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阅读的思想风尚，创造健康文明的生活——2003年《探索图书》新修订通知

一、倡导读书思想风尚 创造健康文明生活——《博览群书》2003年全新改版启事（论文文献综述）

罗曼^[1]（2021）在《《人民日报》1949-1966年副刊文学写作与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苏彬^[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张承志^[3]（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指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陈佳慧^[4]（2019）在《村上文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步入文坛至今已创作近四十载,作品远播世界各地,尤以中国为盛。凭借着书作的超高销量与读者的大力追捧,村上文学自成现象且在大陆盛极一时。不过世事变幻,结合近年来村上春树作品的市场效应、学界评价、受众反馈可悉,大陆地区村上文学热度实有减退。当前学界对“村上热”现象关注颇多,但多就作品谈热度,未从文艺传播的理论视角观照这一经典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流变。事实上,和文学尺度并行,环境、媒介、大众均以各自的运作规律作用于文学场。关注其内部机制要素间的互通,对当代文学传播实践大有裨益。本文将从传播学、文学传播学理论出发,重新考察村上文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现象。通过对其关联要素的逐一厘析,以期更好地理解村上文学与中国读者、中国文化市场、中国文学间的互动,进而为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总结行之有效的传播之道。研究分三部分。绪论包含研究缘由、中日村上文学研究现状、本文涉及的概念理论与论文框架、研究意义。主体分为以下三章:第一章对村上文学在大陆地区的传播活动展开历时性研究,通过资料汇整、版本收集、纵向比较归纳的方法,动态把握其传播概况,指示出“村上热”现象的流变。第二章遵循文艺研究的基本思维,分层探讨文学传播机制内的五大要素与村上文学间的关联。微观层面立足文本,看作品中文体叙事的个性与主题表现的巧拙对其流传度的影响;宏观层面首先梳理改革开放后国内的外国文学传播环境,点出村上文学在大陆的生长土壤。之后分析含作者、译者、文学编辑与评论家在内的传播主体之个体精神、文学观念与作品传播间的联系。接着辩证看待以印刷、网络、影视媒介为主的传播渠道带来的利与弊。最后通过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的多重话语评价,显示受众反馈作用于文学传播的意义。第三章透过浮沉之间的“村上热”现象产生思考,尝试为当代文学作品的有效传播总结经验,并对本研究的缺漏与前景予以反思。结语总结村上文学在大陆传播的特点,提示文学传播机制内部各环节与传播效果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于典型中窥探文学传播实态。

王百娣^[5]（2019）在《新媒介文学生成与传播研究》文中指出依托日新月异的数字化互联网技术通过多媒体终端实现海量信息即时、互动、共享传播的“新媒介”,作为催动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的技术引擎和人类与文学互动的新渠道,构建出以网络文学为主体的新媒介文学样态,不仅在中国当代文学场中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以往依托机械印刷媒介为主的传统文学构成文学基本的现实关系,而且凭借其海量的生产与传播规模正在向中国当代文学场的中心移动,推动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格局的新变。在新媒介文学的盛宴狂欢下,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学派的媒介观以及国内学者单小曦、欧阳友权等人的媒介文艺学理论为新媒介文学生成传播的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在这里,媒介的技术性、讯息性、人的延伸等特征孕育了新媒介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媒介存在论的视域下,新媒介文学在生产机制、传播秩序等方面衍生出种种新变,呈现出与传统文学或传统精英文学的种种不同乃至博弈,其中也蕴藉着诸多或技术性或文学性、或创新或困顿等的特点、规律。首先,新媒介文学文本书写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虚拟性,它呈现出与中国文学传统包括现代文学传统形态的诸多迥然不同或转型新变。