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消费·经济增长

一、市场·消费·经济增长（论文文献综述）

宋子昕^[1]（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说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杨贤传^[2]（2021）在《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与扩散仿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已经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环境破坏40%应该直接归因于人类的非绿色消费,而工业污染又多数是由消费需求驱动的。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和“碳中和”呼之欲出的大背景下,研究如何推动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绿色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厘清城市居民不同类型绿色购买行为的复杂驱动机理,并据此设计有效干预与引导策略,是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的题中要义。此外,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发现由驱动因素激活的积极绿色态度（动机）并没有有效转化为真实的绿色购买行为,出现了态度（动机）-行为偏差,相应地,如何修复这一偏差就成为了绿色消费领域研究的热点议题,本研究基于文献回顾和实证研究结果兼论如何修复这一偏差将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以“问题提出-理论研究-质性研究-实证研究-扩散仿真-引导策略构建”为研究主线,选取城市居民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市场营销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围绕行为驱动机理、绿色动机-行为偏差修复、行为扩散仿真等议题展开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1）绿色购买行为内涵重构和维度划分。作为绿色消费行为的核心维度,绿色购买行为被普遍认为是单维的,本文通过典型消费者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基于绿色购买活动的现实表现和演化进阶规律,以生态价值观和环境关心为标准,重新界定和发展了绿色购买行为的概念内涵,构建了一个更具涵盖性的进阶式三维度结构模型,即绝对绿色购买行为、条件绿色购买行为和随机绿色购买行为。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三类绿色购买行为均不程度存在,其中兼顾双重诉求的条件绿色购买行为分布最为广泛,后续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三维度划分的合理性。（2）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质性研究。运用质性分析方法萃取了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及主范畴间的典型关系结构,接着引入成熟的S-O-R理论和目标框架理论描绘了一个兼顾利己诉求和利他诉求的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即内部和外部刺激因素通过激活三维目标框架进而对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驱动机理;社会心理情境因素和城市情境因素调节了三维目标框架——绿色购买行为之间的联结关系。（3）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的量化研究。开发或修订完研究量表后,对中东部和东北城市居民开展了问卷调查,共收集到1345份有效样本。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个人月收入、职业类型、组织性质、职位等级、城市等级和城市所属地理区域上存在显着差异。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ping法和PRODCLIN2程序检验了28条总体中介效应和84条具体中介效应,从而全面呈现出了内外部驱动因素通过目标框架对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复杂驱动机理,也更加有利于发现和解释绿色动机-行为偏差的具体成因。同时,本文采用阶层式回归,结合使用Process v3.3和Johnson-Neyman法（简写为J-N法）检验和探讨了社会心理情境因素和城市情境因素对功利目标动机（框架）、享乐目标动机（框架）、规范目标动机（框架）与绿色购买行为影响路径中的潜在调节作用。上述调节变量对三维目标动机与不同类型绿色购买行为关系中调节效应的显着性、强度和方向存在明显差异,这也有助于拓宽绿色动机-行为偏差的探索视角。（4）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条件绿色购买行为）扩散仿真分析。运用加权小世界网络理论构建了消费网络中个体间的条件绿色购买行为扩散模型,借助Matlab仿真平台进行仿真研究,探索了网络中情境因素干预下个体条件绿色购买行为的扩散规律。结果表明:总的来看,“随机关系强度”网络、“弱关系”网络和“强关系”网络下,以势差优先模式确定条件绿色购买行为扩散中的发送方,与其它两种模式相比能带来更高的行为增长率或最低的行为降幅,且网络均衡性更优,多数情况下能够最快实现网络整体均衡。加入情境因素的最强影响后,条件绿色购买行为的扩散效率受到多元动机的共同影响,涨跌互现;在“弱关系”网络中,以势差优先模式确定发送方时,网络中全体节点的行为扩散表现明显好于强度优先模式和随机模式,同时,势差优先模式下的网络均衡性更优,而且更快实现整体网络均衡。相对于“强关系”网络,“弱关系”网络受到情境因素的干扰影响更大。（5）以“双重诉求”兼顾为核心的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进阶式”提升策略研究。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分别从个体心理因素驱动、媒体劝导、人际互动、双重诉动机激活、绿色购买行为分类引导、情境因素积极干预和购买者属性特征的精确靶向引导等七个方面出发,以系统性和全局性视角构建了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进阶式”提升策略体系。同时,在文献研读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整理了绿色动机-行为偏差的复杂成因,并提出了对应的修复策略。该论文共有图97幅,表112个,参考文献330篇。

李振兴^[3]（2020）在《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外资进入规模也不断扩大。外商投资既可以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可以形成跨国生产协作网络,扩大产品市场需求规模。这些作用均可以扩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规模,进而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但劳动者的技能水平等禀赋特征是差异化的,不同劳动者对外资进入所形成的工作岗位、技能要求的适应能力差异较大,不同所有制企业和职业类别的劳动者受外资进入的影响也有较大差异,外商投资在过去十余年中在我国地域和行业的分布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因此,外资进入对我国不同禀赋特征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影响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外资进入由此也成为形塑和影响我国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对此展开深入研究。这既有助于深入理解外资进入对我国生产力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程度和机制,也可以为我国阶段性地总结和梳理对外开放“政策红利”及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提供政策启示。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为题,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探究外资进入对我国技能工资差距、性别工资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和可能的机制。全文主要从问题提出、理论基础、现状描述、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和结论建议6个方面展开论证,具体如下。第一部分为问题提出,涵盖第1章的内容。