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需要“新概念”

一、股市需要“新概念”（论文文献综述）

徐玮^[1]（2019）在《新时代FMA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文中研究表明企业进行财务管理活动,首先要对企业财务报表进行深度有效的分析。本文在传统财务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现金流量表,从企业筹资、投资、资金营运与收益质量方面,增加含有现金流量的相关财务指标,依据财务报表数据信息,构建企业财务管理活动过程评价指标体系,使评价指标体系更具有时代性和系统性,从而形成有效的、更有价值的企业财务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企业决策管理提供有效信息。

边俊仙^[2]（2019）在《中美能源股票与国际原油价格同步性研究》文中提出自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世界能源格局发生深刻变革,能源市场特征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市场驱动机理和影响机制也随之改变,能源的金融属性逐渐凸显。能源市场在金融体系中变得不可或缺,其与金融市场间的信息传导关系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同时面临系统性风险和金融传染效应的冲击。基于此种背景,能源价格行为表现出的金融特性,使得能源金融成为能源领域研究的前沿和热点方向。特别地,能源价格风险和股票市场风险是学术界和业界长期关注的研究内容,因此能源市场和股票市场间的风险传导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价格同步变化视角构建了能够刻画中美股票市场中的微观能源股票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同步性的测度指标;利用线性回归模型、面板回归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模型等计量分析方法,从国际和国内市场环境两个层面探究能源股票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同步性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效果;最后,通过市场投资组合策略验证本文设计的同步性指标在现实金融市场投资中的应用价值。实证研究中,本文选取1994-2017年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三个股票市场能源行业微观个股、市场股指以及WTI原油的月收盘价数据测算同步性指标,分析同步性指标的影响因素和实用价值。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整体上美国市场能源股票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的同步性程度比中国市场较高,且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地缘政治事件、国际原油持仓多空平衡、国内宏观经济环境（汇率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多方因素都对该价格同步性指标有显着影响;第二,价格同步性指标在地缘政治事件期内波动增大且波动聚集特征明显,同时通过事件分组研究发现不同地缘政治事件对不同市场股票价格同步性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且金融危机事件和战争性事件对股票价格同步性的影响较大;第三,国际原油价格冲击也会影响股票价格同步性,国际原油价格是中国内地和香港市场股票价格同步性的格兰杰原因,同时原油价格会对同步性产生负向冲击,且对香港市场的冲击明显大于内地市场;第四,依据本文构建的同步性指标,挑选同步性频度最高和最低的股票分别构建投资组合,对比原油涨跌期间各投资组合的收益,发现依据同步性指标设计的投资组合策略能获得超额收益。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能源股票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同步性指标,分析了中美市场能源股票价格同步性的基本特征、影响因素及作用效果,并依据该同步性指标构造投资组合策略。通过从微观能源股票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的同步性变化捕捉股票市场与原油市场间的联动程度,为金融市场波动预测、投资组合策略设计以及相关部门的决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和理论支撑。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对于市场投资者而言,在能源类股票投资策略制定和选择过程中可以适当关注地缘政治事件的发生、国际原油的净多头持仓量以及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等投资环境因素的变化,同时可以从同步性程度方面考虑投资组合实施策略的设计。此外,地缘政治事件发生期间,监管部门在国际油价剧烈波动的情形下应加强能源板块风险防范,避免投机行为的出现。

原婕菲^[3]（2019）在《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国国家形象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形象构建和呈现都受到国际局势大背景的影响和制约,本论文对20世纪中德关系进行了历史学的回顾,主要针对中德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和两国形象问题进行了叙述和分析,找到了新时期中德两国互视的历史根源。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利用中文报刊和德文报刊资料、中德关系历史资料,以及调查问卷和访谈等形式,详细分析了中德两国国家形象,特别是对中国眼中的德国形象和德国眼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对比分析,打开了“两国互视”研究的全新视角。首先,本文提出了“互视”这一新概念。互视,即不同主体通过不同媒介、方式进行相互了解与认识,从而得到基于各自所获信息的稳定的认知。除了一国国家形象自身的发展演变,国家间互视不平衡是制约一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中国与德国的两国互视情况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反应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是中西方国家形象互视的典型案例。