它以解构性的虚拟现实技术重塑了传统文学中的现实真实与文学真实的关系,构筑了一种幻想世界的抽象空间;它以消解教化与消解精英的通俗性诉求表现了当下社会市民心态的类型化、游戏化体验;同时也以图文并陈的影像化叙事带来了复合符号文本形式的新鲜的视觉性冲击,以感性生命的世俗化审美带来了“草根性”的快感性娱乐体验。其次,新媒介文学以其开放性的运行秩序分化、重组了传统文学的生产机制。媒介的技术性、媒介性等特征一方面促成了创作主体的嬗变新生和文学权力话语的媒介性营造,开拓了文学生产空间的变革;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文学产业化生产的媒体性商业资本介入,导致了创作者、经营者、阅听者共享共赢的文学创作平台的转型升级。从而也引发了文学评估体系的标准重构和文学生存样态的媒介性发展,引发了文学文本叙事的写作变迁和文学类型模式的媒介性通俗化发扬。再次,新媒介文学以其共时性的实时交互效应重建了文学的传播路径和传播效果。它通过文学网站、移动终端等传播路径的机制构建,实现了文学载体平台的移动化、社交化,实现了亲民效果、导向传播等有效传播;它从受众群体的多种需求变化出发,通过“读者的文本”来展开文学交往关系的互动性,实现了情感诉求的弥补性、自我发展的大众化等方面的文学挑战和世俗化追求。这种“受众本位”的能动传递使文学生产传播呈现出一种“超文本”的蜕变,如受众身份的不断衍生和受众欲望的反向辐射等内在特质的变化生成了文学话语权力的多元改观,影响了文学审美鉴赏的接受和文学意义的解读。最后,如何面对新媒介文学的勃勃生机和窘迫困境,如何让新媒介文学资源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两者之间进行积极地兼容互补,是令人深思的。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新媒介文学的价值是历史性的革命性创新,它以多介质的新媒介技术创造了文学生产传播机制的大众化勃兴,以多渠道的产业链创造了文学文本优化增殖的最大化开发。另一方面,新媒介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存在着诸多的迷失错位,它表现在生产链条方面的商业化、功利化,写作模式方面的公式化、套路化以及诸多的盗版抄袭等的“顽疾”,都较为突出地显示出文学创作的主体虚位、文学文本的文学性消解和文学生产秩序的混乱失度。那么,我们就应该深入思考并进一步地明确新媒介文学与传统文学共存共荣发展的探索之路:两者优化整合的基本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中国文学数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学传统及其内涵永远是本体性的主体存在,新媒介文学生态发展的道路及其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思考和实践是任重而道远的,诸如,媒介性文学存在的工具载体和文化观照的理性制约、数字化文学形态的技术优势和艺术规律的理论审视、技术性“祛魅”与文学本位“原点”的坚守博弈等与生产机制的完善、批评体系和文学主体的强化等相关的问题,并提出新媒介文学与传统文学终将互为媒介、互为内容、和谐共生,共同构筑文学健康有序生态的必由之路。

陈杰^[6]（2019）在《歌谣与政治：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研究》文中指出歌谣渊源于人类劳动的呼声,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歌谣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时至近代,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先进知识分子不断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路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部分知识分子将目光转移至与民众联系密切的歌谣,发起歌谣运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其中,他们受俄国民粹派思想和十月革命影响,发动了深入基层进行民众启蒙的“到民间去”运动。加之左翼知识分子极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文艺大众化,合力助推了歌谣的政治化倾向。中国共产党后来倡导和创作的革命歌谣,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将传统歌谣政治化和革命化的产物。鄂豫皖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的重要苏维埃区域,该苏区位于中国南北交界的大别山地区,历史上经过数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和文化融合,形成了独特、开放、多元、包容的传统歌谣。鄂豫皖边区革命爆发后,在中共中央关于歌谣宣传教育策略的引导下,当地党组织在早期革命实践中逐步意识到歌谣的宣传效力并在全区加以推广,形成了以革命知识分子为先导,文化宣传干部为主体,普通工农群众为补充的革命歌谣创作群体。