本部分主要论述外资进入和收入差距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外资进入和收入差距的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阐述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总结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涵盖第2章内容。本文的理论基础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明瑟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有利于贸易国家整体收入的提升,促进居民收入的增长。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有利于阐明技能工资差距相关问题,而明瑟人力资本理论在经验上模拟了收入、学校教育和经验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分析有关收入分配的相关问题。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包括内生歧视和外生歧视理论,他们表明歧视可能来自于劳动力市场内部和外部,而外资进入将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歧视状况而且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歧视来影响收入差距。第三部分为现状描述,涵盖第3章的内容。本部分主要是对我国外资进入和收入差距进行描述性分析,同时也与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做了简要对比。研究发现,制造业一直是外资进入最多的行业,东部沿海地区则是外资进入最多的地区。中国东部与其他地区的收入水平相差较大,东部地区收入高,而西部地区基尼系数则相对较高;城乡收入差距也是较大,农村地区普遍收入较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总体收入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中国的基尼系数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很高的水平,而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则是处于中等水平。第四部分为理论分析,涵盖第4章的内容。本部分从宏观理论模型角度讨论外资进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是构建理论模型框架,并讨论三种情形下外资进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认为:在低人力资本人群不能变成高人力资本人群也不能与高人力资本人群进行产品交换的情形下,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在低人力资本人群可以与高人力资本人群进行产品交换的情形以及低人力资本人群可以变成高人力资本人群的情形下,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之间的正负相关关系取决于低人力资本人群的初始人力资本相对水平,如果低人力资本人群的初始人力资本相对水平较高,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之间就会呈现正相关,如果低人力资本人群的初始人力资本相对水平较低,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之间就会呈现负相关,当低人力资本人群的人力资本达到一定水平后,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之间又会呈现正相关。此外,省级面板计量实证结果也显示外资进入越多,会对当地基尼系数产生正向影响,即收入差距会越大。第五部分为实证检验,涵盖第5-7章的内容。本部分主要采用微观调查数据和地级市层面的数据,依次实证检验外资进入对技能工资差距、性别工资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三个收入差距主要方面的影响,以期对外资进入影响收入差距的机理形成更深入的理解。研究发现:（1）外资进入扩大了技能工资差距,但这种扩大作用逐渐式微。外资进入可显着地提高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采用工具变量所获得的估计系数值更大,但这种促进作用呈现出先扩大（2002-2007）后缩小（2007-2013）的趋势。外资进入扩大了高、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工资差距,但这种扩大作用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在私营企业工作,以及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非技术工人的高技能劳动者从外资进入中的获益更大,可能是外资进入扩大技能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2）外资进入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但对不同技能和工作特征的劳动者影响不一致。外资进入对男性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大于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我国的性别工资差距。但在2002-2013年期间,外资进入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分技能来看,外资进入对同一技能的男性与女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已经逐渐减小,高技能女性的受益程度甚至可能超过高技能男性。分工作特征来看,在党政机关或私营单位工作中的男性,以及是单位负责人和非技术工人的男性,相比女性的收入能在更大程度上受益于外资进入。（3）外资进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对不同区域的影响有差异。从全国来看,外资进入会显着扩大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具体来看,外资进入对东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着,但会显着扩大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空间相关性,考虑这一因素之后,外资进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将进一步提升。周边地区的外资进入有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第六部分为结论建议,涵盖第8章的内容。本部分总结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且对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如下:第一,本文借鉴了Basu and Guariglia（2007）和Lim and Mcneis（2014）的理论模型,将其理论模型扩展为更一般的形式,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一是考虑了人们受教育水平与实际获得人力资本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并没有将受教育水平与人力资本完全等同看待,而是将它们看作是高度相关的两个变量;二是将工业产品的个人效用函数从线性函数形式推广为更常用的非线性效用函数,从而考察不同情形下外资进入通过影响人力资本不平等进而影响收入差距。第二,稳健地估计了外资进入对技能工资差距影响的动态过程及其原因。现有研究大多数只采用一年的数据分析外资进入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而这一影响过程很可能是随着国内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动态变化的,也未实证检验具体的影响机制。本文采用2002-2013年的数据,发现外资进入扩大了高、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工资差距,但这种扩大作用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在私营企业工作的高技能劳动者从外资进入中的获益更大,单位负责人和办事人员的受益程度也更大,从而揭示出了外资进入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阶段性特征,并从劳动者工作特征的角度考察了其影响机制,丰富了现有研究。第三,揭示了外资进入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的动态过程及其机制。现有文献较少分析外资进入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影响机制。而本文尝试对此进行细致的分析,发现外资进入会扩大性别工资差距,但在2012-2013年期间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另外,从技能水平、单位性质和职业类别来看,外资进入主要是扩大了低技能劳动者、党政机关和私营单位,以及单位负责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性别工资差距。