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任与反腐败

一、前赴后继与反腐败（论文文献综述）

韩旭^[1]（2020）在《东北抗联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四年漫漫抗战路,东北抗日联军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最终击退了侵略我国的日军部队,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振奋了民族精神,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东北抗联精神。作为被后世人民所继承弘扬与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爱国主义的生动展现,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世界反法西斯精神的充分展示。东北抗联精神形成于抗日斗争时期,富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对抗战的胜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家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建设中,也蕴含着丰厚的当代价值。对于加强党建以及重振有“共和国长子”之称的东北地区发展进而促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而言,认真研究东北抗联精神,充分发掘抗联精神历史与现实意义,毫无疑问是不可或缺的行动之一。东北抗联精神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永远不会过时。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仍应该认真学习东北抗联精神的形成背景、深刻内涵、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继续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并将这种精神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内心深处,使之转化成为永不竭尽的力量源泉。东北抗联精神的科学内涵包括矢志不渝、忠贞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不畏牺牲精神;克服困难、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休戚与共、联合御侮的国际主义精神。东北抗联精神的当代价值体现在,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可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力量源泉、为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价值引领、为东北振兴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荣震^[2]（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腐败治理,围绕着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中心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体制。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把握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新任务新要求,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基础,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纵向历时分析和横向要素分析两个维度。以理论分析框架为依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演变历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每一个历时时期内的分析则以横向要素为依托,从制度环境、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三个展开论述。其中,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环境,制度需求主要是从腐败形势对腐败治理体制提出的治理任务角度切入,而制度供给则包括腐败治理指导思想、组织体系和具体制度规范供给三个内容展开论述。历史演进分析之后,综合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在进行透彻的历时演变分析和变迁逻辑分析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特征、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最后,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三个层面提出了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文章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阐释腐败、腐败治理、体制与机制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界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基本功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模式。然后,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流派主要理论支撑点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横向历时性分析维度和纵向要素性分析维度两个组成部分。第二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十八大迈入新时代四个党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史演进划分阶段,结合官方腐败治理体制改革表述话语体系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阶段和命名划分,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对每个阶段内腐败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腐败形势、腐败治理体制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分析理论范式对腐败治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和变迁内在逻辑,对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总结与分析;第五章则是在上述四章的基础上,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提出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路径。

