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广胜[1]（2021）在《魏晋南北朝文论书论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的关系为研究课题,当然,有些问题文论中讨论得多些,有些问题书论中讨论得更为深入,但都以文论书论中共同关注、共同存在的问题为轴心与线索展开讨论与论述,同时也充分考虑这些问题在中国文论史与中国书论史上产生的影响。本论文的基本内容如下:绪论作为开篇,讨论本选题的价值及意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主要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并阐明各章节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为“魏晋文论与书论之关联”,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包括文学家、文论家、书法家、书论家他们共同面临的人生际遇,共通的审美趣味,艺术家的多才多能,艺术的觉醒与人的觉醒,艺术的独立性与人的独立性等问题,以及艺成而下、德成而上的儒家观念对文学、文学家与书法、书法家之地位的影响。第二章为“文论与书论之差异”,探讨图像与语言作为不同的媒介对书法与文学审美特质的不同意义,如陆机的《文赋》与《平复帖》,曹植的《洛神赋》与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兰亭》的文学性与书法性等所表现出的不同之美等问题。第三章为“魏晋风度与魏晋书韵”,讨论魏晋文论与书论中的不同审美风格及文风与书风中共同存在的风格与个性问题等,如错彩镂金与出水芙蓉,妍媚与质朴,它们都是魏晋文学书法追求个性的具体表现,如《典论·论文》中所说虽父兄不能移子弟。至于二王妍媚的风格与钟繇质朴的风格、儒家刚健质朴与道家自然飘逸的审美原则等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都同样贯穿于中国古代书法与文学的批评之中。第四章为“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观物取象”,主要讨论文学与书法的道法自然,模拟自然,以自然物象及人体之美来说明文学及书法之美的问题,特别是人体中的骨、肉、筋、肤、神气等。第五章为“魏晋南北朝人品及文品与书品的同一性及矛盾性”,也就是文如其人与书如其人的问题,文品与人品之争、艺术与人格及道德之争贯穿于中国古代文论与书论。在中国古代文论及书论发展史上,古典风格与浪漫风格、儒家的美善合一与中庸原则,鉴赏判断与价值判断等都贯穿于中国古代书法与文学的评论与鉴赏之中,坚持经典与变易的结合正是《文心雕龙·通变》中的基本原则,也是贯穿中国古代书论、文论始终的核心问题。
赵亦雅[2]（2021）在《《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四以来,以西律中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大趋势。对《文心雕龙》和《文选》的褒扬或批评,往往关注于二书是否区分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以往我们异常重视萧统的文学身份而忽视他的政治身份。萧统是梁武帝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者,这是对他认识的出发点。刘勰的人生观里有着强烈的立功意图和阳刚进取精神。对于刘勰来说,“垂文”只是“穷”时的“独善”,他更在意的是建功立业,成为国之栋梁,处理军国事务。从他们的身份定位出发,是研究这两部书的基础。从创作动机而言,萧统编辑《文选》无疑受到了其父梁武帝的影响。就当时的文学风气而言,萧统也隐有树立文学风气、彰显文化实力的意图。《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首先是刘勰受到理想人格感召而意图纠正现实问题。此外,也有求文名以入仕的意图。齐梁诗坛有古今新旧之争的讨论,为当时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每一个批评家都会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诞生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下,《文心雕龙》和《文选》继承了自《诗大序》以来情志统一的诗歌观,而《文心雕龙》更明显地强调了诗歌秉情而作的特性。《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了对《诗经》的尊崇,但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刘勰认为《诗经》是“为情而造文”的代表,而萧统更重视它的典范地位。对于汉代诗坛,《文心雕龙》和《文选》提到的代表诗人和作品篇目基本吻合。在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上,刘勰以为五言诗源于先秦时期,而萧统则以为五言诗源于汉初的李陵诗。关于建安诗坛,《文心雕龙》的《明诗》《乐府》两篇提到的七位诗人除了徐干之外,《文选》都有收录,只不过刘勰出于乐府诗的雅正观而不喜三曹为代表的汉乐府诗作,显示了《文心雕龙》浓厚的辨体意识。对于正始诗坛,《文选》所选的三位诗人恰好是《明诗》里提及肯定的。《明诗》夸赞的左思和张华这两位西晋诗人,《文选》均以较多的数量收录。但是对于西晋诗坛,《文选》收录最多的是陆机诗,而《文心雕龙》以陆机诗为“繁”,显示了二书的不同看法。东晋诗坛玄风大盛,《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对郭璞诗的肯定。在诗歌的评价标准上,刘勰不同意新变派一味追求辞采,更不像复古派对辞采、性情完全排斥,在当时的新变派和复古派之间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立场。《文选》既重视诗作的审美特色,看重“能文”,但也重视对儒家风雅精神的继承,显示出包容的态度。对于赋的起源问题,《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认同《诗经》、楚辞以及荀宋赋的开拓作用。汉魏时期骚赋混称现象常见,而《文选》和《文心雕龙》都不同程度地区别了骚、赋。二书都有意识地对赋的种类进行了区分,《文心雕龙》将赋分为“鸿裁之寰域”“小制之区畛”两大类,并对其内容和风格特色做了具体的说明。《文选》赋则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等十五类。先秦是赋的发轫期,《文选》和《文心雕龙》都谈到了荀子、宋玉在赋体发展史上的先导之功。对于西汉赋作,《文选》收录了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四位作家的八篇赋,而这四位也在刘勰称赞的“辞赋之英杰”里,然而刘勰肯定的枚乘赋未被《文选》收录。对东汉赋,二书均对班固、张衡、王延寿的赋作表示了肯定。二书不同之处在于《文选》还收录了班彪、曹大家、傅毅、马融的作品。对曹魏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王粲、何晏赋作的肯定。而刘勰称许的徐干未收入《文选》,以及《文选》收录曹植《洛神赋》、嵇康《琴赋》和祢衡《鹦鹉赋》,刘勰在《铨赋》中并未提及。对西晋赋,《文心雕龙》与《文选》共同肯定了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四位作家的赋作。二书不同在于《文选》对木华、向秀赋作的肯定。对东晋赋,二书都表达了对郭璞赋作的肯定,不同在于刘勰认为袁宏也是此时的代表作家,而《文选》收录了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重视赋这一文体的政治功能。刘勰认为赋应当秉承教化作用,反对那些过分华丽臃肿的作品。《文选》对赋的政治属性的重视表现得更为突出。京都、郊祀、耕藉等居赋类乃至全书之首,这些赋作均与国家统治密切相关。从总体上说,《文选》《文心雕龙》都体现了情采兼备、文质彬彬的赋学观。这是由二书的编撰宗旨决定的。二书对代表作家的评选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存有很大不同。