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汉文字建构中的文化心态比较

一、俄汉文字建构的文化心态对比（论文文献综述）

陈文玲^[1]（2020）在《辞章：文言文阅读教学的实施路径》文中提出新课标明确提出建构以语言、思维、审美、文化为核心的语文学科素养。文言文作为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需要实现语文课程对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更需要坚定文言文课程的“文化取向”以充分实现其语言价值和文化价值。但当前文言文阅读教学普遍困守于古今字词释义、文意疏通,忽视文本辞章。为解决该问题,本论文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课堂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化和深化研究:本论文基于辞章视角探寻文言文阅读教学的实施路径并将其细化,以期为文言文阅读教学提供可供参考的策略。本论文先通过课堂观察和文献整理,全面地分析和把握当前文言文阅读教学在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建构、教学方法选择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顺承而下,系统地梳理文言文辞章理论,明确其构成和价值,并指出以辞章为文言文阅读教学的路径既有利于准确把握文本要害,又有利于深入探究文本旨趣。在此基础上,基于辞章视角审视文言文阅读课程,提出文言文阅读教学需要坚定课程“文化取向”,明确以素养为本位的课程价值。再者,基于上述分析论证,探讨文言文阅读辞章鉴赏可供参考的维度,分别从“体制”、“章法”、“语言”三个方面展开:一则循“体”读文,涉及文体类别、体貌风格;二则依“章”读文,包括认题立意、取材剪裁、谋篇布局;三则缘“语”读文,即“炼字”、“炼句”。最后,由辞章走进文言文阅读教学,从“辨体性”—“晓文意”—“考章法”—“炼字句”四个环节探讨教学路径:一则明辨体性以定其风格,涉及着眼体裁特征,探知文章风格;关注作者文风,完整文章风格。二则沟通字句以晓其文意,包括适时点拨,重点突破;语境推断,整体感知。三则考究章法以析其文理,包含把握要害,破题寻理;探源明性,析“材”得理;精研布局,谋篇窥理。四则锤炼语言以品其情致,即“炼字”以鉴文;“炼句”以悟文。本论文致力于建构辞章视角下文言文阅读教学的有效路径,力图从文本阅读和教学实施两个方面深入研究,但由于笔者研究功底不够深厚、实践经验相对不足,本研究有待进一步细化、完善。本研究是笔者求学生涯的终点,也将是笔者职业生涯的起点,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笔者将以此为方向,继续研究,不断改进和完善。

万真宜^[2]（2020）在《基于语料库的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对比分析》文中提出观念学说在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融入了语言学诸多分支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具有多学科融合的特性。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思想的“观念学”,仍致力于揭示“语言—文化—人”的相互关系,即如何通过语言表征展现思维方式的群体性特征。为进一步揭示这些群体性心智特征相互间的联系方式和大致形态,对观念的单独阐释和描写可转向观念阈研究,即观念集合在文化空间中的运作模式的分析。对于观念阈的研究,既可从民族语言文化共体的角度进行宏观审视,也可选取特定角度,对观念阈的某一侧面进行更为详细的阐释。本文选取了时间观念,作为观念阈分析的具体对象。多样的时间现象在人类社会中既具有普遍性,又携带着鲜明的民族文化基因,从而形成了各异的时间观念系统。时间观念在语言系统中,具有相对恒定和丰富的表征方式,传递着相关群体的思维方式及其对周围世界的认识结果;而由于时间分割方式的多样性,在各民族语言中,存在多种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时间关键词,但这些关键词在相应的时间体系中的地位并不均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只有明确这些关键词在体系中的位置与分布,及其发挥的不同作用,方可了解相应民族时间认知体系的整体特征。因此,本文尝试采用观念阈理论对其进行具体分析。鉴于时间观念的语言表征、尤其是时间词在中俄两种语言中的繁复性与多样性,为更为直观地观察时间观念阈的结构与排布方式,需采用语料库的词频数据。语料库中所纳入的文本,正符合语言学研究对语料“真实、自然”的诉求;语料库收入的大量语料则能帮助研究者从客观的角度观察观念词的文化伴随意义和使用频率;此外,观念词的文化价值不是仅靠观察一个词的词形就能确定的,而要综合考量词源、搭配和具体运用语境等因素,而在语料库中对一个词进行检索的同时也能展现相应的上下文。在正式对观念阈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需要明确观念阈与观念学说、以及语言学下诸多学科的联系。因此,本文首先梳理了观念研究的文脉,并对观念学说在俄罗斯和中国学界的研究历史进行概述。由此概括学者们对观念本质的认识,进而对观念阈这一概念的研究缘起、概念内涵、结构类型进行更为详细的阐释。我们发现,借助于观念阈的理论框架,可对时间观念这一复杂的语言文化现象,进行更为全面的考量和比较。