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90年代女性小说创作群体

一、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写作群体（论文文献综述）

杜玉洁^[1]（2021）在《“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千禧一代”是指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与文学代际中的“80后”、“90后”几乎重合。“千禧一代”作家群是中国新世纪以来出现的重要创作群体,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千禧一代”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极具先锋性的文学审美范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恰逢新千年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期,社会文化的巨变、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革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突破与尝试,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涵盖了青春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等多种创作类型,小说创作主题也涉及校园恋情、都市婚恋、城乡对立、家族变迁、言情穿越、科幻未来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写作已经从单一的成长视角转向多元丰富的创作视野,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新媒介网络写作的创新还是对女性文学的发展,都逐渐趋于成熟。本论文以“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该群体的创作特质和创作类型,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展开主题研究,挖掘“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探寻作品中的美学意识和文学性,纵观“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媒介性别视域下的女性主义立场,发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展望“千禧一代”女作家未来的创作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文学景观的生成与其所处时代密切关联,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与资本联姻,写作市场的红利催熟了一代青年作家,“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开放的社会语境和多元的文化视域中有了更多自我言说的机会。她们在享受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的时代症候,和平年代的历史感的缺失和不可言说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之殇。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千禧一代”女作家走过了被质疑被批判到被认可被接受的发展历程,由青春文学过渡到纯文学、畅销文学和网络文学,“千禧一代”的创作一直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千禧一代”女作家最开始受到关注是从“青春文学”开始,在这一时期,“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创作内容主要是青春期个性的表达,青年亚文化、“玉女”写作以及校园写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关键词。随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成长成熟,她们的创作由个体转向社会,从城乡世界、婚恋生活、家族变迁窥探时代脉搏下的中国社会现状,“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纯文学写作也逐渐得到权威学界的认可。在网络文学和类型写作风靡的21世纪,“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女性向”网络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网络文学的IP热潮也为网络言情小说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审美范式。其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包括流行语言的运用、网络语言表达策略和语言形式的建构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千禧一代”女作家对跨媒体叙事中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手法的运用也适应了大众娱乐的审美追求。“千禧一代”女作家所运用的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和在新媒体时代形成的独特文学经验使文学写作更注重读者与作者的交互性,这种新的文学表现模式催生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在尊重传统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场域建构也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的镜像,从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成长来看,“千禧一代”女性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与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缺乏历史感,而是在时代喧嚣中成为了旁观者和多余人。她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现象,包括代际冲突、生态环境、家庭伦理、职场生存等成为现代人普遍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作为最年轻的女性创作群体,“千禧一代”女作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千禧一代”女作家通过身体写作、两性叙事以及女性命运探析,在创作中不自觉表露出的女性立场,现代社会让女性拥有了更多身份,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中被遮蔽、被命名,她们的生存境遇被青年女作家所关注。“千禧一代”女作家试图通过网络书写打破女性作为客体和他者的窘境,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女性的欲望表达、主体意识、生命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的表达。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当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已不再单纯来自男性的挤压,而是受到社会发展、技术变革、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现代人类生存的诸多挑战面前,“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具有超性别的勇气和格局,能够关注到性别之外的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

