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当代——2001年短篇小说回顾

一、重新回到当代——2001年中短篇小说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孔冲^[1]（2021）在《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研究（1979-199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战争是综合了文明与野蛮的人类社会产物,它对于中国这一片古老国度特殊的意义。自传说中的上古黄帝炎帝时期,到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几千年来兵戈炮火在中华大地上可谓是“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的每一次发展与进步几乎都伴随着一次战争。正因如此,无论古代与现代,战争题材都是中国文学创作一个重要题材类型,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几乎必然形成一股相应的战争文学创作潮流或者有着相应题材的文学创作,例如抗日救亡时期的抗战文学,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文学等。而本论文关注的迄今为止时间上距离当今国人最近的一次战争,即1979年爆发的中越边境战争的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爆发于中国新旧时代过渡的窗口期,对于当时中国的国内外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伴随着这场战争国内文坛也形成了一股反映中越边境战争的文学创作热潮,其中小说这一文体在中越战争文学中创作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为广泛,取得成果较为丰硕,是研究中越战争题材文学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拟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综合运用历史哲学、文学史哲学、史料学、接受美学、伦理学等理论方法,重点使用接受美学、伦理学等方法,将小说文本与相关理论结合起来对该题材小说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主要从思想内涵的突破、艺术形式的创新、中外战争传统的借鉴等三个部分对中越战争题材小说进行研究,以求将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的文学特色最大程度的呈现出来。第一章主要探讨中越战争题材小说在思想内涵方面相对于传统主流战争小说的继承与突破之处,本章主要从革命英雄主义的继承与重新诠释、战争伦理的初步探索、战争主题的拓展与深化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分析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的“内核”转化。第二章关注的是相对于十七年战争小说,作家们在中越战争战争小说的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运用形象学、叙事学、接受美学等相关理论,本章从人物形象的刻画、叙事艺术、审美格调三个方面入手对中越战争小说的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研究。第三章研究新时期中越战争小说的文学史定位问题,主要从中外战争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共鸣、对于新时期军事题材小说的影响、创作的缺陷与不足三个方面入手,力求给予新时期中越战争题材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相对准确而清晰的定位。

林佳^[2]（2021）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学研究》文中指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拉丁美洲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作为艺术手法、世界观、思维方式、叙事类型对世界文学艺术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以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为代表的魔幻叙事因其丰富、独特的叙事方式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叙事类型。本文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为代表的魔幻叙事为研究对象,以叙事学为主要理论视角,通过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及其拓展形态的代表作品的叙事学解析,提炼并分析了魔幻叙事的基本类型及其叙事功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从类型学的角度,建构魔幻叙事学的大致构想及基本框架。第一章是论题展开的准备,首先梳理了作为文学流派和作为叙事类型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历史语境和涵义。界定了本文所论的“魔幻现实主义”和“魔幻叙事”的基本内涵并对此做了具体说明。由于“魔幻现实主义”一词在不同语境中具有“绘画风格”、“艺术倾向”、“人生观与世界观”、“叙事风格”、“叙事类型”和“对现实的态度”等涵义的变化和重叠,所以首先界定了本文所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特指拉丁美洲的一种文学流派,“魔幻叙事”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为典型文本的一种叙事类型。本章结合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原始思维和现代视野双重观念并置的前提,从叙事学的角度,概括了魔幻叙事的“故事”（story）与“话语”（discourse）和“素材”（fabula）三方面的主要特质及其互动模式,并以此为标准,提炼出魔幻叙事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多重时空体中的对话性叙事、叙述主体游移和阐释编码冲突制造的悖论性叙事、隐形叙述层提供的重构与修复性故事。