其次,通过分析时间本质的多学科阐释可知,对时间的认识大多集中在时间的延续性和运动方式等主要方面,随之形成了相应的时间观念;这些时间观念在语言中具有鲜明、多样的表征方式,并具有各异的民族性。为对两个民族时间观念的整体面貌进行综合考量,本文对俄语国家语料库和国家语委语料库中关键时间词的出现频率进行归类整理;结合相应时间词的文化特性,初步构拟出俄汉语时间观念阈的基本框架,分别对俄汉语时间观念阈的核心区、近核心区成分的词源信息、词典释义、搭配组合和完整含义进行分析,从而展现出两种语言中时间观念阈的大致形态。最后,俄汉民族时间观念阈的结构异同、构成成分的文化特性异同,须在对比中得以呈现。因此,本文分别对两种语言时间观念阈的各个区域分别进行对比,并分析差异成因（宗教与哲学思想、社会结构、语言结构、时间切分方式等）,由此展现出时间观念背后蕴含的民族文化特性。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释本论文的现实性（观念和观念阈的研究历史,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及材料来源。第一章首先从观念理论的学理渊源、观念分析的语言学价值等方面,对观念理论做出界说;在此基础上对观念阈的内涵、结构、类型和分析方法进行定义和界说,并阐释其与相关术语的联系与区别。第二章分别对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中的时间理论进行简要介绍,分析俄语和汉语中的时间系统的结构和表征方式,并通过俄语国家语料库和国家语委语料库的时间词出现频率,划定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各区域的基本构成。第三章对俄语时间观念阈的核心区构素——год和время的词源信息、历时词义演变、搭配组合和含义体系作出阐释;并对近核心区主要构素,如基本计时单位час,минута,секунда、历法单位 неделя,дни недели,месяц、短时间词语 момент,миг,мгновение、昼夜分割时间词денъ,утро,вечер,ночь,сутки和季节名等的语义演变过程和含义进行分析。第四章首先分析了汉语时间观念阈核心区构素——“年”和“时”的词源信息、历时词义演变、搭配组合方式和含义体系;随后对近核心区的主要构素——以“日”、“月”为构形和取义核心的昼夜、历法时间词、以及季节名的语义演变过程和含义进行分析。第五章首先对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各区域的构素、构成方式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随后对引起差异的成因——如地理环境、社会主导结构、文化类型、宗教哲学思想、语言结构特点等进行说明。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观念阈具有多层级的结构,进入其中的观念有序排布,承载着民族文化共体的关键文化信息,可集中反映相应群体认识世界的方式;与此相应,俄、汉语时间观念阈也凝结着两个民族时间观的不同侧面;两种时间观念阈都可大致划分为三个区域,其中核心区的构成成分相似,而近核心区则存在一定差异;总体来看,虽然两种观念阈的时间关键词都包含着人们对时间之流和生命之流、时间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时间的循环和线性模式的认识,但俄罗斯民族的时间观具有抽象性与分析性的特征,而汉民族则倾向于具象性与整体性。这种整体倾向,需通过各区域时间关键词共同呈现。借助俄汉语语料库相关时间词的出现频率来构拟时间观念阈的结构与成分,对于观念分析和语言文化学的研究来说,是较为新颖的尝试;将对个别观念的研究拓展至观念阈这个“全局范畴”,又将其范围限定在“时间观念阈”这种个别范畴中,使得对于观念阈的研究更具实操性。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为俄汉语言、乃至文化的对比分析,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武梦竹^[3]（2020）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形象比喻的汉译研究》文中提出比喻作为语言中最具表现力的修辞方式之一,广泛应用于各类文学作品中。而其中形象比喻以其生动、形象的特点得到了广大文学作者的青睐。形象比喻的产生和发展与民族文化背景紧密相联,是最能反映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语言现象之一。因此,对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比喻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两国文化差异,促进民族交流。翻译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文学翻译更是如此,它离不开译者的再创造,忠实只是再创造的基础。形象比喻作为语言的交际功能和审美功能的有机结合体,是极富语言表现力的修辞方法,其种类繁多,文化差异明显,因此语言间的转换相当复杂,可译程度往往受译者水平的制约。一般来说,形象比喻的翻译要遵循忠实性原则、创造性原则和审美性原则。俄罗斯19世纪作家都善用比喻,而这一时期经典作品《当代英雄》和《贵族之家》的两位伟大作家莱蒙托夫和屠格涅夫则尤为擅长运用形象比喻。本文主要选取这两部作品的两个汉译本为例,在文学翻译理论框架内,对形象比喻的翻译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分别总结出了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下的翻译方法,从翻译角度探讨如何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去理解和再现原着的艺术形象。