尤其表现在对待西晋作家的态度上。潘岳的赋作受到萧统重视,盖因其情深意浓、善用典故、文辞清绮的特点。刘勰并不推崇晋代作品,而且更强调赋的讽谏意义。对颂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突出强调了其“美盛德”的特性;刘勰推崇摹仿《诗经》古颂的颂文,而《文选》所收五篇颂文中有三篇在立意和体制上都与古颂文相异。在赞的起源问题上,萧统与挚虞相同而与刘勰不同,《文选》单独列“史述赞”一类,而《文心雕龙》所论赞文包括了《文选》中的“赞”和“史述赞”两类,这显示了二书文体分类观念上的不同。对铭这一文体,《文心雕龙》与《文选》都指出铭文简约润泽的特点,在铭文的选篇上,刘勰最为推重的是师法《尚书》的蔡邕之作,而萧统则推重典雅华美的陆倕铭文。对于箴文,《文选》只收一篇《女史箴》,既与箴文的政治敏感性有关,也与《文选》对辞藻华美的重视程度有关,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官箴王阙”类箴文的衰落。刘勰推重师范《虞箴》的扬雄等人的箴文,既与贯穿全书的师法经典的观点一致,也反映出了他重视“矢言之道”的政治胸怀。对于“诔”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潘岳的认可,此外刘勰还推重东汉的诔文作家。刘勰认为诔文中的叙述哀情是在记颂功德之上的引申,但是《文选》所收以叙哀浓厚的曹植诔文为首,入选最多的潘岳诔文也为情感充沛之作。《文选》所选诔文实际上反映了魏晋以来诔文偏重于抒发哀情的趋势,而刘勰意图规范诔文文体,更以“大夫之才”的眼光看待诔文的写作。对于碑文,《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蔡邕作为碑文的代表作家,《文选》所收碑文种类则较《文心雕龙》更广。梁武帝推行儒学、宣扬勤政,故而孙绰碑文中评定人物时浓重的玄学痕迹使其未被收入《文选》。刘勰只论及墓碑文并且强调墓碑文的铭功作用,与墓碑文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有关。对于哀文,《文心雕龙》和《文选》对它的施用范围有着不同认识,前者重视潘岳为幼子所作的哀辞,而后者选择的是潘岳悼念妻子而作的《哀永逝文》。同时,二书对哀策文的性质认识不同,刘勰由读策告神的祭祀传统将之置于《祝盟》篇中,而萧统则将之归于“哀”类。对于吊文,二书的注意力均在怀古类吊辞,这与二书性质以及其他两类吊辞难于流传有关。对陆机《吊魏武帝文》的认识,再次反映了二书对简约文风的不同态度。萧统对任昉表文十分重视,任昉之文兼具文雅和华采,这正契合萧统的审美趣味。曹植之文则是刘勰所提倡的情理和辞采的统一。刘勰指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他是从经国大业的立场上去理解和看待表文的。《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出对武檄的强调和重视。陈琳极富文采的檄文与萧统重视艺术美的观念十分契合。刘勰在谈论檄文的写作规范时展示了他的军事思想,其中不少地方可以看到《孙子兵法》的影响。刘勰的军事思想体现在兵以定乱、厉辞为武、重视战前谋划、兵诈相参等方面。从《文心雕龙》与《文选》的评选的范围看,《文选》不录经、史、子,与刘勰的大文学观不同。在评价标准上,面对当时“文过其意”的文风,二书兼重情采。在选定各类文体时,刘勰重视作品的正式和传统写作规范,而萧统并不重视这一点。在审美标准上,《文心雕龙》和《文选》均重视典雅。对陆机、潘岳作品的评、选反映了《文心雕龙》与《文选》对文辞繁简的不同态度。《文选》对西晋作家的重视反映了萧统对绮丽文风的欣赏,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列《风骨》为其艺术理想。在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学具有强大的实用性功能,包含功利用途和道德属性,尤其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文学不可回避的特征。从文学的国家政治属性而言,刘勰重视各类文体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文选》则可以称之为一项优秀的国家文化工程。这是二书不容忽视的政治属性。
韦婷[3]（2021）在《《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广雅》爲三国魏张揖所撰,该书体例比附《尔雅》,是《尔雅》之後又一部解释词义的训诂之作。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即疏证《广雅》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根据“因声求义”理论指出、系联大量具有音同、音近、音通、音转等通假关系的字组,并据此校订相关传世文献,多有发明,犹爲後人奉爲圭臬。历来对於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不全面,对《疏证》中具有通假关系的材料也未能穷尽地整理、证实与检讨。本文选取《疏证》（含《补正》）中具有通假关系的异类声素字组爲研究对象,以“新材料”爲切入点,尽量全面地结合传世、出土文献材料对这些字组进行“新证”研究。其中,传世文献以先秦、两汉、魏晋材料爲主,出土文献以战国、秦汉简帛材料爲主,兼及金文、碑刻、铜镜、玺印、兵器及古文字字形等材料。通过本文的“新证”研究,意义有二:一是丰富了传世与出土文献中通假字的研究。本文拓展了《广雅疏证》的研究视野,不仅指出、证实不少新见通假字组,且较爲系统地总结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通假材料、原则、规律及问题。二是本文在多重证据、多种角度上重新检讨与评价了王念孙的声韵理论、音转理论以及因声求义理论。本文通过对346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地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一、王氏在《疏证》中一直将东、冬合韵,王氏晚年分韵二十二部,或基於谐声材料。二、在已标注声韵关系的344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中,主要以双声或叠韵字最多,以同类音转爲次,以异类音转最少。从声韵关系的配合上来看,皆以声韵相近或双声叠韵爲主。从异类声、韵转的分布来看,常用、无例证通假字中的声、韵转规律与王力相同,其声韵部流转的语音条件皆呈反比,而不常用通假字中的声韵部流转没有明显反比关系。三、王氏《疏证》中“因声求义”理论已经脱离了以往随意“音转”的风气,基本严格遵守古声韵系统来系联音义,仅在个别单一音义系联上出现了问题。四、王氏《疏证》中的“转”主要是指声纽相同或相近,韵部相流转,王氏对於“音转”的尺度整体有很好的把握,存在少量滥用“音转”现象。值得注意地是,其中大多特殊音转词,属於受到时、地等因素影响较多的声训词、同源词、方言词、名物词、虚词、连词等等,而小部分零散的声训词、同训词或义近实词的特殊音转现象有待商榷。
苏叶[4]（2021）在《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王子珺[5]（2021）在《《文心雕龙》“温柔敦厚”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温柔敦厚”指儒家诗教的温和、宽厚精神和人格理想,亦指将美刺意义蕴含于诗文的婉曲方式和文学艺术蕴藉丰富、寄意深远的风格特征。先秦两汉时期的“温柔敦厚”思想主要强调教化功能与现实意义,刘勰的《文心雕龙》既接续这一传统,又关注了诗学的审美因素,从文学本源、文体发展、文章写作与文学批评等方面,对先秦两汉以来的“温柔敦厚”思想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诗学范畴,影响到隋唐之后的诗学与文艺理论。