但因为语言、文化等原因的制约,有关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研究数量较少,较缺乏深度,本论文以“两国互视”的新视角研究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和中德关系,并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和提升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其次,本文回溯了中德两国互视的历史和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通过历史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德两国互视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贯穿整个历史过程的基调是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强大,西方媒体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声进行包围和封堵,国际话语权始终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国际舆论形势始终处于西强中弱的态势,新中国的发展长期被外界扭曲和误解。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许多国家发生政变,顷刻间,世界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事件的爆发使得80年代“理想化”的互视认知遭受冲击而不复存在。90年代,以美国媒体为主的西方对华报道均以负面为主,西方主流媒体构建了一个威胁西方安全的负面中国形象。中国成为了西方媒体视角下践踏人权的“警察国家”,未来挑起核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并且,西方媒体制造了一系列有关计划生育、不同政见、民族自决等问题的负面舆论,强化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歧,宣扬“中国威胁论”。总的来说,中西方互视不平衡的特点是在各大西方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都多多少少的遭遇了妖魔化,西方站在极其防备和不公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再次,在概念界定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详细的研究了中国视角下的德国形象和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特别着重研究了主流媒体视域下的互视认知问题。主流媒体包含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是一个国家对外宣传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利用了《环球时报》、《参考消息》作为研究中国的德国形象的材料,《南德意志报》、《焦点》作为研究德国的中国形象的材料,并结合作者在德国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对两国互视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分专题描绘出了两国互视认知的景象,为接下来进行两国互视比较研究作好了铺垫,打好了基础。最后,本文的第四章对中德两国互视进行了比较,对互视不平衡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提出了改变不平衡现状的对策和建议。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框架来衡量中国的问题,并得出他们心目中合理的结论。中国国家形象虽然起着变化,逐渐向好发展,但近30年来未有明显转变,总体呈负面的不平衡的状态,即中国对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认识较为正面,德国对中国的认识较为负面,这两种认识之间的差距很大。这种不平衡状态导致中国产生崇洋媚外、丧失国际话语权、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提升缓慢。中国国家形象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而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对中国国情缺乏真正的了解。21世纪以来,国际环境和中国自身都处于重要的变化时期,并且这个时期将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是中国国家形象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塑造和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绝佳时机。2008年,奥运会成功在北京举行;2010年,世博会成功在上海举行,诸如此类突出的外交事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形象在国际上的更新。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中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性质和原则立场并未改变,同时,中国的形象在2008年之后通过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充分地展示在了国际社会面前。中国应把握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夺回塑造中国形象的国际话语权。近年来,中国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越来越重视,以一种开放的、自信的、现代化的姿态构建出了许多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并对陈旧的、单一的、神秘的敌对形象进行改造和反击,一个具有时代感和新气象的中国形象正如一轮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