并在此基础上,提炼了魔幻叙事的两种典型拓展形态:魔幻叙事空集和魔幻叙事游戏。第二章到第四章是论题的展开部分。第二章从叙事学的角度论析魔幻叙事的第一种基本类型:“多重时空体中的对话性叙事”。本章结合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的小说《佩德罗·帕拉莫》（Pedro Paramo）和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ángel Asturias）的小说《总统先生》（El se?or presidente）论析了魔幻叙事中普遍存在的“幽灵叙事”和多重故事及其构建的“多重时空体”,并具体阐释了在多重时空体中的人物信息组、事件、历史叙事和真相故事之间的对话形态。其中着重论析了死者人物信息组、历史叙事和素材故事之间的对话及其叙事功能。第三章从叙事学的角度论析魔幻叙事的第二种基本类型:叙述主体游移和阐释编码冲突制造的悖论性叙事。本章结合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Crónica de una muerte anunciada）和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玉米人》（Hombres de maíz）,论析了魔幻叙事中的叙述主体（叙述者、聚焦者、人物、隐含作者）之间的复杂冲突。这种冲突在魔幻叙事中以叙述主体的转换、行动元的双向图式、可靠与不可靠叙事的游移,以及空间、场所的悖论性涵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第四章结合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总统先生》（El senor presidente）、《玉米人》（Hombres de maíz）、劳拉·埃斯基韦尔（Laura Esquivel）小说《恰似水之与巧克力》（Como Agua para Chocolate）,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的小说《幽灵之家》（la casa de los espirtus）和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论析了魔幻话语元素如碎片、虚构时空等构成的隐形叙述层完成的、对集体和个体记忆双重意义上的“重构”和“修复”。第五章是论题具体延伸部分,论析了魔幻叙事的拓展形态。基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本身边界的相对确定性,参照第一章对“魔幻叙事”特征的界定,将因拓展了“魔幻”的文化基础和“现实”含义、但与经典“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有内在关联的创作纳入论题,以保证论题的完整性。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和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的短篇小说代表了这种创作倾向:用叙事描摹在现实中不可见不可感、但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的世界。描摹这个世界体现了魔幻叙事的方式,具体表现为:以分形的故事建构运动与“敞开”的叙事空集;以循环往复的事件性展现叙事空集中故事的迭代与真理的递归;以分裂的叙事声音制造各叙事主体之间,及其与它们与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表达主体空缺的实质并编织无限性的叙事游戏。这类魔幻叙事通过特殊的故事形式表现对宇宙模型、叙事及存在等本体性思考,彰显魔幻叙事的哲理性特质。结语部分是论题的理论提升。在提炼魔幻叙事的基本类型和拓展形态并分析它们叙事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的学科语境和发展趋势,提出的一种理论构想:从类型学的角度,构建以作为叙事类型的“魔幻叙事”为研究对象的叙事理论,并说明此构想的意义和魔幻叙事学的基本框架。

张丽^[3]（2021）在《卡扎科夫散文的抒情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尤里·卡扎科夫是苏联抒情散文的中坚力量,被誉为“散文领域中的诗人和画家”,为二十世纪的苏联文学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卡扎科夫的文学创作以语言优美,文笔亲切而真诚,明丽如画的大自然景色描绘和诗一般的抒情韵味见长,并以非比寻常的坦诚来展示人类心灵世界最深处的秘密,以深邃的目光反思自我,带有浓厚的审美意味。然而,当俄罗斯学界已经掀起“卡扎科夫学”热潮的今天,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我们对其却知之甚少,迄今更缺乏应有的学术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另外,就俄罗斯的卡扎科夫研究,笔者经研究发现,虽然角度较多,但对代表作家艺术风格的抒情叙事却缺乏充分研究,尚不足以言系统与深入。此等状况为本论文选题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四章、结语、参考文献四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选题的缘起以及对抒情叙事概念的界定,综述了中外学界对卡扎科夫抒情叙事相关的研究现状,并指出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抒情叙事的情感叙述是一种基于人与世界的情感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审美活动。因此,笔者从卡扎科夫的叙事美学出发,分别阐释其简约之美、真诚之美、自然之美,并基于这三方面分析作家文学创作中抒情叙事。第二章研究卡扎科夫抒情叙事的文本建构及其特色体现,笔者将从叙事的抒情性、音乐性以及叙事时间的内化等角度阐释叙事策略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第三章以作家的《北方日记》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其抒情叙事中所蕴涵的体裁混合特征,主要是日记、游记、诗歌、随笔之间体裁混合所呈现出的文本特征。第四章研究卡扎科夫散文对俄罗斯文学抒情叙事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将卡扎科夫与屠格涅夫、契诃夫、布宁、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对比,分别阐释对其抒情叙事特征的继承与创新。结语部分,基于上述四个层面分析来呈现所得出的结论,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现卡扎科夫散文中抒情叙事的总体特征。

