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斯亮[1]（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邹淋[2]（2020）在《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文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陈铨文学思想和戏剧创作多为学术界关注,尤其是多聚焦于他的“民族主义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对陈铨的研究尽管已有近80年的历史,但仍然还是比较零散的,各自为阵,条块分割,缺乏整体性。针对这种现象,本文拟从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兼以文化哲学的维度,以他的“力”的文学思想为聚焦点来展开整体研究,探讨他的文学思想的本质特点,特别是他的“力”的文学思想特质和主要表现形态。论文分共为八个部分。在绪论中,也即第1部分,论文将从界定“力”的概念出发,梳理其哲学史的发展过程,并结合陈铨的思想发展,初步勾勒他的“力”的文学思想特点,同时对有关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综述,阐释论文的写作目的,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和创新之处。第2部分将着重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力”的文学思潮产生的原因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创构情况、类型形态等,进行学理性和学术史的梳理。第3部分将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意识结构进行论述,重点是其中的“自由的意志”、“精神的独立”、“心灵的自由”三个方面,目的在于探讨陈铨是如何理解“力”的,他的文学思想是如何以“力”为内核的,以及在此基础上,他又是如何通过“力”的文学思想来观照现实与人生的。第4部分将侧重探析陈铨“力”的文学思想所呈现的美学特征和表现形态,揭示他是如何将“力”以美的方式和形态呈现出来的,主要包括“力”的美学存在形态与美学价值形态两部分,前者主要表现出“摒弃中和”、推崇“对立”和“崇高”两个特征,后者则体现着求真、寓理、主情三种独有的特质。第5部分将认真厘清陈铨“力”的文学思想是如何在创作实践中体现的,也是要探析陈铨通过文学方式来展示人生的意义和新的生命形式的真正用意,主要包含“存在的叩问”、“灵魂的拷问”、“本体的透视”等三个部分的内容。第6部分将认真总结、归纳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三个艺术特点,即“冲力性”、“浪漫性”与“超越性”,由此探讨他是如何在文学实践中运用独特的艺术方式来展示“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第7部分将认真探讨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理论局限性及其内在原由,并对此进行客观的评价。结语部分,也即第8个部分,将从文学史的维度论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文学价值,对其文学史、文学思想史意义进行客观评价。本文的创作新点主要有:以“力”为论述的基点和主导线索,将陈铨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进行整体的人生哲学（生命哲学）审视,厘清“力”在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中所产生与发挥的内在机制及其功能作用。从人生哲学（生命哲学）维度审视陈铨“力”的文学思想,在本质上,可以说,“力”是他用以探讨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人”得以全面的发展,能够真正地摆脱封建专制对人的精神控制和奴役,让生命（人生）能够真正地获得一种超验的证明。因此,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进行认真探讨,从中也就能够从中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在建构新的文学形态中,其间是如何关注和思考现代中国人新的生命（人生）意志和价值意义的确立和完善的,而这也是现代文学确立现代性价值的一个重要原由,是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精神品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胡小京[3]（2019）在《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文中提出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该会于1912年4月,为启迪女性新知,专门针对社会中上层受过教育的家庭女性及女学生群体创办了《女铎》杂志。在基于基督教指导原则之下,该刊重点围绕女性的家政事务管理、儿童教养、婚恋、教育、职业、自身权益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问题,给予女性全方位的引导和帮助。《女铎》发行近四十年,是与时代互相适应和选择的产物,其选载文章时而保守、时而偏激、时而激进、时而反复,对女性角色定位在情感上错综复杂,恰恰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角色建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在刊行基调上,《女铎》对女性角色的定位选择了一条温和而保守的“新”路线,试图在培养家庭新式“贤妻良母”与社会新女性之间达到一种有序过渡和平衡,这种平衡是近代中国转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一种体现。虽然在近四十年的发刊中,《女铎》始终将重心落足于家庭,但其在女性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引导、规训及处理这二者平衡之间的努力和尝试,推动了家政科学化及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女铎》文本的解读,以“女性角色”为连接点,探究民国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与报刊媒介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充分阐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功能性内涵和时代性特征,并对二种角色的平衡进行理论分析。在研究女性角色建构的历程中,不仅可以透视出民国时期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定位,也从中显露出以知识女性群体为代表的,来自女性自身的自省和自言,凸显了女性角色从被动受男性社会精英倡导到女性自身主动诉求的历史性转变。