张彦,龚智敏,邢天宇^[4]（2019）在《论顶层设计与制度驾驭》文中提出当前中国改革由浅水区步入深水区,顶层设计的意义日益凸显。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密不可分,其"先谋后动"之功能价值得以实现的条件,即是我们要真正自觉以唯物辩证法做指导,弄清顶层设计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者。这样顶层设计才会不失空泛,使我们脑明眼清,对所有领域（包括经济领域、金融领域、科技领域、教育领域、体育领域）的有效改革都发挥不失一般性的重要作用。

胡馨^[5]（2019）在《基于股评的投资者情绪对中国股市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网民参与度的提高,有关股市的信息已经爆炸式增长,在“互联网+”的新概念背景下,基于网络论坛、微博、博客等社会化媒体平台,挖掘投资者情绪指标乃至其交易行为特征数据是大数据时代的关注热点。我国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非理性,大量的个人投资者更加关注与基本面无关的内幕、政策以及小道消息,容易受到市场信息的干扰,造成投资者的行为偏差。同时,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了大量关于股市的虚假负面信息,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决策,投资者的心理行为因素会受到其他人行为影响从而做出一致行为,个人非理性的跟风投资行为被放大并影响其他人形成错误的投资决策,从而造成整个股市的暴涨暴跌。本文在行为金融的理论架构下,通过构造投资者情绪指标,研究基于股评的投资者情绪对中国股市收益的影响,为进一步探索我国股市的投资者行为特征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本文研究共分为三大部分:首先规定投资者情绪的含义以及对行为金融学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包括对国内外文献的归纳与总结）,其次选择相关变量的数据来源以及构建投资者情绪指标,最后以建立SVAR模型的方式,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研究网络论坛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率是否有单项或双向的因果关系;通过结构脉冲响应分析研究网络论坛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率的互动关系。本文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综合应用爬虫、文本挖掘、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模型等方法,对现有的关于投资者情绪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构建基于网络论坛股票评论的文本信息的沪市投资者情绪指标,实证结果认为基于股评的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率有正向的显着影响,但股票收益率对基于股评的投资者情绪的推动效应很弱,其影响并不显着。结合2018年大熊市的市场行情,市场受到了美股暴跌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冲击,股票价格连续下跌,投资者对整个市场形成了悲观的预期,出于“损失厌恶”和“处置效应”的原因,投资者更加谨慎并且倾向于价值投资,投资者更容易理性和正确看待股票价格的涨跌,基于股评的股票收益率对投资者情绪冲击的影响是瞬间性的、不可持续性的,投资者情绪对熊市的股票收益率有一定拉动作用和持续性影响。这些实证结果为深入理解参与股吧评论的交易者的行为特征以及为进一步研究投资者情绪对股市产生的影响提供了证据。

陈刚^[6]（2019）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外语学习文化的涵化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将外语学习文化定义为特定人群关于外语学习共有的一种特征性的认知系统、价值诉求和行为方式的体系。一种文化在其历史发生、发展过程中,常会与其他相关文化乃至异质文化发生历史性遭遇,从而产生文化的涵化现象。所谓涵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的接触碰撞、相互作用而导致其中的一方或双方其原有文化发生相应的结构性、机制性、内涵性变化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在基础教育领域进行的新课程改革,为我国外语学习文化的涵化提供了现实条件。以现行国家课程标准所规范的课程化、制度化的外语教学为例,从课程设计与实施,直至与之相应的教学法体系的建设、制定和选择,不论是交际法还是任务型,其所折射出的课程及学科教学理念,包括基于这些理念和教法由中外合作编写或改编的教材,相对于传统外语教学,无不强烈表现出其文化内涵的异质性,这是两种文化接触所产生的生态结果——外语教学包括与之相应的外语学习文化及其当代范式的“涵化”。因此,深入研究在这一特定情境中我国外语学习文化涵化现象的实际状况及内在机制,揭示在这一进程中其模式建构与范式变换的规律,不仅有助于呈现特定学习场域中存在问题,也有助于克服并解决这些问题,进而对我国外语学习文化指向未来的发展,包括其创新模式的建构及外语教学的深化改革,产生积极影响。在当今学习化社会的大环境下,学习文化研究越来越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重视。而学习文化理念在外语学习研究领域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包括“华人学习者悖论”等现象,也为解释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并直接促成了文化协同论等理论流派和研究成果的出现。目前,该领域的国内外研究,多集中在传统文化与学习或外语学习间关系的相关问题上,研究对象也更多地偏向高等教育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基础教育领域的研究较少,而从涵化理论的角度研究外语学习文化的,则尚未闻见。基于对文化作为复杂人类形态复合体的本体认识,本研究融合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涵化概念和理论视角,以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试图考察、理解、解释中国师生外语学习文化涵化之现状和成因,并对其复杂关系结构及其机制、规律与规律的某些方面,在知识分析和概念抽象的基础上给予可能的、贯通的理论综合。