这丰富了外资进入对性别工资差距影响动态过程和群体特征的认识,补充完善了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第四,分析了外资进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现有研究在分析外资进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时大多数采用的是省级面板数据,可能会存在较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难以体现出各个地区的特征差异,也没有考虑各个地区外资进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相关性,降低了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地级市面板数据,可以较好地控制外资进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外资进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可以更准确、完整的揭示出外资进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特征。

吴媛媛^[4]（2020）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结构变化的一个复合过程,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个层面、多个尺度和多种途径,具有中介性、动态性、开放性、空间性和反馈性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不断上升,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逐渐转化为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的持续推进,当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抚养比提高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时期,面临着未富先老、劳动力成本上升、城乡关系矛盾升级以及养老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对一些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以人口结构性迁移所形成的人口老龄化地域差异和城乡分异为主要切入点,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以人口经济相关理论、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揭示了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以中介效应分析、非参数估计、门槛效应回归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为研究手段,检验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阐明了人口老龄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与机制。研究得到如下基本结论:（1）中国人口老龄化整体处于加速发展状态,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和“城乡倒置”特征。这与大规模具有年龄选择性和方向性的人口迁移直接相关,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所形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这种人口大规模结构性迁移的主要动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会进一步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形成一系列的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2）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正效应）”与“减速（负效应）”效应并存。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居民消费水平产生了负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减速效应”,这种减速效应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加强,长期看会对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愈加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水平、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加速效应”,但这种“加速效应”是短期的和特定的。（3）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一是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特征,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过程,即随着人口老龄化系数的提高,超过特定的门槛值后,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有所下降。二是区域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并非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和空间依赖性,进而导致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即人口老龄化在对本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同时,还会对周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差异显着,老龄化越严重的区域,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的下降幅度越大,越容易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的东、中和东北地区的下降趋势较为突出,负向溢出效应显着,尤其是东北地区最为明显,而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对地区经济增长正向影响的加速阶段,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正向影响下降幅度较城镇地区更加明显,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更强。（5）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对城乡发展不平衡具有正反馈效应。城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地区转移,一方面减缓了城镇地区老龄化、为城镇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愈发显着,进而减少了农村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存量,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减速效应”,进一步扩大了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与城乡发展不平衡之间的正反馈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调节劳动力供给和消费水平,缓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二是加大科教和老龄产业支持力度,稳定老龄化的“加速效应”;三是搭建人才合作的良好平台,激发老龄化的“正向溢出”;四是实施差异化的人口和经济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五是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促进城乡地区均衡发展。