姜文莉^[4]（2021）在《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一直以追求与世界文学同步的“先锋派作家”的姿态存在于日本文学界。他扎根于东亚版图边缘的家乡,在作品中融合了西方的异质文化,逐渐形成了表现人类普遍性主题的独特文体。曾翻译包括大江获诺奖的《个人的体验》等多部作品的美国译者约翰·纳森（John Nathan）称其为“日本最后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作品在创作主题和叙事技巧方面等方面都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如福克纳、叶芝、R.S.托马斯、艾略特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作品也反映出现代人的孤独、异化、彷徨与痛苦,关注现代人尤其是日本战后青年一代心灵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现代意识。而美国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福克纳一直是包括大江健三郎、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等小说家学习的榜样。大江健三郎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而且他走向创作高峰的契机之一正是从1966年春开始为创作长篇小说而系统阅读福克纳的作品。本论文为大江文学研究提供了以福克纳文学为比较对象的参照系。以文本细读、平行研究为主的方法,以跨文化的视角,对这两位既不同时代,也不同地域,分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圈的诺奖作家的作品群进行全景式的比较研究,探究他们在创作思想渊源与历程、创作主题、叙事技巧与文体特征等方面的契合与差异,从而更深入地挖掘和分辨大江文学创作中所包含的西方文学元素,进一步解析大江创作与西方现代文学的互文关系,以期在动态视野之中考察其文学文本的构建过程。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较为详实的梳理,特别加强了对日本的大江研究、美国的大江研究、中国的大江研究现状的综述,分析并探寻现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与本选题相关的尚待开拓的研究空间。论文正文由四章组成,分别从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创作主题、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互文性文体特征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第一章以传记研究的方式梳理和比较了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阅读两位作家的传记与作品群不难发现,他们创作的思想渊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怀乡情节浓重的乡土作家。福克纳基于家乡密西西比北部地区的风土人情与地理环境,构筑了其15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位于美国南方的“约克纳帕塔法郡”和它的县城杰弗森镇。而大江健三郎则在作品中回归故乡日本四国的森林峡谷村庄,将故乡作为灵魂的救赎、回归与再生之所。在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源自怀乡想象的文学创作中,除了汲取地域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透射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表达了他们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对异域的感受和跨文化体验,体现出两位诺奖作家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恢弘视野。两位作家都将个人的地域性、历史性的独特创作资源与异域的个人生命体验及对国家乃至人类的时代困境的体察相融合,创作出洞察人性、救赎人类心灵的经典作品。第二章通过比较这两位作家创作中所共通的的三个现代性主题——身份主题、女性创伤主题与反战主题,探寻他们各自作品中揭示人性的善恶本质与自我灵魂救赎的途径。大江健三郎创作中的救赎思想和女性人物塑造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福克纳文学的影响,这成为二者可比性的基石。而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都是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作家,在他们殊途同归的主题书写中,无不透射出人类所共有的矛盾、痛苦、焦虑与挣扎等复杂情感倾向,构建出心灵异化的现代人的内心冲突与精神图景。第三章探讨大江健三郎的现代主义想象力的源泉,以及与他所喜爱并系统阅读过的福克纳作品中所共有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策略与叙事时间的多样化运用。福克纳和大江既是各自民族地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又是现代主义创作技法的实验家,形成了与本民族文学传统风格迥异的独特文体,以他们的现代主义文学想象力,为读者呈现出战后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图景,并且从中折射出人类共通的情感倾向与心理特征,体现出时代特征鲜明的人物的“非理性意识”。本论文通过比较他们所采用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意识流叙事手法的共性与差异,挖掘出其中的道德伦理意义。随着两位作家对作品中主人公意识与心理描摹的多样化与不断深入,他们对叙事时间的运用也体现出了非凡的现代主义想象力。通过“闪回”来追述挥之不去的家族与历史记忆,并凸显出时代特征;通过“时光交错”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作品产生“时空变异”,并成为关于“记忆”和“启示”的经典之作。