本研究首先对有“学”无“习”的外语学习环境做了分析,对学习者特点研究做了全面梳理,并回顾了国内外对于学习文化研究的既有成果,进而对二语习得研究和学习文化研究的不同理论视角,包括其针对中国学习者研究的理论取向之异同进行了学理辨析,与二语习得的研究相比,学习文化的研究视域则更倾向于学习特征的共享性和普遍性。在此基础上,梳理、提炼并确定了本研究的外语学习文化的理论视角及工作定义,进而提出了探索性的概念框架;继而以此概念框架为基点,对相关基础理论进行了溯源,概括出包括语言意识形态理论、文化融合理论、文化心理学在内的基础理论及其相关前沿信息。参照前人对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的态度、文化观念及心理特征的相关探索,尝试性地从外语学习的六个相关维度,包括学习目的和态度、对好的外语教师和好的外语学生的看法、教与学的方式方法的选择、对课堂、教材、师生关系的态度和看法等外语学习的基本面,给予综合的文化考察。由于教与学紧密的关系,以及学习观念、态度对外语教学、外语学习方式方法的生态影响,本研究特别关注教与学的双向互补与互动,从而将研究重心确立为教师和学生、教法和学法。依据概念框架和研究问题的需要,本研究选择了多学科综合的混合研究法,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叙事探究、内容分析、原型法,以及多种研究手段:问卷调查、集体访谈、个人访谈、课堂观察等。复合研究方法的使用可以全面反映外语学习文化的现状,也可以在不同数据之间进行相互印证。根据对外语学习文化主要维度的考察,在呈现外语学习文化现状的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中国外语学习文化在不同情境中的三种涵化类型的假设,基于数据分析和讨论,证实或者部分证实上述三个研究假设为真,并有了新的发现:在理论研究和文化建构层面,涵化形态接近同化形态;在学校教育特别是课堂教学方面,多呈现假晶形态;理论研究和课堂实践之间亦呈现出假晶形态;而在学习生活及学习者个体实践层面,突出表现为涵化的融合形态。在特定的外语学习场域中,中国教师特有的外语教学管理、以问题链为实现路径的高效课堂实践、中国特色的语码转换教学法等,则成为外语学习文化更具专业特质的创新涵化形态。基于外语学习文化发现的新维度,笔者完成了对研究概念框架的修订。在对中国学生外语学习文化涵化的形态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笔者回到研究的基础理论,对涵化的成因从语言意识形态、文化涵化以及中国文化心理角度等进行了深度透视,尝试初步建立外语学习文化涵化模式:外语学习文化的涵化是内在需求和外部推动相结合的双动力系统,两者存在承传变异的双向互动关系。整合性的涵化策略被自然地采用,涵化特征表现为融合、创新和多元。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外语学习文化中普遍存在着涵化现象。第二,同化、假晶和融合是中国师生在特定外语学习环境和生态中采取的涵化策略。第三,外语学习文化的涵化揭示了母语为汉语的中国学习者具有区别性特征的文化特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的融合赋予了本研究创新的视角,外语学习文化的涵化运用在外语学习领域,而且是基础外语教育领域,同时实现了研究对象的创新;涵化新维度的发现与涵化模式的构建是本研究的理论新意。

于蓉^[7]（2019）在《《纽约时报》经济报道“中国威胁论”分析》文中提出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然而就在过去的2018年却是中美建交以来经贸关系最困难的一年。这一年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40年来最大的贸易战争,再次鼓吹“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视为威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头号竞争对手,不断制造贸易摩擦打压中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来势汹汹,尽管其核心内涵仍然认为中国的发展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一种威胁,但在新时期新时代背景下,仍然有其新特点。了解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和特点,消除消极影响,树立中国积极的国际形象,是中国提高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必修课。本文以2018年《纽约时报》405篇涉华经济报道为文本,从报道篇幅、报道体裁、报道版面、报道方式、报道主题五个方面作数据统计,发现2018年《纽约时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续关注,且报道篇幅较长,主题包括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企业、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等。通过对不同主题的经济报道梳理发现,《纽约时报》的涉华经济报道尽管遵循新闻专业主义原则,但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有大量关于“中国威胁”的描述。本文通过对报道文本的梳理分析,围绕中美贸易战、制裁中兴事件、中国企业及跨国企业主题的报道内容做“中国威胁”描述,研究发现《纽约时报》的经济报道将中国描述为一个不守规则的潜在威胁,为美国发起贸易战寻求合理借口,随着贸易战的愈演愈烈,《纽约时报》将中国的回应和反制措施称为对美国的报复和威胁。如今的中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贸易战的未来走向对美国来说不容乐观。中国科技企业的迅速发展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威胁,为了所谓的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美国不得已采取打压措施。而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也让美国的跨国企业在中国发展遇到困境。通过对“中国威胁”论述的梳理,本文尝试总结出《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几种论调:中国的“经济侵略”、“技术裹挟”、“企业抗衡”。本文认为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元,出现了“锐实力”、“修正主义国家”、“债权帝国主义”等新概念,与过去相比,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表达内涵更加深入,更多的在于向世界宣告中国有了匹敌西方国家的实力,多了一层忌惮中国实力的意味。