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察应坤[2]（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邴波[3]（2020）在《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提出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家形象的建构关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声誉。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并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及国际地位。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体现,新疆的独特地缘及多元文化所塑造的新疆形象对建构国家形象的意义重大。而在中国电影中占据独特地位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参与建构新疆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重塑了人们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想象,而且成为建设中国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形象认知具有多维性,从文化维度来看,建构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国家理想与现实中“和谐中国”建设目标相融合的产物。建构与传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既有利于国内各民族确立文化共同体,又与中国和平崛起的东方大国形象相一致。本文主要以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生产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田野调查、史论结合等方法,结合文艺学、电影学、文化人类学、影视民俗学、影视传播学等理论,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程与国家形象的生产、传播、影像化变迁相结合,分析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的不同侧面,挖掘电影译制、发行、放映、“走出去”、获奖对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重点探究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如何建构理想化的国家形象,思考国家形象的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通过这一研究,一方面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60余年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发现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内在表现规律,为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持。全文主要内容分为三大板块: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又分为四个方面,即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生产与传播、表达、策略,重点在于生产、传播及表达。绪论部分是全文的引言,阐释本选题的背景、意义和价值,概述本文的研究中心,界定相关概念和梳理文献,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建构部分。通过新疆形象与国家形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与“和谐中国”国家形象、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建构新疆形象对国家形象的意义,为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建构国家形象提供理论支持。第二章是文章的历史回顾部分。梳理了社会历史语境中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影像变迁。依据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的时代烙印,将国家形象的影像生产与传播分为“新中国”（1949—1966）奠基期、“新时期”（1977—1999）拓展期及“新世纪”（2000年以来）繁荣期三个阶段,探讨各阶段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演变轨迹,指出国家形象塑造与各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事实,其建构过程既是对历史的追寻,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第三章到第六章是论文重点展开部分。采取文本分析法,定位不同变量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在国家形象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且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借鉴媒介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及生态人类学的“空间”理论挖掘地理空间、地理景观及生态空间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空间表达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多向度方式展示了国家形象,使观众可以通过空间认同获得国家归属感。第四章借鉴性别理论,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性别观念和两性生存境遇的差异性分析,展示性别与国家形象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性别话语系统中透视国家形象的塑造策略。第五章借鉴身份理论,探讨文化传统及民族身份多元化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导演,如何在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染下,通过文化互动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以作品中导演的家国情怀及融化于叙事中的家国同构模式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完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坚守者的导演形象塑造,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一体化倾向。第六章借鉴文化人类学及影视民俗学相关理论,将影视民俗表达的多元一体作为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多元化”侧重于各少数民族电影的繁荣发展与同一少数民族电影中不同类型（物质、社会、精神）民俗文化的多层展演,而挖掘民俗和谐文化因素及以集体记忆方式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则成为实现民俗文化“一体化”表达的有效途径。