李强[4]（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提出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黄薇[5]（2018）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文中提出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关青铜器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学始,也有一千年的历史。面对不断涌现的青铜器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整理归纳,考镜源流,阐述近千年来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本文采用时间分期的方式,尝试综合分析每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共分为五期。第一期是萌芽期,谈宋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宋代之前的人们认为发现铜器是一种祥瑞之事,并且已经开始对铜器年代进行初步判断,研究成果大多零星记载于文献中。第二期是雏形期,谈宋代到清代的青铜器研究。宋代学者的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着录形式与研究体例,对铜器进行了初步的定名与分类,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最初研究范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清代学者将青铜器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纠正了宋人在定名与分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且研究者众,着述丰富。本期重要特点是重视铭文研究,并取得较高的成绩。第三期是蜕变期,谈民国时期的青铜器研究。随着民国时期铜器标准器断代法的提出,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运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开始科学化,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研究进一步明晰,青铜器研究已开始脱离金石学的窠臼。第四期是融合期,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此时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成果显着,并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研究类别也扩展到兵器、工具、农具等。第五期是成熟期,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文成稿时。此时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学界共识,“多因素综合分析断代法”得以熟练运用,通过青铜器分期分区系研究,已基本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文化谱系,并深入研究青铜器与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的发展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因。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演讲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由于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问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这门分支学科的新生。萌芽期、雏形期的青铜器都是偶然零星发现,非特意寻找。蜕变期之后,有了科学考古发掘,青铜器出土有了地层学做参照,类型学做基础,拓展了青铜器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考古学的介入。在西方考古学传入后,地层学、类型学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蜕变,真正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此青铜器研究在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焕然一新。研究目的,由雏形期之前的补史正经、考礼问道,变为蜕变期之后,通过青铜器遗物以及相关遗址等,来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萌芽期和雏形期,研究对象局限于偶然得到零散青铜器。蜕变期的研究对象是传世青铜器与新出土无地层关系的青铜器群。而到了融合期、成熟期,研究对象是所有出土的与传世的青铜器,包括青铜车马器、工农具等。研究内容也扩展为“三大层面六大线条”:即考古与历史层面、艺术层面、科技层面;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地域、铸造六大线条。青铜器研究方法由浅到深,从粗到细,由单件器物的研究到器群的研究,再提升到研究青铜器的背后族群、文化等深层次问题。青铜器研究形成了将历史文献与出土发现相结合,重视考古学角度的考察,并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基本成熟的研究范式。再次是研究群体的变化。萌芽期与雏形期时,研究群体是以单纯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组成。而蜕变期之后的研究群体发生了变化,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二是考古学家,如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参与。以上两大研究群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时代。最后,有几点说明,本文中青铜器研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农具等,未包括铜钱、铜镜等类别。又因关于金文、铭文的研究已有专论,故文中在此方面不做过多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及本人能力所限,文中未对铜器铸造等科技方面以及海外铜器研究情况做深入考察,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完善。
曹莹[6]（2018）在《民国时期气象专业期刊及气象科技发展》文中研究说明科学期刊是科学发展的一种学术反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水平的标尺。气象科学期刊真实地记载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气象建设、科学发展、技术创新的情况,有较强的文献性。民国时期,期刊是传播科技信息的主要媒介,近代科学研究成果多是通过期刊才得以保存和普及,民国时期气象学期刊是研究近代气象学发展的重要材料。本文以1915-1949年35年间的《观象丛报》、《中国气象学会会刊》、《气象杂志》和《气象学报》为着重点,利用文献分析和计量统计的方法,以期刊的外在形态和内部刊载的气象科技内容为研究对象。通过整理期刊在封面、栏目、主办机构、作者群体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可以发现,气象期刊逐步趋于成熟,而且逐渐向气象学术期刊发展,尤其气象研究所成立以后,我国逐步形成了稳定的作者群体,气象期刊的水平和质量有所提高。根据四本气象专业期刊中的气象科技内容,可以看出当时我国气象学者在天气学和气候学领域的研究尤为突出,促进国内外学者对我国气候区域的认识和了解。综合气象期刊的形式和内容特征,了解到气象期刊经历了从“科普气象知识”、“气象科技服务”到“自主气象科研”的过程,而我国气象科技则在“气象科学”、“气象技术”和“气象数据”等方面都有所发展。气象期刊为我国气象科技传播、推广以及指导做出突出的贡献,同时气象科技也为气象期刊带来积极的影响,两者的互动作用呈现的是积极良性的作用,为我国早期气象事业发展带来持续的动力。本文全面完整地介绍我国在民国时期创办气象期刊的情况,探析中国近代气象科技发展,以及民国时期气象科技及气象期刊的互动作用,并对民国时期气象期刊做出一定的评价。一方面,加强人们对近代气象专业期刊和气象科技发展情况的了解;另一方面,探析气象期刊在气象科技的传播、交流等方面的作用,使大家认识到气象期刊在我国早期气象科技发展时期的地位及其影响。通过对早期气象期刊、气象科技发展的回溯,给现代气象科学的前景予启发,为当代的气象科学事业提供历史参考。