革命歌谣的创作是传统与现代融合共生的产物,一方面借鉴传统歌谣的曲调、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另一方面填入大量表现革命性和现代性的新内容,形成了具有强烈地方文化色彩的共产主义革命文艺形式。在革命歌谣创作群体与苏区民众的广泛互动下,鄂豫皖苏区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革命歌谣传播体系,即以报刊歌本为载体的大众传播、以宣传队为载体的组织传播、以课堂教学为载体的教育传播和以普通民众为载体的口头传播。这种传播体系呈现出上级组织与底层民众相结合,自觉与自发相结合,现代传播路径为主、传统传播形式为辅的特点。革命歌谣在传播过程中,由于社会环境、地域文化的改变以及表达不同革命情感的需要,在歌词、曲调上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些变化丰富了革命歌谣的演唱形式,增强了其表现力和传播力。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的创作和广泛传播,旨在对苏区民众中的不同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意识形态形塑,通过革命化改编的歌词对苏区民众进行现代民主、自由、平等和共产主义思想启蒙。革命歌谣形塑和启蒙的本质是对普通民众进行革命动员,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在不同场景中动员效果如何要看民众的反应,即民众如何应对革命歌谣的动员。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苏区民众面临着“公”与“私”的权衡和博弈。在苏维埃政权的因势利导下,大批民众能够接受革命歌谣的集体主义观念而积极参加、拥护革命,然而也有部分民众基于个人家庭、情感等“私情”考虑而没有响应革命歌谣的宣传和动员。苏区政府为了应对民众的消极反应,及时采取教育、制度、组织、物质、法律等多种途径弥补革命歌谣动员的局限,最大限度保证苏区民众沿着革命动员的方向行进,反映出以革命歌谣为媒介的政治与社会互动的复杂性。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相较于同时期其他类型的歌谣,具有其独特性。一是与中央苏区革命歌谣相比,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偏重实践性而缺乏理论阐释,偏重通俗性而缺乏专业水准,具有极强的地域传统文化烙印。二是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歌谣相比,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缺乏整体规划,但更加契合实际;创作群体层次普遍较低,但更接近民众心理;宣传具有地域性,但对地方民众记忆影响深远。实践性、通俗性、地域性是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创作和运用过程中最显着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成为历史记忆,不同文化群体基于保存革命记忆、政治宣传以及学术研究等不同动机,在鄂豫皖边区范围内发起三次革命歌谣搜集和整理热潮,并通过文本形式对革命记忆加以定型,完成由交往记忆向文化记忆的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由于政治导向、记忆局限以及新民歌创作等因素影响,出现了有意或无意重构革命歌谣的现象,以服务于强化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形塑的需要。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歌谣政治化产物的革命歌谣始终围绕着政党和国家发挥不同的政治功能。步入二十一世纪,革命歌谣对于当今的意识形态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战争年代中共运用革命歌谣进行思想宣传和民众动员的实践和经验,或许能够为新时代中共意识形态重返民间文化和民众心理提供有益借鉴。

潘坤^[7]（2018）在《邵洵美唯美主义文艺观及其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邵洵美（1906—1968）,中国现代诗人、作家、出版家、翻译家和文学活动家。邵洵美身处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20世纪中国,其文艺观与文艺实践之间的裂隙,呈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心态之挣扎犹疑、徘徊踟躇而又有所坚持的心路历程。面对“文艺载道”传统的束缚,启蒙、救亡、革命等时代主题的裹挟、意识形态的规训,邵洵美于“嘈杂”中不忘初心,一生不改诗人本貌、文学本心、艺术本位、审美本真、唯美本色。