第七章针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建构及传播国家形象上出现的问题,提出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新疆的特殊地缘性决定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稳定”的意识形态主战场,要考虑如何将“战场”与“市场”有机融合,最大限度回归电影产业的本质属性。因此针对电影在影像化建构及传播方面存在的不足,分别从创作者与传播者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从创作者来说要提升内容质量,书写真实新疆故事,汇聚新疆正能量;从传播者来说,架设好电影桥梁,传播和谐国家形象。结论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对全文作出总结,展望未来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且对实现国家形象的理想化表达提出遵循或借鉴的原则。
靳雅蕾[4]（2020）在《集团公司市场化债转股“两步走”模式及影响研究 ——以中国重工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切实降低企业杠杆率,国务院于2016年10月出台《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与《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新一轮市场化债转股自此拉开帷幕。随着市场化债转股在我国逐步开展,债转股逐渐完成从政策化走向市场化的演变,实施模式得到不断完善,目前已成为企业短期降低债务负担、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等方面的重要工具。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参与其中,债转股模式逐渐多元化,许多企业结合自身特点探索适合的债转股方案,中国重工是市场化债转股开展以来第一家以“两步走”模式实施债转股的企业,本文正以此作为切入点,对目前市场化债转股发展现状进行简单介绍,提出众多集团公司“一步走”模式现存问题;然后以中国重工为案例分析对象,从降杠杆速度、后续资金落地、定价机制、退出方式、核心资产产控制力五个方面与“一步走”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接着探讨中国重工“两步走”模式债转股实施效果,包括短期市场反应方面、经营方面、公司价值方面、财务业绩方面以及集团关联担保倾斜情况等,并且指出该模式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控制权安排与机构投资者锁定期风险问题;最后从政府、实施机构、实施企业三方面针对性提出共同努力、推进市场化债转股实施的建议。本文最终结论认为中国重工“两步走”模式具有快速降低杠杆、资金到位迅速、妥善解决定价、退出渠道较为完善以及保障集团公司对核心资产控制力等优点,在缓解债务压力同时也为其后续发展带来新机遇,“两步走”相对“一步走”模式具有较大进步与创新,对未来想降低财务负担的集团公司来说,该模式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但是该种模式也存在机构投资者转股后控制权薄弱以及锁定期风险问题,未来企业采用该模式债转股时应当重视这两方面问题,对债转股模式进行大胆创新,丰富新一轮市场化债转股内涵。
周莹[5]（2020）在《民国时期三次内债整理研究 ——基于银政博弈的视角》文中指出政府债务兼具财政与金融双重属性的特点,不仅使政府在处理债务问题中扮演主角,也让以银行为首的金融组织成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目前,我国地方债已经超过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成为最大的债券品种。同时,银行类金融机构是地方政府债的主要认购群体。由于地方政府债存在债务发行与用途监管缺位、偿还担保不确实及市场流动性较差等问题,导致许多省份的地方债与财政收支的矛盾加重,而防范化解风险则列在当前三大攻坚战之首。如何更有效地化解风险,不仅要向国外学习,而且还可以借鉴中国历史上的债务整理经验。民国时期,政府为了解决债务与财政收支矛盾,曾连续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内债整理事件,对银行等社会各界造成较大影响。本文在政府与银行实力变换的前提下,从银政博弈的视角分别对三次内债整理的动机、过程以及银政双方的效用变化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以全面、客观地论证内债整理的逻辑与意义。围绕三次内债整理,文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即导论。主要结合现实背景及现有研究概况提出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并对已有研究做了详细的梳理和评述,对研究结构进行了介绍,对重要概念、研究时间范围等作了明确界定。第二部分为第二章,即三次内债整理的背景。对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财政及内债发展概况进行全面梳理和论述,厘清三次内债整理的制度环境和基本背景。第三部分包括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以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关系演进为研究线索,在纳什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的框架下分别对三次内债整理的过程及结果进行定性与定量的交叉分析。在第三章中,首先,对1921年内债整理之前的债务发行、偿还情况进行梳理,并通过构建债务信用模型分析政府违约的动机,提出整理内债的必要性;其次,在“弱政府”与“强市场”的银政关系下构建不对称的纳什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分析1921年内债整理过程及结果;最后,从整理公债偿债基金稳定性和新债发行情况两个方面讨论此次整理的可持续性。在第四章中,首先,提出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及政权稳固,“强政府”形成,在此背景下政府对金融市场加强管控,并与银行形成了“政治与经济互换”的合作关系;其次,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冲击及市场悲观预期下,提出1932年内债整理的必要性;最后,在纳什讨价还价模型框架下,对1932年内债整理进行博弈分析,并讨论政府和银行的利益得失。在第五章中,首先,分析政府以经济危机、日本侵华为契机实施了金融统制,政府与银行形成“大政府”与“小市场”的关系,银行已没有与政府博弈的实力;然后,讨论1932年内债整理后发生时间不一致性以及其产生的结果,指出政府整理内债的动机;最后,分析1936年内债整理对政府和银行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为第六章,对三次内债整理进行比较,分析三次内债整理的内在逻辑和根本原因,并通过梳理银政关系的演进及背后逻辑寻找三次内债整理产生不同结果的主要原因。第五部分为第七章,即总结与启示。首先,对前文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和归纳,得出了三点结论。然后,依据得出的结论提出三点启示,以为当下提供镜鉴。通过上述分析,论文主要得到以下四点创新:一是研究视角创新。