徐绍红^[3]（2019）在《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明和交往模式,但并没有消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围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治理式、两种发展前途的竞争和博弈仍在持续并日益加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向全球进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输出一刻也没有停止。“苏东剧变”以后,“历史终结论”“文化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普世价值论”甚嚣尘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与此同时,中国成功地扞卫、坚持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中国何以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能?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更加复杂的世情国情党情,面对更加尖锐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习近平经过长期思考并集中全党智慧,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等一系列科学论断和重要论述,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等根本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并用以指导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创了管党治党的新局面。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既是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党建理论体系,也是与时俱进、特色鲜明的党建话语体系和方法体系。对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研究已成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不少学者已从理论渊源、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和价值意义等方面对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开展了有价值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地方:历史研究不足,未能清晰揭示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形成条件和萌发过程;系统研究较为欠缺,把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揭示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还不够。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研究,是党建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对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理论精髓和灵魂,更好地指导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的基本制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基本条件决定思想的内容和性质。因此,在阶级社会中,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立场、观点、方法是思想的灵魂。这是因为,一定的思想总是反映特定主体针对特定领域的问题所持的立场,表现为对该领域现象、问题所持的观点和在实践中坚持并运用的方法。因此,当把“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作为系统研究的对象,不仅应当考察这一思想是如何形成的的,更要通过对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分析来把握其精髓和灵魂,并进一步揭示其地位和价值。立足前人研究基础和上述思路,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分别探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部分,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形成条件和形成过程。本部分围绕“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这一主要问题展开,是本文研究的起点。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形成条件包括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理论渊源和个人条件。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和党开展自身建设的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列宁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习近平的成长经历和他本人的思考探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形成过程包括孕育期、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陕北七年知青岁月（1969-1975）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孕育期;在清华大学学习特别是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1975-1985）,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萌芽期;1985年至党的十八大前,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发展期;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进入成熟期。第二部分,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科学方法。本部分围绕“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一主要问题展开,是本文研究的中心和重点。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基本立场包括阶级立场、人民立场、人类立场三个维度。阶级立场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核心立场,回答党“是谁,从哪儿出发”,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因和政治底色;人民立场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根本立场,回答党“为了谁,依靠谁”,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定位和政治情感;人类立场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终极立场,回答党“向何处去”,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胸怀。阶级立场、人民立场和人类立场互相区别、互相联系、有机统一。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主要观点包括关于党的建设本质的观点、关于党的建设规律的观点和关于党的建设要求的观点三个层面。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关于党的建设本质的观点包括:解决党存在的能力水平与使命任务不相适应的矛盾,解决党存在的信念作风与党性宗旨不相符合的矛盾,解决党存在先进性纯洁性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具有的唯物性、人民性和革命性相比不够彻底的矛盾;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关于党的建设规律的观点包括: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关于党的建设要求的观点包括:把政治建摆在首位、补足精神之钙、贯彻党的组织路线、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使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全方位扎紧制度的笼子、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等。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主要观点的三个层面构成逻辑严密、立体完整的观点体系。习近平新时代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科学方法包括元方法、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元方法是指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事物矛盾运动规律、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原理出发认识和推进党的建设的方法。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一般方法是指其思维方法,包括战略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方法、历史思维方法、底线思维方法、创新思维方法、群众思维方法和法治思维方法。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具体方法包括:从实际出发决定工作方针的调查方法、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分析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求是方法、回过头来看的反思方法等具体认识方法;强化顶层设计统筹谋划的方法、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局势掌控方法、以上率下抓“关键少数”的抓“牛鼻子”的方法、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压实方法、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一抓到底的方法等具体实践方法;把执政能力作为根本标准、把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为核心标准、把政治生态作为重要标准、把群众满意作为关键标准等具体的评价方法。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科学方法的三个层次构成系统完整的方法体系。第三部分,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特征和价值。本部分通过围绕“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这一主要问题展开,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鲜明特征包括:传承性、时代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传承性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接续发展;时代性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是对党面临的时代问题的科学回答;科学性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是理论体系和科学论断的有机统一;系统性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内容全面、层次清晰、逻辑严密;创新性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是党建内容体系、话语体系和方法体系的重大创新。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重大实践价值和强烈的时代价值。从历史地位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价值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党思想指明党的建设方向,是新时代党建科学化的行动指南;从时代价值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是指导党持续开展自我革命的精神旗帜。