叶莉^[5]（2020）在《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入境旅游发展速度放缓,从2012年起,经历了由下降转为微弱增长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我国的空气污染问题备受关注,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域。现有的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表明,空气污染通过游客健康、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游客体验、旅游地形象等方式对入境旅游起到负向影响。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生态环境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空气质量是生态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质量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态环境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因此,在改善空气质量和发展入境旅游双重目标语境下,基于空气质量的影响评价探讨我国入境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从以下五方面展开:第一,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入境旅游规模与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化进行量化分析,以期挖掘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时空分布演化特征和规律,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提供经验支撑;第二,基于入境旅游发展的视角,通过运用旅游推-拉理论、旅游吸引物理论和旅游竞争力理论对空气质量是入境旅游的阻力因素还是引力因素的属性特征进行理论辨析,在此基础上,从风险感知、媒体信息影响、空气质量偏好、时间演化、地区差异等路径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机理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第三,以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观测样本,以PM2.5、PM10、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重等指标作为空气质量的代理变量,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进行全样本的实证检验;第四,在全样本实证的基础上,分别从游客类别、时间演化、地区分类异质性视角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的差异性特征进行实证检验;第五,基于既有研究成果和本文的实证结果,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范式归纳总结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动力机制。通过以上的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状态在时空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高—低”或“低—高”对应的时空分布特征。第二,全样本数据表明,在即期影响中,除了PM2.5的负向影响未通过统计显着性检验外,二氧化硫排放强度、PM10的负向效应以及达标天数比重的正向效应均较为显着,空气污染越严重,其作为“阻力”的属性将放大,对入境旅游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反之,空气质量得到改善,其“引力”作用就越大,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就越显着;PM10、PM2.5和二氧化硫排放强度通过旅游资源条件、交通条件、人力资源条件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达标天数比重则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滞后效应结果表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PM10、PM2.5和达标天数比重变量滞后一期对入境旅游的负向或正向影响并不显着,以往持续大规模的媒体报道并未明显地影响当期入境旅游者的旅游行为,空气污染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即期负向效应。第三,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游客类别的异质性特征。在入境旅游市场和国内旅游市场的比较中,即期效应表明,入境旅游市场对PM10和达标天数比重指标更加敏感,PM10污染或者空气质量改善都将引起入境旅游市场规模较大幅度的减少或增加变化;在影响的调节效应中,存在空气污染对旅游的负向或达标天数比重正向调节效应在入境旅游市场更加显着的特征;在滞后效应方面,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影响的滞后效应小于国内旅游,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市场没有产生明显的滞后效应。在外国旅游市场和港澳台旅游市场的比较中,总体而言,空气污染对外国旅游市场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表明外国旅游市场对空气污染的风险感知更敏感;但空气质量的调节效应在港澳台旅游市场更加明显,也即港澳台游客对空气污染作用于旅游资源、交通和人力资源的危害风险更加敏感;在滞后效应中,空气质量对两个市场的影响均主要体现在即期效应,并未因以往持续大规模的空气污染舆情报道宣传影响当期旅游决策。第四,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时间演化的异质性特征。把研究时期划分为2004-2007年、2008-2012年、2013-2017年三个阶段,从各个空气质量指标结果看,尤其核心指标PM2.5作用于入境旅游的结果,无论是即期效应、调节效应,还是滞后效应,均是在2013-2017年这个时间段的负向影响最明显,体现出了2013年雾霾天气爆发且备受关注后,空气污染的舆情报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第五,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地区差别的异质性特征。在东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中,尽管各个空气质量的指标影响有所差异,但是总体看,东部地区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在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都更加明显;在南北方地区的比较中,总体而言,北方地区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在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更加明显,空气质量的“引力”作用在南方地区更显着。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空气质量具有“阻力”和“引力”双重属性,在空气污染已对我国入境旅游产生负向影响的背景下,本文从加强空气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构建完善包括优质生态产品在内的旅游产品体系、围绕“美丽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营销推广体系、全方位修炼提升入境旅游吸引力等方面有针对性提出化空气质量“阻力”为“引力”以提振入境旅游之策,以期增强入境旅游的国际竞争力,并促进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

陈阳^[6]（2020）在《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自复苏以来一直是旧城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原则与目标。当前我国正面临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重要时刻,在国家严控新增用地指标、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既有建成区的功能提升与结构调整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土地混合利用因具备多维度可持续效应潜力,也就成为当前我国旧城中心区更新的重要目标。然而,我国既往的土地混合利用研究与实践长期固化于“功能混合”理念框架,缺乏“通过城市更新促使土地混合利用发挥多维度可持续效应”的切实经验,与西方国家建设发展存在明显差距,急需变革。因此,本文意在以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发源地“旧城中心区”为研究对象,归纳西方英美国家土地混合利用路径为实现可持续效应经历的演变历程规律,据此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南京的既有路径成效,以期为我国改革提供依据。针对过往研究的不足,在确定研究目标与整体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文章研究主体分为“审视框架构建”、“历程脉络剖析”、“演变规律归纳”、“典型案例审视”四个部分。