论文以银政关系演进为线索,从政府和银行博弈的视角对民国时期三次内债整理的原因、过程及效果进行动态分析。二是研究方法创新。通过实证分析和博弈分析等定量方法研究三次内债整理的直接原因、博弈过程及效果,力求研究结论客观、精确。尤其在论述内债整理的过程及效果时,将银政实力变动关系的变量纳入博弈模型中,通过构建纳什讨价还价模型以及整合大量历史数据以论证三次内债整理的动机和对银政双方产生的影响。三是研究资料创新。通过对民国时期各类报刊关于内债的内容进行查阅和收集,如文章基于连续的《经济统计》、《银行周报》等资料整理出1923-1937年若干内债的市场价格;基于《银行周报》整理出重要银行持有内债额及相关收益的数据;基于《申报》整理出若干内债的实际发行情况和数额等。四是研究内容及观点创新。其一,三次内债整理产生的直接原因分别为维持债信、避免财政危机发生、提高政府财政能力。内债整理的根本原因则是无法解决的财政收支矛盾。同时,三次内债整理的直接原因中,1921年和1932年内债整理的动机皆属于市场行为,而1936年内债整理的动机则为政府行为。该区别是1933年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产生的结果。1932年内债整理中,政府承诺完善预算制度、节约军费且不再发行用于内战及政费的债券。在此思路下,试图完善预算制度以实现节约军费、平衡收支的财政计划,并大力发展经济,进行抗日。但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相悖。孔祥熙代替宋子文成为财长后,既未切实执行预算制度,且大力支持内战政策,导致军费膨胀、赤字增加。所以,孔祥熙重新回到依靠借债解决赤字的方式上,使内债规模不断扩大。时间不一致性最终导致现有内债基金既无法覆盖全部旧债本息,又无法支持新债发行。政府只能通过行政干预——1936年内债整理——解决该矛盾,提高政府的财政能力。其二,1921年内债整理和1932年内债整理的结果是帕累托有效的,1936年内债整理的结果则为非帕累托改变。1921年内债整理办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独立第三方——总税务司监管下的整理公债偿债基金;在可确实拨付的基金范围内,对时常违约的旧债实施减本和延长偿还期限,以保证每期基金可以支持各项旧债本息的偿还。在独立第三方监管的偿债基金框架下,各项旧债的本息基本按时偿付,债市价格逐渐走高,由此使债信重建,银行的利益得以维护。同时,基于部分旧债减少偿还本金及延长偿还期限,政府的债务支出负担得到减轻。所以,通过1921年内债整理,银政双方的效用都得到最大化的改善,实现了帕累托有效。1932年内债整理主要对23项旧债作降息延期处理;在内债担保制度下,每月向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拨付860万元用于偿还整理后的本息额;完善财政预算制度、公开财政;不再发行用于内战、政务的内债。通过上述整理,政府的债务负担减轻,每年还本付息数较原案减少近10000万元;同时,各项旧债偿还得到保障,债价回升,银行投资内债的利益得以维护。所以,通过整理内债避免了财政危机的爆发,银政双方实现共赢。1936年内债整理主要将30项旧债按照原来偿还期限的长短分别兑换统一公债中甲、乙、丙、丁、戊五种债项,即作了延期处理,绝大部分债项的利率并未改变,且偿还办法统一变成每年偿本付息两次;增发新债,即复兴公债和统一公债中未换偿旧债的余额部分。经过此次整理后,政府的财政支出得到了暂时性缓解,且具备筹发新债的能力;但由于极大地延长了偿还期限,银行流动性风险增加,效用下降。所以,此次整理是非帕累托改变。其三,从北京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由“弱政府”与“强市场”到“政治与经济互换”合作再到“大政府”与“小市场”的演变过程。1921年、1932年和1936年内债整理时的银政关系分别对应于上述三个阶段,这也是导致1936年内债整理为非帕累托改变而1921年和1932年内债整理是帕累托有效的主要原因。其中,1921年内债整理中,银行起主导作用,具体整理办法由银行家代表张嘉璈拟订,在减轻政府债务负担的同时维护了自身利益。1932年内债整理中,政府和银行共同商讨整理办法,在双方博弈下最终制订出具体的降息延期方案,实现共赢。而1936年内债整理实质是在金融统制背景下的一次政府干预行为,政府为提高财政能力强制对内债进行整理。所以,在整理内债过程中,银行几乎无博弈空间,利益受到侵犯。其四,内债整理实质是银行基于信用制度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与财政对金融资源趋于无限制的需求之间的博弈和对抗过程。合理约束公权力、政府财政行为以及官员对政策连续性的影响是保证内债整理实现帕累托有效以及维持内债政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优化内债的利率结构、期限结构和投资者结构也是保证内债良性发展的主要因素。尽管三次内债整理已经过去80多年,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水平等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且不可把当前的地方债等同于国债,但政府债的财政功能与金融属性、政府与银行关于债务的利益关系与博弈本质以及政府对内债政策的执行和优化目标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民国时期三次内债整理作为研究当前地方债重组的历史窗口,其经验仍然可以为当下解决地方债务问题提供镜鉴。
胡德志[6]（2020）在《民国上海纸商业研究》文中指出纸商业的产生、发展与上海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开埠以来,上海城市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尤其是西方近代机器印刷术的引进以及上海工商、文教事业的快速发展,无不为纸张的行销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而作为上海日用商品行业中的一员,纸商业亦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日常生活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民国后,纸商业迎来勃兴发展时期。纸商业的经营涵盖了土纸经营和机纸经营两个经营层面。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土纸与机纸在纸张产品种类的经营上和销售空间的分布上形成了层次化的市场形态。为适应市场多元化的纸张需求,上海纸商业在产品经营上采取了不同的购销形式,并对纸商业的经营群体做出了行业分工。此外,针对不同业务的运作,纸商业还专门制定了多种经营策略。纸商业的贸易范围不仅辐射国内诸多地区,也兼及海外。纸商业群体有资方群体与劳方群体之分。资方群体中的经营者和劳方群体中的职工,虽属不同的群体阵营,有着相异的身份属性,在薪酬与福利待遇上也不尽相同,甚至在劳资关系上也曾针锋相对过,但二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在人事分工上体现出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特征。不过,纸商业的从业群体,在籍贯来源上、人事管理上有着明显的地缘因素与业缘因素相结合的传统特色。在自身发展的历程中,纸商业也于不同时期里不断建立健全本行业的同业组织。其内部组织体制,相继历经了委员制、董事制、理事制三个发展阶段,纸商业的内部组织机构,虽在设置运作上大同小异,但也体现出了现代特征。纸商业同业组织的建立健全,不仅适应了行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通过自身功能的发挥,有效地维护了会员的利益,方便了政府对纸业市场的管理。在纸商业发展过程中,以围绕着纸张问题的治理以及治理背后所涉及的多方利益主体的互动与博弈,亦构成了民国上海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尤以纸张的统制及其统制下的现实影响和“物”纸背后的文化特性和政治特性最为显着。可以说,民国时期,纸张的统制,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政治问题。
