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精神文明论与中国古代儒学的新加坡化

一、李光耀精神文明理论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新加坡化（论文文献综述）

朱鸿亮^[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立足文化强国,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论断,也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当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情况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化、整体化研究,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狭义上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物质产品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去除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首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内容体系,接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拓展性研究。就内涵的拓展性研究来说,包括文化源流论一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关系,并辨析了三者之间传承转化的关系,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主导论一章,详尽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主导性问题,本章的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整合进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外延的拓展性研究来说,主要包括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分论一章,这是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涉及的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专门而集中的考察,意在努力呈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的丰富细节,也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建设内涵与外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文化自信论一章,研究了自信问题的由来、自信的必要性和依据、以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无论意识形态工作抑或价值观践行、传承传统文化抑或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观条件;而文化建设论一章,从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基础;文化交往论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往,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客观条件,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其次,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有七:以人民为中心、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创新引领文化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工作、把人才建设放到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再次,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造性论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结束全篇。

张家雯^[2]（2020）在《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是文化自觉的时代。世界各民族国家都纷纷把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审视。民族国家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都把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将文化传统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文化传统教育立足于民族国家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关注现实,面向未来。其目的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进文化自觉的形成,使文化传统精神内化为个体的文化修养,培育由文化传统凝聚的国民素养。作为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主阵地,中小学是国民共享文化记忆、形成文化认同、塑造国民精神的重要场所。本研究根植于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现实需要,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比较研究对象,围绕两国通过文化传统教育来培育有着文化传统底蕴的国民这一主题展开具体探究,力求推动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五章。前三章分别从历史演变、课程与教科书、教学三个方面分析和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两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具体表现。历史演变部分是对日本战后和新加坡独立后的学校文化传统教育展开历史溯源。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战后教育的文化转向,文化传统教育的新生,逐步发展,文化传统教育的凸显四个阶段。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生存驱动、效率导向、能力导向、价值导向四个教育阶段的发展。课程与教科书部分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和小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对文化传统教育的内容进行分析。两国均以渗透的方式进行课程设置;教科书中的内容涵盖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元素;内容编制上统一知识逻辑和学生认知特点,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做到有效契合课标中文化传统教育的要求。教学研究部分探究两国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方式和特色,并辅以具体案例介绍。两国学校均采用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两种教学途径。教学特色上,日本扎根文化特色贯通课程体系,开发地域文化素材,重视体验教学的作用,聚合校内外教育资源,发挥教师课程研制组织的力量;新加坡方面强化国家认同,多渠道提升师资力量,建设学校文化,调动家庭和社会资源。第四章和第五章聚焦于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异同比较,并以此为参考,借鉴和探索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实践路径。在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和新加坡的文化传统教育已被嵌入到国民教育中。两国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一定共性,总结为:凝练文化传统价值,明确文化传统教育目标,日本旨在培育传承和创新传统与文化,对国家和家乡怀有热爱之心,且具有丰富人性的日本人;新加坡旨在培育能够认同母族文化传统,且有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国家意识和共同价值观的新加坡人。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中,政府是主导,进行顶层规划,指导文化传统教育的有序开展。面对多重文化价值关系,两国都强调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在继承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创新;同时凸显本土文化,面向世界,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推进课程的具体落实中,重视文化传统与学科课程的融汇,课程内容设置统一且有层次。教学活动采取知行结合、显隐结合、学校与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方式。但由于各自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又呈现出不同的目标内涵和施教内容,同时也面临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教育问题。因此,在以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经验参考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和现实需求,探索适合我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路径。在厘清我国文化传统价值的基础上,确立由文化传统凝聚的现代中国人为文化传统教育目标。围绕此目标,系统设计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内容,创设有文化传统价值内涵的教学实践,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间的协同合作,提升教师文化传统底蕴,加强文化传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张华,严春宝^[3]（2020）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儒学德育实践——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化发展浪潮的大背景下,为应对因"西化"引发的道德和认同危机,新加坡政府从国家、社会、学校三个层面推行"儒家伦理"教育,旨在以儒家思想重新唤起社会的道德伦理,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撰成课本在学校里当成道德科目教材的国家,新加坡汲取儒家思想精华作为道德教育资源的具体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根据研究主题及关注重点的不同,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以后三个时期,对学界关于"儒家伦理"教育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考察,力图在探寻新加坡道德教育规律的同时,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借鉴参考。

