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为主，以罚为辅”的儒家政治文化的教学意蕴与现代性

一、儒家“德主刑辅”政治文化的教育学意蕴及其现代性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云鹏^[1]（2018）在《《尚书》“明德慎罚”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尚书》“明德慎罚”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整理、分析《尚书》文本中的“明德慎罚”思想和《尚书》学史中的“明德慎罚”思想,厘定了“明德慎罚”的流变历程及其在不同朝代的存在状态和应用特点。“明德慎罚”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的《多方》《康诰》两篇,《盘庚》《吕刑》《无逸》诸篇章也表达了“明德慎罚”思想。论析《尚书》文本中的“明德慎罚”思想,可以管窥“明德慎罚”的源起及嬗变过程:虞夏是“明德慎罚”思想的肇端时期,殷商是“明德慎罚”思想的嬗变时期,西周是“明德慎罚”思想的确立时期。周秦时期,诸子以《书》学为工具,主动推销各自的学说主张,不仅体现了三代《书》学传统的延续,还体现了非官方的《书》学新变。经过周秦《书》学传统的发展,汉代《书》学的学术性和政治性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丰富的《书》学系统。“明德慎罚”成为了《书》学系统中极具影响力的治政理念,诸多政治家以之作为毕生的追求。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为《书》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书》学的发展。《书》学传统下的“明德慎罚”被应用于政治实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隋唐是《书》学“明德慎罚”思想治政应用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明德慎罚”为政治服务,指导治政实践,有效地提高了统治阶级的治政能力和治政水平。宋代正处于学术转型的时期。宋代学术的转型促进了《书》学的发展。《书》学思想体系下的“明德慎罚”也得到了普泛的认同和尊崇。元代是《书》学“明德慎罚”思想勃兴的时期,无论是元代统治者出于维系统治的目的发展“明德慎罚”的治政理念,还是汉人迫于蒙人的武力威胁,向蒙人灌输“明德慎罚”的思想,都促进了元代“明德慎罚”思想的发展。明代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时代,迫切需要集权的理论以维系统治。《书》学“明德慎罚”满足了明代统治者的治政需求,成为了维护政治统治与中央集权的工具。晚清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发生了学术思想的转变和治政方式的转变。此时,《书》学“明德慎罚”不仅是管制政治的有效策略,也是统摄学术风气的有力武器。因此,《书》学“明德慎罚”思想被广泛地应用于历史中的治政活动中,推动了历史中的政治变革,扩宽了我国古代治政对话的视野和高度。探析《书》学传统中的“明德慎罚”,从中抽象出具有实践价值的治政智慧,是研究《尚书》“明德慎罚”思想的目的,也是发展当代德政建设的重要途径。

王云鹏^[2]（2017）在《《尚书》“明德慎罚”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根据《尚书》"明德慎罚"思想近四十年的研究状态,以十年为期可以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尚书》"明德慎罚"思想研究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式偏于历史考据;20世纪90年代,对《尚书》"明德慎罚"思想的研究方式呈现多学科交互的现象且致力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21世纪前十年是对20世纪90年代所研究的问题的继续深化;近六年是"明德慎罚"思想研究的第二高峰的肇端。文章以文献材料为基础阐发义理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余明远^[3]（2017）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研究》文中指出实现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追求和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即孜孜以求地探索人民幸福之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形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并在独特而壮阔的改革开放中得到创新发展。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大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人民谋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理论。实现“人民幸福”已经明确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当前,关于幸福观问题研究,主要是哲学、伦理学进路,从治国理政和思想政治教育角度进行专题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的成果较少。“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研究”是政治性、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宏大庄严的时代主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取文献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从理论指导、文化基础、基本要义和实现保证四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和深入探讨。分析中国共产党执政目标的人民幸福价值取向,阐释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的创新发展,符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相一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需求,有利于增进人民对党的拥护与支持,坚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自身幸福的信心。论文正文共分六部分,具体内容如下: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的理论指导。马克思幸福观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的建构和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向指引。首先概括了马克思幸福观科学性与价值性、阶级性与人民性辩证统一的总体特征。然后梳理出马克思幸福观核心内涵的逻辑建构,即以人民现实幸福概念为逻辑起点,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因劳动异化而导致的工人阶级生活不幸即幸福异化现象为切入点,以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运动为实现人类幸福的现实途径,以保障绝大多数人获得全面真实的幸福为根本目的。马克思幸福观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科学的幸福观,要通过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相结合的方式,与时俱进地诠释马克思幸福观的现实关怀和当代意义。