和分析。目前各教学单位所使用的汉语教材有的是通用化教材,有的是本土国别化的教材。对各单位汉语教材使用情况进行了解和描述,有助于系统的对比分析各类教材,也为未来的教材选择提供一个横向参考。同时,本文建议未来汉语教学发展的过程中可有针对性地开发本土化教材。本文通过回顾并总结乌兹别克斯坦对外文化历史发展沿革,简要梳理主要历史时期的汉语发展过程。苏联时期塔什干国立大学就成立了汉语专业,1991年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汉语教学在当地快速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本文通过调研的方式收集有关乌兹别克斯坦教学的各方面数据。结合现实情况从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育与教学相关制度与政策、教育教师提升与培训制度、汉语教材、汉语课程等方面,对汉语教师与汉语专业大学生做问卷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客观、系统化的分析整理,找出汉语教学在乌兹别克斯坦发展的“瓶颈”根源所在。同时,指出乌兹别克斯坦学校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对汉语教学在乌兹别克斯坦未来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提高汉语教学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适用性、功能性、受欢迎程度。

沈思芹^[4]（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提出《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张然^[5]（2020）在《“珞珈龙学”研究》文中指出《文心雕龙》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显学,自黄侃先生拉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序幕,一代代学者砥砺前行。现如今,《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这项研究已经成果斐然、蔚为大观。武汉大学位于中国的中部,其前身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武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的百年老校之一。《文心雕龙》与武汉大学的缘分,也已有百年历程。1914至1919年,黄侃先生于北京大学传授《文心雕龙》。1919年离开北大后,他将有关《文心雕龙》的课程带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珞珈龙学由此开启。时至今日,已逾百年。黄侃、朱东润、刘永济、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李建中等多位先生的薪火相传,力保珞咖龙学历经风雨,仍龙脉不断。梳理珞珈龙学的百年历程,可分成三个阶段:阶段一,珞珈龙学初创期（20世纪初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黄侃、朱东润、刘永济三位先生。黄先生是导夫先路之人,在学术研究和三尺讲坛上,均点燃了珞珈龙学的星星之火。朱先生接棒,以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贡献了精彩的“刘勰”一章,进一步强化了对义理阐释的重视。刘先生则是筑其重镇式的学者,《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成为“龙学”经典,由此奠定了珞珈龙学重义理阐释、重宏观研究的学派特质。这三位先生皆注重理论阐释,尤其关注刘勰的创作论思想,此研究倾向对路珈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的俊贤们基本都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深化、拓展。同时,对理论阐释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学者们借古鉴今的良苦用心,注重现实的研究品格开始逐渐显现。简言之,初创期的珞珈龙学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开始重视对义理的阐释,并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做研究。阶段二,珞珈龙学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五位先生。刘绶松先生的学术蓬勃期遇上了政治运动的蓬勃期,他的“龙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时时处处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理论。虽然这种研究视角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心雕龙》审美思想的探讨,但却成为珞珈龙学现实品格的一种独特的表现。珞珈龙脉传至刘纲纪先生,刘先生凭借极高的理论水平,使珞珈龙学又上了一个高度。他以极强的逻辑性建构了刘勰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将刘勰及《文心雕龙》定位为哲学家与哲学典籍,这一观点仍时常被后学征引。同时,其专着《刘勰》是较早在台出版的来自大陆的学术专着,是珞珈龙学扩大对外影响的一个范例。吴林伯先生则是珞珈龙学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大家,虽着作等身,但所获声名并不相称,这与其专着《<文心雕龙)义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出版时间较晚有关,但吴先生真正做到了校注释义全面发展,又因国学基本功扎实,其“龙学”着述功力深厚,是“龙学”界亟待挖掘的一座宝藏。吴先生还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此文的作者是易中天先生,他同刘纲纪先生一样也研究了《文心雕龙》的美学问题。这篇讨论《文心雕龙》美学问题的论文,历经多次修改后,出版了同名专着《<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首部研究《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专着。发展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罗立乾先生,他同吴先生一样,在校注释义方面均有建树。他对刘永济先生及《文心雕龙校释》素有研究,其《新译文心雕龙》明显有《校释》的影子。罗先生还注重探讨《文心雕龙》的当下之用,在珞珈龙学现实品格方面,极具代表性。发展期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沿着初创期先贤们奠定的重义理、重宏观的研究方向,继承并光大了珞珈龙学的这种学统。无论是刘绶松先生被誉为“《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奠基石”①的《<文心雕龙)初探》,还是刘纲纪、易中天两位先生在建构刘勰美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的努力,抑或是吴林伯先生对刘勰文学思想与其它典籍理论之间关系的厘清,以及罗立乾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精义当下之用的多番探讨,这些都彰显了珞珈学人对初创期先贤们理论品格的自觉追求,以及对刘勰文学思想古为今用的现实性考虑。概言之,发展期的珞珈龙学承接了初创期的研究方向与学术品格,在政治运动纷杂的历史时期没有放弃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并想方设法从各种角度为刘勰及《文心雕龙》赋予“新生”,这也使得现实的品格一直流淌在珞珈龙学的血脉中,并成为其一大亮点。改革开放后,珞珈龙学的发展日益蓬勃。研究领域及方向日渐多元,理论着述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这些都使珞珈龙学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现今珞珈龙学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忽视的“龙学”学派。