第四章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比较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互文性创作的契合与差异。他们的互文性创作既有对自我作品的指涉,也有对他者文学经典的记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在自我指涉的互文性创作中,都通过家宅空间意象的构建、蛛网式作品群内人物的穿梭与再现,以及对前文本的利用与改写,使作品的精神内涵与文学传统得以传承。另一方面,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都在与他者的跨越时空的对话中获得灵感,创作出力图救赎人类灵魂的作品:在与宗教文学经典《圣经》的互文中,折射出他们对人类的拯救意识;在与詹姆斯·弗雷泽《金枝》的互文中,凸显出他们各自文化语境下不同的社会与政治意蕴;在与西方现代诗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透射他们各自的文学记忆与时代精神。两位诺奖作家的作品有着共通的精神内核,宣扬人性中正直与善良的本质,关注人内心的冲突,呼吁全人类的爱与良知,倡导人类拥有同情、牺牲与忍耐的灵魂,承担起道义和责任,寻找人类美好而安宁的精神家园。这也是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共通的、最为突出的精神财富。

孙明^[5]（2021）在《1980年代《作家》杂志与先锋小说》文中指出处于文学现场中的文学期刊,是连接作家作品与文学环境的传播媒介,也是研究文学思潮很好的切入点。对于先锋小说研究而言,从思潮和作家作品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已比较充分了,但从文学期刊角度进入的研究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省级文学期刊《作家》在1980年代深度参与了先锋小说的潮流化发展,而关于《作家》与先锋小说的关系尚未引起研究界足够的注意。本文以《作家》杂志为中心,从文学传媒研究角度切入,在研究视角上有新的尝试,依托充分的史料整理、分析,揭示《作家》杂志与先锋小说的密切渊源,并以《作家》为中介,在由文学制度、创作、传播构成的文学生产链中,更宏观、全面地论析传媒因素对先锋小说潮流发展的影响。笔者希冀本文能够在完善文学期刊研究与先锋小说思潮研究方面略尽绵薄之力。本文内容分为绪论与四章。绪论部分论述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并就研究现状的不足提出解决思路。正文第一章从刊情溯源《作家》杂志参与先锋小说发展潮流的语境。首先,本章从1980年代前期的文学环境和《作家》小说版块的革新探究《作家》办刊条件的变化;而后,论述更名改刊对《作家》办刊方针的影响,探究《作家》参与先锋小说潮流的前提。第二章聚焦于《作家》的传媒条件,深究《作家》如何为扶植先锋小说做准备。从编辑队伍的更新及开放的编辑取向入手,同时通过对编辑部扶持先锋小说的编辑策略的分析,阐释《作家》如何助推先锋小说的发展、传播。第三章对照刊发先锋小说的其他几个重要期刊的编辑倾向,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作家》强调叙事方面的形式探索的倾向,进而从采取多重叙事、元叙事、碎片化叙事和平面化叙事四个方面总结其叙事探索。第四章结合同期参与先锋小说潮流的其他刊物,分析《作家》对先锋小说潮流化发展的影响,从推出代表作家与重要作品、同其他刊物一道成为先锋小说的发表园地和促进先锋小说有序发展三个侧面,评析了《作家》之于先锋小说发展的助推意义,同时结合史料分析《作家》的地缘劣势使其对先锋小说传播影响力有限的客观原因。结语部分阐发本文追溯《作家》杂志参与先锋小说发展的研究价值。

张挺玺^[6]（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汪大贺^[7]（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指出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LEE W00NG^[8]（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指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刘洋^[9]（2020）在《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坛研究》文中提出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长足的进展,这种趋势在中国和日本学界尤其明显。作为一个复杂交叉的研究视域,无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殖民统治者面目自居的日本,还是作为遭受日本帝国侵略,深陷苦难的中国,在对这段文学历史的回顾与审视时,都会面临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及中日学者基于不同立场、史观所形成的显着分歧。其中,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研究作为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存在形式与影响,可以管窥当时的历史原貌,全面客观地展示日本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思想殖民的罪恶行径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不屈不挠,以笔为剑的不朽抗争。本文旨在以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中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呈现出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历史原貌,梳理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发展轨迹和特点,重点关注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人群体,从而加深对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特点的理性认知,为学界剖析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提供另一个研究视角。