王卫兵^[4]（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指的是长期以来在党组织内部形成的且应该具备的关于廉洁的理论、作风、制度以及党员关于廉洁的态度、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总和,归属于党内优秀政治文化,引领着整个社会的廉洁风尚。中国共产党的廉洁文化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社会价值文化,更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它是对全体党员的道德要求、价值规范和政治约束,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这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引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基础性法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颁布实施,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廉洁价值的高度重视,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制度保障。廉洁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一直以来是古今中外所探讨的社会命题。古希腊哲学家将廉洁看作是一种“善德”或者“正义”的价值理念,赋予其理性意义。古罗马思想家们从分权制衡的角度来确保掌权者的廉洁品行,并从“性恶论”“自私论”的人性假设出发,逐渐开辟出一条依靠法律、制度、分权制衡来约束人们腐败行为的文化路径。中国传统廉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两大源头。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中蕴含着“以德养廉”、“以法促廉”、“勤政为民”、“崇俭戒贪”等丰富的廉洁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基因”。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主要展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廉洁思想当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又一思想渊源。实现“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就是要以这两个源头为依据,不断挖掘出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廉洁观念,以彰显传统廉洁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廉洁观的当代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于两个理论源头和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不断开拓出新的理论和实践境界,形成了一些新的廉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思想理论内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重拳出击,惩治腐败,取得了显着效果,勾画出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发展框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取得了显着的发展成就,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面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种种诱惑,一些党员、干部开始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背弃了党的宗旨,逐渐沉浸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中不能自拔,一步一步滑向贪污腐化的深渊,沦为党和国家的“蛀虫”和人民的公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信仰迷失、宗旨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因此,本文在直面问题的基础上,以铲除腐败为导向,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为目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一、导论;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状况;五、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七、结语。本文的导论包含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第二部分是国内外研究前沿动态,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和国外研究现状。第三部分是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相关概念进行了解析,探讨了廉洁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等概念的理论内涵,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与廉政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与社会文化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其次,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和中国传统廉洁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形成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直接理论来源。第三,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本质属性,即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社会价值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第四,阐释了中国共产廉洁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特点,包括人民性、民族性和先进性。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本章首先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根据政党文化结构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分为“三层次”“两类型”。“三层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物质层次、规范层次和精神层次,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经”。“两类型”指的是党员廉洁文化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文化,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纬”。经纬结合,构成了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基本轮廓。其次,归纳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在党和国家治理中所发挥的功能,即教育引导、优化创新、批判矫正和调控维护。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状况。按照“经验总结-问题归纳-原因分析”的研究路径,本章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包括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正风肃纪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品质、重视制度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根本性作用、明确党委和纪委在廉洁文化发展中的责任。其次,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即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信仰迷失、宗旨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第三,按照思想观念、反腐制度、权力运行和经济利益的分析视角,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问题所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选取世界上具有典型特征的政党、国家和地区,从正反两反面总结了这些地方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以揭示其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首先总结了中国国民党（反面典型）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及教训。其次阐释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香港地区（与中国大陆同属儒家文化圈）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和启示。最后,分析了世界上最清廉国家丹麦、芬兰、瑞典（正面典型）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第五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围绕“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发展目标,从教育、制度、监督、利益四个维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方略。本章第一部分提出要加强党员廉洁教育。包括加强廉洁教育主体建设;推进廉洁教育客体建设;丰富廉洁教育内容;创新廉洁教育方式;优化廉洁教育环境;实现廉洁教育的制度化。本章第二部分提出要加强廉洁法规制度建设。包括建立完备的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本章第三部分提出要完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包括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实行有力的执行机制;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本章第四部分提出要妥善处理党员干部正当权益与廉洁自律的关系。包括完善党员干部财产公示公开制度;健全党员干部合理利益保障与激励机制;打造“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概况总结,归纳了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相关展望。