吴家洲[7]（2018）在《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研究唐代洛阳地区森林的变迁。洛阳地区地处“天下之中”,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政治、文化积淀,使得其发展到唐代,依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极其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这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森林消耗的基础上的,发达程度和森林消耗速度成正比,在安史之乱前表现的尤为明显。目前,国内有关唐代区域森林变迁的研究并不多见,有关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文拟利用中国古代的文献、档案资料,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并运用数学、建筑学、地理学、生态学、水文学等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对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状况进行考察,找出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的主要原因,分析其造成的影响及采取的森林保护措施,以期尽可能复原唐代洛阳地区的森林变迁状况,为当今洛阳地区和一些类似地区的森林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减少主要是由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各种木构建筑的营建、薪柴和丧葬的日常消耗、战争的破坏等原因引起的,由此造成了水旱灾害频繁、水土流失加剧等水环境恶化问题和动植物资源减少、土壤盐碱化、土地沙化及气候环境有所恶化等其他生态环境问题。随着唐代洛阳地区人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也采取了一些植树造林的措施,但人工林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远远无法和天然森林比较,唐代洛阳地区的森林呈不断下降趋势,生态环境也逐渐恶化。
牛翠萍[8]（2018）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研究》文中提出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当前,中国仍然处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上,需要从历史中借鉴探索民主政治的经验。今天的协商民主、统一战线和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革命的烙印,都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起点,是协商民主和政治协商的典范,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式,并规定了暂代行人大的职能。因此,对这次会议召开的演进历程进行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从大历史视角对会议过程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以中国时局的变化为行文背景,围绕“为什么要召开”、“谁召集”、“协商什么”、“怎样协商”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深入探讨中共与各方民主人士协商建国中的求同存异过程。从会议的全过程看,“既透视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特殊轨迹,又昭示着中国协商民主的旺盛生命力。”本文的结构设计,是按时间顺序展开来阐述人民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的全过程。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论文的缘起及研究意义,并对论文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和不足作了简要介绍。第二部分,正文。正文分为6章。第一章,政治协商会议的由来与战后政局。重点考察了政治协商思想来源,追溯到孙中山党派团体制思想,演变为中国党派政治协商思想。梳理了党派团体制思想在实践上发展为新形式的过程。抗战胜利后各方力量促成了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围绕国民大会、建国纲领、军队整编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政治协商。虽然国民党撕毁了政协决议,但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和原则却保留了下来。第二章,“五一”号召:中间党派与中共达成初步共识。首先分析了中共发布“五一”号召的背景,即国共双方军事、经济、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中共的情况下召开的。中间党派对“五一”号召的反应绝大多数是热烈的,但有少数持观望和怀疑态度。中间党派对新政协的分歧,认为“五一”号召的核心主张并非中共所独有,由中共召集还是三党联合召集?尽管存在着分歧,但基本一致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共发动和领导下,开展了以香港为中心的新政协运动,从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协商建国的序幕。第三章,毛泽东8月复电与新政协的全面发动。首先对毛泽东对民主人士的8月复电及复电迟缓原因展开分析,指出新政协进入了“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其次,分析中共政治上准备新政协,设计新中国基本格局;军事上发动战略决战以配合政治上的筹备。再次,为推进新政协运动,中共克服困难把大量民主人士运送到解放区与中共商讨建国大计,统一思想。最后,重点阐述中共与民主人士围绕新政协的召开时间、地点、参加范围及建国程序等基本问题展开协商,双方本着平等协商精神、求同存异原则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第四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共识与协商建国。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进行,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形势迅速恶化,国民党发动了“和平运动”,美苏支持国共和谈,一部分中间派发生动摇,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中间党派纷纷回应,并公开明确承认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领导,全力投入到了新政协的筹备中,开始了和中共的全面协商建国。