朱雄君^[4]（2019）在《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信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灵魂和力量源泉,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之根本,是中国共产党兴党强党之要义。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守的重要遵循。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旗帜,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始终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才能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信仰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信仰安全的战略地位,坚持将维护信仰安全作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着力在加强理论武装、严肃政治生活、激发内生动力上下功夫,不断增强全党坚守信仰、维护信仰、锻造信仰、践行信仰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确保全体党员、干部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问题极端重要的战略考量,本文将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从信仰安全的学理基础入手,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结构构成、战略意义、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借鉴中国共产党维护信仰安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维护的主要路径,为中国共产党维护信仰安全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首先,本文阐明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包括马克思主义信仰、政治信仰、政治安全、执政安全等与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主题有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梳理,提出信仰安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着力维护的重大安全,并从总体上阐明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其次,本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学理基础。一是论证信仰安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安全的核心构成,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维护自身的执政安全,就必须维护好自身的信仰安全。二是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内涵与特征进行理论分析,在对信仰、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信仰安全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和诠释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内涵进行了学理分析,提出信仰安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维护的核心安全。三是对信仰安全的内在结构进行理论探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主体层次、内容体系、影响因素的分析,厘清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内在结构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构建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理论分析框架。再次,本文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战略地位。一是从理论层面分析信仰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价值,提出信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支撑和力量源泉,信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价值;二是从历史层面考察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生命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进程的历史考察,提出信仰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根本、兴党强党的要义。三是立足中国共产党的当代实践,从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正确方向、生机活力、强大力量四个方面论证信仰安全的战略意义。然后,本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一是从信仰客体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信仰体系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主要包括:时代的变迁对信仰体系的真理力量的挑战,功利性泛滥对信仰体系的价值基础的侵蚀,多元化思潮对信仰体系的一元地位的冲击,大众化滞后对信仰体系的神圣魅力的消融。二是从信仰主体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信仰主体安全存在的重大隐患,主要包括:“批发式”入党降低了党员、干部对信仰的尊崇,“浅尝试”学习削弱了党员、干部对信仰的认同,“两面人”现象动摇了党员、干部对信仰的坚守,“宽松软”管理弱化了党员、干部对信仰的锻造;三是从信仰结构的角度探讨了个体性信仰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一些党员、干部信仰模糊,部分党员、干部信仰淡化,少数党员、干部信仰动摇,个别党员、干部信仰缺失,极少数党员、干部存在信仰背叛问题。四是探讨了信仰安全问题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是从党员、干部的个体视角分析信仰安全问题的严重后果,从执政安全的战略维度分析信仰安全问题的巨大威胁,从民族复兴的宏观视野分析信仰安全问题的潜在风险。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安全是能够得到保障的,但是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确保信仰安全,就必须有效应对和化解时代变迁、功利主义、多元化思潮、大众化滞后对信仰体系带来的挑战和威胁,着力解决党员、干部队伍入口关不严、理论学习不深入不透彻、组织生活“宽松软”、“两面人”现象给信仰安全带来的隐患,着力解决少数党员、干部信仰模糊、信仰淡化、信仰动摇、信仰丧失、信仰背叛的问题,特别是要防止党员、干部个体层面的个体性信仰安全问题向全党层面的总体性信仰安全问题的扩大和蔓延。最后,针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信仰安全的内在运行规律,借鉴中国共产党维护信仰安全的历史经验,本文提出了维护信仰安全的主要路径:一是要加强理论武装,打牢信仰的理论之基。具体来说包括以下路径: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增强信仰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着力加强理论转化,增强信仰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有效开展理论教育,增强信仰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二是要强化规矩纪律,维护信仰的神圣地位。具体来说就是:将信仰合格作为党员发展的首要标准,让信仰守望成为必须遵循的重要底线,把信仰维护贯穿监督执纪的全部过程。三是要严肃政治生活,强化信仰的组织锻造。就是要将坚定信仰作为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将信仰淬炼作为党性锻炼的核心内容、将信仰仪式作为组织生活的规定动作。四是要激发全党活力,推动信仰的广泛实践。关键举措包括:在坚持学思践悟中做到知行合一,在抓住“关键少数”中推动以上率下,在铸就信仰丰碑中激发实践力量。

王爱桂^[5]（2019）在《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大国较量的一个重要场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国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愈发激烈。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政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目标、战略安排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起到引领社会思潮、聚合人心的作用,而且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强大的精神支撑作用。但是,进入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以下严峻的挑战:一是面临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挑战;二是面临价值多元化的挑战;三是西方社会思潮渗透的挑战;四是面临信息网络化的挑战;五是面临自身建设不足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同时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如何全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在信息化时代加强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如何提高我国意识形态宣传的质量和水平等等都是新时代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如何应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我们可以从中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与教训获得借鉴。本论文采取纵向考察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来探究中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纵向历史维度来探究分析,而且从中国、美国和前苏联的横向比较中深刻剖析中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与教训。虽然不同国家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采取的措施不同,但透过特殊可究其一般,纵观中国、美国、前苏联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和教训说明,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才能确保不偏离正确的方向;其二,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有与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诉求相一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基础作为保障;其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引领整合社会思潮的作用;其四,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必须落实到真实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之中;其五,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还必须有赖于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和话语方式的创新,必须善用新媒体,促进媒体融合,打造全媒体平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意识形态从政治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意识形态大众化和生活化,被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同才能真正实现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放入到国家总体安全中去研究。本论文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从梳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安全概念入手,着重分析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现的严峻挑战,在借鉴国内外维护意识安全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体系:树立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指导思想;夯实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基础;建立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预警、监控、评估等长效机制;从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法律制度建设、完善网络管理和监控、宣传方式创新等方面提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选择。