邵洵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与困惑是20世纪中国文学景观中独特的存在,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论文采用演绎式研究方法,整体论述邵洵美文艺观与文艺实践的裂隙,随之在文学创作、编辑出版和文学翻译三个不同的文艺实践领域分别阐发邵洵美现代性审美中的矛盾与困惑。第一章邵洵美文艺观与文艺实践的裂隙。邵洵美在诗歌创作、出版、翻译、时评等多个领域的审美不尽相同,甚至有前后矛盾。但是,整体而言,邵洵美的文艺实践的底色是唯美主义的。邵洵美的唯美主义追求自西方唯美主义风潮而来,兼受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影响,囿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其“颓废唯美”与追求先锋性、将“美”视作艺术和生活全部的本体的西方唯美主义相距甚远。由于邵氏家境优越,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出版业,故其唯美主义式的“疏离政治”、“远离现实”逐渐转变为积极地介入时事,为针砭社会丑恶而不断发声。抗战爆发以后,邵氏办《自由谭》杂志鼓舞民众,宣传抵抗思想,其写作和关注点已与早期的唯美主义诗歌创作大有不同,但他依旧坚持诗歌创作,早年遗留的唯美主义追求也给他的写作带来一些矛盾的特质。总论之,其文艺观上的矛盾首先在于唯美主义审美倾向与批判现实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其次是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与西方审美传统。第二章中国化的“唯美—颓废”:邵洵美的唯美主义文学创作。诗人、大少爷、出版家是邵洵美人生的三个显着标签。文学创作是邵洵美文艺实践中成就、价值、影响力最突出的部分。“唯美—颓废”是邵洵美文学创作的美学风格。邵洵美的“颓废—唯美”主义是其个人人生经历与西方唯美主义中国化共同的产物。邵洵美的诗歌、时评论、随笔和小说创作无不有“颓废—唯美”的深刻印记。诗歌创作方面,莎弗和史文朋是邵洵美诗歌创作的理论渊源,其诗歌创作和诗论探索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译介和模仿,后期是自省、总结和探索。诗歌之外,时评、随笔、小说也是邵洵美文学世界必不可少的部分。现实主义是时评集《一个人的讲话》的审美主调,它记录和书写了20—40年代中国启蒙、救亡、变革的“故事”。而散文集《不能说谎的职业》中收录的散文表现了邵洵美“绚烂而归于平淡”的风格转变,小说创作持续输出着“颓废—唯美”的审美。第三章多重身份焦虑下的编辑出版。编辑出版是邵洵美文艺实践的重要内容,编辑出版活动直接体现其出版观念。本章从历史语境和现实出版活动两个层面探究了邵洵美现代性审美的矛盾与困惑。历史语境层面,从邵洵美与20、30年代中国文艺界在文艺观念上的冲撞,以及魔幻上海之于邵洵美出版的意义两个方面,阐述了邵洵美出版观念的形成及其具体内容。现实出版活动层面,邵洵美的编辑出版实践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文学出版阶段、文化出版阶段、政论刊物出版阶段。文学出版阶段,邵洵美的出版观念尚未成熟,出版源自于兴趣,出版内容多是唯美主义的诗歌、散文、小说、理论文章及其译介。文化出版阶段,邵洵美借鉴金屋书店的编辑出版实践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为文化”的出版理念。他认为文化要有更深的发展和更好的建设,需要在普通读者之中培植一大批“文化的班底”,并从中聚合一批有志于文化建设之人使之成为“文化的护法”。政论期刊出版阶段,邵洵美将重心转移至政治批评,审美与启蒙的交织是这一阶段出版的特征。邵洵美的出版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或隐或现地烙印上了其个人化、理想化的唯美主义的文艺观底色。而时代变化与邵洵美的身份焦虑是其文艺观与文艺实践产生罅隙,进而导致审美的矛盾与困惑的主要原因。第四章审美、救亡与革命交织下的文学译介。时代主题与个体审美之间的矛盾贯穿于邵洵美的文学译介。这种矛盾在其翻译观、翻译思想、翻译的作品中被彰显,在社会时代的变化中加剧。翻译是一种文学工作,与政治无关也不涉及利益。邵洵美无功利的唯美主义翻译观在其早期的翻译作品中体现的尤为明显。邵洵美早期翻译的绝大多数是唯美主义的作品,重点译介莎弗、乔治·摩尔的作品和文学理论,翻译注重文字的精美、形式的一致。抗日战争期间,邵洵美在翻译实践中深度呼应着人们对时局的担忧与期望、对文化的无奈与坚守、对审美的忽略与坚持,在坚持艺术本位的前提下思索与时代的关系。建国后,邵洵美的翻译在意识形态和艺术性的拉扯中徘徊、游移,一方面遵从社会主义文艺观对作品进行政治化图解,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追求形式、语言和音律。邵洵美在政治化语境下的妥协与坚持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建国前后的心态变迁的解读范本与时代参照。