具体来说,首先,《文心雕龙》的一些概念、命题如“持情性”“温柔敦厚”等,与先秦两汉诗教有字面或意义上的关联,有着整合的作用;其次,由《文心雕龙》文原论看,“道”有多重蕴涵,儒道会通形成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新思潮,刘勰因此超越了汉代诗教偏重政治伦理的局限,将诗教思想转化为诗学理论,并拓展为文章学、文艺学理论,注重研究文学艺术的特征;第三,由《文心雕龙》文体论、创作论看,刘勰开始关注文学特性、特征,在政教与自然之间实现调和,如诗缘情但义归无邪,赋体物亦追求讽谏意义,对于乐府,提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的主张,秉承“雅咏温恭”“中和”的儒家乐教理想,兼重教化意义和音乐形式美;从文术、艺术表现手法角度探讨“比兴”,使这一与美刺紧密相联的诗教方法扩展为文学艺术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形成了文学艺术蕴藉丰富、深远的重要风格特征;第四,《文心雕龙》以文艺主于感物吟志、情性出于自然、文艺家有特殊才性、文章和文艺教化具有“藻辞谲喻”特征等发展了“温柔敦厚”诗教观,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中一个富有特色的代表性诗学、文艺学范畴与命题。综观《文心雕龙》全书,刘勰在对“温柔敦厚”的继承与重构中,将这一范畴逐步引入文学创作与审美鉴赏中来,涉及到诗学与文艺理论的各个方面,充实了文艺理论的范畴体系,奠定了这一范畴与术语在中国诗学与文艺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在现代中国与世界文论范围内,对于它的阐释与研究,也是当代文艺学建设的重要内容。
刘文勇[6]（2020）在《民国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下）》文中提出民国时期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无非朴实与议论两途,朴实者大多是就文献整理与校勘方面进行,议论者则各驰骋其评骘。总体而言,朴实派的研究受黄侃先生影响甚大,黄侃先生俨然成为民国时期《文心雕龙》朴实整理与研究的精神领袖与导师,其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在朴实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可谓占据半壁以上的江山。但黄侃一派的研究成果也受到不少有成就的学者的修正,修正黄派的过程中充满了严肃而又尖锐的批评,这又成就了朴实派对《文心雕龙》整理与研究的另一景观,二者合观,则使《文心雕龙》的研究从传统的"以余力为之"变成了现代的"专心致志为之"的学术风景,"龙学"于是乎成为事实。议论派的研究风格多样,观念上既有古今的差别又有中外的差别,新派旧派,或褒或贬,各言其说,"褒"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而"贬"亦各有各的依据,有褒《文心雕龙》为"唯一的文学批评书"者,有贬《文心雕龙》为无甚特见者,有褒杨明照先生研究《文心雕龙》的人称其为"《文心》功臣"者,有贬称颂扬《文心雕龙》的人为"庸人"者,有以《文心雕龙》主张"原道征圣宗经"而褒赞者,亦有以《文心雕龙》主张"原道征圣宗经"而批评者,有以骈文而赞扬《文心雕龙》者,亦有以骈文而批评《文心雕龙》者,有以文笔不分而批评刘勰者,也有为刘勰文笔不分而辩护者,有因《文心雕龙》不载陶渊明而批评刘勰者,也有为《文心雕龙》不载陶渊明而辩护者,有高度赞扬《文心雕龙》为"体大思精"者,亦有只同意《文心雕龙》为"体大"而不同意《文心雕龙》为"思精"者。总之,意见纷纭而又尖锐,但却少见正面的交锋,呈现为奇怪的争论状态。
张然[7]（2020）在《“珞珈龙学”研究》文中提出《文心雕龙》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显学,自黄侃先生拉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序幕,一代代学者砥砺前行。现如今,《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这项研究已经成果斐然、蔚为大观。武汉大学位于中国的中部,其前身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武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的百年老校之一。《文心雕龙》与武汉大学的缘分,也已有百年历程。1914至1919年,黄侃先生于北京大学传授《文心雕龙》。1919年离开北大后,他将有关《文心雕龙》的课程带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珞珈龙学由此开启。时至今日,已逾百年。黄侃、朱东润、刘永济、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李建中等多位先生的薪火相传,力保珞咖龙学历经风雨,仍龙脉不断。梳理珞珈龙学的百年历程,可分成三个阶段:阶段一,珞珈龙学初创期（20世纪初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黄侃、朱东润、刘永济三位先生。黄先生是导夫先路之人,在学术研究和三尺讲坛上,均点燃了珞珈龙学的星星之火。朱先生接棒,以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贡献了精彩的“刘勰”一章,进一步强化了对义理阐释的重视。刘先生则是筑其重镇式的学者,《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成为“龙学”经典,由此奠定了珞珈龙学重义理阐释、重宏观研究的学派特质。这三位先生皆注重理论阐释,尤其关注刘勰的创作论思想,此研究倾向对路珈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的俊贤们基本都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深化、拓展。同时,对理论阐释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学者们借古鉴今的良苦用心,注重现实的研究品格开始逐渐显现。简言之,初创期的珞珈龙学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开始重视对义理的阐释,并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做研究。阶段二,珞珈龙学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五位先生。刘绶松先生的学术蓬勃期遇上了政治运动的蓬勃期,他的“龙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时时处处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理论。虽然这种研究视角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心雕龙》审美思想的探讨,但却成为珞珈龙学现实品格的一种独特的表现。珞珈龙脉传至刘纲纪先生,刘先生凭借极高的理论水平,使珞珈龙学又上了一个高度。他以极强的逻辑性建构了刘勰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将刘勰及《文心雕龙》定位为哲学家与哲学典籍,这一观点仍时常被后学征引。同时,其专着《刘勰》是较早在台出版的来自大陆的学术专着,是珞珈龙学扩大对外影响的一个范例。吴林伯先生则是珞珈龙学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大家,虽着作等身,但所获声名并不相称,这与其专着《<文心雕龙)义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出版时间较晚有关,但吴先生真正做到了校注释义全面发展,又因国学基本功扎实,其“龙学”着述功力深厚,是“龙学”界亟待挖掘的一座宝藏。吴先生还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此文的作者是易中天先生,他同刘纲纪先生一样也研究了《文心雕龙》的美学问题。这篇讨论《文心雕龙》美学问题的论文,历经多次修改后,出版了同名专着《<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首部研究《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专着。发展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罗立乾先生,他同吴先生一样,在校注释义方面均有建树。