楚金存^[6]（2019）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反腐败为切入点和重要抓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与时俱进地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论断,推动了廉政建设理论的发展,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思想理论体系,开启了廉政建设的新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新时代特征、新阶段特色并富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反腐败廉政建设理论,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廉政建设的体系布局、实践路径和价值定位作出了精准清晰的阐述,将廉政建设理论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为开创反腐败廉政建设事业新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廉政建设作为新时代建党强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具有持久性、复杂性和曲折性。新时代深化廉政建设,有效应对面临的“四大危险”和“四种考验”,必须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党的建设迈上新台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合运用、归纳分析,本文对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廉政建设的思想理论渊源、主要内容及特点、生动实践和蕴含价值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廉政建设的理论渊源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建学说中的廉政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理念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新时代廉政建设体系不断丰富,政治建设、制度建设、思想建设、组织、作风和纪律等方面不断深入,战略格局、工作重点、体制创新等重要问题不断明晰,搭建起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基本框架体系。先进性和纯洁性、人民性与实践性等的统一,突显了新时代我们党廉政建设的鲜明特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进一步向前发展。

王卫兵^[7]（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指的是长期以来在党组织内部形成的且应该具备的关于廉洁的理论、作风、制度以及党员关于廉洁的态度、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总和,归属于党内优秀政治文化,引领着整个社会的廉洁风尚。中国共产党的廉洁文化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社会价值文化,更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它是对全体党员的道德要求、价值规范和政治约束,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这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引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基础性法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颁布实施,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廉洁价值的高度重视,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制度保障。廉洁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一直以来是古今中外所探讨的社会命题。古希腊哲学家将廉洁看作是一种“善德”或者“正义”的价值理念,赋予其理性意义。古罗马思想家们从分权制衡的角度来确保掌权者的廉洁品行,并从“性恶论”“自私论”的人性假设出发,逐渐开辟出一条依靠法律、制度、分权制衡来约束人们腐败行为的文化路径。中国传统廉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两大源头。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中蕴含着“以德养廉”、“以法促廉”、“勤政为民”、“崇俭戒贪”等丰富的廉洁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基因”。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主要展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廉洁思想当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又一思想渊源。实现“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就是要以这两个源头为依据,不断挖掘出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廉洁观念,以彰显传统廉洁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廉洁观的当代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于两个理论源头和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不断开拓出新的理论和实践境界,形成了一些新的廉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思想理论内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重拳出击,惩治腐败,取得了显着效果,勾画出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发展框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取得了显着的发展成就,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面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种种诱惑,一些党员、干部开始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背弃了党的宗旨,逐渐沉浸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中不能自拔,一步一步滑向贪污腐化的深渊,沦为党和国家的“蛀虫”和人民的公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信仰迷失、宗旨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因此,本文在直面问题的基础上,以铲除腐败为导向,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为目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一、导论;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状况;五、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七、结语。本文的导论包含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第二部分是国内外研究前沿动态,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和国外研究现状。第三部分是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相关概念进行了解析,探讨了廉洁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等概念的理论内涵,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与廉政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与社会文化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其次,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和中国传统廉洁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形成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直接理论来源。第三,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本质属性,即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社会价值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第四,阐释了中国共产廉洁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特点,包括人民性、民族性和先进性。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本章首先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根据政党文化结构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分为“三层次”“两类型”。“三层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物质层次、规范层次和精神层次,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经”。“两类型”指的是党员廉洁文化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文化,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纬”。经纬结合,构成了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基本轮廓。其次,归纳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在党和国家治理中所发挥的功能,即教育引导、优化创新、批判矫正和调控维护。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状况。按照“经验总结-问题归纳-原因分析”的研究路径,本章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包括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正风肃纪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品质、重视制度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根本性作用、明确党委和纪委在廉洁文化发展中的责任。其次,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即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信仰迷失、宗旨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第三,按照思想观念、反腐制度、权力运行和经济利益的分析视角,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问题所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选取世界上具有典型特征的政党、国家和地区,从正反两反面总结了这些地方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以揭示其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首先总结了中国国民党（反面典型）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及教训。其次阐释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香港地区（与中国大陆同属儒家文化圈）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和启示。最后,分析了世界上最清廉国家丹麦、芬兰、瑞典（正面典型）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第五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围绕“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发展目标,从教育、制度、监督、利益四个维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方略。本章第一部分提出要加强党员廉洁教育。包括加强廉洁教育主体建设;推进廉洁教育客体建设;丰富廉洁教育内容;创新廉洁教育方式;优化廉洁教育环境;实现廉洁教育的制度化。本章第二部分提出要加强廉洁法规制度建设。包括建立完备的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本章第三部分提出要完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包括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实行有力的执行机制;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本章第四部分提出要妥善处理党员干部正当权益与廉洁自律的关系。包括完善党员干部财产公示公开制度;健全党员干部合理利益保障与激励机制;打造“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概况总结,归纳了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相关展望。