张燕[7]（2020）在《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档案与记忆共生相长,恒久绵长。“社会记忆”现已成为学界共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域。社会记忆再生产属于一种普遍性社会现象,档案领域为其重要领域和典型场域。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是近几年档案学界出现的新课题,以探索档案记忆再生产内在机制、参与社会再生产发展规律为问题导向。本文引入档案记忆再生产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汲取档案学、信息科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营养,综合运用档案记忆理论、社会记忆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媒介传播理论等,从档案、人与社会的本质关系出发,深入阐释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内涵实质、运作过程与作用机理,从学理上就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进行抽象与分析,并以变革中的新媒体时代为研究背景与分析语境,探讨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转型发展与推进机制。本研究采用“档案记忆再生产”这一新范畴统摄多方面的档案实践,进一步提炼其概念、要素、结构、性质、功能、运行机理等,初步构建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档案记忆表现为从中介切入的“刻写”的社会记忆形态。档案记忆再生产是行为、过程与结果的统一,融文本形式、内容、意义再生产于一体,经由生成、加工到消费的往复更新过程,实现档案记忆的累积、更新、展演、传播与共享。作为一项典型的记忆实践活动,档案记忆再生产以记忆传承、社会治理、文化认同三大社会功能的发挥,作用于整体社会记忆再生产和人类社会再生产。借鉴文件连续体模式,本文构建了档案记忆再生产参与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太极图”式运行机理模型,将既往受忽视的媒体要素纳入其中,从档案记忆社会化、社会记忆档案化两个维度突出加工性和往复更新性。结合实践考察,本研究探析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历史演变、影响因素,以及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情境变化。档案记忆再生产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各个时空,从古至今呈现出由封闭、分散、单一走向开放、系统、多元的演变轨迹。档案记忆再生产受档案记忆系统内外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媒介技术等外部因素,以及档案记忆再生产主体、档案记忆制度、档案记忆资源等内部因素。步入快速演进的新媒体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深度嵌入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国家治理、文化消费、媒体融合等社会情境的变化共同推动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发展。聚焦具体环节,本文深入解析档案记忆再生产在生成、加工、消费三方面的变化。档案记忆生成环境从传统、单一、单向度转向电子环境、竞争记忆场域和交互语境;生成主体从官方、精英走向民间、大众;生成对象从传统形态记忆转向数字记忆,并扩展到新媒体档案记忆、个体档案记忆。档案记忆加工目的趋向意义再生产,从注重史学研究到追求共享记忆;加工形态由文本到可视化,并以空间记忆和影像记忆为代表;加工方式转向数字化、叙事化、创意化、融合化。档案记忆消费主体由传统用户到数字消费者;消费对象从内容到注重情感、认同、价值等的意义消费,并成为档案记忆资本化消费的主要内容;消费方式转向数字化、个性化、品牌化、休闲化,消费途径趋向在线获取。本研究提炼概括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的总体特征,探究这一转型对整体社会记忆建构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实践推进机制。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在路径、取向、内容、方式、范围五方面,由单向性、生产性、凝固性、单一性、区域性转向多元化、消费性、流动化、融合化、全球化。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对整体社会记忆建构将产生多重影响,包括数字记忆迈向智能、媒体记忆加速融合、共享记忆趋向反思、社会记忆竞争加剧、社会记忆遗忘凸显。档案部门可从档案记忆再生产的主旨、主体、客体、中介、关系等维度,实施价值引导、协同参与、消费者培育、多维叙事、媒体融合和伦理约束等六大机制,提升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能级,促进社会记忆及整个社会再生产。研究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蕴涵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深度关切。当下媒体融合浪潮方兴未艾,对档案领域将持续产生重大影响。媒体不仅作为记忆中介,更作为重要的记忆机制作用于档案记忆再生产。本文将档案和档案工作视作一种社会建制,统摄于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论域,对新媒体时代档案实践活动的热点问题予以回应,从理论层面进行抽象与建构,在丰富档案记忆理论研究的同时,对新媒体时代档案工作转型发展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闵桃[8]（2020）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是与世界记忆工程对接的国家工程,是对档案文献遗产进行认定、管理、保护和开发的系列计划和措施。2000年,受世界记忆工程和国内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影响,在国家档案局牵头组织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正式启动。至2018年,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已选出四批142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成功申报12项《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和13项《世界记忆名录》,构筑起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体系。工程为档案文献遗产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提供了途径和平台,促进了档案文献遗产工作的发展,并有意识地发掘档案文献遗产内涵及价值,塑造文化品牌,增强了档案文献遗产的文化影响力。