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

一、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论文文献综述）

彭昕^[1]（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李奇前^[2]（2021）在《大国的国际身份转换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际身份国际关系行为体开展国际交往活动的重要依据。国家的国际身份转换是国家行为体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自身国际身份定位进行不同界定的展现。国家凭借对其所处时空条件的判断,对其自身国际身份的更迭进行自我叙述,通过国际互动实践传递给国际社会,继而根据他者的反馈对自身的国际身份进行调整,最终实现国际身份的转换。国际身份转换呈现主体性、社会性和过程性等特征,上述特征极大程度影响单元国家之间以及单元国家与其他国际社会主体的关系性互动。国家的身份利益、国际合法性以及与国家的互动方式会通过国际身份转换实现变迁。国际利益、国家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体系结构也会在国际身份转换的影响下进行一定调整。历史上,众多国家均存在程度不一的国际身份转换,如英国从霸权国向霸权后国家转换;美国由地区性主导国向超级大国的转换;俄罗斯实现由失败的帝国向世界大国的转换等。英、美、俄三国的国际身份转换导致各自国家利益的重塑与国际体系的重构,而且对国际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新型的准全球性大国,中国的国际身份同样处于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换的过程中,这期间还伴随着中国外交战略与外交实践的调整。随着中国国际身份转换的不断深入,美国与中国关于身份利益的竞争将逐渐主导世界权力转移的进程。中国国际身份的有效转换以及中美之间对身份利益的合理维护是未来实现世界权力和平转移不能忽视的问题。

梁冠华^[3]（2021）在《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文中提出在国家话语体系内,探索行为体如何用语言来建构国家身份的相关热度正日渐升温。此外,国家身份的建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人文学科研究日益呈现出注重交叉与应用研究的大趋势下,国内外学界特别是国内学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以理论联系实际来解读社会现象及参与社会管理的巨大热情。尤其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情势,对国家身份建构的相关研究不仅仅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话语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对其研究亦愈发呈现出增长之势。目前,从整体来看,国家身份的话语研究内容广泛、成果丰硕,主要涵盖了在已有理论框架内对身份进行整体述评以及对其建构过程的分析。具体可细分为功能类、策略类和关系类。所用理论视角主要在批评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框架内展开,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同时,现有研究亦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研究思路受限,惯用一种理论阐释问题而较少涉及跨学科性的交叉研究;也有研究方式尚待破执,传统的定性研究无法完全满足科研需要,适当运用各种语料库处理方法对信息进行统计和处理,可以有效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度。针对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论文选取国家话语范畴内的国家领导人话语,具体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演讲话语为研究对象,一则尝试结合语料库研究方式解析语篇所构建的中国多重国家身份;二则通过学科交叉研究拓展思维域度,以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新修辞学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并辅以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构筑了国家身份建构及其话语修辞策略的语篇分析范式。国家话语的国家身份相关研究视角广阔,论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在宏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的是伯克戏剧主义修辞的动机理论和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语料库研究、定性研究以及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式,从整体上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研究发现,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演讲语篇具体构建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负责任大国和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大国四种国家身份。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根本动机一方面在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安全和主权利益以及文化利益等,另一方面亦兼具世界情怀,着力兼顾全球以及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直接动机是使国际社会各方在达成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以行动共同体为驱动力,切实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付诸于行动。在微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戏剧主义修辞的同一理论和抽象理论,详细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怎么样”的问题。换言之,在结构安排上,论文顺次从内容同一、形式同一和辞格同一这三个层面探究国家身份建构的内部话语机制,即修辞策略。研究发现,中国国家身份建构的内容同一策略分别包含了同情同一、对立同一和无意识同一三种实现路径。相应地,与内容同一相辅相成的形式同一策略则从规约形式、重复形式和递进形式三个方面展开。此外,在辞格同一策略内,我们发现了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三大主体隐喻辞格,即建筑隐喻、拟人隐喻和旅程隐喻。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身份的建构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的“一言堂”,而是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共同建构的结果。其中,内在结构可视为身份的“自我”构建,相应地,外在结构即为身份的“他者”构建。因此,论文虽以西方修辞学为基石探究中国国家领导人由内在自建国家身份的话语策略机制,但并未忽略外在的他建效果。根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中国国家形象同论文所探讨的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的结论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充分说明中国国家身份的自建效果已经得到了他者的广泛认同,同时,也为该研究提供了合法性的现实理据。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在理论上,将西方修辞学与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建立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新颖分析模式,有利于丰富政治话语研究的学术资源;（2）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混合研究范式,突破了以往以一种模式进行研究的单一方法,有助于改变人们对话语研究过于主观的诘难,为政治话语的阐释增加具体的实证支撑,增强研究的信度和效度;（3）在研究视角上,将研究的焦点从传统侧重对受众的单向劝说转为开展与受众的双向认同。在语篇的分析中,我们着重讨论的是演讲者在与受众的互动中是如何合理调度相关的修辞资源来实现国家身份的有效建构;（4）在研究价值上,面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新局面,我们突破性地选用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外交演讲,使本项课题研究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现实意义。这既有助于增强内部的民族凝聚力,又有助于增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推进国际话语新秩序的建构。