阶段三,珞珈龙学拓新期（2001至2019年）,这一时期的珞珈龙学成果不断,学人辈出,李建中先生是此期代表。他在《文心雕龙》文本的译注,理论的阐释与解读,刘勰的人格精神,“龙学”的学术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皆有涉猎。依靠以中西比较和古今对话的学术思路,他为新世纪的珞珈龙学不仅贡献了《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导读》《龙学档案》等重要成果,还凭借“青春版《文心雕龙》”成功地完成了《文心雕龙》课程的教改。拓新期的其他珞珈学人同样在注重理论研究,强调现实针对性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对《文心雕龙》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命题的探讨仍旧是主要的研究选题。尤其是珞珈讲坛上的老师善于把《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与学科的学术动向相结合,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珞珈龙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有序。尤其是2011年成功承办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年会后,珞珈龙学更是维持每年都有相关“龙学”着述发表的势头,而这也体现了珞珈龙学积极的人才培养工作和合理的人员梯队建设。总体而言,新时期珞珈龙学的着述质量及学界认可度均较高,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及多视角的特点,并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辈学人及整个学派的研究成果。不过,发展至百年的该学派仍然没有出现可以比肩《文心雕龙校释》的经典之作,缺乏可以扛鼎的“龙学”专着。这是种遗憾,但更是对珞珈龙学的鞭策与期待。总之,珞珈龙学以20世纪初黄侃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坛上传授《文心雕龙》为发端,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将讲义集结成书,作为其学统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代表学人及作品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刘纲纪先生的《刘勰》、吴林伯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易中天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罗立乾先生的《新译文心雕龙》以及李建中先生的《文心雕龙讲演录》等。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对《文心雕龙》做整体性的研究,善于从义理阐释的角度去剖析刘勰的文学思想,突出学术研究的现实品格并着力与教学相结合。

马磊^[6]（2020）在《中国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修辞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运用恰当的言语形式来表达思想内容的活动。修辞素养是影响言语交际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基础教育阶段,修辞教学是培育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是语文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修辞教学面临严重困境,课程标准对修辞教学要求的“局限性”、教科书中修辞教学内容编排的“随机性”、教学实施中修辞教学安排的“偶然性”、学业评价中修辞素养评价的“片面性”,以及语文教师修辞素养和修辞教学素养的匮缺,反映出修辞教学的多重危机。修辞教学的现实困境与修辞教学的重要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从培育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现实需要出发,有必要对中国现代修辞教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以得到历史的启示,改进修辞教学的内容和策略,推进修辞教学现代化。通过搜集、整理、考证中国现代修辞教学的史料,诸如修辞研究的论着论文、修辞学史的论着论文、基础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文件、有代表性的语文教科书和辅助性教材、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的相关着述等,梳理修辞教学思想和实践演变的历史事实,兼顾语文教育的历史演进和修辞研究的历史演进,并结合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可将中国现代修辞教学的发展史划分五个阶段,即:萌发期（1904-1929年）,现代修辞教学随着现代修辞学的草创和现代语文课程的独立开始萌发;勃兴期（1929-1949年）,现代修辞教学随着现代修辞学科的初步建立和语文课程的稳步发展而勃兴;成熟期（1949-1977年）,现代修辞教学随着现代汉语修辞学的正式建立和语文课程的命名而趋于成熟;繁荣期（1977-1997年）,现代修辞教学随着修辞学研究的兴盛和语文课程的科学化热潮而走向繁荣;重生期（1997-2020年）,现代修辞教学随着修辞学研究的跨学科拓展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知识观的变革,开启新生。中国现代修辞教学的成绩是一代又一代修辞学者和语文教育工作者共同奋斗的结果,而这条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历了不少曲折坎坷。在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里,修辞教学探索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分别完成了不同的历史使命:在萌发期,语文课程的独立设置为修辞教学提供了课程基础;在勃兴期,修辞学科的初步建立为修辞教学提供了学科基础;在成熟期,双基教学的讨论明确了修辞教学的基本方法;在繁荣期,能力本位的确立理清了修辞教学的价值追求;在重生期,语境观念的凸显强化了修辞教学的情境性。现代以来,特定的社会环境为开展修辞教学提供了外部条件,修辞学科的独立和发展为修辞教学提供了学科基础,语文课程的独立和发展为修辞教学提供了课程基础,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的主要动因。修辞教学内容的现代化和修辞教学策略的现代化均有了历史性突破,但推进修辞教学现代化,仍任重道远。现代以来的修辞教学内容在学科来源、呈现方式、价值追求上有了重要发展,但修辞教学内容系统建构仍不充分。现代修辞教学内容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第一,在学科来源上,吸收了现代修辞研究的成果并随着修辞研究的发展而更新,但并不总是即时和全面地将修辞的学科内容转化为语文的课程内容。第二,在呈现方式上,课程文件和教科书中既有显性的修辞知识内容,也有寓于言语作品积累和言语实践活动中的隐性教学内容;显性的修辞知识,既有系统化的呈现方式,也有零散的呈现方式。第三,在价值追求上,不仅重视修辞静态知识的传授,更重视修辞知识在具体的言语情境中的动态运用,在表述上经历了“技能”“能力”“素养”的演进。推进修辞教学内容现代化,就要综合吸收现代各种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汲取历史上修辞教学内容系统建设的经验,并积极引入修辞学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引入关于修辞动态过程研究的成果,积极重建修辞教学内容系统。