首先,通过剖析土地混合利用实现可持续效应的本质,以及过往研究认知的差异与共识,明晰过往研究框架对土地混合利用演变规律解析的不足,确定新的审视框架的构建准则,进而依据准则确立包括审视内容、审视历程、审视规律应用等三层次的审视思路,确定英美国家及南京为具体审视对象,明确审视时间范围和历史阶段分期,确定审视分析数据资料类型,从而完成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的构建。其次,依托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厘清英美国家1900年代至今的土地混合利用实践瓦解、复苏、衍化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现实问题,剖析各阶段时期中现代规划理论、后现代规划理论、可持续更新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权力等三方面内容的应对性变革要求,以及相应时期现实实践中这三方面内容的切实转变,从而明确各阶段实践的价值目标、解决重点及模式特征。再次,在历史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形式和土地利用权力三维度的演变特征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剖析促成路径演变的“社会—市场—政策”三角动力机制的实施逻辑,并辩证性探讨路径演变的本质、路径演变的重点难点和实践者应当秉持的正确认知态度。最后,根据西方规律模型中“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规律特征,建立“空间模式”、“时间模式”、“权力模式”3个维度16个分项的评价要素体系,运用GIS、Depthmap、Flo EFD、Excel等软件平台,通过香农维纳指数分析、空间句法分析、风热环境模拟分析、空间演变一致性分析、政策制度分析等多元技术方法,定量定性地全面审视了1978年以来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趋势,客观总结其成效、问题及背后机制,并尝试提出相应改革建议。

雷绪斌^[7]（2020）在《中国土地供给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城镇化率不断地提升,从1978年的17.92%持续提高到2019年的60.6%。然而,在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社会问题,主要包括“空心化现象”严重的空间城镇化、农村流动人口进城后无法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福利待遇现象的人口半城镇化、非均衡发展导致城镇化质量的差异化、城乡融合发展滞后等方面的问题。如何进一步解决上述问题,已经成为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完成的重要研究任务。由于土地资源是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本文尝试从土地供给的不同视角,首先分别定性分析其对城镇化发展各方面的影响机理,并且提出相关研究假说,而后建立数理模型对研究假说予以推导验证,最后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对相关城市发展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而揭示了土地供给对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并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读既有的土地供给与城镇化相关研究文献,对本文研究内容的确定和研究思路的延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亦发现既有研究深度仍存在一定的挖掘空间。其一,既有研究在分析土地供给与城镇化的相关性时,仅从土地供给规模、土地供给结构、土地供给价格的某单一视角进行分析,或者仅单一的对空间城镇化、人口半城镇化、城镇化质量、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的视角进行分析,鲜有学者进行综合性分析。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进行综合性分析。其二,学者在分析土地供给对城镇化的影响时,多采用传统的计量方法和省级行政区的数据来做实证研究,鲜有学者从空间计量的视角及采用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尝试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并运用地级市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其三,本文在深入分析土地供给对城镇化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从新的研究视角提出研究假说并进行科学的验证。基于研究目的,本文按照以下逻辑进行分析研究。首先,在明晰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的前提下,对土地供给与城镇化相关性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探究两者的影响机理和仍待挖掘的研究内容,确定可参考的研究方法,对应论文的第一章节,属论文绪论部分;其次,从土地供给规模、土地供给价格的视角分析其对空间城镇化的影响机理,从土地供给价格扭曲、土地供给结构扭曲的视角分析其对人口半城镇化的影响机理,从土地供给规模、土地供给结构的视角分析其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机理,从土地供给规模、土地供给价格、土地供给市场化水平的视角分析其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理,对应论文第二章节,属机理分析部分;再次,分别构建不同的空间计量模型,对上述研究机理中的假说予以验证,所采用的数据为269个城市和102个城市在2009年至2017年的面板数据;最后,基于前文的研究分析,从土地供给的视角提出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实证分析是本文研究的关键内容,主要是对机理部分的研究假说进行验证。具体展开为,（1）第三章节运用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测度空间城镇化、土地供给规模,运用10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测度土地供给价格,并分别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来探析土地供给价格、土地供给规模对空间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土地供给价格的增长有利于提高空间城镇化水平,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土地供给规模对空间城镇化也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并且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可以提高土地供给规模对空间城镇化的正向促进效应。（2）第四章节采用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测度了人口半城镇化,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来分析土地供给价格扭曲、土地供给结构扭曲对人口半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研究认为:土地供给价格扭曲可以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和房价上涨两个渠道加剧人口半城镇化;土地供给结构扭曲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来弱化人口半城镇化。（3）第五章节构建了城镇化质量测度综合指标体系,采用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测度了城镇化质量,并构建空间自相关模型对土地供给规模、土地供给结构与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土地供给规模与城镇化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工业、商服、住宅、基础设施用地（包括基础设施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在土地供给总量的占比与城市发展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4）第六章节中根据全国269个地级市的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土地供给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样本区间内土地供给规模的扩大和土地供给价格的提升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土地供给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则与城乡融合发展正相关。最后,基于前文的研究结果,本文从“加强相关研究,合理配置土地供给规模”“弱化政府干预,完善土地供给价格市场”“调整土地供给机制,优化土地供给结构”“深化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土地供给市场化”四个方面提出相关策略建议。