第五章,时局的根本变化与新政协召开的实质性筹备。国民党内外交困下,李宗仁试探“和平”,国共开启北平谈判,由于国民党缺乏诚意,谈判失败。中共与民主党派加快了协商建国步伐,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各地各界以各种形式祝贺政协筹备会的召开。新政协筹备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新政协代表的产生问题。积极推动全国各界人民团体的建立和完善,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第六章,政治协商精神的实践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这次新政协会议尤为集中体现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对政治协商精神的理解。商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选、奠基新中国三个历史性文件及其他重大事宜,尤其就“人民政协是否长期存在”、“要不要提社会主义”、“要不要联苏”等问题求同存异,是中共和各方民主力量政治协商的产物,是政治协商精神的彰显。第三部分,结论。纵观人民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的全过程,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建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相互尊重、充分协商、求同存异,是协商建国的必要条件;各界社会团体的建立是多党合作的必要补充。
张光润[9]（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指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邹琪[10]（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研究表明“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 3.7 小结 |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 4.2.1 岁奏制度 |
| 4.2.2 祭祀制度 |
| 4.2.3 守护制度 |
| 4.2.4 维修制度 |
| 4.2.5 惩罚制度 |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 5.2.1 祭祀制度 |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 5.2.4 修缮制度 |
| 5.2.5 惩罚制度 |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 6.2.1 岁奏制度 |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 6.2.3 维修制度 |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 7.2.1 崇圣寺概况 |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7.3.1 灞桥概述 |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 11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表 |
| 附文 |
| 附图 |
| 致谢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绪论 |
| 1.1 概念提出:“力”的定义及哲学涵义演化 |
| 1.2 意识关联: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聚焦 |
| 1.3 文献综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研究概述 |
| 1.4 研究设想:写作目的和理论依据 |
| 2.吐故纳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理论生成 |
| 2.1 背景概述:“力”的思潮之勃兴与影响 |
| 2.2 主旨归纳:“力”的美学涵义与文学表征 |
| 2.3 理论特质:“力”的文学思想的认识与建构 |
| 3.聚焦主体: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意识结构 |
| 3.1 “保持生命的自由” |
| 3.2 营造“高尚的人格” |
| 3.3 做“超世界的主体” |
| 4.审美显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美学特征 |
| 4.1 冲破“中和”的束缚 |
| 4.2 推崇“对立”与“崇高” |
| 4.3 “崇高”美的价值形态 |
| 5.文本设计: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创作实践 |
| 5.1 叩问存在 |
| 5.2 审视灵魂 |
| 5.3 透视本体 |
| 6.风格独创: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艺术特质 |
| 6.1 活力性:生命潜流与冲力勃发 |
| 6.2 抒情性:浪漫情怀与自我袒露 |
| 6.3 超越性:艺术冥想与灵性显现 |
| 7.时代印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理论限度 |
| 7.1 文学理念的偏颇 |
| 7.2 创作手法的缺陷 |
| 7.3 艺术价值的减损 |
| 8.结语 |
| 参考书目 |
| 作者简历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近代女性角色研究 |
| (二) 近代女性报刊研究 |
| (三) 《女铎》杂志研究 |
| (四) 近代基督教女刊研究 |
| 四、概念的界定 |
| (一) 《女铎》 |
| (二) 女性角色 |
| 五、研究理论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理论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女铎》杂志 |
| 一、合力兴办,顺势而为 |
| (一) 依托宗教平台 |
| (二) 借助上海地势 |
| 二、主办得力,女性合聚 |
| (一) 主编 |
| (二) 撰写人员 |
| (三) 读者 |
| 三、编排精良,取材适宜 |
| (一) 编辑要旨 |
| (二) 栏目内容 |
| 四、宣传有方,名声远播 |
| (一) 布道征文 |
| (二) 编读互动 |
| 第二章 女性家庭角色的重塑 |
| 一、树立科学的家政生活理念 |
| (一) 衣食住的科学搭配 |
| (二) 家庭常见疾病的防治 |
| (三) 家政经济能力的培养 |
| 二、培养新型的育儿观念 |
| (一) 优生优育的筹划准备 |
| (二) 幼童饮食的科学哺育 |
| (三) 幼童卫生保健的推广 |
| 三、注重科学的家庭教育 |
| (一) 严于律己的母教典范 |
| (二) 遵从规律的育儿策略 |
| (三) 自幼规范的礼仪教育 |
| (四) 教导得法的金钱观念 |
| (五) 科学引导下的性教育 |
| 四、建立新型的内外关系 |
| (一) 夫妻关系 |
| (二) 亲子关系 |
| (三) 婆媳关系 |
| (四) 主仆关系 |
| (五) 新式社交 |
| 第三章 女性社会角色的新构 |
| 一、谋求女性教育的发展 |
| (一) 倡导女学的时代背景 |
| (二) 重视女学教育的教会力量 |
| (三) 强调女学教育的多渠道推广 |
| 二、培养自食其力的经济能力 |
| (一) 近代女性职业的溯源 |
| (二) 女性经济自立的倡导 |
| (三) 女性职业教育的推广 |