无论是文学创作、文艺评论、编辑出版,抑或是翻译介绍、集邮爱好、爱国姿态,都为人们指向了一个唯美主义的邵洵美。终其一生,邵洵美在践行唯美主义的旅程中遇到了诸多阻力,其文艺观与文艺实践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裂隙。面对裂隙,邵洵美一方面要回应文艺实践中显露出的现实命题,另一方面则要坚守对唯美主义的追求和对文学审美性的坚持,两者之间必然会有撕裂,加之邵洵美本人的身份多重,致使其始终在矛盾困惑、踌躇挣扎的境地中徘徊。恰恰正是这份犹疑不定,理念与实践碰撞之后依旧对唯美的坚持,相较于一往无前、坚定无比的呐喊式意识形态化文艺实践而言,或许更为迷人,更具魅力。可以说,在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相互交织而又相互冲突的视域下,邵洵美堪称为一个美的典型。

曾建辉^[8]（2018）在《民国出版评论研究》文中指出出版评论是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随着近现代新式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出版业态的产生而出现的。民国是出版评论的发展繁荣期。西方科技的引进,以机械化、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先进的工艺技术代替了传统的印刷术,具有速度快、版料省、数量多、成本低、质量高等明显优势。官书局、教会书馆、民办印刷所等传播机构并起,特别是民营印刷企业的崛起与兴盛,互相之间为争夺市场和利润展开激烈的竞争,使出版业具有了浓重的产业化色彩。大中小书局、书馆、书店林立,各自有其读者对象,各自有目标和信念,各有其出版方针和出版方向,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征逐奔竞,复杂而紊乱。整个出版业呈高速发展态势,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不断扩大。同时,政局不稳,军阀割据,出版法规朝令夕改,漏洞百出,令出版从业者无所适从;出版行业市场化、商业化不断加深,盗版、翻印、淫书泛滥等出版乱象甚嚣尘上。这种繁芜的出版现实不但为出版评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构建起了新兴知识分子发表独立言论,探讨出版话题的公共平台。他们纷纷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艺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角度,针对出版业出现的现象、问题、优点、缺陷、发展趋势等进行评判和议论。这些围绕出版活动展开的评论,具有问题意识,关注出版现实,视野开阔,基于出版又不止于出版,大大扩充了传统以出版物评论为主的出版评论的包容量、拓展了出版评论的覆盖面,推动着出版评论走向独立、自觉、理性和成熟。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实践,不仅是呈现了二十世纪前半期出版评论的历史发展演变,而且不同主体出版评论活动的具体运作展示了民国出版业的鲜活面貌和主要特征,组成了现代出版文化的一幅精彩画卷。本论文力图以文本资料为基础,以传播学相关理论构建框架,全面客观地对民国时期出版评论进行考察和分析。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绪论中阐述了民国出版评论研究的缘由和意义,梳理和检视了民国出版评论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一些不足,界定和厘清了论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结构安排。第一章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了民国出版评论的历史演变,将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分为形成期（1912-1918）、发展期（1919-1937）、转折期（1938-1945）、异化期（1946-1949）四个阶段,对民国出版评论的发展变化做一个宏观的历时性的呈现;第二章是民国出版评论的主体、载体和文体。这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和渠道因素,也是出版评论的外在形式要素。具体分析民国出版评论的不同职业或文化身份的作者群体及其特征,对出版评论载体和作为一种特殊载体形式的文体也进行了论述,反映出出版评论作为一种评论文体呈现出的多元丰富性;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从出版外生态、出版内生态视角对民国出版评论的主题和内容进行分析和论述。主要包括对出版自由的讨论、对出版业发展的监督或建议、对出版失范现象的批评、对出版物的评论和对出版业务工作的评论等;第五章分析民国出版评论的效果和影响。这是传播过程中的效果层面,论述出版评论对出版机构的内容生产创新、出版外部管理制度的调整、出版文化观的形塑等方面短期或长期的冲击及影响。