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的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文化的选择。马克思幸福观和中国传统幸福观的优势互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形成和发展的理论生长点。二者的结合具有必要性、可能性和和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突出的“民本”政治模式和浓厚的“民生福祉”情怀,起到了接引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作用。马克思幸福观只有实现与中国优秀传统幸福观的深度交融,才能真正植根于中国人民,获得丰厚的心理认同基础和持久的内生发展动力,实现由文化认同达成政治认同。马克思幸福观与中国优秀传统幸福观在内在精神与价值诉求上相似相通的契合点,使两种异质文化的理论结合成为可能。中国传统幸福观补充和丰富马克思幸福观的内容,马克思幸福观为中国传统幸福观价值的现代化转变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既要反对以中国传统幸福观取代马克思幸福观指导地位的复古主义,也要反对简单否定中国传统幸福观的历史虚无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主体幸福观。人民主体幸福观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的主体论。中国共产党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内在地决定了全体人民必然是幸福的最高主体和平等主体。人民不仅是幸福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也是受益主体和最终评判主体。党的执政价值取向是一切为了人民幸福、一切以人民对幸福的期盼为目标、一切以实现人民幸福为检验党执政合法性的最高标准。在纵向上概括了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不同历史阶段提出的以人民为主体的幸福观。同时,基于新形势下我国人民组成结构、思想意识和利益诉求的变化,论述如何更好地坚持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的国家领导阶级地位,坚决依靠农民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作用,又要以最大的包容性目标,兼顾新兴阶层和群体的幸福诉求与期待。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发展中心幸福观。以人民为发展中心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的动力论。全体人民是共建幸福社会的力量主体。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贯穿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发展观的主线。从确立人民幸福的根本政治制度,到夯实人民幸福的物质基础,到激活人民幸福的动力源泉,到全面开辟人民幸福新路径,人民幸福的价值取向日益凸显。让发展回归自己的真正的主体,即人民大众;让发展回归自己的应有本位,即人民幸福。党的执政价值理念与社会发展规律、人民幸福诉求愈益统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断被释放,社会主义的本质越来越得到全面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共同幸福观。人民共同幸福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的目的论。人民共同幸福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顺应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期盼,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道义基础和法理基础。在剖析人民共同幸福的目标内涵中,视公平正义为人民共同幸福的首要价值准则,并将其系统外化的表现归纳为经济上的共同富裕、政治上的共同参与、理论和文化上的共识自信,以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共同幸福观所开创的新格局和新境界。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人民幸福的领导核心。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治理幸福社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的主权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其奋斗目标必然而且只能是人民幸福。党的正确领导是实现人民幸福的根本政治保证。以党的执政实践为主线,从纵向概括了党领导人民实现幸福历程中从国家统治阶段、国家管理阶段到国家治理阶段的现代转型。将党在新时期领导人民实现幸福的执政方式归纳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论述了为适应新的执政方式的要求,不仅要继续保持和优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品质,而且要培养一支能够落实党的人民幸福政策的优秀的干部队伍。本论文力图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一是本文围绕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关系,深入论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人民幸福的根本宗旨,特别是系统梳理和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新观念新战略中所蕴含的关于人民幸福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开拓了中国共产党的幸福观研究的理论视野。二是本文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的基本要义归纳为人民主体幸福观、人民发展中心幸福观、人民共同幸福观,分别从人民共有、人民共建、人民共享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取向、社会发展趋势、人民幸福需求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揭示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的发展轨迹、生成逻辑、格局境界,丰富了相关研究的理论内容。三是本文基于以中国优秀传统幸福思想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幸福观研究的思想资源的学术共识,重点论述了马克思幸福观在中国传统优秀幸福思想文化土壤上生成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的历史逻辑和内在理路,深化了相关研究的理论进路。