他对刘永济先生及《文心雕龙校释》素有研究,其《新译文心雕龙》明显有《校释》的影子。罗先生还注重探讨《文心雕龙》的当下之用,在珞珈龙学现实品格方面,极具代表性。发展期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沿着初创期先贤们奠定的重义理、重宏观的研究方向,继承并光大了珞珈龙学的这种学统。无论是刘绶松先生被誉为“《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奠基石”①的《<文心雕龙)初探》,还是刘纲纪、易中天两位先生在建构刘勰美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的努力,抑或是吴林伯先生对刘勰文学思想与其它典籍理论之间关系的厘清,以及罗立乾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精义当下之用的多番探讨,这些都彰显了珞珈学人对初创期先贤们理论品格的自觉追求,以及对刘勰文学思想古为今用的现实性考虑。概言之,发展期的珞珈龙学承接了初创期的研究方向与学术品格,在政治运动纷杂的历史时期没有放弃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并想方设法从各种角度为刘勰及《文心雕龙》赋予“新生”,这也使得现实的品格一直流淌在珞珈龙学的血脉中,并成为其一大亮点。改革开放后,珞珈龙学的发展日益蓬勃。研究领域及方向日渐多元,理论着述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这些都使珞珈龙学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现今珞珈龙学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忽视的“龙学”学派。阶段三,珞珈龙学拓新期（2001至2019年）,这一时期的珞珈龙学成果不断,学人辈出,李建中先生是此期代表。他在《文心雕龙》文本的译注,理论的阐释与解读,刘勰的人格精神,“龙学”的学术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皆有涉猎。依靠以中西比较和古今对话的学术思路,他为新世纪的珞珈龙学不仅贡献了《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导读》《龙学档案》等重要成果,还凭借“青春版《文心雕龙》”成功地完成了《文心雕龙》课程的教改。拓新期的其他珞珈学人同样在注重理论研究,强调现实针对性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对《文心雕龙》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命题的探讨仍旧是主要的研究选题。尤其是珞珈讲坛上的老师善于把《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与学科的学术动向相结合,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珞珈龙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有序。尤其是2011年成功承办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年会后,珞珈龙学更是维持每年都有相关“龙学”着述发表的势头,而这也体现了珞珈龙学积极的人才培养工作和合理的人员梯队建设。总体而言,新时期珞珈龙学的着述质量及学界认可度均较高,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及多视角的特点,并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辈学人及整个学派的研究成果。不过,发展至百年的该学派仍然没有出现可以比肩《文心雕龙校释》的经典之作,缺乏可以扛鼎的“龙学”专着。这是种遗憾,但更是对珞珈龙学的鞭策与期待。总之,珞珈龙学以20世纪初黄侃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坛上传授《文心雕龙》为发端,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将讲义集结成书,作为其学统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代表学人及作品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刘纲纪先生的《刘勰》、吴林伯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易中天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罗立乾先生的《新译文心雕龙》以及李建中先生的《文心雕龙讲演录》等。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对《文心雕龙》做整体性的研究,善于从义理阐释的角度去剖析刘勰的文学思想,突出学术研究的现实品格并着力与教学相结合。
齐放[8]（2020）在《庾信骈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庾信是六朝最后一位文学大家,也是六朝骈文的集大成者。他先后置身南北两朝,受到不同文化环境的熏陶,表现出南北文学的不同特色:庾信前期依附于南朝萧梁皇族,流连于宫廷池苑,醉情声色俳偶,宫体骈文呈现出鲜明的齐梁文学风貌;后期羁身于北地敌国,濡染于北朝风物制度,文风变绮靡流丽为刚健质朴,开南北文风融合之先声。庾信骈文虽源出齐梁宫体,却在多艰的人生中结出文学的硕果,在骈文抒情深度、叙事广度、句式尝试、文体新变上成就巨大,不仅在六朝受到时人的热烈追捧,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如初唐四杰、李商隐、陈维崧等大批文人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四六宗匠”。但自唐宋古文运动以来,人们的文体观念发生了变化,古文逐渐取代了骈文的主导地位,庾信骈文一度受到了抨击或漠视。因此,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庾信骈文与历史背景、文学发展之关系,探究其文学风貌与文体创新,通过当时影响与后世接受两个方面,探讨他在骈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以倪璠注释、许逸民点校本《庾子山集注》中庾信的167篇骈文作品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梳理、文史结合、文本细读、接受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从齐梁到清代一千多年的社会发展中探究庾信作品的生成与传播,勾画庾信骈文的特殊地位与动态面貌。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文”“笔”两个向度对庾信骈文进行了体裁上的分类,从创作环境、作者心态、骈文作品的角度详细探讨了进行艺术分期的必要性,并从文献层面对庾信骈文的版本与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归纳;第二章采用文史结合的方式分析了时代背景对庾信骈文风貌的影响,揭示了南朝士族衰微与骈文宫体化、北朝文化环境与文风质实化、句式四六化与骈俪进程、羁旅离乱与咏怀倾向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章着重分析了庾信骈文的文体创新现象,阐述了庾信在骈赋诗化、以赋述史、应用性骈文赋化三个方面的独特成就与文体贡献;第四章重点选取了北朝、初唐、晚唐、清代四个骈文流行的典型时段,采取接受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交聘与交游两个角度探究了庾信对北周骈文演进的重要影响,从初唐君臣、李商隐与陈维崧的骈文创作中进一步明确了庾信举足轻重的文学史地位。