| (四) 育儿后顾之忧的应对 |
| 三、倡导因时而易的参政立场 |
| (一) 创刊之初的保守规避 |
| (二) 时代呼吁下的主动诉求 |
| 四、推动社会角色的外延 |
| (一) 启迪女性社会服务意识 |
| (二) 倡办女性特色的服务团体 |
| 第四章 《女铎》视域下女性角色的平衡 |
| 一、两性角色关系之平衡 |
| (一) 男女两性之有别 |
| (二) 男女两性之平等 |
| 二、中西文化融合之平衡 |
| (一) 家庭角色的固守与微变 |
| (二) 社会角色的渐变与生成 |
| 三、主办与时局之平衡 |
| (一) 宗教与世俗兼顾 |
| (二) 角色引导与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一) 附表1 1912-1948年《女铎》“家政”专栏文章统计表 |
| (二) 附表2 1936-1950年《女铎》其他专栏家政文章统计表 |
| (三) 附表3《女铎》定价变更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第五节 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 |
| 第二章 老耶稣会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与消亡 |
| 第一节 明末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初现(1580—1644) |
| 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中国辅理修士 |
| 二 明末来华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主要考量 |
| 第二节 清初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发展(1644—1724) |
| 一 顺治朝传教环境对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影响 |
| 二 康熙朝传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耶稣会神父的出现 |
| 第三节 “百年禁教”时期的中国耶稣会士(1724—1840) |
| 一 雍乾禁教时期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举措的变化 |
| 二 耶稣会被“取缔”后的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三 “禁教”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国神职群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作为“西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中介 |
| 二 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中介 |
| 三 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中介 |
| 第三章 新耶稣会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再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教权”冲突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形成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准备阶段:1850 年徐汇公学的设立与课程设置 |
| 三 形成阶段:1862 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
| 第二节 “教务“增长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发展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阶段性量化分析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内部结构 |
| 第三节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代际谱系与社会定位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代际谱系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社会定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中西宗教与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 二 西方天主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结合产物 |
| 第四章 “华人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治理 |
| 一 “民教冲突”: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发生 |
| 二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教案”观——以李问渔为例 |
| 三 “民教相安”:中国耶稣会士与“教案”的解决 |
| 第二节 “华文圣经”:中国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一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经》翻译的时代特色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圣经》翻译作品概况 |
| 第三节 “耶儒释老”:中国耶稣会士的宗教对话(护教)着述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宗教对话着述概况 |
| 二 “专辟佛老”:黄伯禄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三 “护教斗士”:李问渔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缓和中西冲突与构建新型政教关系 |
| 二 《圣经》汉译与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 三 从基督宗教间冲突到宗教学研究的雏形 |
| 第五章 “学贯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 |
| 第一节 “泰西之学”: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西学东渐” |
| 一 李问渔的西学译介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着作 |
| 三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西学东渐”活动之影响 |
| 第二节 “淹贯中西”: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东学西传”——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学术交往 |
| 一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黄伯禄的书信来往 |
| 二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着作与黄伯禄 |