田九霞^[4]（2017）在《价值整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伴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激烈而尖锐的冲突。如何在新形势下,汇聚和整合多元多样多变价值形成人们广泛认同的价值标准,从而凝聚民众,共建和谐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凝神聚力,就成为了本文进行价值整合研究的动因。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了价值整合的现实意义。研究价值整合,离不开对价值整合的重要性和现实价值的深刻认识和探讨,这是进行研究的理论前提。当今时代价值分化加剧,价值整合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迫切问题、核心价值观引领的重大课题、和谐社会建构的内在要求、党的执政能力的突出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彰显,集中反映了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整体要求。因为价值整合的过程就是维护社会核心价值、凝聚社会共识、化解社会价值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展现。第二部分,探究了价值整合的内涵与本质。研究价值整合,离不开对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价值的研究和对价值整合相关概念的厘定和解析。总体而言,我国学术界对价值的的研究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并且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再到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价值”这一重要理论学术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这些理论学术探讨为本文研究价值整合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学术资源。本研究拟在学术界对“价值”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价值冲突”,逻辑地引出“价值整合”。此部分研究主要包括价值整合的内涵界定研究,价值整合的本质研究,价值整合的特点研究。第三部分,对价值整合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研究价值整合,首先需要对当前社会价值分化的状态进行归类,凝练和概括出那些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结构平衡造成冲击和破坏的对偶价值。价值整合实质上也就是对这些有影响力的价值关系进行协调和平衡,来维护社会整体价值结构的稳定。这部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何看待“普世价值”和核心价值的冲突、主导价值和多元价值的冲突、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的冲突、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冲突、虚拟价值和现实价值的冲突,并在理性的基调上来整合其间的冲突,给人们提供形成价值共识的可能空间和准备。第四部分,分析了价值整合的客观规律。研究价值整合,最为根本的是要把握价值整合的客观规律,并以其为指导,来开展价值整合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加速转型本身就与全球化进程相互交织,共同解构了价值结构上的同质化,使我国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迁。再加上当今信息化的迅猛发展给社会生活实践带来的重大改观,无疑又加快了社会价值变迁的速度并促成新的价值形态产生。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相生相长、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与主体多元化的既定事实、多种所有制形态与市场作用的经济机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以及文化全球化的开放与碰撞,等等,这些使得中国的社会价值在方向上出现了主导与主流的裂变、在价值期望上呈现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在变迁程度上出现急遽与平缓的交织、在价值实践上出现行为与观念的脱节等等。基于此种情况,在进行价值整合时,就需要利益主导规律、价值共生规律、交互作用规律、多样统一规律来进行指导。第五部分,构建了价值整合有效实现的路径。研究价值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成功实现价值整合,使全社会的精神得到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有所可依。而这就需要开拓具体且富有成效的整合路径。处于变迁转型期的社会价值,一方面在局部被解构的同时,另一方面却迫切需要新价值的出现和成功被建构。这一解构和建构的过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客观过程。这就需要以主导性引导多样性、整体性融合个体性、先进性提升广泛性、现代性转化传统性的价值整合思路为指导,通过信息沟通、文化交流、观念转变、行为协调、利益调整和制度创新来实现有机整合。从而使相互处于对立状态的价值之间的张力关系得到缓解,相对平衡的支点得以找到。根据上述的研究思路,可以把价值整合研究大体上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部分。其中基础研究涵盖三个论题:价值整合的现实意义研究、价值整合的内涵和本质研究、价值整合的主要内容研究。应用研究涵盖两个论题:价值整合的客观规律研究、价值整合的有效实施研究。基础研究是前提和准备,是应用研究的理论依据。而应用研究则是基础研究的现实转换和检验依据,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刘峰^[5]（2015）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复兴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和现代化道路及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对社会矛盾和时代挑战进行积极回应的产物。早在20年代后期,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已把目光投向农村,自觉地进行建设农村和复兴农村的活动,进入3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破产和民族危机加剧,农村复兴思潮日益凸显而成为主流思潮。倡导和参与农村复兴的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体制内改良,复兴农业,促兴工业,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本文试图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下,以现代化为主线,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方法,全面考察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条件,系统梳理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脉络,总体述评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具体剖析具有代表性知识分子的农村复兴思想,详细解读着名媒体复兴农村的观点,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知识分子复兴农村的论争进行评述,总结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和历史作用,揭示这一思潮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鸦片战争后,我国农村开始走向衰落。尤其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自然灾害的频仍,中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农村经济破产,政治纷乱,社会失序,乡村教育衰落,30年代民族危机加剧,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危机的程度。