谭俊英^[5]（2017）在《新时期中国和新加坡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在多个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性,并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用于治国理政之中。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再次得到国内,甚至国际的关注和重视。在这个新时期,我国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同处中华传统文化圈的地区和国家,如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它们发展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我国有一定借鉴之处。其中新加坡在现代化发展中取得显着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因此,通过将新时期中国和新加坡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进行对比研究,在内容、方式和成效三个专题上进行比较,使得我国认清自己的长处和不足,然后根据自身的特点,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促进中国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本文由五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目的和意义,描述了国内外研究现状,然后阐述了研究的方法和难点。最后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探讨党十八大后新时期中国和新加坡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关内容。第一章首先介绍新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主要内容为爱国情怀、社会关爱、家庭美德和修身要求,新加坡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为八德、共同价值观、家庭价值观和自制、自强观念,然后将两者作出比较,分析两者异同之处。第二章是先介绍了新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方式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新加坡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式为与法治教育相结合、社区活动和华人社团活动、社会大众传媒的传播,然后进一步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共性与差异。第三章是讲述了新时期中国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所取得的主要成效是增强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培养了国民的仁爱之心、培育了国民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然后介绍了新加坡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成效为强化了国民的国家认同意识、有助于建立廉洁的政府系统、有助于保证家庭结构的稳定,最后分析了两国传统文化教育成效的相同点和异同点。第四章是新加坡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对我国的启示,使得我们从思想上、制度上和物质投入方面得到借鉴,从而促进我国中国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体系的建立。

房慧^[6]（2016）在《文化视域下新加坡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及启示》文中指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世人瞩目成就的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国家,缺乏一般国家所具有的共同文化和历史传统。在这多元文化背景下,如何树立起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构建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从当前新加坡的社会发展来看,新加坡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构筑价值观的基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又引发了价值主体的价值自觉与价值生成。本文以新加坡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建设为主题,深入探讨构建新加坡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及新加坡对多元文化的反思与选择。在此基础上,整理、归纳新加坡政府为推行核心价值观所采取的文化举措,总结出新加坡文化建设的特色及给我国带来的启示。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由第1,2章构成,阐述、梳理了新加坡多元文化形成的背景、原因,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新加坡核心价值观的发展过程。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移民国家里,西方文化、儒家文化、马来文化与印度文化并存,这种多元文化的格局给新加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面对复杂的国情,新加坡政府从建国之初就着力进行以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建设。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提出“新加坡人”这一概念,激发人民对国家的信心、对成功的渴望,培育自强不息的民族意识;70年代至80年代,新加坡重点培养以“八德”为中心的亚洲价值观,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在全国开展了讲礼貌运动,推广华语运动,设立忠诚周、敬老周、睦邻周、国民意识周,以抵制和消除西方腐朽价值观对国人的消极影响;90年代新加坡最终确立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为国家核心价值观,弥补了儒家文化的不足,建立了一种各种族都能接受的核心价值观。第二部分由第3,4,5章构成,着重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系统深入地分析新加坡对儒家文化、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反思与选择。儒家文化在政治方面促进了新加坡权威主义、精英主义和天下为公思想的形成;在经济方面,儒家的经世济民、藏富于民、集权主义、家族主义、诚信为本、以和为贵、勤奋节俭和包容的思想对新加坡经济的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方面,儒家伦理重视家庭、倡导“八德”、强调群体观念和效忠意识,促进了新加坡优雅社会和团结社会的形成。对于西方文化,新加坡在政治上坚持了西方的依法治国、三权分立和民主选举的治国理念;在经济方面,新加坡批判继承了西方的重商主义、自由竞争和实用主义;西方的人文主义和平等自由思想对新加坡文化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新加坡对伊斯兰文化的选择主要体现在:政治上,坚持政教分开,倡导从敬主到忠诚意识的培养,鼓励新加坡马来人参与管理国家政治生活;经济上,积极贯彻伊斯兰文化的诚信精神、公平实用原则、积极赋税和合理消费的主张;文化上,新加坡继承了伊斯兰文化的和平、公正、平等思想,普世性思想和宽容思想。第三部分包括第6,7章,归纳总结了新加坡在核心价值观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新加坡在整合多元文化时,大力宣扬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共同价值观”,共同价值观即为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新加坡利用核心价值观强化国家意识,推行和谐的种族政策、宽容的宗教政策和务实的语言教育政策,并在利益协调、领导方式、法律规范和教育体系方面,成功地构建了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保障机制。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在文化建设上,要坚持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坚持德治和法治并重,加强对传播媒体的管理,构建家庭、学校和社会立体教育体系,重视民族、宗教和谐教育,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他山之石”。