崔桂武^[2]（2021）在《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文中指出中国自1990年起进入社会转型期,与社会转型同步的是文学转型。文学转型的标志有两个,一是从上世纪初即开始形成与延续的中国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向当代社会转型文学的转型;一是以乡土文学为主导的文学写作向城市文学写作的转型。这两个转型标志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意义充分体现在“70后”作家多年的创作实践中,这使得本选题就有难得的研究价值。“70后”作家在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期登上当代中国文坛,至今已有近三十年时间。三十年来,围绕“70后”作家的“两次崛起”,读者和评论界一直争议不断。争议的重要原因是,“70后”崛起时间正是中国文坛大转型的时间。在众说纷纭的文学批评中,“70后”作家坚守文学理想,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创作实绩。时至今日,“70后”作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站在今天的文学立场来审视“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将其置于社会转型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展开研究,对这一作家群体及其创作给予客观恰当的文学史定位,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担当和责任。基于这一学术理念,本论文定位于自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间“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研究。绪论部分梳理整合三十年来“70后”作家城市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从“70后”作家的个案研究和整体性研究两个向度展开,概括分析“70后”作家在社会转型期城市文学创作的个性和共性特征。本部分对研究中涉及到的“70后”作家、社会转型期、城市文学、城市认知、城市体验等概念进行了界定。论文第二章深入研究了社会转型与“70后”作家城市文学创作的关系,以及“70后”作家及其城市文学创作何以在社会转型期产生。社会转型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化”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消费时代到来等政治、经济因素共同构成了“70后”作家城市文学活动的历史语境;此期学界内部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以及文学传播活动的进一步市场化以及大众文化时代读者消费趣味的世俗化等,则构成了“70后”作家城市文学活动的文化语境。综合评论界多年的研究成果,本部分围绕“70后”作家群体的命名与身份建构、其城市文学的出场与特色书写、其进行创作的自身诉求与写作姿态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论文主体部分共三章,包括第三到第五章,分别从“底层书写”“精英书写”和“女性书写”三个维度展开深入研究。论文第三章为“底层书写”。本章分别对“70后”作家城市文学中的下岗工人、城市乡民、城市平民等三类城市群体的生存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对下岗工人在下岗后的风光不再、再度出发,生活困顿、精神迷惘以及失业不失志等生活样貌和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度呈现;写出了城市乡民移居城市后人生漂泊的迷惘与执着、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的无奈与尴尬;对于城市普通原住民,“70后”作家写出了他们烦恼生活、诗意光阴的烟火气和世俗性。论文第四章为“精英书写”。本章重点对“70后”作家笔下书写的怀有精英意识的人、正在成长中的未来精英,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知识精英、白领精英和企业精英,在面对城市消费化、商业化所发生的历史变化,以及走在精英路上的奋进与失落、在城市欲望中的困惑与守正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况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其平民化书写姿态,能见出“70后”作家作为同代人的思索与进取、“个人化”书写特点以及在审美超越维度上的缺失等写作状况与特征。论文第五章为“女性书写”。本章重在研究“70后”女性作家“身体诉说”视角下的城市女性的另类生存状况,展现社会经济转型、消费文化兴起的城市带给女性“性”意识的变化,以及由此呈现的两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点从历史由来、现实原因以及作家自身原因三个角度探究了“70后”女作家的城市书写何以要用“身体诉说”这一重要问题。论文第六章为论文的结论,集中分析概括了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城市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本章重点阐释了“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的突破与创新,对审美文化的冲击与重构,从而概括出其独有的“代际”作用与意义,即经由“70后”,文学由政治化、精英化向商业化、市场化发展;理性写作与感性写作开始共存相伴;文学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文学叙事从宏大历史叙事走向日常叙事。第七章是本论文的结语。本论文认为,与前代作家相比,“70后”作家创作缺失宏大叙事、人文关怀,与“80后”商业化写作成熟模式相比,“70后”商业化写作又有所欠缺;“70后”作家最初登场是以女作家的“身体写作”为文坛瞩目,文坛对其命名与评价以及社会经济、商业等文学内部与外部因素使这一作家群体成为“被遮蔽的一代”。事实上,全面考察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可以见出“70后”作家的历史贡献。他们的城市文学作品,全面真实记录了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生的物质和精神境况,丰富、拓展了城市文学创作的领域和空间,同时,其在城市文学创作多个领域进行着的探索尝试,已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时代记录和文学留痕,具有很高的文学、史学和社会学价值,文坛应给予肯定与确认。

王颖^[3]（2021）在《荷花淀派——一个从未消失的文学流派》文中研究说明"荷花淀派"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第一个文学流派,这一文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孙犁。其他成员还包括刘绍棠、韩映山、冉淮舟、从维熙、房树民等人,这个流派也影响到了后来的铁凝、贾大山,甚至河北省外的贾平凹、莫言等人。这一流派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但是每个作家也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文学流派继续向前发展,出现了"新荷花淀写作"的乡土文学写作群落。除了继承"荷花淀派"文学的特点以外,他们在新的时代,以新的内容、新的技巧推动了"荷花淀派"文学的发展。