语言研究越来越注重语言之外因素的制约作用,对于语境的分析不断深化,因此应把修辞的基本原则作为修辞教学的基础内容;结构主义语言学尽管受到了挑战,但仍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因此仍应把不同语言层级的具体修辞手段作为修辞教学的主体内容;语言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语言学习要关注言语活动承载的文化因素,因此应把修辞的情感态度作为修辞教学的高层内容。修辞教学内容系统的建设还要划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的教学层次,设计三个阶段的修辞学业质量标准,为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现代修辞教学策略在情境性、实践性、程序性三方面作了积极追求,但教学策略的探讨仍不充分。现代修辞教学策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是情境性,历来强调修辞要适应语言环境的基本要求,这一思想随着修辞研究的发展和语文教育的发展而不断演进。二是实践性,历来重视语文课程的实践品质,将修辞教学置于言语实践的过程中,主要在听说读写的活动中开展修辞教学。三是程序性,历来重视循序渐进的教学思想,对教学的程序系统作过积极的探索,但教学程序系统没有较为稳定地得以传承和发展。推进修辞教学策略现代化,就要科学认识修辞学习的路径。依据“习得”与“学得”的语言学习理论,结合基础教育阶段母语学习的现实基础,可以对“习得”和“学得”作进一步的划分,形成“自然习得”“引导习得”“情境学得”“系统学得”四个层次。在语文课程中,修辞学习存在着自然习得、引导习得、情境学得、系统学得四个路径,四个路径的理性程度递进提高。对具体修辞教学方法的探讨,应该在上述修辞学习四个路径的框架下进行,才能使教学方法的探讨走出经验主义的范式,建构教学方法的科学系统。推进修辞教学现代化,应该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指引,基于上述对现代修辞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的认识,在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语文教科书的编写、语文课堂教学的实践、语文学业评价的开展诸方面,作出相应变革。推进修辞教学现代化,要大力培育语文教师的修辞素养和修辞教学素养。一方面,要改进语文教师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更新充实修辞学相关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培育语文教师的修辞理论素养和修辞实践素养;另一方面,要变革语文教师教育的课程实施方式,通过“答辩式说课”“追问式评课”等途径,提升修辞教学的实践反思能力,培育语文教师的修辞教学素养。要努力培养面向未来修辞教学需要的、能继续推进修辞教学现代化的语文教师。对中国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的专门研究才刚刚起步。在后续的研究中,要将修辞学与教育学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争取建立起较成熟的汉语修辞教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修辞教学现代化。

陈雪儿^[7]（2020）在《少数民族成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的教育对策研究 ——以“三州”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为例》文中提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中华民族的族际共同语,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凝结不同民族的根本性力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一直是我国语言文字政策的主导精神,面向新时期脱贫攻坚和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尤其显得重要。教育部等部门曾多次发文强调推广这一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外部条件、设施等支持不足,学习者主体内在动力激发不够,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一直存在诸多困难。而与此同时,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普通话,已经成为共识。本研究基于社会学和教育学视角及相关理论工具,通过文献法、访谈法、个案法和问卷调查,把握当前“三州”（怒江州A县和凉山州B县）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实施的现状及这一群体的能力现状,归纳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未来“三州”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的教育对策。本研究主要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研究背景、目的意义、研究内容和重难点、研究现状、核心概念和研究设计的简要介绍。第二部分是对我国百年来面向成人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历史的大致考察。通过对汉语言文字教育的历史发展梳理,从中窥见汉语言文字在我国历史上长期作为中华民族交流沟通共同语的社会地位,并凝练了成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历史经验。第三部分是关于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国家通用语教育的理论探讨。该部分从增权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以及克拉申的监控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基本属性。第四部分是关于“三州”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现状考察及对存在问题的总结归纳。该部分使用问卷法、访谈法等调查研究方法,揭示了当前这一教育从顶层设计、中观组织到微观落实的问题。第五部分是基于实践理论对影响“三州”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的因素分析,归纳概括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场域外部、场域本身及内部行动者三个方面的原因。第六部分是结合增权理论、监控理论和本论文的研究发现,提出提升“三州”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教育对策。

李铁绳^[8]（2019）在《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础教育的质量提升与保障依赖于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教师教育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活水源头。专业化是教师职业的基础,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根本旨归。教师专业化必然要求教师教育专业化。教师教育专业化是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论题。然而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不健全,导致教师教育转型脱离实际,进而导致基础教育需求侧与教师教育供给侧出现结构性矛盾——基础教育需求侧是教师队伍结构性短缺,教师教育供给侧则是教师培养供过于求,从而影响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及教育现代化进程。国内关于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研究主要偏重微观分析,系统化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研究者确定了教师教育专业化这一时代论题。