面对民族危机和农村危机,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有人从中国传统农本文化中寻找复兴农村的资源,提出“以农立国”的主张;有人对中国乡约进行研究整理,汲取乡约中的合理成分,通过补充和改造乡约,从传统乡约中寻找建设农村的合理因素;有人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奉为建设农村的指导思想;还有人借鉴西方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对乡村教育进行改造。可以说,农村复兴理论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了近代西方文化,是多种文化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清末以来地方自治的推行,引起20年代后期村治思潮的兴起,乡村教育危机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改造的思考并出现乡村教育思潮,这一时期是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期。30年代前中期,农村经济破产,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成为潮流,农村复兴思潮向前发展,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民族复兴思潮兴起,进一步推动农村复兴思潮走向高涨,此为农村复兴思潮的第二个时期即发展高涨期。第三个时期为转型衰落期,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主要任务,乡村建设向农村联合阵线转型,农村复兴运动向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农村复兴思潮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思潮代替。复兴农村的团体机关众多,农村复兴运动也有多种叫法,或叫村治运动,或叫乡村教育运动,或叫农村合作运动,或叫农业推广运动等。各种机关团体复兴农村的事业主要包括实行农村自治、改造农村教育、组织农村合作、实施农业推广、活跃农村金融、发展乡村工业等内容。由于农村复兴团体建设农村的入手方法和侧重点不同,乡村建设领袖的学养和理论依据有别,形成不同的农村复兴理论。在农村复兴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许仕廉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系统的、有价值的农村复兴思想。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失调问题。他主张建立乡农学校,依靠知识分子下乡和农民打成一片,运用教育和合作的方法,走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复兴农村,创造新文化,在中国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晏阳初针对中国农村存在着“愚穷弱私”四大病症,采取“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复兴农村,为民族复兴奠基。高践四主张开展民众教育,培养民众团体,挽救农村经济衰落。方显廷提出发展乡村工业,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由政府推动进行乡村建设,实现农村现代化。许仕廉主张复兴农村应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从地方自然经济区域入手,运用计划的、科学的方法,通过复兴农村,以谋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梁漱溟等人的农村复兴思想多角度地展示农村复兴思潮的全貌。农村经济破产,引起媒体的关注,报刊杂志纷纷刊发救济农村的文章,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独立评论》对农村破产现状有着深刻的认知,详细剖析农村破产的原因,对农村复兴方案进行多元设计。《中国经济》概括了中国农村破产的具体表现,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剥削是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并对复兴农村提出标本兼治的办法。《大公报》以媒体应有的责任和使命,派记者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报道农村破产现状,分析破产原因;创办《乡村建设》副刊,广发复兴农村言论;并身体力行组织赈灾募捐活动,救济受灾农村。《东方杂志》设置农村议题,凸显农村地位重要,利用媒体功能,传播农村复兴思潮,督促政府实施复兴农村的各种措施。正是由于报刊杂志的宣传和鼓吹,农村复兴运动由少数人的主张变为一种社会思潮,由涓涓细流,汇合成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来自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提出不同的救济农村主张,在复兴农村方法和路线上产生分歧和论争。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关于救济农村是实行“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改良的论争。实际上,论争双方已超越了农村复兴这一具体问题,体现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国民经济建设重心问题和国家前途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成为农村复兴思潮的一条主线。从价值目标上看,复兴农村最终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农村复兴运动的实质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致力于乡村人的现代化的运动;从农村复兴的手段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运用改良的手段,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复兴运动推动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加强了对一盘散沙乡村社会的整合,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农村复兴思潮是时代的产物,是由爱国知识分子倡导与推动,虽然农村复兴运动具有改良性质,但在挽救中国的进程中,革命与改良并行不悖,都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村复兴运动促进中国农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作用值得肯定。