汪大贺^[4]（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提出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王佳力^[5]（2020）在《“70后”作家文学观念研究 ——以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为例》文中提出“70后”作家作为出生于1970年代的创作群体,长时间处于“50后”、“60后”与“80后”作家的夹缝中,新世纪以来他们凭借自己的创作实绩走出了被遮蔽的状态,逐渐从文坛的“中间代”走向了“中坚代”。鲁迅文学奖作为具有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获奖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极高的要求,“70后”作家多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正是其创作能力提升的体现。结合“7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整体状况,审视“70后”作家的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可以发现“70后”作家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文学观念的转变。他们在小说创作的精神立场上选择将个人化与公共性结合,公共意识的强化让小说具备了更强的思想特质与社会功能,同时“70后”作家看重小说的文学性,用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形式承载丰厚的思想内涵,总结“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本文以“70后”作家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及其相关创作谈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五个部分对“70后”作家的文学观念进行研究。绪论部分分别对鲁迅文学奖、“70后”作家与文学观念进行界定,阐明鲁迅文学奖的概况,“70后”作家的范围以及文学观念,介绍选题的研究概况,指出选题的创新之处,阐明全文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第一章集中探讨“70后”作家文学观念的生成语境,从“70后”成长的历史文化语境、文学生产环境、作家的创作心态和文学资源四个方面分析“70后”作家文学观念形成与转变的原因。第二章分析“7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整体流变与鲁迅文学奖的获得。首先对“7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整体情况进行梳理,指出其在“出场——被遮蔽——崛起”的流变中由“中间代”走向“中坚代”的过程,接着联系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标准,指出“70后”作家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学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于他们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之中。第三章探讨“70后”作家的文学观念与精神立场。指出“70后”作家的精神立场由个人化走向公共性与个人化的结合,结合作家对现实介入的创作姿态、对日常生活的意义建构与对小人物的人文关怀三方面分析“70后”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公共意识的增强。第四章分析“70后”作家的文学观念与艺术探索。阐明“70后”作家对文学性的坚守,从人物形象的立体塑造、叙事风格的多元选择与语言风格的个性呈现三方面探讨“70后”作家的审美追求。第五章探讨“70后”作家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意义,并对其文学观念进行反思。指出“70后”作家获得鲁迅文学奖对其走向经典化具有重要意义,“70后”作家文学观念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公共意识的增强和对“小叙事”的突围上,文学观念的局限集中体现于历史意识的“缺乏”,“70后”作家积极探索历史叙事的新方式,力图重构历史意识。

侯歆艺^[6]（2019）在《病态关注与诗学转向：新时期诗歌中“病”的书写和隐喻（1985-2015）》文中研究表明疾病作为文学创作的母题,诗歌作品中常见的符号,不仅呈现了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成为关注现代人类生存状态的重要视角之一,其囊括的意义阐释空间逐渐发展和转化,形成了疾病的隐喻世界。本文以1985年至2015年为时间跨度,以八十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歌、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以及新世纪“打工诗歌”为主要关注对象,探寻疾病的发展轨迹与价值意义。“病”的书写映射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肌体上,从“第三代”诗潮中的戏谑疾病,陷入九十年代的困顿和沉潜,至新世纪“打工诗歌”中的指控疾病。这一嬗变过程,从“上半身”到“下半身”,从“患病”的想象到“死亡”的想象,从抒情（抽象）到叙事（具体）,从以“精神疾病”（隐性）为主导到以“生理身体疾病”（显性）为主导,且“精神疾病”贯穿始终,呈现出了不同的病态表征。这个历程依次演绎了“病”的生命隐喻、文化隐喻和社会现实隐喻的主题,大致勾勒了疾病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历史走向。“病”的关注和书写对诗歌创作和时代有着深厚的美学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在世纪末的困境和社会转型的剧痛中,立足诗歌文本展开对美学新向度的建构,完成从“主体”到“身体”、“弃置”到“复现”的书写向度;另一方面,借由书写疾病和对抗疾病,不仅再现了现代人生老病死的历程,也投射出诗人对社会、时代强烈的批判意识,由此构成对人类普遍生存境遇的关怀,以及通过文学实现自我疗治的记录。