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启动,引发社会对档案文献遗产的广泛关注,有关档案文献遗产的研究不断涌现,但直接以工程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较少,且工程开展近二十年,有必要进行一定的梳理,为即将开展的工程新阶段做准备。故本文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建设为题,梳理分析遗产工程过去近二十年的实践活动。本文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时代背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启动既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深入发展的要求,又是世界记忆工程全面实施的体现。第二部分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实践活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围绕档案文献遗产的确定、保护与利用开展工作,建立起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体系即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认证体系,组织了相关的整理研究项目和宣传、出版、文艺创作等开发利用活动,来保护和传承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第三部分是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实践活动的分析与展望。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启动为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开发提供了平台,促进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增强了档案文献遗产的文化影响力,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定位偏差、组织建设不足、活动内容不平衡等问题,需从工程定位、组织功能、发展规划、合作交流、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进行加强。
史庭超[9]（2019）在《上港集团于航运业萧条背景下的战略研究》文中认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海运业陷入了不景气的状态并延续至今。恶劣的市场环境使许多承运商倒闭或被迫兼并,进而减少了世界集装箱吞吐量。尽管全世界范围内海运业已于近年开始趋于复苏,但对经济状况反应较慢的航运业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恢复。上港集团是上海港的主要运营商,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企业。海运业状况不佳对上海港的主要业务产生了不小的冲击。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上港集团采用了新的战略来对抗这一局面。本文从上港集团2015-2018年的财报入手,以对上港集团所处的一般环境的分析为基础,对财务报告进行会计分析和财务分析,以此寻找集团在战略上的转变所获得的成果。由财务报表分析可知,上港集团采用了发展性战略以求应对航运业的不景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港口定位的转型,以及多元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港口转型使集团的主营业务收入逆势而上,而多元化投资为集团带来了丰富的现金流,使集团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推进企业战略和维护主营业务。此外,上港集团开始推进港口信息化和高科技化,有效提高了服务质量并减少了员工薪酬成本;前向一体化战略使集团拥有了自己的运能,为集团未来的发展打好了基础。集团目前还面临着竞争优势减退,部分多元化业务业绩不佳等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为上港集团战略决策提供参考,由于集团在国内码头服务业的领衔地位,本研究也可以被作为其他国内港口企业的参考资料,为其经营和发展提供帮助。
李攀[10]（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指出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主要概念界定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分析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建构 |
| 第一节 新疆形象与国家形象 |
| 一、国家整体形象 |
| 二、新疆局部形象 |
| 第二节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 |
| 一、电影塑造国家形象 |
| 二、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内涵 |
| 三、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 |
| 第二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生产与传播 |
| 第一节 新中国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奠基(1949—1966) |
| 一、奠基期国家形象的生产 |
| 二、奠基期国家形象的传播 |
| 第二节 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拓展(1977—1999) |
| 一、拓展期国家形象的生产 |
| 二、拓展期国家形象的传播 |
| 第三节 新世纪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繁荣(2000年以来) |
| 一、繁荣期国家形象的生产 |
| 二、繁荣期国家形象的传播 |
| 第三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空间表达 |
| 第一节 “空间”概述 |
| 第二节 地理空间中的领土与边界 |
| 一、领土认同 |
| 二、地理形象 |
| 三、国防意识 |
| 第三节 地理景观中的城市与乡村 |
| 一、地理景观 |
| 二、城市与乡村 |
| 三、城市、乡村空间中的新疆与新疆的城市、乡村空间 |
| 第四节 生态空间中的绿洲与草原 |
| 一、生态空间、生态人类学与新疆生态空间 |
| 二、绿洲生态空间 |
| 三、草原生态空间 |
| 第四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性别表达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 |
| 一、“被突出”与“被遮蔽”的女性形象 |
| 二、“被压抑”与“被潜藏”的男性形象 |
| 第二节 新时期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 |
| 一、寻找女人 |
| 二、寻找男子汉 |
| 第三节 新世纪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 |
| 一、多元化的女性形象 |
| 二、理想化的男性形象 |
| 第五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导演表达 |