周立志^[8]（2018）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反腐败研究》文中提出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不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腐败都被认为是难克之疾、“社会毒瘤”。当前,腐败已成为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反腐败则成为了各国高度关注的社会现象,能否有效地防治腐败、建设廉洁政府成为衡量各国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尺度。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部反腐与防腐的历史。特别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转型,腐败现象逐步蔓延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执政能力和永葆先进性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面对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把反腐败工作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寻找更加科学、合理、有效的反腐败方法,以对腐败问题“零容忍”的坚定决心,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想腐的保障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把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本文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等相关知识,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治腐败的思想和实践发展,分两个部分进行阐述,即全面深化改革之前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探索与实践。这两个部分内容在文章中分为五章来写。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等等,对腐败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随之分析了腐败产生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指出其造成的政治危害、经济危害与社会文化危害。第2章,开始梳理全面深化改革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实践探索和经验。本章分两个部分分别介绍了建党至改革开放之前的反腐败实践和改革开放至十八大时期的探索与经验。首先重温了早期革命领导人的首创精神和勤政廉洁、艰苦奋斗的精神,倡导新时期的反腐败建设也要坚持“两个务必”,加强作风建设。其次,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介绍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三代领导集体的反腐败措施、实践探索和历史经验,并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到十八大之前反腐败建设的巨大成就。第3章,阐述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提质与升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新的形势对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章首先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分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内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道路的特征,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反腐败的内在需要,而反腐败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然后,深入分析了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抓住新时期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专项治理与全面从严相结合、打虎和拍蝇猎狐相结合、信任与监督相结合等反腐举措总结了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果。第4章,深入探讨了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反腐败的路径选择。首先深入剖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反腐败建设中存在的优势和挑战,然后指出面对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着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努力形成廉洁自律、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建设新局面。第5章,在前面章节分析和阐述的基础上,总结了反腐败工作的启示和意义。指出,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反腐败工作的启示,首先是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次是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第三是必须坚持保持全面从严,第四是必须坚持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机制,第五是必须坚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第六是必须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其意义,从实践角度来说,既有利于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事业的进步,又有利于中国反腐败事业的开展;从国际意义而言,则能够更好地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理论层面而言,中国的反腐败建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从微观角度深入探究了中国现有的反腐败建设与发展历程。并力求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有所突破,但限于研究的时间和思考的深度不够,文章仍有疏漏和不足。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本文认为,反腐败工作不能有松劲和歇气的思想,必须坚持常抓不懈,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李维瑜^[9]（2018）在《地方官员腐败动向及反腐策略研究 ——基于2003-2018年《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也是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它关系着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近年来,学术界基于国家层面的反腐败研究相对较多,而地方官员反腐败方面的系统研究却相对薄弱。因此,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研究地方官员腐败问题及其反腐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十六大以来历年《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关于职务犯罪方面的数据与内容为依据,窥一斑而知全豹,具体分析地方官员腐败的基本动向:从总体来看地方官员腐败问题仍然严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职务犯罪类型多样,腐败官员涉及广泛;地方高级干部腐败加重,“小官大贪”现象频发;大案要案增多,经济损失巨大;犯罪领域行业性特征明显,权钱交易突出;检察机关内部存在腐败,执法犯法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地方官员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归咎于部分地方官员理想信念缺失,个人贪欲极度膨胀;地方权力配置不合理,执政透明度不够;地方不良社会风气滋生腐败,部分群众反腐心态淡漠;地方反腐败制度建设不完善,制度执行乏力;部分司法人员责任意识淡薄,反腐独立性较弱。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地方反腐败建设,一是完善地方反腐败制度建设,要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建立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创新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改革纪检监察机制;建立检察机关内部防控机制。二是创新地方反腐策略,要使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高线,守住纪律底线;从法治反腐入手,严查损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创新网络反腐路径,调动公众反腐积极性;加大社会反腐力度,持续强化社会监督的作用;坚持党纪反腐与司法反腐并重,强化检察机关的司法独立性。地方反腐败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始终保持反腐的高压态势,对待腐败官员,无论职位大小,一经发现,都将严厉惩治,绝不姑息。