此外,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涉及领域也更加广泛,在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范畴内,又衍生出中国经济侵略、中国技术威胁、中国企业威胁等多个层面。本文认为,无论如何变化,新一轮“中国威胁论”都是老调重弹,是在“美国优先”理念引领下的对华战略发生转变的现实体现,也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舆论攻势,更是美国自己的“中国威胁”想象。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应对“中国威胁论”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旧话题,却也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要在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理性发声,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挥中国智库作用,用实际行动去证明中国建设美好世界的愿景,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

杜亚君^[8]（2019）在《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但由于前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随之而来气候异常、环境破坏等问题对限制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绿色发展理念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作用重大。在此背景下,绿色产业迅速兴起。而绿色产业发展需要充足的资本支持,因此绿色融资工具应运而生。其中债券具有融资规模大、发行要求低、形式灵活且融资成本低的特点,结合了债券特质和绿色概念的绿色债券很快就引起了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当前我国绿色债券市场仅次于美国,成为国际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虽然可持续投资在股票市场很受欢迎,但绿色债券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而对于投资者而言,最关心的莫过于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率,而这两点都可以通过信用利差的高低体现出来,因此本文着眼于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展开研究。首先,在对国内外债券利差相关文献的分析基础上,提取出了影响绿色债券利差的主要因素,并将其分为宏观经济指标、微观企业指标及流动性指标三类,并构建基础模型。其次,本文在我国绿色债券市场上,排除了私募债及利率债,选取了满足一定条件的信用债券为样本,使用混合OLS模型进行对基础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这部分是本文的研究基础。之后,本文考虑了绿色债券发行企业本身特性这方面的因素,使用发行主体信用评级及发行主体公司属性作为绿色债券发行主体特征指标,来探讨在企业特征是否会对绿色债券信用利差造成影响。最后,本文严格控制其他相关变量,从之前样本中,选择符合条件的绿色债券样本混合匹配的普通债券样本,在原模型中加入债券是否为绿色债券这一虚拟变量,探讨绿色债券和传统债券1在信用利差是否具有显着差异。通过上述研究过程,本文得出了如下的研究结论:第一在宏观经济指标方面,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受国内生产总值及货币发行量的影响,其中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会缩小绿债信用利差,而货币发行量增加会使绿色债券信用利差扩大,并且受货币发行量影响更大,股市回报率及股市波动率皆对绿色债券信用利差有影响,其中股市回报率与绿色债券信用利差负相关,而股市波动率与绿色债券信用正相关。第二在微观企业变量方面,绿色债券信用利差仅随企业盈利能力增加而缩小,而对杠杆比率及营运能力并不敏感。第三在流动性方面,以剩余到期期限代表的债券本身流动性指标对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并不显着,但表征市场流动性的银行间市场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与绿色债券信用利差显着正相关,说明绿债信用利差的确会受到市场流动性的影响。第四当绿色债券发行主体信用评级较高时,会显着降低绿色债券信用,这与传统债券的研究结论一致,同时,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发行的绿色债券会拥有更低的信用利差,这说明我国绿色债券市场也存在政府“隐形担保”问题。第五本文研究证明相比较传统债券,绿色债券在10%的统计水平上存在-0.005%的绿色溢价（绿色溢价是指在其他条件都相同时,传统债券信用利差由于投资者环保偏好高于绿色债券的部分）。绿色债券的绿色溢价证明了我国绿色债券市场上存在投资者的环保偏好,但同时这部分溢价太小,证明环保偏好仍未在市场上完全体现出来。本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之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接着对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进行介绍,最后讲解了本文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首先介绍了信用利差理论研究和衡量方法,之后以传统债券的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研究文献为基础,分别从宏观影响因素、微观影响因素及流动性影响因素这三个角度,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再次,对发行企业特征对信用利差影响有关的文献总综述进行了整理。接着对国内外关于绿色债券的认定和理论研究进行阐述,最后对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进行介绍,为文章的影响因素提取及假设设定奠定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实证研究设计和模型构建。