朱莉^[6]（2015）在《先秦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不断跨越空间障碍和社会障碍而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种文化共生共存的现实语境中,承载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儒家思想,理应担负越来越重的责任,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乃至消解全球文明冲突,促进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其文化发展进程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的结晶。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其激励和引导作用,离不开对其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进行分析和创造性阐释。习近平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要求我们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承担起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功能。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族群、文化与宗教,不断碰撞冲突,交叉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其中,儒、释、道都是重要组成部分,但从中国历代的法律制度、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来看,儒家对中国人的影响最大,毫无疑问,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先秦儒学是儒家思想的奠定时期,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基本规模,尤其是点醒和凸显了居于核心地位的“仁爱”精神,以“仁爱”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体系为此后的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所继承和弘扬。因此,先秦儒学,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要想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基础,必然离不开对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学的缜密分析与深入思考。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的过程中,要把先秦儒家的理论形态,与实际的伦理政治的实践范式,做有限度的分割,对学说自身蕴含的社会效应,与实际扩散到社会进程中的理论不可控的广泛影响,作适当的区分。本文以先秦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作用为研究对象,参照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由国家、社会、到个体层面的解读,将先秦儒家思想中相对应的优秀思想进行梳理,力图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采取措施,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进一步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作用。其中涉及的先秦儒家思想,重点论述其中的优秀思想、可以经过现代转换批判继承的思想,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限于文章的主旨及篇幅所限,不做专门论述,只是随文做了说明；涉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十八大报告中所界定的概念与内容,是属于当代中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本文拟将以此为参照,从国家、社会、个体三个角度,运用历史和逻辑、具体与抽象、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对以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或可借鉴之处进行阐述,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理论脉源。当然,这一维度划分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很多时候,儒家思想在三个维度之间是密不可分,相互融合的。本文分导言和六个章节。第一章,总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首先从中西文化互斥互补的特征,探讨西方全球化模式的危机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接着论述作为奠定儒家文化主流的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进而总论优秀传统文化在哪些方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滋养,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建构逻辑和文化根基,提供了思想源泉和丰富沃土,提供了培育路径和方法借鉴,要坚持科学历史主义原则,坚持古为今用原则,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涵进行梳理。第二章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入手,探讨核心价值观各层面目标的形成过程,力求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反映了中华儿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诉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形成了一个具有紧密联系和逻辑关系的科学理论。第三至五章,先秦儒家思想涵养从哪些方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滋养,是涵养的路径分析。尝试将意蕴丰富,博大精深的先秦儒学,依据其国家、社会、个人三层面的价值意义进行划分。坚持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原则,探讨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哪些思想或观念,或可以直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吸纳,或需要进行创造性阐释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国家方面,蕴含着富强,民主、和谐、文明的丰富资源。概括为五个方面：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精神；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贵和尚中和谐思想。社会方面,儒家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社会关爱；老安少怀,大同之世的社会理想；为仁由己,力命结合的主体自由精神；义以为上,以义制利的道德价值取向；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治国理政方式,为我们接受现代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观念提供了思想根基。个体修身方面,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修身思想,儒家将个人的道德修养看作是所有人的立身之本。以“三纲”、“八目”为个体修养德目,强调修治家平、崇道向善、讲信修睦、进德修业、恪尽职守,提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讲求知行合一,为个体道德修养提供了丰富的滋养。