魏丽^[8]（2020）在《中国高铁对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经济转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已经到来的三重背景下,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经济增长,也关乎民生福祉。然而,实现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面临着“低效率”与“高碳排”两大阻碍。高铁给旅游业带来了诸多积极影响,已有文献已从多个方面充分研究了高铁对旅游业的影响。同时,高铁对地区生产效率与绿色发展的影响开始引起学界关注,但尚未发现有相关文献研究高铁对旅游业生产效率或绿色发展的影响。本文将生产效率与绿色发展相结合,研究高铁对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首先,本文采用2003-2016年中国31省份面板数据,使用考虑碳排放的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了旅游业及其主要细分行业的绿色生产效率;然后,使用面板Tobit模型检验了高铁对旅游业及其主要细分行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接着,分别使用面板Tobit模型与分位数回归检验了高铁对东中西部与旅游业及其主要细分行业绿色生产效率处于不同水平地区的异质性影响;最后,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经营环境在高铁影响旅游业及其主要细分行业绿色生产效率过程中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不考虑环境因素会高估旅游业生产效率的测算结果,即忽略环境因素将不能反映旅游业的真实绩效。分地区看,东部省份考虑碳排放的绿色生产规模效率高于不考虑碳排放的,说明其旅游业集约式发展已初见成效。分行业看,景区的测算结果受环境因素影响最大,说明景区在能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上最为突出。（2）高铁对旅游业及其主要细分行业绿色生产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影响显着为正,对绿色生产规模效率则不存在显着积极影响,对星级饭店与景区绿色生产规模效率的影响甚至显着为负。可见,高铁时代下旅游业应更注重提质增效,而非盲目扩张。高铁对旅游业规模效率不存在促进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高铁带来的“过度竞争”“错配效应”以及“过道效应”。（3）高铁对不同等级的星级饭店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如高铁对五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不存在促进作用,原因主要在于高铁乘客以中等收入为主,较少选择价格昂贵的五星级饭店。（4）高铁对中西部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存在积极促进作用,但对东部地区不存在,一方面是因为高铁对东部地区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已出现边际效益递减;另一方面是因为高铁使得东部地区的部分客源市场与产业要素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但是,旅行社业的实证结果显示高铁对其东中部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存在积极影响,但对西部地区不存在,一方面是因为高铁主要是对组团社有影响,而且是市场环境较为良好的东中部地区的组团社;另一方面是因为高铁对东中部地区旅行社业发展环境的优化存在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不存在。（5）从旅游业总体看,高铁对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与其原本水平的关系应是“倒U”型的,原因主要在于高铁对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存在“极化效应”,同时旅游业发展存在“瓶颈”,随着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水平的上升,高铁的“极化效应”会出现边际效用递减,旅游业自身发展“瓶颈”限制会逐渐凸显,所以高铁对旅游业处于高效率水平与低效率水平地区的促进作用小于处于中等效率水平地区的。而且,这种现象在三个细分行业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上均得到了体现。（6）在旅游业总体上,高铁可以通过对经营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服务环境以及创新环境）的改善来提高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但分行业看,服务环境、市场环境以及创新环境分别在高铁影响旅行社业、星级饭店业以及景区业绿色生产效率的过程中不存在中介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确定了高铁对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不仅拓展了旅游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范畴,丰富了旅游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以绿色生产效率为落脚点为高铁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提供了产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并且为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高铁规划布局的优化提供借鉴。（2）揭示了经营环境在高铁影响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过程中的机制作用,即高铁可以通过改善地区旅游业经营环境进而影响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不仅深化了高铁与旅游业关系的相关研究,而且为各地在高铁时代下发展旅游业提供更为具体的方向。（3）发现了高铁对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以及处于不同效率水平地区的影响是不同的,可以回答高铁对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有助于合理有效地促进旅游业发展。（4）对旅游业生产效率测算进行了优化,使用同时考虑了生产碳排放与生活碳排放的SBM-Undesirable模型来测算旅游业及其主要细分行业的绿色生产效率,并且发现了不考虑环境因素将高估旅游业的生产效率水平,不仅有助于政府与企业做出更为有效精确的决策,而且符合旅游业的绿色发展趋势。

何春丽^[9]（2020）在《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汽车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之一,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传统汽车尾气排放污染严重,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同时,传统汽车严重依赖化石能源,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对化石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加剧了我国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于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传统燃油汽车的高污染和高能耗,已不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要求,新能源汽车作为能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品,以其在节能与缓解环境压力中的双重优势,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是世界各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优先选择,但是新能源汽车作为一种新型的汽车产品,在技术上与传统的燃油车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消费者接受新能源汽车产品。