李波^[4]（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徐枫潇^[5]（2020）在《利益与身份的张力：“黄金时代”的英国对华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利益优先”,长期以来都是英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关切。自二战结束起,英国在对华交往中也始终奉行这一原则。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英国日益看重同中国的伙伴关系并着力扩大和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往来,2015年10月,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以此开启中英“黄金时代”的繁荣景象,政治互动达到新高点。2018年,特蕾莎·梅访华时更是盛赞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并表示看好双方经贸关系潜力。然而,合作关系中难掩分歧,英国在对华政策中除了利益考量之外,其身份的考量也占据重要组成部分。在以经济利益为代表的国家利益追求和以西方大国为典型的国家身份方面,常导致在对华交往中出现“政经两张皮”的表现,即:既想获得最大程度的经济利益,又不愿放弃西方大国的身份,在一些具体的外交事务中同中国疏离乃至对立。近几年来,这两者之间的张力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英国对华政策之中。“黄金时代”的开始,至今已近五个年头,在这五年中英国经历了脱欧公投、国家领导人的几番轮替和脱欧事务的反复与波折。在对华政策上,卡梅伦第二任期时形成的、对华保持密切合作的总体态势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但英中之间的龃龉和分歧频现,并多以英国对华事务进行干涉和介入为主。其中以南海问题和新疆问题尤为典型:在南海问题中,英国素以国际规则和秩序的扞卫者自居,联合亚太域内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施压,意在高调介入南海;在新疆问题上,英国搬出西方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观中“人权高于主权”的相关论调,一再借各种多边外交场合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处理加以指责。以这两大代表性问题来看,英国多选择无视南海和新疆主权归属这一客观现实,将中国国内问题国际化、同时配合其西方大国的身份立场和脱欧后国家政策的转型,来横加干涉。而在涉及重要经济利益的产业合作方面,英国从未动摇过通过对华合作获取物质实利的原则。尤其在金融、教育、新能源和通讯科技领域,英中近五年来合作密度与广度显着提升,英国在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加速英国技术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推进高等教育输出等方面着力加大同中国的合作,也因此获得了可观经济收益。但是必须承认,英国“西方大国”的身份定位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并在英国绝对实力业已下降的今天,这一身份追求仍未改变,因此,英国对华合作中基于身份追求和利益追求而显现的张力,或将长期存在。