第六章,加强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民教育、舆论宣传、组织保障等角度,总论加强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措施,以便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最后,由于作者自身学识的局限,研究任务的艰巨,尤其是面对不可胜数的文献和史料,深感到观点的凝练不足、理论深度尚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钱进^[7]（2015）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的城镇化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是一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代化恢宏工程,令世界瞩目,其进程至今大体上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它打破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千年未变的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改变了他们固有的生存状态,震撼着人们安逸的心灵,震动着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在取得辉煌成就包括人的思想道德观念方面的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引发思想道德方面的诸多突出问题。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国家观念和社会责任意识淡化、信奉利己主义、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守旧、公共生活的法制观念和社会公德意识淡薄、环境伦理失衡和生态道德意识缺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失落等。其危害集中表现在制造社会不和谐因素,影响深化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质量。因此,必须在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历史性课题。出现突出问题的自身原因是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即重视人口与身份的城镇化而轻视和忽视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城镇化。系统分析,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展开,而文化方面的主要原因则是传统道德文化存在的先天不足、不能适应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的变革步伐、缺乏适应陌生社会需要的伦理认同、西方社会思潮和社会历史观念特别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消极影响。同时,与思想政治教育和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缺乏跟进城镇化的理论自觉、社会教育缺乏问题意识、不能充分正面应对思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也很有关系。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注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看家本领”创新思想理论和道德观念,思想道德建设立足于“相适应”、“相协调”、“相承接”三维一体的总体理路,实行先进性与广泛性两种要求相结合的实践模式。这些都应当认真加以总结和传承,为城镇化进程中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目标、任务和内容,是努力促使公民城镇化进程中确立现代国家观念和民主法制意识、培育践行现代生态伦理观念和生态道德习惯、具备适应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公德意识,以及适应城镇化新生活的新型家风等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理路,是要将城镇化进程中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列为全国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实行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大力繁荣群众文化事业并凸显其间的思想道德内涵。基本途径,是要积极开展城镇化进程中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论研究、完善和创建相关的法规、大力推进寓思想道德建设于民生工程的建设、开展城镇化进程中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实验和示范活动。主要方法,是要实行正面引导、明文禁止、群体讨论、个别约谈等。加强领导与管理,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保障。党和国家主管部门要有专项或相关的顶层设计,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创建面向社区基层群众的思想指导师队伍,健全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领导管理体制和机制。

陈二祥^[8]（2013）在《蔡元培德育思想现代性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五四”时期国民对人的自身个性追求的关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挽救民族危机，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了艰苦的思想探索，梁启超说：“人们意识到‘要拿旧的心理运用新制度，决然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试图通过各种途径特别是用教育来培养这种‘全人格觉悟’的新一代”。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探索如何培养“健全人格”的“新民”，围绕实现人的现代化，促进国民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现代化”给社会秩序与个体的心性秩序带来了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性质，这种适应现代化生活的精神气质就是“现代性”。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都是现代化转型和现代性培育的具体内容，都必须被置于现代化语境及现代性视野中加以观照。以此观之，蔡元培德育思想是我国德育思想现代性转变的重要开端。当前，基于人的现代性问题的重新凸显以及德育学科建设与德育实践的需要，将蔡元培德育思想置于现代性语境之中，挖掘其所蕴涵的现代性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蔡元培德育思想是在近代中国面临深刻民族危机，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其形成过程大体可以概括为德育思想现代性初现端倪的萌芽时期、德育思想现代性正式确立的形成时期和德育思想现代性实践的成熟时期。蔡元培的德育思想尊重和继承了中国传统教化思想。这体现在：象传统教化一样重视德育的地位和作用；重视家庭教育；赋予传统道德规范以适应时代需要的现代性内涵；用传统话语对“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要旨进行中国化的阐释；以及对求知、实践、陶冶等传统道德教育途径的继承。但蔡元培德育思想在精神内核上告别了传统，是对传统教化的一种扬弃，是一个体现现代性精神和时代要求的德育思想体系。其现代性内涵主要表现在：第一，以“自由、平等、博爱”作为“道德之要旨”，作为道德教育的宗旨和纲领性内容，以期对国民进行有效的思想启蒙。第二，强调并忠实践履人格独立、教育独立、学术独立的独立精神，要求实现从传统依附型人格到现代性自由精神的转变。