余文好^[7]（2015）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学生传统美德教育研究》文中认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大学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和主力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对象,而中华传统美德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现代化是经济科技、人文道德等协调发展,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绝不是简单的工业化以及西方化。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年历程,中华传统美德历经沧桑。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科玄论战”到八十年代“文化热”,中华传统文化（含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化的关系就一直是几代中国人苦心求索的问题。中华传统美德中的核心内容为近现代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所传承。当前,中华传统美德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肃家风民风政风党风、构建生态与网络文明、强化世界华人“中国人”意识等方面显示其时代新价值。基于在榕9所全日制公办本科高校抽样调查分析显示,当代大学生传统美德知行情况存在一定问题：认知方面突出表现为认知片面性明显、认知被动性明显、认同国家理想有待提升等；践行方面突出表现在家教家风问题、尊老敬贤问题、和合人际问题、慎独自律问题等。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对于高校而言,有其独特的教育功能,包括理想信念教育功能、立身处世教育功能、为学求真教育功能、心性修养教育功能等。世界高等教育发祥地的英国和儒家美德教育典范的新加坡,为我国大学生传统美德教育提供了借鉴。现代化进程中大学生传统美德教育对策应当进行系统构思。重视组织领导,明确大学生传统美德教育的指导思想,加强大学生传统美德教育的领导力量。强化制度建设,国家要把传统美德教育纳入法规和制度,高校要健全传统美德教育机制。优化教育路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加强教材与课程建设,打造国学师资队伍,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提高大学生传统美德认知能力；以传统节日、传统礼仪两个主题为突破口和着力点,激活校园文化,增强大学生传统美德认同情感；通过组织体验传统文化馆、酌情安排生产劳动、有序开展基地化军事训练,提高大学生传统美德践行能力。

刘罗茜^[8]（2015）在《新加坡品德教育研究》文中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物质文明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伴随而来的却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协调。国人日益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下滑现象十分严峻。人情冷漠,传统的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正日渐沦丧,各种匪夷所思的损害人民身体健康的食品安全报道层出不穷,道德失范发生在各行各业。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说明,中国的精神文明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中国面临严峻的道德危机。因此,想要重唤传统中华美德,弘扬中华正气,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加强品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塑社会道德伦理规范。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国家环境优美,经济繁荣,政府高效廉洁,人民勤劳奋发,社会秩序井然,犯罪率低下,是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新加坡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其成功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精神层面上的因素。新加坡高度重视品德教育的发展,善于借鉴西方品德教育成功经验,不断改良新加坡品德教育的内容、方法、途径,在增强国家意识,弘扬民族精神,抵御西方腐朽思想侵蚀,提高公民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品德教育的成功,是新加坡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和底蕴。中国与新加坡同属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国家,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和相似的价值观,在大力发展经济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中,都遇到了东西文明的碰撞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协调。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发展,西方文化大量涌入的情况下,通过加强品德教育,增强国家意识,用儒家伦理思想重唤东方传统美德,扞卫亚洲价值观,构建新加坡核心价值观,较好地协调了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新加坡的社会道德危机。本文以教育学原理、比较教育学原理为指导,遵循品德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本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思想要求,采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新加坡品德教育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脉络进行梳理,着重剖析新加坡国家意识教育、儒家伦理教育、学校品德教育等各项品德教育的内容,分析新加坡品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从而较为直观清晰地展现了新加坡品德教育的体系框架,并得出新加坡品德教育对我国品德教育的启示,本着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的原则,以期为我国品德教育提供有益借鉴。诚然,新加坡品德教育并非完美无缺,其不足之处,对于我国的品德教育亦能起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作用。本文的正文主要包括六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述论文的选题背景以及该选题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梳理与该论题相关的研究文献,说明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新加坡品德教育的发展背景和历史沿革。这一部分从新加坡品德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历史背景着手,概括了不同历史时期新加坡品德教育的特点和主要举措。第三部分：新加坡品德教育的目的。首先剖析了新加坡品德教育目标的理论基础,然后阐述了新加坡品德教育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以展示新加坡品德教育在目标上的鲜明特色。第四部分：新加坡品德教育的内容。该部分重点阐述了新加坡国家意识教育、儒家伦理教育、学校品德教育、家庭伦理教育、社区教育等五个部分。第五部分：新加坡品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阐述了新加坡学校在品德教育过程中比较常用的德育方法和德育途径。第六部分：新加坡品德教育对我国品德教育的启示。从新加坡品德教育的局限性和成功经验正反两方面进行借鉴,意在改进我国品德教育。