| 第一节 多元化的导演形象 |
| 一、作为国家形象启蒙者与维护者的汉族导演形象 |
| 二、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者与探索者的少数民族导演形象 |
| 三、文化互动 |
| 第二节 不同民族导演共同的“家国情怀”与“家国同构”叙事 |
| 一、家国情怀 |
| 二、家国同构叙事 |
| 第六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民俗表达 |
| 第一节 民俗与电影 |
| 一、民俗 |
| 二、影视民俗 |
| 三、影视民俗与国家形象 |
| 第二节 民俗文化的多元化表达 |
| 一、物质民俗文化 |
| 二、社会民俗文化 |
| 三、精神民俗文化 |
| 第三节 民俗文化的一体化表达 |
| 一、挖掘影视和谐文化因素 |
| 二、建构中华共有文化记忆 |
| 第七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 |
| 第一节 影像化建构及传播困境 |
| 一、内容创新不足 |
| 二、传播渠道障碍 |
| 三、“走出去”路途曲折 |
| 第二节 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 |
| 一、书写真实新疆故事 |
| 二、传播和谐中国形象 |
| 结语 |
| 附录: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图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及不足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关于债转股实施动机的研究 |
| 1.5.2 关于债转股模式过程的研究 |
| 1.5.3 关于债转股实施影响的研究 |
| 1.5.4 文献评述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集团公司 |
| 2.1.2 市场化债转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权衡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 市场化债转股发展现状与“一步走”模式存在问题分析 |
| 3.1 市场化债转股发展概况 |
| 3.2 目前市场化债转股主要模式介绍 |
| 3.2.1 “一步走”模式 |
| 3.2.2 “两步走”新模式 |
| 3.3 “一步走”市场化债转股模式局限 |
| 3.3.1 定价机制尚待完善 |
| 3.3.2 现有退出方式风险较大 |
| 3.3.3 后续资金落地困难 |
| 4 中国重工市场化债转股案例介绍 |
| 4.1 中国重工公司简介 |
| 4.2 中国重工“两步走”模式债转股实施动因 |
| 4.2.1 行业状况低迷 |
| 4.2.2 企业自身需求 |
| 4.3 中国重工“两步走”模式债转股实施过程 |
| 5 中国重工“两步走”模式债转股案例分析 |
| 5.1 中国重工“两步走”债转股模式特点分析 |
| 5.1.1 快速降低企业杠杆 |
| 5.1.2 加快债转股后续资金落地 |
| 5.1.3 妥善解决债权与股权定价问题 |
| 5.1.4 借助上市公司平台实现退出 |
| 5.1.5 保障集团公司对核心资产控制力 |
| 5.2 中国重工“两步走”模式债转股实施效果分析 |
| 5.2.1 短期市场反应向好 |
| 5.2.2 战略经营方面提质增效 |
| 5.2.3 集团关联担保倾斜现象减轻 |
| 5.2.4 企业价值稳中有升 |
| 5.2.5 财务业绩逐步改善 |
| 5.2.6 积极带动众实施企业与机构参与 |
| 5.3 中国重工“两步走”模式存在问题分析 |
| 5.3.1 实施机构转股后控制权较弱 |
| 5.3.2 机构投资者存在锁定期风险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促进“两步走”模式市场化债转股发展的相关建议 |
| 6.2.1 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运营管理 |
| 6.2.2 多措施分散锁定期风险 |
| 6.2.3 政府多种政策保驾护航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论文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六、相关概念、时间界定及理论基础 |
| 第二章 民国内债体系发展的背景及概况 |
| 第一节 1912-1936年政治经济概况 |
| 一、中央政权的嬗变 |
| 二、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1912-1936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概况 |
| 一、民国政府的财政改革 |
| 二、财税收支概况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内债发展 |
| 一、内债发行制度 |
| 二、历届政府偿还方法的特征 |
| 三、内债流通市场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弱政府”背景下1921年内债整理的博弈分析 |
| 第一节 信用失范的公债制度 |
| 一、公债规模 |
| 二、政府违约动机 |
| 三、信用失范下华资银行业的损失 |
| 第二节 重构公债偿借机制 |
| 一、“弱政府”与“强市场” |
| 二、博弈模型构建 |
| 三、“弱政府”背景下的内债整理 |
| 第三节 整理措施的可持续性 |
| 一、整理公债基金的稳定性 |
| 二、公债发行式微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强政府”背景下1932年内债整理的银政博弈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银政结合的新格局 |
| 一、中央政府对银行业的制度化建设与管控 |
| 二、银政的财政合作 |
| 三、内债信用监管的新秩序 |
| 第二节 日本侵略下的市场预期与财政危机 |
|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市场预期与政府融资能力 |
| 二、“一·二八”沪变对财政危机的催化作用 |
| 第三节 应对财政危机的博弈过程及效用分析 |
| 一、博弈模型构建 |
| 二、1932年内债整理的博弈分析 |
| 三、银政双方的效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统制背景下1936年内债整理 |
| 第一节 国际危机时期的新格局 |
| 一、国际危机背景下的财政 |
| 二、金融统制 |
| 第二节 时间不一致性下的行政干预 |
| 一、遵守规则与相机抉择 |
| 二、时间不一致性的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内债整理的影响 |
| 一、对政府的影响 |
| 二、对银行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三次内债整理的比较 |
| 第一节 三次内债整理的内在逻辑与根本原因 |
| 一、财政需求与金融资源 |
| 二、财政赤字、内债政策与内债整理 |
| 第二节 银政关系的演变与内债整理效用 |
| 一、银政关系的演进 |
| 二、不同关系下内债整理的效用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结论 |
| 二、对当前债务问题的启发 |
| 附录 |
| 附表 |
| 附图 |
| 参考文献 |
| 一、报刊、档案资料 |
| 二、资料汇编 |
| 三、时人着作 |
| 四、现代着作及期刊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纸商业的发展进程 |