田语[9]（2020）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文中指出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是20世纪下叶欧美古典汉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他在唐代物质文化史、中西交通史、古代文学研究等领域均出类拔萃,堪称一代大家。因为薛爱华在域外汉学界的声誉,国内学术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有一些对薛爱华代表作品的译介与评述作品出现,成果斐然。然而相对于薛爱华其人在上世纪域外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对于其汉学论着作品的丰硕和内容的多样化,目前对其展开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仍旧是相对不充分的。基于此,本论文立足于文本分析,用学术史的、跨文化的方法,对薛爱华的生平经历以及学术研究展开全方位的考察,并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将梳理与薛爱华汉学研究工作有关的历史性事实,并通过全面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其汉学研究论着与论文作品,尽可能为学界呈现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风貌;其次,本文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薛爱华专着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专题研究工作,以期从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的范式与因革流变的角度深化对薛爱华不同时期汉学研究模式与特色的理解。其三是自觉得以更为宏观的西方古典汉学发展史视角理解薛爱华的汉学研究,并通过对薛爱华的个案研究形式,以局部照见整体,对认识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乃至整个欧美古典汉学研究的历史走向、理论特色、学术视阈等更为重大的问题提供一个参考系和管窥之途。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薛爱华之前古典汉学的发展史做一精要的梳理与概述。古典汉学源起自早期西葡天主教士的中国观察,自十九世纪法国学派兴起而蔚为大观。法兰西学院雷慕沙、儒莲、沙畹、伯希和等人,见证着古典汉学研究从稚嫩走向辉煌的进程。古典汉学以语文学为本,重视翻译与注释研究,其传统得到了夏德、劳费尔等学者的发扬,正是他们将这一传统嫁接到美国学术土壤之上,推动了美国古典汉学研究的成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的诞生与发展正是植根于这种历史语境之中。经由莱辛、赵元任、卜弼德等学者的教研实践和薪火相传,而终以期古典汉学研究傲视美国西海岸学术界。薛爱华正是伯克利东语系所培养出的杰出学子,但其学术师承却并非如此简单。薛早年对人类文化、文学作品的广泛爱好孕育了其为学的宽广视野以及为文的丰沛才情;语言学天赋与勤苦使他得以掌握数十种东西方语言,为其广泛利用多国文献开展研究提供了条件;本科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使得薛爱华能够在文本研究基础上融汇博厄斯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最后,博士师从伯克利卜弼德的学术经历奠定了其汉学研究的语文学底色、视阈与翻译方法上的特点。以前述汉学史及薛爱华学术渊源之梳理与分析为基础,本文从目录学角度审视薛爱华学术研究视阈及其发展。通过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薛爱华的作品,我们可以勾勒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模式:薛爱华的研究按时代先后可分为前后二期。就前期（上世纪50-60年代）来说,薛主要致力于唐五代物质文化史与中西交通研究。《闽国:10世纪中国的南方王国》《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等作皆为此类;后期（上世纪70-80年代）的作品转向神话民俗、道教、道教文学等领域,《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唐代的茅山》《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等作皆为此类。本文继而对薛爱华前后期代表作《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开展专题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和编写体例,通过翻译—注释研究法、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及合理想象的运用,对唐代南越自然与人文物事做了细致而全面的介绍与描写,并以此勾勒出存在于唐代文献中的南越世界的整体风貌。《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出现标志着薛爱华走上独具特色的道教文学研究道路。通过对曹唐诗歌的文本分析,薛爱华深入探讨了曹唐游仙诗的内涵、母题、主题等问题,并利用其诗作为研究材料,开展针对唐人想象中的道教神仙世界的考证和描写。在文本研究基础上,本文转向对理论问题的探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有着明确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它以语文学为大宗,在当时的欧美中国研究的浮躁语境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独特性。此外,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石——汉文英译理论与实践颇具特色,其保全源语言语义与语境色彩的翻译范式相对于音译和功能性翻译等方法,具有独特优势和价值。最后,因为薛爱华着作等身,且革新了中西交通史、名物考证研究、道教研究等领域的研究现状,也因为薛爱华在学术社团实践、教学活动、社会活动等方面为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认为,从20世纪下半叶域外汉学的整体大局看,薛爱华可称为美国乃至整个欧美中国研究界古典汉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吴园[10]（2020）在《敦煌写本《事林》《事森》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敦煌写本《事林》与《事森》皆是以道德伦理和文化知识为主要内容的人名居首体类书,在类书的发展史尤其是《类林》系类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为上、下两编,对《事林》《事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上编绪论部分讲述了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并通过回顾王三庆、张涌泉、张文举等学者对P.4052号写卷、P.2621号写卷以及S.5776号写卷的相关研究史,对《事林》《事森》写卷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叙录。第一章对《事林》《事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厘清了其与《孝子传》的关系,并通过对写卷题记及诸多杂写的考察,提升了对《事林》《事森》的认知,《事森》的抄写者可能是出身敦煌翟氏的净土寺学郎员义,员义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有意识的杂抄诸书而成新作,反映了曹氏归义军早期敦煌寺学的教学状况。