第三，对德育的功用做了现代性的阐释，认为德育是建立良好社会风气的工具，是实现强兵富国的保障，是促进身体健康发展的手段，是促进心理健康发展的纽带，是规定教育发展方向的核心因素。第四，提出了现代性的德育目标，认为应以德育为中坚，“五育并举”，培养健全的人格；德育应培养尚德的人，培养“国家之良民”，培养人的良好习性，培养尚自然的个性追求；并从消极道德与积极道德之分的角度将德育目标划分为基础目标和最终目标。第五，提出了实施德育的现代性原则，主要有：实施五育并举的全面教育以其他诸育促进德育的教育原则，多层次的教育原则，针对性的教育原则，渐进提高的教育原则等。蔡元培德育思想的现代性不只体现在其理念和内容上，还体现在通过实践对近代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实际变革上。除践履独立精神外，其主要实践还包括：以美育代宗教的科学、民主精神的时代追求，从少数人受教育到平民教育的教育平等思想的实践，从僵硬封闭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理念的实践，从修身律己到以身作则的自律身教思想的实践等。蔡元培德育思想体现在它的现代性的精神意蕴和对实践精神关怀顺应了民国初期思想启蒙的时代潮流，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为近代中国新教育提供了精神指向，为构建现代性教育制度提供了价值合理性依据，为思想启蒙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精神动力。更重要的是，直至今日，这一思想仍在认识和处理现代德育、德性与人性培养的关系、德育过程中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以及尊重受教育者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健全发展等诸多方面对中国的国民道德教育提出要求、提供启示。

许洁^[9]（2013）在《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积极价值观的培养,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政治情感。宪法爱国主义是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后民族主义格局下的集体认同理论。作为一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希望以此来代替传统的民族主义爱国观,以反思德国纳粹造成的历史灾难并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更能体现公民政治自主的集体认同理论。本文以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为讨论文本进行梳理与重构,尝试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揭示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的规范内涵,并根据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审慎地借鉴其理论的合理之处,以实现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再建构。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限制,人类社会的集体认同主要是基于地缘、血缘,宗教等传统因素,这种授予性的认同是直接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是未经反思的先验认同。随着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到来,源于神学信仰的认同和团结的力量便难以为继,人类进入了“祛魅”的时代。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主义因其封闭性、排斥性所造成的历史灾难也无法承担现代社会集体认同的责任。因此,人们必须寻求一种理性的、基于规范的认同。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基本模式,自然成为担当社会整合的重要媒介。尽管哈贝马斯是在上世纪80年代转向政治哲学研究的。但从其最初的交往行为理论,经过商谈论,到发现交往理性,重建公共领域,培养政治文化直至形成宪法爱国主义是逐级发展,逻辑递进的,最终的理论落脚点是完善其“未尽现代性”的努力,其间一以贯之的内核就是现代社会的规范来源和规范内涵,即,人的自我立法才是现代社会集体认同不竭的源泉。人们认同的国家实际上是根据我们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而建构的共同体,因此对国家的认同和热爱就体现为共同体中成员相互承认的价值与法律规范。虽然宪法爱国主义理论秉承着严密的逻辑论证,但因其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巨大张力,仍旧招致了不少学者的质疑与批判。然而对待一种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但却拥有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的理论,需要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哈贝马斯希望建立一种基于程序主义的规范认同以取代那种建立在血缘、文化等基础上的前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实现世界范围内各文明形态的和平共处,可谓立意高远。然曲高和寡,从现实层面讲,只要世界仍旧是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博弈的基本政治单元,那么,民族主义就是国家认同不可绕过的桥梁,但历史的经验也说明,狂热的民族主义的确需要宪法爱国主义的驯服。如果承认理论对现实具有塑造力的话,那么人为的引导未尝不可,更何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也使当今的集体认同不得不面向全球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宪法爱国主义是理论的乌托邦,毋宁是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期许。研究西方的政治理论,自然是为了思考中国问题,是为了与中国思想形成有效的理论对接。长期以来,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过多地停留于符号意义,缺少足够的现实有效性。尤其是经过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再加上中国本身就是个多民族国家,文化成分纷繁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稳定和团结的社会仅仅依靠民族主义是不够的。而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从制度文化的认同和面向世界的对话这两个方面为思考中国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刘彦芬^[10]（2013）在《新时期中国官德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当代中国，领导干部接受人民的委托行使公共权力，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各项社会事务，构成了全社会最高层次的道德实践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德是领导干部运用公共权力、管理社会事务时应具有的道德素质和道德准则。领导干部官德对社会道德有导向作用，其核心就是如何用好权的问题。