刘婧婧^[7]（2019）在《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新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无处不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导致的全球化无孔不入,商业与消费文化霸权垄断了人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西方的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也进入到一个蛰伏期,这些因素都导致处于新世纪的大陆女性文学特别是女性小说创作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在全球化的视野与背景之下,便可看到这种转变的可能甚至是必然。这种性别意识上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小说创作的转变可以将其称之为“超性别写作”。“超性别写作”就是基于普遍的女性性别意识同时又能超越于这种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超性别写作”使众多的女作家不再拘囿于对男权的反抗与斗争以及寻找女性自我历史的一个面向的世界,女作家的创作开始从一元到多元,从自我到社会,从向内到向外。在尚未能改变现存社会性别秩序的前提下,这成为女性写作的重要策略与可能途径。新世纪超性别写作中的历史叙事以长篇居多,是女性小说写作自我深入发展的必然。面对历史怀抱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审慎地选择自己的叙事话语,并始终保持对历史的清醒态度与怀疑精神,新世纪女性话语的历史叙述逐步靠近女性存在的真相,获得了对女性历史的多种解读与阐释。这主要包括三个面向的内容:家族历史叙事、个人成长叙事与后革命历史叙事。家族叙事的女性小说不再拘囿于对女性家族历史的单向叙事,而呈现出对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与人生的全面解读,比如对于战争背景下乡土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对于历史起源中的民间器物的追溯与描写,对于边地少数民族隐秘生活的再现等。个人成长叙事依然延续了1990年代女性个人成长小说的写作轨迹,但对于历史中女性成长的描写更多呈现为僭越男性历史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女性自我主体的确认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后革命历史叙事表达了新世纪女性作家对于20世纪战争以及政治历史的全新解读,尽管女性依然是历史叙述的主要视角,但作品所关注与辐射的历史维度加大,显示出对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政治历史的还原与辨析。新世纪超性别写作的乡土叙事在农村不断被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现实境况之中获得了言说变动中的乡村情境与农民生活的权利与机遇。由于乡土在不同的地域与不同的作家视野中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与多面性,将其分为四个部分进行阐释:口述实录体、打工生涯、寄居生活以及当代乡村史诗。口述实录体作为非虚构小说的一种,是女性小说对当下农村劳动力流失、经济凋敝、贫富分化加剧、文化意识淡漠等各种现实问题的真实记录与全景再现,是新世纪女性小说写作摒弃个体女性色彩而呈现最为客观理性的现实主义文本。打工生涯与寄居生活,这两个部分的描写,展示了当下社会城市与乡村互动流通的真实境况以及乡土中人在不同文化碰撞辩驳中的艰难生存。基于女性主体与女性视角同时又能展现较为开阔的现实生活是这一部分写作的基本特点。当代乡村史诗是女性作家表达自我的历史意识与文化立场,批判乡土终结与时代流弊的乡土寓言,透露出女性的悲悯情怀与人文追求。新世纪超性别写作的都市叙事对于都市文化与现代文明表现出更加理性与审慎的描写态度。都市文化裹挟现代消费社会的物欲生存方式以不可抵挡之势重构了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与思维理念,女性写作也不可避免被沾染或笼罩上颓靡的都市气息。浸淫于其中又欲超脱出都市思维的女性都市小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类型:女性物欲书写、女性知识者的成长故事以及都市小人物的生存。女性物欲书写描写了女性在都市中的沉沦与反抗。都市将性别商品化,女性在压抑与扭曲的环境中如何自省与成长是这部分的主题,这是都市小说最普泛也最具有延展性的主题诉说。女性知识者的成长小说是女性都市小说中最富有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的一部分,它表明了女性作家在面对都市时的文学表达仍然以女性叙事为主的写作事实。对于都市中底层小人物生存境况的描写与刻画,是女性都市小说中最富有性别超越性的内容,也为都市小说写作指出了一条可兹借鉴的通途。当然相较于历史叙事与乡土叙事,必须承认,对于都市女性小说叙事的划分与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也与都市文学本身描写主题、内容以及相应价值判断多元复杂的现实情况密不可分。总之,新世纪女性小说创作在不悖于女性意识与女性生存的基础上,表达了对于更加广阔的社会人生的关注与阐释。在不断阐释与解读外在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对于女性生存的更加深刻的认知以及对于性别意识更加清醒的体会与思考。“超性别写作”为女性小说带来了广阔的写作前景,当然同时也会削弱女性整体意义上对于男权社会的批判与警惕。