| 第一节 纸商业的缘起 |
| 一、客商经营土纸贸易的传统 |
| 二、旺盛的纸张需求与商业机会 |
| 三、交通优势与纸张集散中心地位的形成 |
| 第二节 纸商业发展的三个时期 |
| 一、1912-1925:土纸独盛、洋纸初兴发展时期 |
| 二、1925-1937:土纸与机纸全盛发展时期 |
| 三、1937-1949:土纸与机纸曲折发展时期 |
| 第三节 纸商业的分布、资本等级与组织 |
| 一、分布格局的演变 |
| 二、资本等级与组织 |
| 第二章 纸商业的市场经营 |
| 第一节 纸张经营的种类与用途 |
| 一、土纸种类与用途 |
| 二、机纸名称与应用 |
| 第二节 纸张的购销形式 |
| 一、采购 |
| 二、销售 |
| 第三节 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建设 |
| 二、商业广告宣传 |
| 三、良好的服务态度 |
| 第四节 纸商业市场经营的动态分析 |
| 一、纸商业市场竞争格局的演变 |
| 二、洋纸销售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纸商业从业群体与同业组织 |
| 第一节 纸商业从业群体分析 |
| 一、经营者与职工的概况 |
| 二、职员薪酬与福利待遇 |
| 三、劳资关系 |
| 第二节 纸商业同业组织 |
| 一、历史沿革 |
| 二、内部组织机构设置 |
| 三、组织运营管理 |
| 第三节 职责与社会功能 |
| 一、维护同业利益、增进共同福利 |
| 二、协助政府进行行业治理 |
| 三、参与社会救济 |
| 第四章 纸张统制与纸商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纸张统制的举措及影响 |
| 一、日伪战时纸张统制及其政策 |
| 二、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用纸管理 |
| 第二节 对纸张统制的评价 |
| 第三节 资源与权力:“物”纸背后的政治象征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概念与理论基础 |
| 1.2.1 主要概念 |
| 1.2.2 理论基础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社会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1.1 国外社会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1.2 国内社会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2 数字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2.1 国外数字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2.2 国内数字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3 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3.1 国外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3.2 国内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理论阐释 |
| 3.1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内涵 |
| 3.1.1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双重维度 |
| 3.1.2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实践表现 |
| 3.1.3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比较分析 |
| 3.2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结构 |
| 3.2.1 档案记忆再生产之形式、内容与意义 |
| 3.2.2 档案记忆再生产之主体、客体与关系 |
| 3.2.3 档案记忆再生产之生成、加工与消费 |
| 3.3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性质与功能 |
| 3.3.1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实践性质 |
| 3.3.2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社会功能 |
| 3.4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运行机理 |
| 3.4.1 文件连续体模式的启示 |
| 3.4.2“太极图”式运行机理模型构建 |
| 3.4.3“太极图”式运行机理模型内涵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历史演变与转型情境 |
| 4.1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历史演变 |
| 4.1.1 古代档案记忆再生产 |
| 4.1.2 近代档案记忆再生产 |
| 4.1.3 现代档案记忆再生产 |
| 4.1.4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演变轨迹 |
| 4.2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影响因素 |
| 4.2.1 档案记忆系统外部环境因素 |
| 4.2.2 档案记忆系统内部构成因素 |
| 4.2.3 档案记忆再生产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 |
| 4.3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社会情境 |
| 4.3.1 新媒体时代社会转型的发展 |
| 4.3.2 新媒体时代国家治理的转变 |
| 4.3.3 新媒体时代文化消费的兴起 |
| 4.3.4 新媒体时代媒体融合的变革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之生成转型 |
| 5.1 档案记忆生成与社会记忆再生产 |
| 5.1.1 档案记忆生成的内容与方式 |
| 5.1.2 档案记忆生成的记忆再生产性质 |
| 5.1.3 档案记忆生成的记忆再生产功能 |
| 5.2 档案记忆生成环境的转变 |
| 5.2.1 从传统环境到电子环境 |
| 5.2.2 从单一场域到竞争记忆场域 |
| 5.2.3 从单向语境到交互语境 |
| 5.3 档案记忆生成主体的转变 |
| 5.3.1 从官方走向民间 |
| 5.3.2 从精英走向大众 |
| 5.4 档案记忆生成对象的转变 |
| 5.4.1 从传统记忆到数字记忆 |
| 5.4.2 新媒体档案记忆的兴起 |
| 5.4.3 个体档案记忆的显现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之加工转型 |
| 6.1 档案记忆加工与社会记忆再生产 |
| 6.1.1 档案记忆加工的内容与类型 |
| 6.1.2 档案记忆加工的记忆再生产性质 |
| 6.1.3 档案记忆加工的记忆再生产功能 |
| 6.2 档案记忆加工目的的转变 |
| 6.2.1 传统史学研究的记忆转向 |
| 6.2.2 从公共记忆到共享记忆 |
| 6.3 档案记忆加工主体的转变 |
| 6.3.1 档案记忆加工主体的社会化 |
| 6.3.2 档案记忆加工主体的协同化 |
| 6.4 档案记忆加工形态的转变 |
| 6.4.1 档案记忆加工的视觉化转向 |
| 6.4.2 档案记忆加工之影像生产 |
| 6.4.3 档案记忆加工之空间生产 |