我国当前正处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过渡阶段,从市场消费需求的角度,基于私人需求引导产业向市场驱动转变,有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推广,有利于缓解环境污染和保障能源安全,有利于我国汽车产业安全以及产业的结构升级,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的研究主要从问题的提出、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政策导向四个角度逐步展开。首先,本文在第一章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介绍了本文的主要思路、研究的重难点、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然后,在第二章进行理论分析,详细介绍了新能源汽车发展研究中涉及到的相关经济学理论,并对当前关于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述评。在第三章对世界汽车产业发展动态和国内外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对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之后,基于调查问卷数据,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实证分析部分中,研究基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思路展开:在宏观层面,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意愿分成长期意愿和短期意愿两类情况,通过离散选择模型中的二项Logit模型,对影响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一是对影响新能源汽车长期和短期接受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二是分析了城市公交系统建设对消费者接受新能源汽车意愿的影响;三是对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地域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在中观层面,通过离散选择模型中的多项Logit模型,对基于消费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进行了实证,一是对消费者的品牌偏好进行实证分析,二是对消费者的车型偏好进行了实证研究,三是就新能源汽车的类型对消费者偏好进行实证分析,并分别对消费者的各类偏好分地域和性别展开了深入研究。在微观层面,对新能源汽车五个方面的产品属性,即经济性、个性化、环保性、品牌化和科技感从消费者感知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各属性对消费者购车意愿的影响。最后,在第七章中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结合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存在的问题,从不同层面针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提出相应的政策导向,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协同创新进行了研究。通过对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消费者购车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对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消费者认知、产品特征、消费者特征、基础设施建设、人口统计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长期意愿和短期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消费者个体认知,无论对购车的长期意愿还是短期意愿都呈现出显着正向影响;产品特征中,充电成本、续航里程、充电时间对短期意愿影响显着,其中充电成本和充电时间对短期购买意愿呈显着的负向影响;消费者特征中,购车年限和购车经验显着地影响短期购车意愿,其中,购车经验越丰富的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短期购买意愿越高;家庭充电设施对长期和短期购买意愿都呈显着影响,公共充电设施对消费者短期购买意愿影响显着;性别、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显着地影响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短期购车意愿,年龄和教育程度对消费者长期意愿和短期意愿均呈现出显着的负向影响。收入水平对消费者购车的长期和短期意愿影响都不显着。城市公交系统的完善对消费者短期购买意愿呈显着的负向影响,公交出行越便捷的城市,消费者购车的短期意愿越低;城市越大,交通线路条数越多,消费者短期购买意愿越高;地铁站点越多,消费者出行越便捷,短期的新能源汽车购车意愿越低。从区域特点看,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程度越高。第二,基于消费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研究结论。消费者品牌偏好中,动力偏好、里程偏好、购车经验、用车经验和价格偏好都显着地影响消费者的品牌选择,且对选择国产品牌存在比较显着的负向影响;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显着地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选择,其中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消费者选择国产品牌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从地域特征看,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的消费者,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消费者,在国产品牌和国外品牌之间做选择时,都更偏好于国外品牌,品牌偏好呈现出比较显着的地域差异。不同的因素对不同性别的消费者品牌偏好的影响不同,例如用车经验等因素对男性消费者的品牌选择有显着影响,对女性消费者影响不显着;里程偏好对女性消费者的品牌选择有一定的显着影响,对男性的品牌选择影响不显着。不同性别消费者的品牌偏好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总体而言,国产品牌的行业竞争优势不明显,消费者对国有新能源汽车品牌信心不足。消费者车型偏好中,动力偏好、里程偏好、购车经验和价格偏好都不同程度地影响消费者对车型的选择,比如有动力偏好和里程偏好的消费者在轿车和SUV之间偏向于选择SUV;有价格偏好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SUV或MPV;用车经验对消费者车型偏好影响不显着。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都显着地影响消费者对车型的选择,例如年龄越大的消费者越偏向于MPV和SUV车型的选择,家庭规模越大消费者越倾向MPV车型。职业特征对消费者车型偏好有一定的显着影响,例如企业和事业单位人员对轿车的偏好更显着。车型偏好存在较显着的地区差异,例如中部地区相比于西部地区,对MPV车型的偏好更显着。不同因素对消费者车型的偏好也表现出显着的性别差异,例如购车经验和里程偏好显着地影响女性对车型的选择,但对男性选择车型的影响不显着。在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上,政策认知、购车年限、里程偏好和购车经验都显着地影响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类型选择,其中购车年限、里程偏好以及购车经验对消费者选择纯电动汽车有显着影响。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也显着地影响消费者选择,尤其是对纯电动汽车的选择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动力偏好和价格偏好对消费者的新能源汽车类型选择影响不显着。不同地区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类型的选择也存在地域差异,例如副省级城市消费者在纯电动汽车和其他类型之间,更偏向与选择其他类型的新能源汽车。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对纯电动汽车显示出显着偏好。同时各类因素对消费者的新能源汽车类型选择呈现出显着的性别差异,例如政策认知显着地影响男性对汽车类型的选择,对女性的影响不太显着,里程偏好显着地影响男性对纯电动汽车的选择,对女性选择纯电动汽车影响不显着。第三,消费者的产品属性感知对新能源汽车需求影响的结论。产品的经济性和个性化对新能源汽车的长期和短期购买意愿均有显着影响;产品的环保性和科技感主要对消费者短期购买意愿有显着影响,其中科技感对消费者短期购车意愿影响正向相关。消费者产品属性的感知对消费者购车意愿呈现显着的性别差异。