郑善文^[10]（2018）在《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时代营造“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廉洁政治社会大生态目标对全面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价值期待。廉洁文化是含括廉政文化以及社会多重领域廉洁文化的有机整体,既包含以公共事业管理者为主体的廉政文化,也包括在社会实践中其他领域的具象的廉洁文化,如公民廉洁、家庭廉洁、企业廉洁、学校廉洁、医院廉洁等。当代中国特色的廉洁文化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传统廉洁文化和西方国家廉洁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的时代要义,具有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以及培养自律、自爱、自警、自律的廉洁人格的根本价值。注重廉洁文化建设、提升廉洁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平、营造风清气正的廉洁政治社会大生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和政治旨归。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应当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这一现实出发,而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实现“中国梦”面临的最大挑战。毋庸置疑,治理“政治之癌”的腐败需要将权力的运用及分配纳入规范化的制度轨道以达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目的,然而要从源头上防范腐败还必须站在文化的高度培育廉洁健康的社会文化心理以促使党政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保持坚定对廉洁价值目标的追求和信奉。因此,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论要求深刻再现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并以思维逻辑的形式揭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要全面的辩证的历史的看待反腐败斗争任务依然艰巨繁重,不能因为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现状而消极悲观、惊慌失措、乱了阵脚,而是要在增强忧患意识和巩固拓展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有利因素和机遇条件并自觉转化为坚定走出反腐败依然严峻复杂形势和不断夺取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新成效的信心和动力,也就是说要全面审视问题和成绩、深刻把握廉洁文化发展趋势和走向、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符合阶段性要求的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建设之路。导论是介绍论文的选题依据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以便勾画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研究的总体框架。第一章是阐述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界分廉洁、廉洁文化、廉洁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并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廉洁文化建设寓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保持党的先进性的目标中并从中引出廉洁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时代价值。第二章是梳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坚持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思想的根本指导地位,剖析中国传统廉洁文化和西方廉洁文化对当今中国腐败治理路径选择的影响并明确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西方廉洁文化的批判性继承的方向。第三章是回顾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历程,以廉洁文化建设问题为线索对革命时期、建国前后、新时期三个阶段的重要史实进行剖析,进而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视角深入理解廉洁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第四章是审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条件,认清廉洁文化建设所面临的腐败文化潜滋暗长、廉洁文化建设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反腐败斗争任务依然艰巨繁重的客观环境和约束性条件,站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布展廉洁文化建设大格局的逻辑起点。第五章是构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推进廉洁文化建设,要以问题为导向完善廉洁文化建设体制机制,要加强制度反腐与廉洁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力求通过激活、实化、彰显廉洁文化的激浊扬清、扶正祛邪、敦风化俗的价值功能来造成有利于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浓厚文化氛围。

二、前赴后继与反腐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前赴后继与反腐败（论文提纲范文）

（1）东北抗联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反腐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地方官员腐败动向及反腐策略研究 ——基于2003-2018年《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前赴后继与反腐败（论文参考文献）

• [1]东北抗联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韩旭. 东北石油大学, 2020(04)
•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D]. 荣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3]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研究[D]. 徐绍红.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8)
• [4]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问题研究[D]. 朱雄君.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5]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D]. 王爱桂. 苏州大学, 2019(06)
• [6]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D]. 楚金存. 兰州大学, 2019(08)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D]. 王卫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反腐败研究[D]. 周立志. 湘潭大学, 2018(04)
• [9]地方官员腐败动向及反腐策略研究 ——基于2003-2018年《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分析[D]. 李维瑜. 河南师范大学, 2018(01)
• [10]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研究[D]. 郑善文. 苏州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