新时期领导干部官德建设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综观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有关官德建设的研究成果，尽管学界对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早已达成共识，但官德建设研究倾向于理论建构，主要是对官德的内涵、特征、功能、基本规范以及官德建设的基本对策进行学理性研究，而实践意义上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则相对逊色。鉴于这种情况，新时期官德建设研究一方面应发挥理论研究的基础作用，深入探讨官德的培养机理和运行机制，为进一步分析官德建设面临的实践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要深化官德建设研究，离不开从道德生活实践和道德知识中汲取思想资源。其中，中国古代以“为政以德”为核心的官德思想，提倡以道德约束权力；西方官德建设基于基督教的原罪论和人性恶的认识，崇尚法治，致力于在制度层面寻求制约权力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的官德建设理论，则为新时期中国官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官德建设理论与实践经验是新时期官德建设的逻辑起点，为我们思考当前中国官德建设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官德建设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注意领导干部官德建设问题，在官德建设实践中，不但确立了领导干部基本的官德规范，不断深化了官德建设的具体内容，而且运用了灵活多样的官德建设的方式方法，形成了系统的官德建设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教育领导干部的重要法宝。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急剧的现代社会转型是导致当代中国包括官德失范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原有的体制、秩序和观念已被冲破，而新的体制、秩序和观念还未形成。在这种情境下，由于监督机制缺位、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多层次的文化冲突和思想道德教育失误等原因，引发了领导干部官德失范现象，主要表现为精神懈怠、腐败现象、形式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和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等，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要科学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将其置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历史背景中进行全面的考量。新时期官德建设只有与官德失范问题的有效解决相结合，才能彰显出应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换言之，官德失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新时期官德建设目标的科学化，社会主义官德规范体系的建立，现代性价值理念的教育与积淀，各种制度措施的设计与实施以及公民和领导干部道德水平的全面提升。具体而言，新时期官德建设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确立官德建设科学化的目标。提高官德建设科学化水平，一是实现官德建设理论的科学化；二是在官德制度体系建设中，完善官德教育制度、监督制度和考核制度建设；三是官德建设方法的科学化，包括官德建设方法的继承和创新和遵循道德形成的规律等。其次，确立官德建设的原则。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和集体主义是新时期官德建设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再次，按权力行使的不同领域确立领导干部官德规范的内容。任何道德建设都有一个标准的问题。一般来说，官德的内涵是与政府和官员的职能密切相关的，因此，官德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道德。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范围几乎涵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在不同领域领导干部有不同的道德行为规范。在政治建设领域，领导干部的官德规范是忠于国家和勤政为民；在经济建设领域，领导干部的官德规范是清正廉洁；在文化建设领域，领导干部的官德规范是兼容并包；在社会建设领域，领导干部的官德规范是公正无私；在生态建设领域，领导干部的官德规范是和谐共存。而自我节制是官德规范由外在他律转化为内在自律的基础。最后，提出官德建设的路径。道德是社会规则与个人品德的统一体，一定意义上说，官德建设的路径不外是制度保障、道德教育、自我修养与环境熏陶。因此，新时期官德建设要实现教育、制度、监督和修身四位一体，一方面重视发挥道德软约束的作用，积极探索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机制和道德评价机制；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用制度力量保证官德得以实现的途径，以增强官德规范的权威性和约束力。

二、儒家“德主刑辅”政治文化的教育学意蕴及其现代性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儒家“德主刑辅”政治文化的教育学意蕴及其现代性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尚书》“明德慎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尚书》“明德慎罚”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价值整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先秦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蔡元培德育思想现代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期中国官德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儒家“德主刑辅”政治文化的教育学意蕴及其现代性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尚书》“明德慎罚”思想研究[D]. 王云鹏. 曲阜师范大学, 2018(12)
• [2]《尚书》“明德慎罚”研究综述[J]. 王云鹏.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7(04)
• [3]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研究[D]. 余明远. 西北工业大学, 2017(01)
• [4]价值整合研究[D]. 田九霞. 武汉大学, 2017(07)
• [5]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D]. 刘峰. 湖南大学, 2015(12)
• [6]先秦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研究[D]. 朱莉. 山东大学, 2015(12)
• [7]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D]. 钱进. 安徽师范大学, 2015(06)
• [8]蔡元培德育思想现代性问题研究[D]. 陈二祥. 西安科技大学, 2013(12)
• [9]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理论研究[D]. 许洁. 南京理工大学, 2013(06)
• [10]新时期中国官德建设研究[D]. 刘彦芬.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