胡业爽^[4]（2020）在《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地域文化的俄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当代乡土小说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作家们所创作的以乡村中国为叙述对象,以展现地域文化为主要审美特色、文学和文化传播价值的一系列文学作品。近年来,不少当代乡土小说作品通过翻译走进了异域读者的视界,为他们了解当代乡村中国的社会发展、文化变迁打开了一扇窗。然而,乡土小说的翻译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地域文化的翻译困境。无论是方言的转换困难,还是地域文化的异质性都使得乡土小说面临着被翻译解构的危机。因此,可以说,地域文化翻译是乡土小说外译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所在。而无论是就乡土小说的审美、文学、文化价值来看,还是就地域文化翻译的特点和难度来说,乡土小说外译中的地域文化翻译问题都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尽管近年来这一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中仍存在研究对象较为片面、研究角度比较单一等问题。加之,当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分析乡土小说翻译的欧美经验,这些经验虽然值得借鉴,但并非唯一参考。作为与中国有着深厚文学、文化交流基础的俄罗斯,近年来在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译介上表现也很突出。所以,探究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中地域文化的俄译是对当前欧美经验的有益补充,长远来看也可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俄译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有鉴于此,有必要对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中地域文化的俄译问题进行多角度、系统性的认识。本文首先系统分析了当前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中地域文化翻译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整合地域文化翻译研究,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随后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入手围绕地域文化翻译的概念、地域文化翻译的价值、地域文化翻译困难的原因和地域文化翻译的目标这四个问题对地域文化翻译进行了宏观认识;继而对地域文化翻译对象——地域文化素的界定、分类和性质进行了系统描写。在对地域文化翻译机制进行探讨之前,从叙事学角度探究了地域文化翻译与乡土小说译本叙事重构的互动关系,指出了地域文化素传译对乡土小说译本叙事重构的重要价值。最后,在乡土小说中地域文化翻译的机制问题上,本文着重探究了地域文化素的认知、文化素传译的优先级问题、翻译策略与方法这三个方面。研究表明,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地域文化翻译有其特殊的规律。文化的地域性贯穿、参与并影响着地域文化翻译的全过程。在地域维度下,地域文化翻译的对象要综合考虑标准语和方言两种载体。文化的地域性特点决定着地域文化的翻译价值、翻译难度,并影响翻译机制的运作,表现在认知上的地域变化、译者的地域文化身份对翻译优先级的影响、适用于标准语和方言文化素的通俗化翻译策略等;而在叙事维度下发现,地域文化素传译的必要性并非仅仅在于其语言和文化价值上,还在于推动译语叙事重构的核心作用上。如果不能恰当地传译地域文化素,乡土小说的译语叙事重构就会出现偏差,包括故事的改变、叙事效果的降低,甚至是主题的偏离、浅化乃至消解。最后,作为与中国有着深厚文学、文化交流基础的俄罗斯,译者们在进行地域文化翻译时表现出了以下三个总体特点:倾向通俗化翻译策略,力求传达出原作的土味;注重补偿翻译策略,重视培养读者潜在的文化接受能力;尊重文化差异,鲜少对地域文化素进行删节和替代。综上所述,系统、全面地考察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中地域文化的俄译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仅能够推动文化翻译理论认知域的拓展,提升其解释力,而且在实践层面可以为中国乡土小说的外译实践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耿灿^[5]（2020）在《文化生态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蒙古文书法作为民族艺术样态,体现着蒙古民族对于文字的特殊美学实践。在对汉字书法充分借鉴、吸收、融合的历史脉络中,更彰显着蒙、汉民族在艺术交融中生发的特有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国蒙古文书法不仅反映了蒙古民族在文化生态中历时线条上的形态凝结,更生动体现着本民族在共时空间中书法本体构成、美学追求上的理念价值与地域思考。