根据掌握的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将研究的核心问题确定为“教师教育专业化如何演进”,并聚焦于四个主要问题: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探析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走向,本研究遵循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采用历史文献法、比较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变及其逻辑按照一条主线与三条辅线展开研究,一条主线是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进程,系统分析了我国师范教育初创、师范教育曲折发展、师范教育重建、教师教育转型阶段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演进特征,重点厘清了每个发展阶段横断面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等方面的演进历程,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脉络与特色。三条辅线分别为:一是我国对西方教师教育制度体制的移植、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学习日本——仿照美国——以俄为师——遍采各国,将西方教师教育理念、体制与我国教师教育实际相结合,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师教育体系;二是社会需求对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基础教育师资数量与质量需求、教师专业标准与教师资格制度、教师专业发展等需求对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诉求;三是师范生学费政策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免费——缴费——部分回归公费的变迁。同时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教师教育专业化进行了纵览与横述,以国际经验为镜鉴,启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研究最后聚焦于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分析了历史逻辑的变化,呈现了理论逻辑的特质,展现了实践逻辑的复杂。在实践逻辑方面,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变迁历程,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体制从制度断裂与制度渐变两个维度进行了制度变迁分析,从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两个维度进行了路径演变分析,全方位、立体式展示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演进图景。理论逻辑方面,分析了教师教育的基本规律、教师专业发展规律、师范性与学术性的二重性,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实践逻辑方面,基于教师教育治理的视角,从国家宏观层面、地方中观层面、学校微观层面提出了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实践策略,分析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改革走向。

张志强^[9]（2019）在《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们的思想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思想认识从来不是与生俱来、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理论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引导。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既是一种人的社会意识、观念形态,也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以不同的形态存在着,因而不同的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就参差不齐。分布于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历史上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原因,其内部多数人受到伊斯兰教或藏传佛教的影响,但从历史脉络及现实生活角度来看,两者之间既存在一定联系又具有显着区别。西北少数民族青年生机勃勃、思维活跃,正处在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同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由于成长环境所具有的特殊性,例如较易受到宗教文化因素等多元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引导培养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成功开辟,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也证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之于中国实践的正确指导意义。按照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的宗教观,宗教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作为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生活过程在人们头脑中的曲折反映,归根到底依赖于人类的物质生活过程,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决定。正是这一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比以往任何一种宗教观都更为正确地把握了宗教,从而实现了宗教观历史上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集中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思想之中,也反映在同时代和之后赞同并用以研究宗教问题的人们的思想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这一科学理论结合中国实践的赓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宗教观,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新飞跃,是教育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根本遵循。“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科学世界观宣传教育,引导他们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传播科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习近平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把培养青少年树立科学宗教观作为宗教工作重点之一,作为“主要矛盾”和必须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看待。