唐诗^[6]（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林一斋^[7]（2019）在《自我构念差异条件下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研究 ——基于独立我与“关系”我的比较》文中提出在今天,国际关系现实正在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一个是中国实力的加强对全球价值观的冲击。伴随国家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将不断流动到国际层面,而中国价值的国际秩序治理观会进一步影响全球各个国家。另一个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对现有体系观念结构的解构和再建构。随着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非西方的国际秩序治理观进而可能对目前的体系观念结构实现多维多层的重塑。在此背景下,来自非西方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声音也比之以往更加重要。由于全球价值观多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相互理解变得十分必要。早在建构主义理论的讨论中,就通过引入“身份”的概念来阐释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认知。身份确定了国家间的相互认知,进而确定一国对与它国关系和利益的确定,最终确定一国对它国的政策行为。基于上述基本逻辑,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都共享类似的身份类型框架,并拥有一致的身份激活机制。然而,历史经验显示,持有不同自我构念的国家可能在身份类型框架和激活机制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主流身份分类理论更适于解释西方国家的身份类型。其中以结构建构主义的身份分类最为经典。亚历山大·温特所划分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与康德文化分别对应于敌人、对手和朋友角色,很好地勾勒出持有独立性自我构念的国家基于相互的利益关系所具有的身份类型结构。在现代国际关系秩序中,温特的无政府文化及角色身份结构的解释力非常充分。甚至在对罗马体系的解释中,温特的身份分类理论都能保持强大的理论生命力。然而,在解释东方国际体系下的国家身份时,温特的身份类型框架就稍显欠缺。与罗马体系形成明显对比,古代东亚的国际体系文化呈现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特征。从历史的演进来看,东亚各国间身份及其相应的行为预期与“朋友—对手—敌人”的身份框架大相径庭。甚至在现代国际体系下,作为持有“关系”型自我构念的中国也表现过与西方身份类型框架不相符的角色行为。主流的国家身份激活理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西方中心倾向。主流的建构主义理论基于个体理性的价值取向,重视个体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倾向于提出跨情境一致、跨文化一致的身份激活机制。在特定的国际体系中,体系观念结构会建构一国的身份,从而使一国在任何互动情境中都会倾向于激活先前高显着性的身份。基于跨文化一致性的前提假设,东西方文化及相应的国家自我差异一开始就没有被主流的身份激活理论所重视。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理论中,一国在体系中始终首先倾向于激活体系所建构形成的主要角色身份。然而,在东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一国身份激活具有情境性。具体的互动情境及一国自身与它国的具体关系才是身份激活的核心条件。一国则根据自身与它国的具体关系及自身在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来激活身份。出于身份框架与激活的差异,持有不同自我构念的国家间在同一互动情境中关注的焦点和思考的方式都存在显着的不同,由此,各国对身份包含的预期也有所不一,身份框架与激活的差异进而可能增加国家间误判的几率。主流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理论部分失效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理论构建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国家自我构念的差异,进而基于西方国际体系的经验形成了主要适用于持有独立我构念的国家的身份类型及激活机制。因此,主流的身份分类理论与激活理论最有效的分析对象是秉持独立我构念的西方国家。目前,过程建构主义的中国学派主张对主流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本体论批判,从“过程和关系”出发反思“个体和结构”的建构主义理论,并基于中国本土文化提出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建构主义理论。通过对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借鉴,中国学派从“关系”身份出发,提出具有关系性的身份理论。但过程建构主义目前主要致力于与结构建构主义进行本体论对话,因而,关系身份大类下的多种子身份的研究相关不多。对于各个子身份的类型区分、身份特性及内在联系,以及相应的身份激活机制都存在进一步丰富的可能。因此,通过对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借鉴,在“自我构念”的视角下,以“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着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可以通过对建构主义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机制的反思,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中进行思考借鉴,进一步修正相关的理论框架,深入思考体系文化差异下一国身份分类与激活的规律,进而丰富国家的“身份理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通过在文化差异下对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进行比较,不仅可以在相关理论研究中表达中国声音,还能为东西方国家相互理解提供借鉴。本文在反思现有国家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社会身份理论、自我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重点区分了独立我构念国家与“关系”我构念国家的身份类型框架差异,进而比较持有两种自我构念的国家在激活身份上的不同。基于此,以冷战期间美国作为独立我国家的代表、以唐代中国作为“关系”我国家的代表,比较它们在身份类型框架和激活机制上的差异。

焦帅^[8]（2019）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因研究：观念、身份与利益》文中指出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越发显得重要。伴随着中国崛起的过程,国际关系学界更多地开始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会议上宣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之后,随着关注度的不断上升,我们应该思考中国介入全球事务的动因,以期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作出合理的阐释。本文提出一个分析框架,并且在具体参与活动的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探寻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行为的推动因素。全球治理是国际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领域,或者说是一个层级,因为其活动范围和议题范围是全球性的,所以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是全球性的活动。本文所说的全球治理不是基于功能主义的角度去讨论各种全球治理议题,而是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看作是中国介入世界事务的具体行为,所以本文的主题是探寻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动因。全球治理的议题领域范围广泛,但是中国参与其中的动因是十分明确的,可以归纳为三类,分别是观念、身份和利益。观念的变化包含了中国领导层对世界事务的认识的变化,以及对崛起中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新的认知。身份的变化以及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推动因素之一。利益的考量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追求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机。