李环环^[8]（2019）在《从青春困境走向精神成人 ——论笛安小说中的主题意蕴及文化内涵》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采用线性梳理的方式,对笛安不同阶段的小说文本进行细读和研究,寻找笛安小说主题嬗变规律,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根源,发现这种文化抉择对笛安小说创作走向成长、成熟的现实影响。绪论开始,主要是对笛安的小说进行了线性梳理。通过文本的细读和比较,将笛安的创作按作品主题划分为三个阶段:《姐姐的丛林》开始是青春书写的自我表达阶段,“龙城三部曲”开始是城市书写下的情感审视阶段,《南方有令秧》开始是历史视域的尝试与突破阶段。本文从这一线索出发,在正文部分分四个章节进行论述,探讨不同文化语境下笛安小说主题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背后笛安主动或被动的文化抉择,再从笛安的文化抉择中找寻作家本人成长和蜕变的轨迹。第一部分,从新时期以来社会变迁的角度来分析“80后”的孤独成因,并发现其在笛安小说中的主要表现。在第二部分,以小说中虚拟的“龙城”为审视场域,对都市文化影响下的青年的情感困境进行解读。第三部分,以历史题材的小说为切入口,通过对小说精神内核的解读,来发现笛安历史书写中的主动文化指向。第四部分,对笛安小说创作的理论溯源进行梳理。结语部分论述文化抉择对笛安和整个文学史的意义及影响,以期给“80后”作家文学迁徙做一个有益的参考。

何爽^[9]（2019）在《论林白小说中女性自我建构的流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当代文坛上曾备受争议的“私人化写作”、“女性主义写作”的代表作家,林白在前期的创作中注重对女性自身欲望和内心私密体验的描述,这一时期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完全拒斥外部社会和现实生活,渴望从男权社会和主流话语世界中逃离,从而建构出一个仅有女性自己的封闭的私人空间。但随着私人化写作逐渐沦入素材的重复和被商业社会消费的困境,林白作品中的女性也在“逃离”中“落网”。不过林白的写作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等作品的完成,她小说的气象突然开阔起来,虽仍关注属于女性独特的经验和感受,但已经面向日常生活敞开,并向着底层世界深入探究。之前小说中那些神秘妖娆、自怜自艾的女人摇身一变成为了一群开朗活泼、粗犷自然的农村妇女,她们面对苦难人生嬉笑怒骂、无所顾忌,热情地拥抱世界、拥抱生活。在林白新近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致一九七五》和《北去来辞》里,这些女性形象变得更有理性和智性。小说中出现了一群善于回望和反思的女性知识分子,她们已经从幽闭的女性空间走出,并和热情奔放的农村妇女们一起携手迈进了广阔的现实生活。林白创作中的这些转变最鲜明地集中于女性的自我建构上。作为一位关注女性个体的作家,如何塑造女性形象,如何书写自我,如何建构女性等都是林白所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林白的小说文本为中心,以作品中女性自我建构的变化为切入点,从话语方式、女性形象和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来论证林白小说创作所体现出来的独特内涵。论文第一部分从前期作品中“私语”的出现,到转型期“日常话语”的敞开,再到上述两种话语的交汇,来对林白小说话语方式的变化过程进行梳理;第二部分由女主人公主体意识、家庭职业身份及与其他人物的关系这三方面的转变展开对林白小说中女性形象变化的研究;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八十年代文学背景及社会环境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作者突破自传式书写的过程以及“超性别”和“私语化”的交融这三个层次对林白小说中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变化进行深化阐释。