第二章是关於《事林》《事森》引书研究的考察,二书引用了经部、史部、子部典籍共54部,经部类引书不限於九经,数量不多;史部类引书共42则,比例最大,其中主要是《高士传》《列女传》《孝子传》《楚国先贤传》等杂传类史籍,也有前四史与《东观汉记》《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史籍,还有少量地理类着作,如《会稽录》《晋阳春秋记》等;子部类引书为《说苑》《世说》等。《事林》《事森》的主要内容多为先贤人物故事,二书之事例亦非通常的类书引书模式,多对所引文献进行节抄、缩写,甚至有删减过度之举,而《事林》《事森》思想多是积极向上的,内容上多半是宣导道德教化、忠孝仁义。第三章通过对《事林》《事森》残存篇目与《类林》《语对》《籯金》的对比,阐释了《事林》《事森》的编纂体例,二书之体例无疑是类事类书,但是又有其独特的特点,与《类林》之体例关系最爲密切,可统称为《类林》系类书,人名居首是其特点,《事森》廉俭篇、孝友篇、敦信篇、贞洁篇、报恩篇的部分内容,亦见於《语对》等类书,但是体例有别,人物取舍、故事内容又不完全一致。文章下编对写卷内容作了更加准确的录文和校注。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价值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之关联 |
|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时代与文化语境 |
|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美 |
|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道德 |
| 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之差异 |
| 第一节:文学与书法之地位 |
| 第二节:文学之美与书法之美 |
| 第三节:艺术品的兼美与偏于一美 |
| 第三章:魏晋风度与魏晋书韵 |
| 第一节:魏晋风度 |
| 第二节:魏晋书韵 |
| 第三节:风格与个性 |
|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观物取象 |
|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文贵形似” |
|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的“书者如也” |
|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的“肥瘦”问题 |
| 第五章:魏晋南北朝人品及文品与书品的同一性及矛盾性 |
| 第一节:文如其人 |
| 第二节:书如其人 |
| 第三节:尽善尽美与羲献之异同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产生 |
| 第一节 社会思潮和文艺风气 |
| 一、儒学复兴与文化政策 |
| 二、文坛风尚与文学新变 |
| 第二节 身份定位和价值取向 |
| 一、萧统: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人 |
| 二、刘勰:渴望建功立业的文士 |
| 第三节 不同的编着动机 |
| 一、《文选》的编纂 |
| 二、《文心雕龙》的撰着 |
| 第二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体学(上) |
| 第一节 刘勰与萧统的诗歌思想 |
| 一、齐梁诗坛与刘、萧诗论 |
| 二、对历代诗歌的评选 |
| 三、诗歌的评价标准 |
| 第二节 刘勰与萧统的赋体观 |
| 一、对赋的基本认识 |
| 二、对历代赋的评选 |
| 三、赋体的评价标准 |
| 第三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体学(下) |
| 第一节 论颂、赞、铭、箴 |
| 一、颂文观及其评选 |
| 二、“赞”与“史述赞” |
| 三、铭文观及其评选 |
| 四、箴文观及其评选 |
| 第二节 论诔、碑、哀、吊 |
| 一、诔文的性质与功用 |
| 二、碑文观辨疑 |
| 三、哀文的产生与功用 |
| 四、吊文观的异同 |
| 第三节 论章表、檄文 |
| 一、章表的性质与功用 |
| 二、檄文的价值和意义 |
| 第四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章论 |
| 第一节 评选范围 |
| 第二节 评价标准 |
| 一、情采兼重的倾向 |
| 二、辨析文体的差异 |
| 三、审美趣味的异同 |
| 第三节 政治属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上编 |
| 绪论 |
| 第一节 《广雅》与《广雅疏证》 |
| 一、《广雅》概况 |
| 二、《广雅疏证》概况 |
| 第二节 《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解题 |
| 一、“通假关系”相关概念界定 |
| 二、通假字与同源字、古今字、异体字之间的关系与区别 |
| 三、“新证”界定 |
| 第三节 《广雅疏证》研究现状回顾 |
| 一、王氏的音韵学、音转理论研究回顾 |
| 二、王氏的“因声求义”理论与实践情况回顾 |
| 三、“新证”研究回顾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使用材料范围 |
| 一、研究对象 |
| 二、使用材料范围 |
| 第五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一章 《广雅疏证》语音关系新证概况 |
| 第一节 王念孙的声韵理论概述 |
| 第二节 《广雅疏证》中常用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 一、常用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二、常用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广雅疏证》中不常用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 一、不常用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二、不常用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广雅疏证》中无例证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 一、无例证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二、无例证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从“新证”看王氏的“因声求义”理论 |
| 第一节 “因声求义”理论溯源 |
| 第二节 从“新证”看《疏证》对“因声求义”的实践 |
| 一、从“新证”看王氏疏证连词 |
| 二、从“新证”看王氏疏证的虚词 |
| 三、从“新证”看王氏疏证的名物词 |
| 四、从“新证”看王氏系联的同源字 |
| 五、从“新证”看王氏指出的通假字 |
| 六、从“新证”看王氏系联的音义相近字 |
| 第三节 王念孙“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得失 |
| 一、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成就 |
| 二、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不足 |
| 第三章 从“新证”看王氏的“音转”理论 |
| 第一节 《广雅疏证》“新证”中的异类声转研究 |
| 一、“新证”通假字的异类声转概况 |
| 二、无例证通假字异类声转分析 |
| 第二节 《广雅疏证》“新证”中的异类韵转研究 |
| 一、“新证”通假字的异类韵转概况 |
| 二、无例证通假字异类韵转分析 |
| 第三节 从“新证”看《广雅疏证》中的“转”语 |
| 一、常用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 二、不常用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 三、无例证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 第四节 王氏音转理论与实践的得失 |