周进^[9]（2014）在《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国土面积狭小、饱受殖民统治、1965年才独立建国的新加坡，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新加坡快速发展的原因很多，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实施了双语教育，培养了众多双语人才，很好地适应了东西文化精华兼收并蓄和转口贸易立国的发展模式。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自世界大航海时代以来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转口贸易经济模式，奠定了新加坡双语或多语教育的底色；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为新加坡的语文教育打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多元民族的复合社会需要搭建民族间沟通的桥梁和联系民族文化的纽带；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亟需大量的双语或多语精英人才。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具有独特的演变过程及特点，其双语教育政策发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65年以前是独立建国前双语教育的启蒙与探索阶段，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期的多元民族、多元语文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使新加坡较早进行了双语教育的尝试，在客观上为建国以后实行双语教育政策打下了基础；1965-1986年是生存与发展主题下双语教育政策的确立与实践阶段，在这21年里，围绕双语教育的一系列改革探索了双语教育模式，实现了教育源流的统一，新加坡在双语教育政策推动下不仅成功立足于世界，而且很快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1987-2007年是经济腾飞主题下双语教育政策的修正与完善阶段，三次华文教学改革和新的双语教育分流制度使双语教育政策自身的调整与改革进一步深化；2008年至今是重造新加坡主题下双语教育政策的深入推进阶段，从中央课程到校本课程，双语教育政策的创新性进一步强化，双语教育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虽然在不同的阶段里双语教育政策的功能和定位有所不同，但在建国以后，双语教育政策总体上都是围绕建国之初确立的“教育配合经济发展”的务实的总方针不断与时俱进地调整和演进着，为教育探索道路，为国家培养精英。短短半个多世纪，双语教育政策与新加坡彼此相长、共同发展、共创奇迹，不仅把双语教育打造成为世界教育领域中独树一帜的成功典范，而且使新加坡从一个资源匮乏、矛盾重重的小岛国华丽转身为世界发达国家。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借鉴。

王军峰^[10]（2013）在《李光耀德育观研究》文中指出我国与新加坡同属东亚文化圈,现阶段我国的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相互交织,因而我国面临与新加坡上世纪70年代相似的道德失范。新加坡在李光耀领导下德育建设成效显着,研究李光耀德育观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及核心理念对我国当前的德育建设不无借鉴意义。运用比较研究法与文献研究法指出新加坡在经济腾飞前后面临各异的德育困境。李光耀在长期卓有成效的德育实践中形成独特而完备的德育观念体系。其主要包括如下方面：德育目标观国家认同、族群和谐,内容观承接传统、创新体系,形式观法德兼施、严格奖惩,方法观技术参与、增强自律,载体观开展活动、注重养成,过程观逐级递进、融会贯通,途径观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在对李光耀德育观的形成背景及观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核心理念：立足东方、推崇传统,法德兼施、以法促德,实用理性、讲求效用。新加坡与我国的社会现实与文化背景相似,基于均由社会转型而引起的道德失范,李光耀德育观及其核心理念对我国当前的德育建设大有裨益。其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德育亲和力,完善法律规范、赋予德育权威性,丰富德育载体、增强德育感染力,遵循德育规律、注重德育实效性。

二、李光耀精神文明理论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新加坡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光耀精神文明理论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新加坡化（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现代化浪潮中的儒学德育实践——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期中国和新加坡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文化视域下新加坡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7）现代化进程中大学生传统美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加坡品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李光耀德育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李光耀精神文明理论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新加坡化（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D]. 朱鸿亮.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2]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D]. 张家雯.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3]现代化浪潮中的儒学德育实践——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研究述评[J]. 张华,严春宝. 孔子研究, 2020(04)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D]. 王卫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新时期中国和新加坡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比较研究[D]. 谭俊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7(02)
• [6]文化视域下新加坡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及启示[D]. 房慧. 西北工业大学, 2016(08)
• [7]现代化进程中大学生传统美德教育研究[D]. 余文好. 福建师范大学, 2015(02)
• [8]新加坡品德教育研究[D]. 刘罗茜.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8)
• [9]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D]. 周进. 河北大学, 2014(10)
• [10]李光耀德育观研究[D]. 王军峰. 湖南农业大学,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