首先结合经济理论及文献综述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其次进行样本选取,之后解释各个变量的定义并进行归纳,最后构建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基础模型及衍生模型。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首先对基础模型所选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对主要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然后得出绿色债券影响因素基础模型的实证结果并进行分析,之后得出发行主体信用评级虚拟变量及发行主体公司属性虚拟变量对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影响的实证结果并分析。接着对绿色溢价研究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出绿色溢价实证结果并分析,最后进行稳定性检验。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首先分别阐述根据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其次,对研究中的不足进行总结,并进行研究展望。

沈洁^[9]（2018）在《现行价值概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行价值（Current Value）概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其计量特征中所包含的“对未来的估计”,已经对财务报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乎成为近二、三十年最具争议的话题。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各界的批评将当时的公允价值推至风尖浪口。出人意料的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在重新评估公允价值对会计信息质量以及财务报告目标影响后,坚持并扩大了“未来估计”的计量应用,并在概念框架的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了与历史成本并行的现行价值。这些做法充分反映了 IASB变革计量基础的决心。随着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我国的准则制定也不可避免地面对上述问题:是否应将现行价值概念纳入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如何纳入?也即把现行价值纳入我国准则体系的理论基础与应用规则是什么?表面上看,只是对“现行价值”概念的引入,但其背后所含的计量原则,可能决定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会计信息变革和会计理论的发展。本文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概念框架征求意见为契机,将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用于会计计量特征的研究,从概念研究入手,对现行价值的计量概念（或简称“概念”）进行考察。本文通过对现行价值概念的描述性考虑、评价性考察和规范性考察,分析现行价值概念对会计信息质量和准则制定目标的影响,认为现行价值所含的计量特征“对未来的估计”实现了传统计量概念的突破,体现了新一代经济体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受现阶段市场环境的约束,只有建立适当的评价体系和应用规则,才能有条件地满足准则制定的目标——资源的有效配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计量问题的关键在于计量特征。抓住了可辨认计量特征“对未来的估计”,现行价值的概念含义才能清晰。2.目前现行价值概念存在不足:概念边界模糊、概念目标和评价体系缺失,作为属概念表达的应用规则几乎为空白。3.基于计量特征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笔者认为现行价值信息质量的评价体系由“相关性”、“如实反映”和“谨慎性”组成（三性平衡）,即在维持“相关性”优势的同时,提高信息的“如实反映”和“谨慎性”,以反映现阶段市场环境对计量技术的约束,满足准则制定双目标的要求。满足了“三性平衡”的评价要求,现行价值能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4.基于上述质量评价体系,提出现行价值属概念的应用规则——未来估计的审慎应用。未来估计的审慎应用是对未来估计产生的计量“不确定性”在财务报表中的评估和反映,涵盖了信息对象在报表处理中的全过程。其主要内容是:明确“不确定性”纳入报表的边界;通过辨识计量“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以及对估值输入值的管理,区分计量变动引起的损益变化;通过辨别“不确定性”的关键披露信息,为以后现行价值种概念的具体披露要求提供原则性的和总括的说明。通过对审慎应用的完整案例——设定受益计划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出:未来估计的审慎应用能够同时提高计量信息的“相关性”和“谨慎性”,从而实现“三性平衡”。5.通过对计量不确定性与业绩报告之间的研究,提出“基于输入值管理”的计量与业绩报告模式。这个模式有别于目前主流建议的计量与业绩报告模式,主要是基于属概念的应用规则,将输入值影响的计量结果按照谨慎原则反映至其他综合收益。采用该模式能够缓解估值不确定性产生的收益影响,弥补市场约束条件对现行价值应用的限制,可能是解决现行价值经济后果的有效途径之一。