| 结语 |
| 下编 |
| 表一:《广雅疏证》(含《补正》)常用通假字一览表 |
| 表二:《广雅疏证》(含《补正》)不常用通假字一览表 |
| 表三:《广雅疏证》(含《补正》)无例证通假字一览表 |
| 三十韵部条目索引 |
| 音序索引 |
| 引用材料简称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选题缘起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五、研究设想和预期结果 |
| 六、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从文到书:苏轼黄州经历与赤壁二赋的书文一体 |
| 第一节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二赋文本的创作过程与自我调适 |
| 一、文本的创作环境:黄州赤壁位置再讨论 |
| 二、文本的灵感来源:东坡赤壁游考 |
| 三、文本的情感基础:东坡的山水情 |
| 四、文哲之思:从矛盾苦闷到融通万物 |
| 第二节 超绝古今,慨然怀古:二赋意脉分析 |
| 一、同中有异:二赋文本再读 |
| 二、古今之思:二赋文背景重探 |
| 三、羽化登仙:理想与超越 |
| 第三节 二赋文的图像化述说:东坡亲书赤壁二赋考 |
| 一、版本概述与对比 |
| 二、现存墨迹考证 |
| 小结 |
| 第二章 以书释文:赤壁二赋传播中的书法艺术增殖 |
| 第一节 宋金时期帝王对苏书的喜好与文人书二赋 |
| 一、二赋经典化的里程碑:南宋二帝书《后赤壁赋》 |
| 二、基于二赋的书法创作 |
| 第二节 元代以赵孟頫为中心的二赋再书写 |
| 一、赵孟頫笔下的二赋 |
| 二、俞和与鲜于枢的二赋书法 |
| 第三节 文董的东坡情结与明代二赋的书法 |
| 一、文徵明家族的二赋收藏与再创作 |
| 二、文氏子弟与祝枝山等“吴门书家”的二赋创作 |
| 三、董其昌的二赋情结与晚明书家再创作 |
| 第四节 清王室好苏之风与二赋书写 |
| 一、清代对苏书的刊刻与崇苏风气 |
| 二、康乾的二赋临摹 |
| 三、清代文人基于二赋的五体创作 |
| 小结 |
| 第三章 以画释文:赤壁二赋传播中的绘画艺术增殖 |
| 第一节 《赤壁赋》的叙事化:《赤壁图》画面分段研究 |
| 一、多段式全景《赤壁赋图》 |
| 二、主题式单景《赤壁赋图》 |
| 第二节 《赤壁赋图》题跋研究 |
| 一、基于《赤壁赋图》的文学创作 |
| 二、基于《赤壁赋图》书法创作 |
| 第三节 东坡写真与《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的符号化 |
| 一、颧高少髯黑痣:东坡写真像 |
| 二、《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的符号化:东坡写意 |
| 第四节 文玩中的《赤壁赋图》:东坡形象的延伸 |
| 一、印章中的《赤壁赋图》 |
| 二、文玩雅器上的《赤壁赋图》 |
| 小结 |
| 第四章 文图互释:赤壁二赋在东亚传播中的文图增殖 |
| 第一节 赤壁二赋在日本的接受与二度创作 |
| 一、东坡着述的传入与东坡文化的兴起 |
| 二、“赤壁会”与“寿苏会” |
| 三、日本的《赤壁赋图》 |
| 第二节 赤壁二赋在韩国的接受与“赤壁文学” |
| 一、二赋的传播与“赤壁文学”的产生 |
| 二、对二赋的解构与重构 |
| 三、七月既望的泛舟游与《赤壁赋图》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图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温柔敦厚”的由来与《文心雕龙》 |
| 1.1 “温柔敦厚”的形成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
| 1.1.1 “温柔敦厚”的思想文化渊源 |
| 1.1.2 “温柔敦厚”与《文心雕龙》的联系 |
| 1.2 汉魏以来“温柔敦厚”说的演变与《文心雕龙》 |
| 1.2.1 “温柔敦厚”与《毛诗序》的碰撞 |
| 1.2.2 刘勰对于“温柔敦厚”的接受 |
| 第二章 《文心雕龙》文原论与“温柔敦厚” |
| 2.1 《原道篇》《征圣篇》与“温柔敦厚” |
| 2.1.1 “道”的多重蕴涵与诗教的拓展 |
| 2.1.2 圣人述作对“温柔敦厚”的阐发 |
| 2.2 《宗经篇》对于“温柔敦厚”的阐释 |
| 2.2.1 孔子与“开学养正,昭明有融” |
| 2.2.2 宗经与“性灵熔匠,文章奥府” |
| 第三章 《文心雕龙》文体论与创作论中的“温柔敦厚” |
| 3.1 刘勰诗赋批评中的“温柔敦厚” |
| 3.1.1 “义归无邪”与“温柔敦厚” |
| 3.1.2 政教与自然的调和 |
| 3.2 刘勰的乐府理论与“温柔敦厚” |
| 3.2.1 对乐府流变的批评 |
| 3.2.2 声律论中的中和观念 |
| 3.3 “比兴”成为“温柔敦厚”风格与效果的标志 |
| 3.3.1 “比兴”与“温柔敦厚”的关系 |
| 3.3.2 《比兴篇》探讨“藻辞谲喻”的手法 |
| 第四章 《文心雕龙》对“温柔敦厚”的发展 |
| 4.1 情性论对于“温柔敦厚”的拓展 |
| 4.1.1 感物吟志与情性自然 |
| 4.1.2 “志思蓄愤”与吟咏情性 |
| 4.2 才性论对于“温柔敦厚”的拓展 |
| 4.2.1 “情性所铄,陶染所凝” |
| 4.2.2 “慷慨以任气” |
| 4.2.3 对于屈骚“讽怨”的评判 |
| 4.3 “藻辞谲喻”与“温柔敦厚” |
| 4.3.1 从《明诗篇》看“谲谏说” |
| 4.3.2 《诠赋篇》对“谲谏说”的扩展 |
| 4.3.3 《谐讔篇》与“谲喻说”的考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二、议论派对《文心雕龙》的研究 |
| 三、结语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初创期的“珞珈龙学” |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奠基 |
| 一、珞珈龙学之诞生 |
| 二、黄侃与珞珈龙学 |
| 三、朱东润的“龙学”成果 |
| 第二节 刘永济:珞珈龙学之功臣 |
| 一、“龙学”专着之特点 |
| 二、《文心雕龙校释》义理研究 |
| 三、“龙学”对词学的影响 |
| 四、“龙学”的中西比较思维 |
| 第二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上) |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发展 |
| 一、珞珈龙学之长成 |
| 二、胡国瑞的“龙学”成果 |
| 第二节 刘绶松对“龙学”的贡献 |
| 一、高度强调政治性的学术研究思路 |
| 二、论《文心雕龙》中的现实主义 |
| 三、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阶级性” |
| 四、刘绶松“龙学”之特点 |
| 第三节 刘纲纪的“龙学”成就 |
| 一、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定位 |
| 二、《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 三、刘勰的人格精神、佛学思想与思维模式 |
| 四、对刘勰生平事迹之考证 |
| 五、与刘纲纪先生的商榷 |
| 第四节 吴林伯:珞珈“龙学”的巨匠 |
| 一、极富特点的“龙学”着作 |
| 二、论《文心雕龙》诸命题 |
| 三、论《文心雕龙》与其它典籍的关系 |
| 四、吴林伯“龙学”治学方法 |
| 第三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下) |
| 第一节 易中天的“龙学”着作 |
| 一、《文心雕龙》之文学本体论 |
| 二、《文心雕龙》之创作规律论 |
| 三、《文心雕龙》之审美理想论 |
| 四、易中天对珞珈龙学的贡献 |
| 第二节 罗立乾的“龙学”着述 |
| 一、《新译文心雕龙》的“承”与“新” |
| 二、两大类“龙学”论文 |
| 三、罗立乾对“龙学”的态度 |
| 第四章 拓新期的“珞珈龙学” |
| 第一节 新世纪的珞珈龙学 |