结语用嵌入理论统筹贯穿整个民国出版评论的研究,关注民国时期出版评论作为出版业的一种脱嵌力量与政治、经济、文化、读者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重塑评论的标准与批评规范对出版评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王琳^[9]（2018）在《《时代漫画》与中国漫画的现代主义书写（1934-1937）》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30年代,上海相对自由、开放的文化空间成就了中国现代主义美术的第一个启蒙和高峰期,漫画成为其中极为活跃的视觉力量,《时代漫画》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漫画期刊。有“中国唯一首创讽刺与幽默画刊”之称的《时代漫画》是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16开本月刊,内容以漫画图像为主,辅以摄影、小品文及原创文学作品。1934年创刊至1937年终刊期间,《时代漫画》共发行39期,单本销量逾万,是当时最为畅销的一本漫画期刊。本文对《时代漫画》进行专题探讨,将研究视角定位于“半殖民主义文化政治下的现代主义”进行刻画。在整理“时代”群体早期漫画期刊的出版编辑史实的基础上,择取女性漫画、纪实漫画、民谣与插图漫画、照相蒙太奇漫画等出现在《时代漫画》中的典型漫画样式,依次考察漫画现代主义在市场化、国族危机、新传统主义以及图像普及中融入民族与社会场景的具象形式。第一章分析《时代漫画》与漫画家群体对现代漫画的认知建构。以“时代”群体早期漫画期刊的出版编辑史实为主线,回溯从“时代”群体创办《上海漫画》推进漫画转型,到在时代图书公司时期正式创刊《时代漫画》,“时代”群体借鉴外来资源与调适本土化阅读需求,逐渐形成兼具社会批判与流行姿态的现代漫画认知。认为“时代”群体一方面接受了“五四”以来流行的线性时间观与进化论,另一方面又在广泛的商业美术实践中塑造了主体在全球语境中跨越国界的中介身份。第二章着重考察《时代漫画》中体现的女性身体意象与现代主义表达。通过梳理《时代漫画》中女性题材作品的身体表现模式,确认颇具争议性的色情漫画创作不仅是刊物生存、应对审查的权宜之策,更与西方漫画中色情叙事的现代性传统关联。产生于都市消费文化的新感觉派漫画则在与小说文本互文的同时,从美国生活风尚杂志获取视觉参考,构建超越媚俗市民艺术的先锋文本。第三章集中讨论了由“时代”群体及《时代漫画》所引领的纪实型漫画创作的兴起。纪实漫画是对20世纪上半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宏大主题的回应,国族危机下漫画家群体渴望能从视觉层面把握一个真实的中国,借由图像确立国族的自我身份,由此“通讯漫画”、“旅行漫画”就具有了提供视觉认知的价值。国民性批判与边塞书写成为纪实类漫画最为热衷的题材。表现主义手法被用来展现流动空间中丑陋暴虐而不知觉醒的愚众,而在国族边缘地带,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被用来再现凝聚了国族情感的南洋与西北。两种看似不同的创作策略旨在唤起同一的国族情感。第四章分析存在于漫画现代主义创作中的传统转化策略。对现代性的接纳必然反映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以张光宇、曹涵美分别执笔的《民间情歌》与《金瓶梅》系列漫画为个案,其创作均受到当时文学运动重新定义本土文学的影响,并经由西方审美经验重新发现了传统的艺术价值。他们的创作历程说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漫画家借由现代视角重新审视的艺术普遍性是造就他们艺术富有生命力与现代主义特质的原因。第五章关注20世纪30年代漫画的视觉性,翻检《时代漫画》中借鉴电影、摄影等传媒技术化语言而产生的照片蒙太奇漫画,可以认为,上海漫画的视觉性建立在当时上海都市传媒空间中大面积的图像普及之上。电影为漫画提供了强势的技术化视觉语言,极大丰富了作为平面艺术的漫画的叙事与表现维度,电影、摄影等关乎视觉再现的技术手法与审美体验成为漫画家群体的图像常识。由此,当欧洲的照相蒙太奇艺术传入时,“时代”漫画家们迅速掌握了这一艺术形式。他们大胆运用现成物、拼贴手法创造具有图像复合意义的漫画。在此基础上所创造的照相蒙太奇漫画,也在画面信息与情感表达方面模拟了早期电影的感官体验,并清晰地呈现为侧重于视觉消费的情色刺激与呼吁抗战的民族主义两种创作导向。《时代漫画》处于国民政府统治“黄金十年”的末端与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其内容生产受到沪上现代主义摩登话语与逐渐高涨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双重影响,且以其绝对的杂志平台优势集合了当时最为优秀的一批漫画家。既有的对民国漫画的研究多侧重于对漫画内容与主题的现代性伦理表达,而较为忽略漫画之于中国美术现代主义的主体地位——漫画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化商品、高包容度的绘画类型以及自由的言论渠道,所代表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机敏的文化观察者视角。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对颇具典型意义的《时代漫画》之现代主义价值的辨认、评析与溯源,规避民国漫画“必然现代”的论证,而从图像传统或惯例的截面入手,为1934年至1937年之间上海漫画何以现代的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再语境化的框架。