| 三 黄伯禄及其他中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着作之价值 |
| 第三节 “光前启后”:中国耶稣会士的本地教会史研究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对徐光启历史的整理 |
| 二 中国耶稣会士对许甘第大(Candida Hiu)历史的整理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整理本地教会史的本地化意义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 二 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识 |
| 第六章 结语:本地化视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第一节 本地化视域下反观晚清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 |
| 一 国际性与本地性的统一及差异 |
| 二 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结合 |
|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群体本质 |
| 四 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宗教阶层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关键 |
| 一 在晚清历史语境中缓和天主教信仰价值与中国社会的冲突 |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结合 |
| 三 影响该群体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认同之来源 |
| 表格索引 |
| 图片索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二章 两宋以前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三章 宋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体例的形成与确立 |
| 二、在定名与分类方面的贡献 |
| 三、以铭文为中心的断代研究 |
| 第四章 元明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五章 清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清代前期 |
| 二、清代中期 |
| 三、清代后期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书籍大量问世 |
| 二、书籍质量的提高 |
| 三、着录体例的进一步完善 |
| 四、定名与分类取得新成就 |
| 五、研究方法取得一定进步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金石与史学研究者 |
| 二、受西方考古学影响的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
| 二、分期断代标准的创立 |
| 三、分国别研究的提出 |
| 四、类型学方法的初步运用 |
| 五、定名与分类研究的进展 |
| 六、综合性研究着作的出版 |
| 七、开始关注冶铸技术 |
| 第七章 20世纪50～70年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古文字与史学研究者 |
| 二、考古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青铜器研究已成为考古学的分支 |
| 二、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 |
| 三、断代研究进一步科学化 |
| 四、类别研究有了新进展 |
| 五、研究青铜器与文明的关系 |
| 六、其他专题研究蓬勃开展 |
|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一、中原地区 |
| 二、西部地区 |
| 三、南方地区 |
| 四、北方地区 |
| 五、东部地区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各考古文博单位 |
| 二、高校研究群体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综合研究已成共识 |
| 二、分期断代研究方法更加缜密 |
| 三、分区系研究取得进步 |
| 四、类别研究更加细致而系统 |
| 五、工艺与铸造的研究蓬勃开展 |
| 六、青铜器与古代文明研究成果丰硕 |
| 第九章 青铜器研究的分期与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青铜器研究史的分期 |
| 一、萌芽期 |
| 二、雏形期 |
| 三、蜕变期 |
| 四、融合期 |
| 五、成熟期 |
| 第二节 青铜器研究的基本特征 |
| 一、研究对象的变化 |
| 二、研究群体的转变 |
| 三、研究方法的转变 |
| 四、青铜器的研究范式形成 |
| 余论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对考古学、历史学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一、国内研究概述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案 |
| 一、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及创新之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科技期刊发展简况 |
| 一、科技期刊概况 |
| 二、传播气象内容的科技期刊 |
| 第五节 资料来源、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 |
| 一、资料来源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气象期刊总体情况 |
| 第一节 气象期刊创刊 |
| 一、中央观象台气象科成立 |
| 二、民国第一本气象期刊——《气象月刊》出版 |
| 第二节 气象期刊的发展特征 |
| 一、期刊的区域分布 |
| 二、期刊的时间分布 |
| 三、期刊的持续时间 |
| 第三节 主办机构 |
| 一、气象观测机构 |
| 二、气象行政管理机构 |
| 三、气象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 |
| 四、高等教育机构 |
| 第四节 期刊形式与内容分析 |
| 一、期刊形式 |
| 二、期刊内容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气象专业期刊分析 |
| 第一节 四本期刊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组织结构的变更 |
| 一、主办机构 |
| 二、编委员 |
| 三、作者群体 |
| 第三节 刊物形式的变化 |
| 一、栏目设置 |
| 二、外观设计 |
| 三、出版经营 |
| 第三章 气象专业期刊的气象科技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观象丛报》的科技内容 |
| 一、《观象丛报》的学术研究 |
| 二、《观象丛报》的气象资讯 |
| 三、《观象丛报》的气象数据 |
| 第二节 《中国气象学会会刊》的科技内容 |
| 一、《中国气象学会会刊》的学术研究 |
| 二、《中国气象学会会刊》的科技推介 |
| 三、《中国气象学会会刊》的气象资讯 |
| 第三节 《气象杂志》的气象科技内容 |
| 一、《气象杂志》的学术研究 |
| 二、《气象杂志》科技推介 |