| 一、论文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
| 二、珞珈龙学之壮大 |
| 第二节 李建中:传承“珞珈龙学”的薪火 |
| 一、发现《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 |
| 二、重释《文心雕龙》的关键词 |
| 三、创生《文心雕龙》青春版 |
| 结语 |
| 一、珞珈龙学的现实品格 |
| 二、珞珈龙学的辐射效应 |
| 附录 “珞珈龙学”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庾信骈文范围的界定 |
| 二、庾信骈文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庾信骈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
| 四、各章旨要 |
| 第一章 庾信骈文概观 |
| 第一节 庾信骈文的体裁与题材 |
| 一、“文”类骈文 |
| 二、“笔”类骈文 |
| 第二节 庾信骈文的艺术分期及其依据 |
| 一、创作环境与心态变化导致文风变迁 |
| 二、艺术手法与文学风貌的变化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的流传情况及相关考辨 |
| 一、庾集版本考辨 |
| 二、骈文流传考略 |
| 第二章 庾信骈文的艺术风貌 |
| 第一节 士族衰微与庾信骈文的宫体化 |
| 一、士族衰微与身份转变 |
| 二、皇权加强与文学宫体化 |
| 第二节 北朝文化环境与庾信骈文的质实化 |
| 一、北朝“尚质”“尚实”的文化环境 |
| 二、庾信骈文质实化的主要表现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句式的四六化与骈俪深化 |
| 一、四六隔对应用的广泛性 |
| 二、四六隔对的艺术性 |
| 三、四六隔对结构的多样化 |
| 第四节 羁旅离乱与咏怀主旨的深化 |
| 一、托物抒情 |
| 二、借人咏怀 |
| 三、借地理意象抒怀 |
| 第三章 庾信骈文创作的文体突破 |
| 第一节 庾信骈赋的诗化 |
| 一、庾信骈赋形式上的诗化表现 |
| 二、“吟咏情性”观念下的诗化表现 |
| 第二节 庾信骈赋的述史倾向——以《哀江南赋》为例 |
| 一、骈赋叙事功能的拓展 |
| 二、史传笔法的运用 |
| 三、史家精神的彰显 |
| 第三节 庾信应用性骈文的赋化 |
| 一、作为“核心文类”的辞赋 |
| 二、应用文的骈俪化 |
| 三、应用文的才学化 |
| 四、铺排之法的运用 |
| 第四章 庾信骈文的影响与接受 |
| 第一节 从交游看庾信骈文对北朝之影响 |
| 一、南北交聘中的庾信骈文 |
| 二、庾信交游与西魏北周骈文写作 |
| 第二节 庾信骈文在初唐的接受 |
| 一、儒家文学观下的庾信骈文批评 |
| 二、“南朝化”文学氛围下的庾信骈文接受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在晚唐的接受 |
| 一、政治文化环境与六朝骈风复归 |
| 二、李商隐对庾信骈文的接受 |
| 第四节 庾信骈文在清代的接受 |
| 一、明末清初文化环境与对庾信骈文的崇尚 |
| 二、陈维崧对庾信骈文的接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中西方研究情况概述 |
| 1.1.1 中国学术界的薛爱华研究 |
| 1.1.2 西方汉学界的薛爱华研究 |
| 1.2 主要研究内容和思路框架 |
| 1.3 关键词的界定与解释 |
| 1.3.1 汉学与中国学 |
| 1.3.2 语文学与古典汉学 |
| 1.3.3 中古中国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古典汉学传统与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学术资源 |
| 2.1 古典汉学的萌芽与发展 |
| 2.2 法国古典汉学(1814-1945) |
| 2.3 美国古典汉学的起步与劳费尔的开拓 |
| 2.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与文学系古典汉学研究的发展 |
| 2.5 卜弼德的汉学研究 |
| 2.6 薛爱华的早年生活与学术渊源 |
| 2.6.1 从西雅图到伯克利 |
| 2.6.2 博厄斯派人类学与薛爱华 |
| 2.6.3 卜弼德的影响 |
| 第三章 对薛爱华汉学论着的目录学审视 |
| 3.1 薛爱华学术专着概览 |
| 3.2 薛爱华汉学学术论文概览 |
| 3.3 基于目录学的历时性分析 |
| 第四章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 |
| 4.1 成书背景 |
| 4.2 对《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内容与体制的讨论 |
| 4.2.1 主要内容 |
| 4.2.2 内容与结构上的特点 |
| 4.2.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方法论析 |
| 4.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征引性注释考析 |
| 4.4 勘误 |
| 第五章 《时间海上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研究 |
| 5.1 写作背景与动因 |
| 5.1.1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转向和道教研究的深入 |
| 5.1.2 《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创作目的 |
| 5.2 《曹唐的道教诗歌》内容与体制 |
| 5.3 母题研究与曹唐游仙诗的内涵与主题 |
| 5.4 道教仙境考证学 |
| 5.5 订正 |
| 第六章 薛爱华汉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 |
| 6.1 “我是一名语文学者” |
| 6.2 语文学研究的特点 |
| 6.3 语文学研究之于古典汉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6.4 薛爱华汉文英译理论与方法论 |
| 第七章 薛爱华与美国的中国研究 |
| 7.1 薛爱华所处的美国中国研究历史发展阶段 |
| 7.2 书斋内外:薛爱华对美国古典汉学的贡献 |
| 7.3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缺憾 |
| 7.3.1 不重视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分析与探讨 |
| 7.3.2 一部分论着作品结构编排不合理 |
| 7.3.3 论文写作的文学色彩所带来的问题 |
| 7.3.4 材料引征上的几个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薛爱华论着目录 |
| 附录二 薛爱华生平 |
| 附录三 薛爱华获奖情况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上编 研究篇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史回顾 |
| 第一章《事林》《事森》题记及杂写研究 |
| 一、《事林》《事森》之得名与性质 |
| 二、净土寺学郎员义其人其事杂考 |
| 三、P.2621V杂写考释 |
| 四、结语 |
| 第二章《事林》《事森》引书及1佚研究 |
| 一、《事林》引书及1佚 |
| 二、《事森》引书及1佚 |
| 三、结语 |
| 第三章《事林》《事森》体例与门类研究 |
| 一、《事林》《事森》体例研究 |
| 二、《事林》《事森》门类研究 |
| 三、结语 |
| 余论 |
| 下编 校笺篇 |
| 录校凡例 |
| 一、P.4052《事林》写卷 |
| 二、P.2621《事森》写卷 |
| 二、S.5776《事森》写卷 |
| 参考文献 |
| 写卷图版 |
| 在学期间主要成果 |
| 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