罗红玲^[10]（2018）在《复杂动态理论下的汉语比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比喻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普遍存在,正是这种普遍性使得比喻在话语研究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研究真实话语中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们如何使用比喻,将有助于我们对比喻的本质作出更客观的认识。然而,目前的汉语比喻研究成果众多,但还缺乏一种能对比喻进行整体而全面分析的统一理论框架;过于侧重比喻静态形式结构层面的描写,忽视了比喻的解释性研究;所选语料多为固死的书面语料,缺乏语言真实使用过程中的研究;且多数研究仍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以语料库为基础的全面性研究。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比较可信地回答比喻的形成机制、存在方式以及应用规律,当然也就无法揭示比喻的本质所在。基于此,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聚焦于真实语言中的比喻使用现象,在相对真实的话语交际环境下,借助于跨学科视角,探讨比喻的形成机制、存在方式以及应用规律,从而揭示比喻的本质特征,对话语中的比喻使用进行了定量与定性分析,以期从理论及实践上丰富和拓展现有的汉语比喻研究。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本研究首先对现有汉语比喻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与评述,探讨了目前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所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2）提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即复杂动态理论,从复杂性视角出发探析了比喻产生的内部以及外部原因,提出了比喻的形成机制;探析了话语中比喻使用的根本动因以及影响比喻使用的诸多因素,提出了比喻在话语中的存在方式;最后,结合己有汉语比喻研究成果以及复杂动态理论,构建了比喻研究的多维动态模式,并在该模式下提出了比喻的定义、比喻辨识方法以及比喻研究的观测维度。（3）依据上述研究框架,基于自建和通用语料库,对交际过程中比喻的形式特征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话语样本中比喻的密度值、比喻表达结构的典型特征以及话语中比喻的分布特征;对交际过程中比喻使用的动态过程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比喻结构在话语局部的动态表现形式、交际主体间比喻交互情况、特定语境中特定比喻表达的选择及变异情况、比喻固化的动态过程以及话语事件层面上比喻使用模式的特征与规律。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与价值在于（1）从复杂动态理论的跨学科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比喻的本质特征,突破了传统比喻研究的静态观,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考察比喻的生成、理解和变异的复杂动态过程,使得比喻研究更加逼近其本来面貌,为汉语比喻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拓宽了比喻理论研究的视野。（2）本研究从跨学科视角提出了比喻的形成是基于主体的多模块多感官系统与环境互动的结果;从联系的观点来审视比喻与其使用环境之间的复杂性关系,提出了比喻的存在方式具有多维性、互动性、适应性、多层次性、主体性以及动态性等特征。（3）本研究提出了比喻研究的多维动态研究框架,旨在将目前的认知研究与话语研究的成果在一个跨学科理论框架下进行整合,让所有研究都能在该研究框架下找到它们相应的位置,并在此框架下对比喻进行了定义与识别,通过大量真实语料的分析,全面呈现了比喻使用中的形式特征与动态过程,深刻揭示了比喻的复杂动态本质。（4）本研究立足于交际中的比喻研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深刻揭示了比喻的本质特征以及使用规律,这些研究发现对对外汉语教学中比喻使用能力的培养以及相关教材编写都极具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二、股市需要“新概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股市需要“新概念”（论文提纲范文）

（2）中美能源股票与国际原油价格同步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论顶层设计与制度驾驭（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股评的投资者情绪对中国股市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外语学习文化的涵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纽约时报》经济报道“中国威胁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现行价值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复杂动态理论下的汉语比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股市需要“新概念”（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FMA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徐玮. 新会计, 2019(09)
• [2]中美能源股票与国际原油价格同步性研究[D]. 边俊仙. 山西大学, 2019(01)
• [3]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D]. 原婕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4]论顶层设计与制度驾驭[J]. 张彦,龚智敏,邢天宇. 晋阳学刊, 2019(03)
• [5]基于股评的投资者情绪对中国股市的影响研究[D]. 胡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6]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外语学习文化的涵化研究[D]. 陈刚.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7]《纽约时报》经济报道“中国威胁论”分析[D]. 于蓉. 上海大学, 2019(04)
• [8]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研究[D]. 杜亚君.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9]现行价值概念研究[D]. 沈洁.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8(05)
• [10]复杂动态理论下的汉语比喻研究[D]. 罗红玲. 厦门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