| 6.5 档案记忆加工方式的转变 |
| 6.5.1 档案记忆加工的数字化 |
| 6.5.2 档案记忆加工的叙事化 |
| 6.5.3 档案记忆加工的创意化 |
| 6.5.4 档案记忆加工的融合化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之消费转型 |
| 7.1 档案记忆消费与社会记忆再生产 |
| 7.1.1 档案记忆消费的过程与特点 |
| 7.1.2 档案记忆消费的记忆再生产性质 |
| 7.1.3 档案记忆消费的记忆再生产功能 |
| 7.2 档案记忆消费主体的转变 |
| 7.2.1 从传统档案用户到数字消费者 |
| 7.2.2 档案记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融合 |
| 7.3 档案记忆消费对象的转变 |
| 7.3.1 从档案记忆资源到记忆资本 |
| 7.3.2 档案记忆资本化消费的新动向 |
| 7.3.3 档案记忆资本化消费的边界 |
| 7.4 档案记忆消费方式与途径的转变 |
| 7.4.1 档案记忆的数字化消费成为基本方式 |
| 7.4.2 档案记忆的个性化消费成为重要方式 |
| 7.4.3 档案记忆的品牌化消费成为优选方式 |
| 7.4.4 档案记忆的休闲化消费成为新兴方式 |
| 7.4.5 档案记忆的在线消费成为主要途径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转型影响与推进机制 |
| 8.1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的总体特征 |
| 8.1.1 档案记忆再生产路径:单向性转向多元化 |
| 8.1.2 档案记忆再生产取向:生产性转向消费性 |
| 8.1.3 档案记忆再生产内容:凝固性转向流动化 |
| 8.1.4 档案记忆再生产方式:单一性转向融合化 |
| 8.1.5 档案记忆再生产范围:区域性转向全球化 |
| 8.2 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对社会记忆建构的影响 |
| 8.2.1 数字记忆迈向智能 |
| 8.2.2 媒体记忆加速融合 |
| 8.2.3 共享记忆趋向理解 |
| 8.2.4 社会记忆竞争加剧 |
| 8.2.5 记忆遗忘冲突凸显 |
| 8.3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的推进机制 |
| 8.3.1 面向主旨的价值引导机制 |
| 8.3.2 面向生成、加工主体的协同参与机制 |
| 8.3.3 面向消费主体的消费者培育机制 |
| 8.3.4 面向客体的多维叙事机制 |
| 8.3.5 面向方式的媒体融合机制 |
| 8.3.6 面向关系的伦理约束机制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语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二、概念解析 |
| 三、学术回顾 |
| 四、研究思路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缘起 |
| 第一节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传统 |
| 一、中国古代的档案文献保护措施 |
|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文献保护工作 |
| 三、改革开放后的国家重点档案保护工程 |
| 第二节 世界记忆工程的推动 |
| 一、世界记忆工程概况 |
| 二、世界记忆工程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概况 |
| 一、发展历程 |
| 二、工程组织 |
| 三、工程任务 |
| 第二节 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体系的构筑 |
| 一、《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评选 |
| 二、多层级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体系的形成 |
| 第三节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与利用探索 |
| 一、整理研究 |
| 二、宣传展览 |
| 三、出版发行 |
| 四、文艺创作及品牌塑造 |
| 第三章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影响与展望 |
| 第一节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影响 |
| 一、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新平台 |
| 二、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 |
| 三、档案文献遗产文化影响力的增强 |
| 第二节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缺憾与展望 |
| 一、工程缺憾 |
| 二、工程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 |
| 2.1 战略管理 |
| 2.1.1 战略管理的步骤 |
| 2.1.2 公司层战略 |
| 2.2 财务报表分析 |
| 2.2.1 会计分析 |
| 2.2.2 财务分析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文献 |
| 2.3.2 国内文献 |
| 第3章 集团外部环境分析 |
| 3.1 一般环境分析 |
| 3.1.1 经济环境 |
| 3.1.2 自然环境 |
| 3.1.3 技术环境 |
| 3.1.4 社会文化环境 |
| 3.2 产业环境分析 |
| 3.2.1 买方分析 |
| 3.2.2 周边港口竞争状况分析 |
| 3.3 外部环境小结 |
| 第4章 上港集团的战略转变——基于财报的分析 |
| 4.1 上港集团企业概况 |
| 4.2 会计分析 |
| 4.2.1 资产分析 |
| 4.2.2 负债分析 |
| 4.2.3 所有者权益分析 |
| 4.2.4 利润表分析 |
| 4.2.5 现金流量表分析 |
| 4.3 财务分析 |
| 4.3.1 集团盈利能力分析 |
| 4.3.2 集团营运能力分析 |
| 4.3.3 集团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
| 4.3.4 集团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
| 4.3.5 集团成长能力分析 |
| 4.3.6 杜邦分析 |
| 4.4 财报分析总结 |
| 4.4.1 业务转型带来主营业务增长 |
| 4.4.2 多元化发展为集团获取大量现金流 |
| 4.4.3 投资操作频繁 |
| 4.4.4 科技兴港战略效果 |
| 第5章 上港集团战略转变效果分析 |
| 5.1 战略实施效果 |
| 5.1.1 港口转型 |
| 5.1.2 多元化和一体化战略 |
| 5.1.3 战略实施后与同行业企业的对标比较 |
| 5.2 潜在问题分析 |
| 5.2.1 部分多元化战略的业绩不佳 |
| 5.2.2 多元化经营导致财务报表和指标大幅变动 |
| 5.2.3 竞争优势减退 |
| 5.2.4 贸易局势和承运方的压力 |
| 5.3 解决思路 |
| 5.3.1 巩固航运中心地位,推进中转业务发展 |
| 5.3.2 设法推进邮轮客运业复兴 |
| 5.3.3 与宁波舟山港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 |
| 5.3.4 贯彻多元化发展路线 |
| 5.3.5 寻求国际化发展 |
| 第6章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