黎亚洲^[9]（2019）在《“他方”视角下的澜湄合作 ——以境外媒体报道为例》文中提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LMC）是中国与次区域国家为促进澜湄沿岸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共同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自2016年3月建立以来,澜湄合作带动六国在政治、经贸、人员往来等方面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态势,正在从培育期进入成长期。在这个合作转型升级的时机,立足中国面向湄公河五国,探究其在澜湄合作中互利共赢程度几何,合作项目实施至今面临了哪些困难与障碍,包括湄公河沿岸的柬、老、缅、泰、越五国及次区域以外的各国家与国际组织等各个“他方”对澜湄合作未来的期许为何等真实想法尤其重要。本文就2016年初澜湄合作正式建立至今境外媒体对该合作的报道内容展开调查分析,试图从境外媒体的报道内容中识别出“他方”对澜湄合作的认知情况。通过对境外媒体的报道进行整理分析,发现因各国国情、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等差异,域内五国对澜湄合作提出了不同的利益诉求。澜湄域外国家对澜湄合作机制则多以负面报道为主。形成目前“他方”报道现状的原因包括域内各国的身份认同、合作意愿、参与合作群体及域外大国影响及利益立场等。而国际媒体对澜湄合作的报道则存在扩大澜湄合作影响力、推动搭建互动平台、承担议程设置功能,以及不实报道对澜湄合作产生阻力等方面的影响。本文提出,“他方”在澜湄合作中对中国发射的外交信号存在认知偏差,将是一个长期客观存在的现象。作为澜湄合作中的主要成员国,中国在合作机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未来,中国应该从五个方面入手,增加中国在澜湄合作中的投入,加大水资源领域友好合作的宣传,开展相关领域教育交流培训、引导民间人文交流构建跨国社会认同、推动中国外交理念向机制共识规范转变,从而推动澜湄次区域深化合作,实现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共同打造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张丽^[10]（2019）在《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被提出以来,受到沿线沿路国家积极响应,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随着丝路基金设立、《愿景与行动》实施方案出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以及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并被普遍视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创始成员国的印度却公开反对“一带一路”倡议,引起国内外关注和研究。中印共同崛起成为21世纪亚洲甚至国际政治新动向。作为世界人口基数最大、毗邻而居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面临着市场、资源、地区影响力竞争等诸多挑战。两大新兴经济体能否打破冲突魔咒实现和平共处,对双边关系、亚洲乃至全球稳定至关重要。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印合作,而且加剧了南亚地区安全紧张局势。分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切、态度及应对,探究印度对华认知影响因素,厘清错误知觉产生的根源,对于中印两国增进互信互谅、形成良性战略互动将起到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建构主义视角下国家身份理论及国际政治错误知觉两个理论假设的有效性进行充分验证。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从尼赫鲁到英迪拉再到人民党执政期间印度国家身份认知对其南亚政策的影响。第二章通过对2000年至2018年间18份印度外交年报,尤其是莫迪执政以来相关外交文档文本分析,论述印度外交战略布局及其对华政策定位转变。第三、四章为本文主体论证部分,对包括2013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112组议会相关问答、30组新闻发布会相关记者问答、38份外交部相关新闻通告、6份政要演讲在内的192份印度外交文档进行话语及潜在语义分析,研究文本对象的立场、观点、价值、利益等,推断其背后的意图和目的,并据此系统梳理总结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态度、关切及应对。第五章探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影响因素及印度视角下中印关系走向。本文研究表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及经济博弈下国家利益的权衡,大致经历了观望争议、不合作、抗衡抵制、竞争合作四个阶段,目前仍处于动态建构中。印度致力于追求大国地位,视中国为市场资源及地区主导权竞争对手,尤其忌惮中国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加大存在。随着南亚国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取得显着合作成效,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出现从摇摆到抵制的较大转变。2018年1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单边主义及对伊制裁使印度国家利益受损,印度重新审视对美政策,提升印俄及印中关系,逐渐回归大国平衡外交,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随之“柔化”。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领土主权关切及对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增大的关切,本质上都体现了印度的安全焦虑。一方面,印度担心巴基斯坦在中国经济及军事援助下获得对印战略优势,从而威胁印度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印度唯恐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不断增加,危及印度地区主导权。因此,印度通过“邻国优先”政策加强与南亚次大陆国家互联互通、通过“向东行动”政策对接东南亚国家、通过伊朗恰巴哈尔港经阿富汗联通中亚国家、通过印日联盟打造“亚非增长走廊”等战略举措,初步构建以印度为中轴向四周辐射的印度版“一带一路”规划,并借力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影响力。印度对华认知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研判、自我定位及对中国角色身份定位等基础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错误知觉主要受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包袱等三个维度因素影响。自我与他者身份是动态建构的产物,国家间通过行为互动确定敌人、对手或朋友关系。中印之间缺乏战略相互保障,印度将中国在南亚防御性安全行为解读为进攻性战略,在此棱镜下,印度对华负面认知不断集聚,加之历史偏见的现实影射以及西方舆论的激化,从而导致洞朗对峙发生。中印互信缺乏根源在于人文交流动能不足,民众间沟通渠道不够畅通,更遑论培养相互认同感。长远来看,自下而上的民间模式比自上而下的政府模式更具可持续性,更有利于中印关系发展。

二、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论文提纲范文）

（1）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大国的国际身份转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利益与身份的张力：“黄金时代”的英国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自我构念差异条件下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研究 ——基于独立我与“关系”我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因研究：观念、身份与利益（论文提纲范文）

（9）“他方”视角下的澜湄合作 ——以境外媒体报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论文参考文献）

• [1]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2]大国的国际身份转换研究[D]. 李奇前.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
• [3]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D]. 梁冠华.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4]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5]利益与身份的张力：“黄金时代”的英国对华政策研究[D]. 徐枫潇. 外交学院, 2020(08)
• [6]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自我构念差异条件下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研究 ——基于独立我与“关系”我的比较[D]. 林一斋. 武汉大学, 2019(05)
• [8]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因研究：观念、身份与利益[D]. 焦帅. 山东大学, 2019(03)
• [9]“他方”视角下的澜湄合作 ——以境外媒体报道为例[D]. 黎亚洲. 云南大学, 2019(03)
• [10]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D]. 张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