李丹丹^[10]（2018）在《身份·性别·叙事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红楼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毫无疑问,《红楼梦》是一部大书,200多年,卷帙浩繁的各类研究,已经成功的推动“红学”以学科之名跻身20世纪三大显学行列。本论题采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建立一种跨学科的超越红学内、外部研究的新理论范式,本论题首先将《红楼梦》视为特定历史语境中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性别意识、思想价值流通、交汇、融合、辩论的张力场,在这个张力场中,家族意识与虚构话语共生,父权规范与性别反抗并举,对伦理秩序的眷恋和反抗共在,儒家正统意识与异己边缘话语交错,价值认同危机与救赎意识并存,使文本呈现出各种文化结构因子与不同思想价值取向之间的交错扭结和相互牵制。概括地说,在这个文本构成的张力场中,一边是来自社会现实语境固化的规范性力量,一边是曹雪芹试图拒绝、对抗并完成救赎的本真性力量。这两种力量具体呈现为男性/女儿、现实/理想、污浊/真纯、礼/情（欲）、儒/道、虚无/存在等方面的对抗,小说一方面展开了这种反抗,但更重要的是呈现了这些力量之间的争斗、拉锯与妥协。这反映了曹雪芹在各种价值规范之间的挣扎和徘徊,而此正是其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故而,本论题选择“身份认同”的视角切入,一方面是纵向的贯穿,试图用“身份认同”统领上述各个话题,使之在“身份”的问题上呈现一定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追问,旨在具体考察曹雪芹如何体感上述互相矛盾的重重“意义”/“价值”?如何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中确定自我的“身份”和“立场”?并继续追问为何《红楼梦》能够容纳多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又为何能同时并存于精细繁复的叙述之中?其对于繁复多样的叙事策略的调用,是否源自于他对各种身份价值选择的犹疑和徘徊?同时,小说文本显现出来的多重复调特征（包括美学与价值）是否也正来自于曹雪芹在各种身份立场之间保持的张力?本论题正文除绪论外分为四章。绪论部分,主要从学界关于“何为红学、红学为何”的论争和红学当前纷繁复杂的学术场域现状出发,清理不同论争话语背后的理论立场和思维模式,具体阐释“身份认同”问题如何卷入红学的语境、作者、文本与意义阐释之综合研究中,进而提出并阐释在红学中启用新方法论（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可行性,介绍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并对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进行阐释。第一章:从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度,重点考察曹雪芹满汉的双重身份（既是贵族世家又是包衣仆人）和曹家在清代政治上的独特恩宠/失宠的兴衰经历,如何构成曹雪芹创伤心理的来源和书写的动机。另外,家族史实在文本中的进入,如何造成了《红楼梦》研究中独特的文学、历史（自传说）分殊对立的研究立场?从小说虚构理论的视角来看,自传说为何不能成立?又该如何认识《红楼梦》作为小说虚构的本质?虚构叙事的技巧是如何将具有自传性的经验转化为普遍性的经验?从自传说向自传性小说的生成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第二章:从性别身份的视角来考察曹雪芹如何调用各种性别配置和符号来安排和展示清代的性别规则。在《红楼梦》中,性别不仅仅是一种区分生物性男女的简单范畴,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想象的符号,一种展示性别特权的方式,一种“纯洁”美学的修辞,一种对伦理秩序的颠覆力量,以及一种对明清“情欲”叙事传统的承接方式而存在。本章也将从这几个方面来具体清理《红楼梦》对性别话语以及性别认同的复杂呈现。一方面展示微妙的性别配置如何成为作者型塑小说文本结构、主题内容和情欲复杂的诸多技巧之一?另一方面也考察小说中所用的多重性别符码同伦理秩序的建构/颠覆之间有何复杂关联?