| 三、《气象杂志》气象资讯 |
| 四、《气象杂志》的气象数据 |
| 第四节 《气象学报》的气象科技内容 |
| 一、《气象学报》的学术研究 |
| 二、《气象学报》科技推介 |
| 三、《气象学报》气象资讯 |
| 四、《气象学报》的气象数据 |
| 第四章 气象期刊与气象科技发展的互动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气象专业期刊的发展阶段 |
| 一、气象期刊的萌芽时期 |
| 二、气象期刊的积累时期 |
| 三、气象期刊的发展时期 |
| 第二节 气象期刊所反映的气象科技发展 |
| 一、气象科学的发展 |
| 二、气象技术的发展 |
| 三、气象数据的发展 |
| 第三节 气象期刊对气象科技的推动作用 |
| 一、气象知识的启蒙作用 |
| 二、气象研究的传播作用 |
| 三、气象技术的指导作用 |
| 第四节 气象科技对气象期刊的影响 |
| 一、气象科研发展的需求 |
| 二、中外气象科技交流的带动 |
| 三、气象科学建制化的需要 |
| 总结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代洛阳地区概况 |
| 第一节 唐代洛阳地区范围界定 |
| 第二节 洛阳地区自然环境概况 |
| 一、洛阳地区地形地貌概况 |
| 二、洛阳地区水系概况 |
| 三、洛阳地区气候概况 |
| 四、洛阳地区土壤概况 |
| 第三节 唐以前洛阳地区森林概况 |
| 一、先秦至两汉时期洛阳地区森林概况 |
| 二、魏晋至隋时期洛阳地区森林概况 |
| 第二章 唐代洛阳地区的森林变迁 |
| 第一节 唐代洛阳地区农业开发与森林变迁 |
| 一、唐朝洛阳地区安史之乱前的农业开发与森林变迁 |
| 二、唐朝洛阳地区安史之乱后的农业开发与森林变迁 |
| 三、唐朝洛阳地区的人口变迁 |
| 第二节 唐代洛阳地区手工业发展与森林变迁 |
| 一、唐代洛阳地区矿冶业对森林的消耗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金属矿产分布情况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矿冶业消耗材木分析 |
| (三) 唐代洛阳地区矿冶业与生态环境 |
| 二、唐代洛阳地区陶瓷业对森林的消耗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瓷窑作坊遗址分布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制瓷业消耗森林分析 |
| (三) 唐代洛阳地区烧瓦业消耗森林分析 |
| 三、唐代洛阳地区造船业、造纸业对森林的破坏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造船业对森林的破坏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造纸业对森林的破坏 |
| 四、唐代洛阳地区其他手工业对森林的破坏 |
| 第三节 唐代洛阳地区的木构建筑耗材与森林变迁 |
| 一、唐代洛阳地区的宫室建筑与森林变迁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新营建宫室建筑分布情况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新营建宫室建筑消耗材木分析 |
| 二、唐代洛阳地区佛教、道教建筑与森林变迁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佛教建筑与森林变迁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道教建筑与森林变迁 |
| 三、唐代洛阳地区居民建筑与森林变迁 |
| 四、唐代洛阳地区木构建筑与森林变迁 |
| 第四节 唐代洛阳地区的薪柴、丧葬用林与森林变迁 |
| 一、唐代洛阳地区的薪炭消耗与森林变迁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薪炭使用情况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薪炭耗材分析 |
| 二、唐代洛阳地区丧葬用林与森林变迁 |
| (一) 唐代厚葬之风盛行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棺木耗材分析 |
| (三) 唐代洛阳地区墓地对森林的破坏 |
| 第五节 唐代洛阳地区的战争与森林变迁 |
| 一、唐代洛阳地区战争的特点 |
| (一) 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 |
| (二) 破坏范围广,破坏程度深 |
| 二、唐代洛阳地区战争中火攻对森林的破坏 |
| 三、唐代洛阳地区战争武器装备耗材分析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军队弓弩配备估计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弓箭、弩箭耗材分析 |
| 四、唐代洛阳地区战争与森林变迁 |
| 第六节 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的总体情况 |
| 一、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减少的总体情况 |
| 二、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分布状况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北部、南部、西部山区森林颇丰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东部嵩山地区森林保存较好 |
| (三) 从草木药物分布、行宫分布、道教圣地分布看唐代洛阳地区森林状况 |
| 三、唐代洛阳地区森林环境状况评估 |
| 第三章 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减少与环境恶化 |
| 第一节 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减少与水环境恶化 |
| 一、唐代洛阳地区水旱灾害频繁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的水灾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的旱灾 |
| (三) 唐代洛阳地区水旱灾害的并发影响 |
| 二、唐代洛阳地区水土流失加剧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水土流失的表现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水土流失的原因和影响 |
| 第二节 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减少与其他生态环境问题 |
| 一、唐代洛阳地区动物、植物资源减少 |
| (一) 从唐诗中看唐代洛阳地区动物资源减少 |
| (二) 从药用植物变迁看唐代洛阳地区植物资源减少 |
| 二、唐代洛阳地区其他环境问题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土壤盐碱化和土地沙化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气候环境有所恶化 |
| 第四章 唐代洛阳地区的森林保护 |
| 第一节 唐代洛阳地区森林保护措施的加强 |
| 一、唐代洛阳地区林业职官系统的完善 |
| 二、唐代洛阳地区森林保护法律和诏令 |
| 第二节 唐代洛阳地区的植树造林 |
| 一、唐代洛阳地区的果树种植 |
| 二、唐代洛阳城的宅院树种植 |
| 三、唐代洛阳地区的园林树种植 |
| 四、唐代洛阳地区行道树、堤岸树的种植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行道树的种植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堤岸林的种植 |