目前,对于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追溯、书家品评、课程教育等方面,研究呈现碎片化及局限性特征。因此,从文化生态的视角展开,不仅具有前人未曾涉及的整体性和学理性,更是承上启下地提升、丰富蒙古文书法的历史与现代内涵。本文将中国蒙古文书法置于文化生态视域中。首先,关注于影响中国蒙古文书法原初生成的生态要素。文中通过对自然生态域境（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等）、人文生态域境（民族交融、文化交融等）的具体分析,确认其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别的地方性特征认识。继而,以生成为基础,以时间脉络为线索,呈现其从元朝、明清、民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演变历史。其次,关注于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本体存在。通过分析文字造型特征,结合书写工具、书写内容、书体构成等,探寻其书法性存在,探讨其独特美学品格。书法作为文字书写的艺术,更是文化之名片,深层次的追问是,从文化生态立场深度解读中国蒙古文书法为何如此生成、发展,为何会有如此美学品格呈现,以发掘其社会文化底蕴。最后,关注于现代性视域下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结合一手田野调查及人物访谈资料,从学院、民间、城市符号资源集中展示蒙古文书法现状,面对文化生态要素的变化,梳理现实困境与问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困境与挑战之间寻求新的发展之路。基于文化生态视域,本文分别从以下六部分对中国蒙古文书法进行观照:一、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原初生成。本章侧重点在于中国蒙古文书法与文化生态外层要素的关联性考察,由独特的自然生存环境产生与之相适的游牧方式,同时孕育着蒙古族之民系性格及审美方式。而国家的建立、文字的出现、汉字书法的成熟,合力作用下完成蒙古文书法最初的本土化确认。但原生之初,文化生态中物态、制度、行为、精神等诸多要素已孕育其中,在日后历史进程中,影响其从萌芽走向成熟、从简单走向丰富。二、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历史演变。本章从时间线条出发,梳理蒙古文书法不同历史分期的演变特征,并将其总结为原生态时期,即蒙古汗国与元朝时的萌芽与探索;继生态时期,即明、清与民国的规范与发展;新生态时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开拓与繁荣。三、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本体构成。本章侧重点在于中国蒙古文书法与文化生态中间层要素（语言、文字、图形等）的关联。在现代书法创作中,蒙古文书法对于文字的使用具有选择性;在文房四宝的使用上,既有汉族元素的融入,又有本民族元素的改良;在书体、笔法、章法的表现上,一方面继承汉字书法传统技法,另一方面则是结合蒙古文文字造型特点,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艺术精神探求。四、中国蒙古文书法的美学内涵。在中国蒙古文书法历史成长中,诸文化要素相互影响作用,而对于一种艺术形式而言,中国蒙古文书法是文字、审美、工具、情感等诸多要素的自身凝结与生成。具体而言,将其归纳为自然、多元、复古、宏阔及尚圆的美学特质。五、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文化追问。本章在于对以上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历史形成、本体构成、美学表现上的深层追问。诸种凝结,归根到底在于创造、发展他的“人”,也是文化生态中内层、核心层,即“人心”之凝结。具体表现为蒙古文书法、汉字书法在文化涵化上的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及求同存异。同时,在蒙古族自身的艺术生态脉络中,蒙古文书法一方面丰富了极具个性的地域草原文化,另一方面又从此生态的其他艺术类型中汲取成长之养分。六、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就文化生态而言,文化既赋予现实以意义,又需现实之承载。现实亦是一种动态存在,前文作为中国蒙古文书法在时间上的变量,本章则是其空间之凝固,在特定时间节点的静止与思考。基于丰富田野考察,集中展现蒙古文书法在中国的典型资源分布,通过分析其生存现状,提出历史与现代结合,以地域性体现原创性,以民族性体现创新性的发展之途。