第三章:从思想价值认同方面,也即是将《红楼梦》放置在清中叶儒、佛、道文化的发展脉络中,一方面清理儒学发展至理学,原本具有思想活力的儒家文化如何陷入僵化的危机,曹雪芹对待儒家的矛盾态度,是否形象的反映了清初儒学内部从程朱理学开始的内在性裂变?另一方面清理儒学的制度化与皇权的高涨造成了士人怎样的心理创伤?学而优必须仕,但当入仕无途时,士人该如何选择?《红楼梦》如何反应了其在儒道佛各家思想认同之间的矛盾和徘徊?隐入佛道为何不能?与此同时,回到小说文本中,具体考察“补天石被弃”的神话如何隐喻了贾宝玉成长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失败,在抛“母”入“父”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双重背叛（一是对母性代表的混沌天然性灵的背叛,一是对父系代表的“象征秩序”的背叛）。进而考察因这种背叛产生的自我忏悔、矛盾、犹疑、痛苦能否与中国精神思想演变史中“士”阶层（知识分子）的身份困惑进行连接?而贾宝玉在文化取向上选择的女儿纯洁论或者说审美诗意,如何被文本赋予“形而上”的意味?这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新的思想救赎的尝试?第四章:将身份认同上升至“终极关怀”的层面,分别从叙述策略、乌托邦叙事动机几个层面,来探讨《红楼梦》对人的存在终极价值的思考和追索。一方面,借助叙事学分析小说的神话结构、谶纬模式铺叙出的“宿命论”如何与小说主体、人物角色的自主意识构成叙事张力?另一方面,通过将《红楼梦》放置在中国精神史的流变中,去考察《红楼梦》提出了怎样的终极价值认同难题,其对大观园乌托邦式的设计能否成为在价值虚无中确定价值的一种尝试?最后,借助昆德拉对小说存在意义的解读,认为《红楼梦》在终极价值认同上的贡献,即是以回忆书写本身完成对自我、读者创伤的疗治,完成对荒诞虚无的对抗,完成对诗性价值的肯定。

二、倡导读书思想风尚 创造健康文明生活——《博览群书》2003年全新改版启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倡导读书思想风尚 创造健康文明生活——《博览群书》2003年全新改版启事（论文提纲范文）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4）村上文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媒介文学生成与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歌谣与政治：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邵洵美唯美主义文艺观及其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出版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时代漫画》与中国漫画的现代主义书写（1934-1937）（论文提纲范文）

（10）身份·性别·叙事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红楼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倡导读书思想风尚 创造健康文明生活——《博览群书》2003年全新改版启事（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民日报》1949-1966年副刊文学写作与传播研究[D]. 罗曼. 吉林大学, 2021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3]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4]村上文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现象研究[D]. 陈佳慧. 东华理工大学, 2019(01)
• [5]新媒介文学生成与传播研究[D]. 王百娣. 辽宁大学, 2019(01)
• [6]歌谣与政治：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研究[D]. 陈杰. 郑州大学, 2019(07)
• [7]邵洵美唯美主义文艺观及其实践[D]. 潘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2)
• [8]民国出版评论研究[D]. 曾建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2)
• [9]《时代漫画》与中国漫画的现代主义书写（1934-1937）[D]. 王琳.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10]身份·性别·叙事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红楼梦》研究[D]. 李丹丹.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