| 结语 |
| 附录 |
| 附表1 唐代洛阳地区面积估算表 |
| 附表2 唐代洛阳地区黄河决溢情况表 |
| 附图1 唐代河南府在全国相对位置图 |
| 参考文献 |
| 一、古人着作、文集 |
| 二、今人着作、论文集 |
| 三、期刊、文章 |
| 四、博士、硕士论文 |
| 五、电子、报纸、外国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及不足 |
| 第一章 政治协商会议的由来与战后政局 |
| 一、国民会议思想的来源与内容 |
| (一)国民会议思想的来源 |
| (二)国民会议思想的内容 |
| 二、党派团体代表制的流变 |
| 三、战后政局与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 |
| (一)三种建国方案与重庆谈判 |
| (二)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与影响 |
| (三)国内各界对政协的反应及影响 |
| 四、解放战争胜利进展与1948年政局 |
| (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与发动全面内战 |
| (二)国民党制造李闻血案,中间知识分子分化 |
| (三)解放战争胜利进展与民主运动的高涨 |
| (四)中间党派逐渐抛弃中间路线 |
| 第二章 “五一”号召：中间党派与中共达成初步共识 |
| 一、中共发布“五一”号召 |
| (一)廖承志的一封电报和中共“五一”号召 |
| (二)“五一”号召发布的时机 |
| 二、中间党派对中共“五一”口号的反应及分歧 |
| (一)第一种反应：绝大多数民主党派回应迅速而热烈 |
| (二)第二种反应：少数中间党派的观望和怀疑 |
| (三)中间党派对“五一”口号反应上的分歧 |
| 三、香港的新政协运动 |
| (一)中共成立专门机构 |
| (二)通过《华商报》等各种形式展开讨论 |
| (三)组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召开座谈会 |
| 第三章 毛泽东8月复电与新政协召开的前期准备 |
| 一、毛泽东回复民主人士的两封电报 |
| (一)毛泽东对民主人士通电的回复 |
| (二)毛泽东通电回复迟缓的原因 |
| 二、中共为新政协召开的准备 |
| (一)设计新中国基本格局 |
| (二)解放区汇聚民主力量 |
| 三、新政协召开时间、地点和召集人的协商和调整 |
| (一)召开时间和地点的协商及调整 |
| (二)召集者和参加者的协商及调整 |
| 四、新政协建国程序的协商及调整 |
| (一)建国程序的调整 |
| (二)建国程序调整的原因 |
| 第四章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共识与协商建国 |
| 一、国民党的“和平运动”与中间党派的反应 |
| (一)国民党的穷途末路 |
| (二)国民党的“和平运动” |
| (三)中间党派的反应 |
| 二、美苏的反应：主张国共和谈 |
| (一)美国弃蒋扶李,主张国共和谈 |
| (二)斯大林建议抓住“和平的旗帜” |
| 三、中间派公开承认中共的领导 |
| (一)中共决定将革命进行到底 |
| (二)《关于时局的声明》与中间党派的反应 |
| 四、中间党派政治立场彻底转变的原因 |
| (一)国共双方实力消长变化 |
| (二)共产党的不断争取,中间党派的亲身参与 |
| (三)中间党派建国模式的选择比较 |
| (四)中间党派的自觉选择 |
| 第五章 时局的根本变化与新政协召开的实质性筹备 |
| 一、背景：国共“和谈”破裂 |
| (一)李宗仁试探“和平”与中共回应 |
| (二)国共和谈的破裂 |
| 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召开 |
| (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召开新政协 |
| (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召开 |
| (三)各地各界对新政协筹备会的反应 |
| 三、新政协参加单位与代表人选的商定及评析 |
| (一)参加单位与代表人选的原则和方式 |
| (二)新政协会议参加代表分析 |
| 四、各人民团体的建立 |
| (一)恢复和成立了全国性人民团体 |
| (二)组建新的人民团体 |
| 第六章 政治协商精神的实践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建 |
| 二、奠基新中国的三个历史性文件的起草与制定 |
| (一)《共同纲领》：新中国根本大法 |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制定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制定 |
| 三、起草《共同纲领》过程中讨论的几个问题 |
| (一)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还会长期存在吗？ |
| (二)要不要提社会主义？ |
| (三)要不要“一边倒”？ |
| 四、拟定国旗、国歌、国徽和国都纪年 |
| (一)国旗国徽国歌的拟定 |
| (二)国都、纪年的拟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萌芽时期(1920.8—1949.9)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报刊中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的报道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
|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
|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
| 第三节 中外记者笔下的朱德 |
| 一、任天马《活跃的肤施》 |
| 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 三、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
| 四、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 |
| 第四节 早期的朱德传记 |
| 一、陈德真《朱德传》(第2版) |
| 二、张寒青《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
| 三、绍源《朱德自传》和张尚志《朱德与红军》 |
| 第二章 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1949.10—1978.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
| 第三节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
| 第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 第三章 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1978.12-2016.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 |
| 第三节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
| 第四节 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
| 第六节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 |
| 第七节 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