产品的个性化对女性长期购车意愿影响显着,对男性消费者长期购车意愿影响不显着;产品环保性对女性的短期购车意愿影响显着,且呈负向相关,但对男性短期购车意愿的影响不显着;科技感显着地影响男性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短期购车意愿,但对女性的短期购车意愿没有显着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针对引导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提出从宏观上增强消费者环保等个人认知,提高产品技术强化产品质量,引导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经济和完善公交设施等政策;从中观层面提出增强品牌形象和影响力,鼓励产业技术创新,对产业补贴的调整和转向等政策;从微观上提出企业应充分研究消费者行为准确定位产品和市场,鼓励企业增加产品核心技术投入,基于消费者感知注重产品设计和品牌管理等策略。并针对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协同创新平台、完善产业链协同机制、打破区域壁垒等政策以提升产业竞争力。本文的创新之处表现在:第一,选题视角的创新,目前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研究,国内外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产业补贴措施和政策上。本文从经济学理论框架出发,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研究影响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因素,对新问题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的选题和视角具有创新性;第二,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在宏观上从影响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因素上进行实证,中观上对消费者品牌偏好、车型的偏好和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进行研究,同时深入研究了各类偏好的地域差异和性别差异,微观上就消费者感知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进行分析,研究内容上实现了创新。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通过针对研究目的进行问卷设计,收集较为完备的第一手资料,整理出较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形成了一个研究新能源汽车购车意愿和购车偏好的指标体系较为完整的量化模型,系统地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研究,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比较直观和准确的科学引导。

孙兆辉^[10]（2020）在《长期护理保险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关于我国长期护理保险问题的研究多是从宏观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层面展开的,忽视了对居民参保长期护理保险微观实证的探讨。居民作为参保主体,长期护理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居民参与,而居民参保意愿是构成其参与保险建设的直接动力。在不了解居民参保意愿的情况下,政府设计的保险制度容易脱离现实,保险机构也难以开发针对性的产品来满足多样化需求,因此居民参保意愿是确保制度建设有效性和实现精准营销的关键。虽然已有研究对居民参保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但是多为验证性的列举,缺乏对影响因素的系统归纳和相应的机理分析。鉴于此,本研究依据“理论与文献铺底–质性研究–量化研究–政策建议”的技术路线,对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进行分析,提出提升居民参保意愿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发展长期护理保险提供依据,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供参考。主要创新性工作和研究结论具体如下:（1）长期护理保险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质性研究。基于探索性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对深度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厘清居民参保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构建包含居民属性、心理认知和外部情境三类主范畴的长期护理保险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综合理论模型,并提出基于“认知–情境–意愿”的分析框架。根据理论模型做出如下研究假设:居民属性的异质性对其参保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居民心理认知变量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参保意愿;外部情境变量调节参保“态度–意愿”间的路径关系,能够弥补两者的差距。（2）长期护理保险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量化研究。基于调研数据,综合运用多种数理统计方法开展实证分析和假设检验。研究发现:异质性居民的参保意愿存在显着的差异性;参保过程中存在“态度–意愿”差距,表现为态度高意愿低形成的意愿缺口;参保态度、知觉行为控制、感知有用性、个人规范、信任程度和文化观念对居民参保意愿具有显着直接影响,风险认知仅对商业保险参保意愿具有显着直接影响,感知有用性、个人规范、信任程度、风险认知和保险知识通过参保态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参保意愿;政策支持对“态度–意愿”间的路径关系具有显着正向调节效应,弥补了两者的差距。作为政策启示,本研究建议:政府应该尽快出台长期护理保险法规,通过宣传强化居民参保责任感与义务感,转变其守旧护理观念,加强监管和政策层面支持与引导,扩大制度试点;保险机构应该加强商业保险理念和知识宣传,提升居民风险认知能力和参保意识,做好内部规范化管理和产品设计。

二、市场·消费·经济增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市场·消费·经济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2）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与扩散仿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土地供给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高铁对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长期护理保险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市场·消费·经济增长（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与扩散仿真研究[D]. 杨贤传.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3]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研究[D]. 李振兴. 四川大学, 2020(12)
• [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吴媛媛.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D]. 叶莉. 广西大学, 2020(07)
• [6]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D]. 陈阳. 东南大学, 2020(02)
• [7]中国土地供给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D]. 雷绪斌. 湖南大学, 2020(02)
• [8]中国高铁对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D]. 魏丽.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
• [9]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研究[D]. 何春丽.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10]长期护理保险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研究[D]. 孙兆辉. 天津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