通过科学理论引领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关涉西北少数民族青年的健康成长成才,关涉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和巩固,关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进程,关涉“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是必须要重视和落实的一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践证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宗教观重在引导。那么,如何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正确认识宗教文化与传统习俗、国家的政策法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之间的关系呢?这是一个不容忽视、必须予以密切关注和及时解答的重要时代命题。概而言之,西北少数民族青年对宗教问题的总体看法与时代进步相契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但也由于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因此,为了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研究如何以科学理论与实践创新相结合引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等问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针对性与学术研究意义。除了导论,本研究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依据的系统阐释,通过探寻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理论进路,深切领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宗教观的科学内涵;第二章回溯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引导实践,总结了引导实践的辉煌成就与有益经验;第三章是对西北少数民族青年宗教观念现状的调查分析;第四章在整理归纳调查数据的基础之上,论证了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基于上述实证调研与学理分析,本文第五章提出了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时代要求与对策建议。本研究全文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为基础,紧密结合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针对西北少数民族青年对宗教等问题的观念现状及特点,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组织座谈、数据分析、文献研究等方式,既有对实践引导成就与经验的总结凝炼,也有对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思想认识现状及引导不足的调研分析,为进一步探索如何引导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从思想认识方面的主要问题、影响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不利因素和引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不足之处等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所面临的考验与挑战,建议通过正确、科学、合理的协同创新与完善,以引导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促进他们健康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刁晏斌^[10]（2019）在《百年书面汉语与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历史、现实与反思——为纪念现代汉语一百周年而作》文中提出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考察百年现代汉语书面语与中国语文现代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其表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反思。在语文现代化运动中及其背景下,现代书面汉语在革命化与通俗化的诉求下,经过初步达成、初步改造与彻底改造3个阶段,最终铸成其口语化的突出特点。上述特点在词汇方面表现为古雅词语少、方俗词语多,显示现代书面汉语偏向俗常、偏离庄典的文体特征。基于以上认识,立足于百年书面汉语与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互相观照,在目标诉求的一元与多元、工具性与经济性,以及白话与文言的关系3个方面进行初步的反思,认为语文现代化运动本身也应与时俱进,其与书面汉语互为参照的研究应当持续进行下去。

二、百年来汉语言文字的现代化运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百年来汉语言文字的现代化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2）文言文的育人价值及其落实 ——以统编版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文言文选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学历史、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珞珈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少数民族成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的教育对策研究 ——以“三州”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百年书面汉语与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历史、现实与反思——为纪念现代汉语一百周年而作（论文提纲范文）

四、百年来汉语言文字的现代化运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发展研究[D]. 崔晓琰. 西藏大学, 2021
• [2]文言文的育人价值及其落实 ——以统编版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文言文选文为例[D]. 韩江雪.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学历史、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D]. 夏之芳.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4]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5]“珞珈龙学”研究[D]. 张然. 山东大学, 2020(11)
• [6]中国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研究[D]. 马磊. 扬州大学, 2020(01)
• [7]少数民族成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的教育对策研究 ——以“三州”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为例[D]. 陈雪儿. 西南大学, 2020(01)
• [8]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D]. 李铁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D]. 张志强. 兰州大学, 2019(08)
• [10]百年书面汉语与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历史、现实与反思——为纪念现代汉语一百周年而作[J]. 刁晏斌.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