杨晓丹^[10]（2019）在《自我经验的书写—论文学刊物中的“90后”小说》文中认为“90后”作家是指一个出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写作群体。从2007年《诗选刊》首次集中推出“90后”文学作品,“90后”写作者作为一股新兴的文学力量,他们的作品正越来越受到批评界以及各类文学刊物的关注与青睐。从“90后”文学概念诞生开始,至今已走过十数年的历程,“90后”小说作为它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其进行的批评和解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比起数量众多、质量混杂的“90后”小说,这样的工作显然还不够。再加上“90后”作家内部也有分化:一部分作家和“80后”畅销书作家一样与消费时尚结合,另一部分仍然坚持纯文学写作。而《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作品》等文学刊物是目前公认的传统纯文学刊物,以这些文学刊物为阵地的“90后”作家,他们的创作更具有文学价值。因此,研究文学刊物中的“90后”小说就很有必要了。作为当下最为新鲜和活跃的一个文学创作群体,“90后”小说更贴近当下,带有鲜明的书写自我特征。对大部分刚刚脱离校园的“90后”创作者来说,依凭自身独特而敏锐的感受,从文学经典中汲取的间接经验,这些是他们重要的写作资源。他们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是自我主体的显现,他们的创作题材大多围绕着自身的成长经历,他们的创作中既体现亲情、爱情、理想等主题模式,同时也以小说的方式输出着这一代人对历史,对现实的观察和理解。本文从文学刊物中的“90后”小说入手,结合具体作家作品,分析“90后”小说中自我经验写作的特质。本文的绪论部分首先对“90后”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介绍“90后”文学与文学刊物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其次介绍选题意义,再次对“90后”文学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最后归纳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正文除绪论外分为四个主体部分,分析“90后”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特征,论述它目前创作的意义与危机,并尝试对其未来的创作方向予以展望。正文第一部分从“90后”小说的思想内容入手,从写作题材的更新、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多层次主题的书写三个方面,分析了“90后”作家书写自我经验的特征。从题材选择上,作家更倾向于选择来自于自己成长历程的日常生活题材,或者是基于阅读获得的天马行空的幻想和虚构题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90后”作家习惯将自我投影在小说主人公身上,不仅多以青年和青年女性作为小说主要活跃人物,而且通过人物表达着作者的情感;从小说主题上,“90后”作家没有停留在对主题单一的表现上,而是多层次的展示了青春的成长中的迷茫与和解,对爱情的渴望和逃离,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探索和理解。正文第二部分从“90后”小说的艺术形式入手,分别非固定叙事视角、小说的现代结构形式和语言特征方面,分析了“90后”作家书写自我的方法。受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影响,对现代派写作手法的运用是“90后”作家普遍的写作策略。正文第三部分本文就当下时代语境和“90后”小说的文本,论述“90后”小说面临的危机,展望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尝试提出解决办法,试图从整体上呈现“90后”文学的价值和这一写作群体的风貌。最后,在前三章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90后”小说中自我经验书写的表现和方法,他们以自我成长的直接经验和后天获得的间接经验为重要书写对象,在现代体验的观察与思考中完成对当下社会的观照。

二、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写作群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写作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1）“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3）荷花淀派——一个从未消失的文学流派（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5）“70后”作家文学观念研究 ——以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病态关注与诗学转向：新时期诗歌中“病”的书写和隐喻（1985-2015）（论文提纲范文）

（7）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从青春困境走向精神成人 ——论笛安小说中的主题意蕴及文化内涵（论文提纲范文）

（9）论林白小说中女性自我建构的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10）自我经验的书写—论文学刊物中的“90后”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写作群体（论文参考文献）

• [1]“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D]. 杜玉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D]. 崔桂武. 辽宁大学, 2021(02)
• [3]荷花淀派——一个从未消失的文学流派[J]. 王颖. 燕赵文化研究, 2021(01)
• [4]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5]“70后”作家文学观念研究 ——以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为例[D]. 王佳力. 辽宁大学, 2020(01)
• [6]病态关注与诗学转向：新时期诗歌中“病”的书写和隐喻（1985-2015）[D]. 侯歆艺. 暨南大学, 2019(02)
• [7]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D]. 刘婧婧.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8]从青春困境走向精神成人 ——论笛安小说中的主题意蕴及文化内涵[D]. 李环环.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1)
• [9]论林白小说中女性自我建构的流变[D]. 何爽.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10]自我经验的书写—论文学刊物中的“90后”小说[D]. 杨晓丹. 云南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