对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研究,以哈尔滨文坛的历史流变为经,以作家群体的演变、重心的转移、文学杂志、文学社团和流亡关内的活动及文坛多元化构成为纬,深入挖掘了哈尔文坛和这一时代的关联,呈现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哈尔滨的文化殖民统治的研究视角。通过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作家作品原创意蕴的挖掘,详细地厘清这段时期的文学发展脉络,对以往的伪满时期相关文学研究进行补充,完善整个伪满洲国文学的研究体系。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的缘起、研究内容、研究背景和问题、研究方法、文献综述等。本论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从伪满洲国初期的哈尔滨文坛的历史背景入手,以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左翼作家群体的生成背景,对代表了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主要成就的左翼爱国作家们,单独列出并加以评述,并概括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侵略与反侵略的文坛较量模式的特点。第二章论述了卢沟桥事变后日伪当局对哈尔滨实施的高压文化政策下,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文学存在方式,展现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抗联文艺活动的特色,在本章的后半部分,阐述了形成于1939年秋天的哈尔滨“大北风”作家群的文学活动与影响,并对这一时期依然继续战斗在哈尔滨文坛的关沫南、陈堤两位文学斗士的文学作品和创作生存方式加以论述。最后对伪满洲国初期在哈尔滨地区创办的一家私营地域性报纸《国际协报》的创刊背景、办报宗旨及历史价值进行综述。第三章论述了伪满洲国后期哈尔滨文坛实景,即从日伪当局公然把沦陷区文学殖民地化的这一政策层面探究日本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政策的残酷性,以萧红小说创作为主线,对这一时期流亡至关内的哈尔滨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活动加以概述。这一阶段哈尔滨流亡作家群体有其独特鲜明的文学理念,清晰可辨,但与此同时他们流亡异乡的心态也非常之复杂,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方式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转变。第四章以日系文学和俄侨文学为主概述了伪满洲国时期多元化的哈尔滨文坛,日系文学方面首先以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颇具代表性的日文杂志《北窗》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这一日文文学杂志的真实面貌及殖民文学倾向,并对杂志《北窗》的主编竹内正一和伪满时期日本女性作家牛岛春子的文学传作进行了专题研讨。俄侨文学也是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探讨了其成因与发展,对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上颇具代表性的作家拜阔夫及其文学作品进行了阐述,并对这一时期哈尔滨俄侨杂志中极具人气,最受哈尔滨俄侨欢迎的杂志《边界》做了深入研究。结论部分结合伪满洲国文学的特殊性对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进行梳理总结,从现实意义的角度上来看,对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的还原这一时代的历史真相,全方位地揭示伪满洲国时期东北沦为殖民地的全貌,对日本帝国主义美化侵略、否定侵略的种种谬论予以驳斥。

高爽^[10]（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二、重新回到当代——2001年中短篇小说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新回到当代——2001年中短篇小说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研究（1979-1999）（论文提纲范文）

（2）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卡扎科夫散文的抒情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1980年代《作家》杂志与先锋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6）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8）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重新回到当代——2001年中短篇小说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研究（1979-1999）[D]. 孔冲. 山东师范大学, 2021(01)
• [2]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学研究[D]. 林佳. 武汉大学, 2021(02)
• [3]卡扎科夫散文的抒情叙事研究[D]. 张丽.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D]. 姜文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5]1980年代《作家》杂志与先锋小说[D]. 孙明. 兰州大学, 2021(02)
• [6]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7]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8]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9]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坛研究[D]. 刘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