鲁旭^[6]（2020）在《《红楼梦》俄译本中医元素俄译研究》文中认为中医富含中国传统特色,是我国无可替代的瑰宝;《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着之一,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因此,将二者相结合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可以让我们加深对《红楼梦》本身的理解和感悟,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医。而探究《红楼梦》中医元素的俄译,对掌握传统中医术语的俄语翻译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以帕纳秀克版本的《红楼梦》俄文全译本中出现的中医元素翻译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翻译美学以及科米萨罗夫等值翻译角度研究《红楼梦》中医元素的俄译规律,探讨影响中医翻译准确性的因素和中医翻译的原则及策略,并尝试探究《红楼梦》中的中医理论、中医疾病证候、中医诊断治疗、中医药材药方、饮食养生文化等方面的翻译得失。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总结了《红楼梦》俄译历程,梳理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并指出研究过程中的难点以及本文的创新点。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概述了翻译美学理论和科密萨罗夫等值翻译理论,探讨了影响中医翻译准确性的因素,并就此提出中医翻译的原则和翻译策略。第二章总体梳理了俄语中对中医元素翻译的历史与现状,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早期、中期和现今,从宏观上介绍中医元素在俄罗斯的翻译发展状况。第三章以第二章划分的三个时期为基础,概括了中医元素俄译的三个阶段特点。第四章是本文重点,将《红楼梦》中出现的中医元素划分为六类:中医理论知识的俄译;中医疾病证候的俄译;中医诊断和治疗的俄译;中医药材、药物和药方的俄译;中医饮食养生的俄译以及香疗法和西洋药的俄译,结合翻译美学理论和科密萨罗夫等值翻译理论进行分析,总结中医元素的翻译方法,并对其中出现的部分误译提出修改方案。最后一章为本文的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对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加以总结,并对未来做出展望。

王巳龙^[7]（2020）在《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研究 ——以“龙”（“鲁”与“珠”）为例》文中认为“鲁”（（?）,kLu）和“珠”（（?）,vBrug）是藏语言当中,表达龙符号所指的两个符号能指。本文借助符号学的阐释路径,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范式及研究方法,以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符号“鲁”和“珠”为研究对象,对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当中的表达进行了多角度的聚焦研究。研究首先对基本概念进行了力求科学合理的界定。本研究所立足的基本语境是藏文化语境。构成藏文化语境的主体和必要条件是藏文化,以藏文化为主体建构的语境可以生成藏文化语境。广义上的藏文化语境涵义较为宽泛,它不以地理位置、语言文字、人种体质或族属认同当中任何单个要素为唯一约束,而是一个需要在所有向度上进行综合讨论的概念。藏文化语境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应当存在非此即彼的精确界限,而是相对模糊的动态的叙述范围,需要依据多因素进行综合判定。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能指符号,“鲁”符号所指范畴十分宽泛,且其概念和形象,在历史上呈现出变化状态,因此一个“鲁”符号表达是否属于龙,应当根据其外形形象、叙事话语体系及其叙事中与人的关系和互动模式进行判断。“珠”符号所指范畴相对确定,但同样具有多重含义,亦在表意方面存在变迁。本文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鲁”、“珠”与龙符号的范畴进行归纳总结,以定量指标作为参考因素进行辅助判断,定性地界定了相对明确的龙符号及龙符号丛概念。基于明确的龙符号丛概念,在藏文化语境的边界条件下,本文首先对藏文化语境当中龙符号在文本当中所呈现的形象进行了归纳总结和文化定位。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符号文本主要分为口传文本、典籍文本、视觉文本和行为文本几大类,其中符号的赋值则依附于文本成为能够被解释的呈现状态。龙符号的形象描述,在不同类型文本当中有不同的展示。对不同类型文本中龙符号形象的考察,即是将龙符号在文本中的解释意义还原为文本意义进行复原和呈现。龙符号在文本意义当中的呈现,是符号发出者赋予符号的意图意义进入文本之后,在文本当中的表达。宗教文本和世俗文本中龙符号表达的意义不同;个体创作文本和群体创作文本中龙符号的表达也存在差异。龙符号在行为文本中的表达亦有其特征属性。龙符号表达的核心是表达主体,而表达的动机和功能比表达生成的文本及其中的符号形象是否遵循事实或是否符合约定俗成的一般逻辑更为重要。对符号表达的分析是通过文本意义反向追溯并分析阐释叙述主体意图意义的过程。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符号在发展历史中,除了持续的文化变迁外,还发生了两次文化形象的跃迁。其中人格化龙形象的生成体现了藏区社会的超现实话语向人类主体的理性社会之转型;汉族龙形象进入藏文化龙符号丛则表明跨语境文化交流由自发自觉活动转而成为系统化的主动社会策略。本文同时也将多民族、多文化的龙符号表达作为藏文化语境下龙符号研究的平行参照物。龙符号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各民族话语体系的叙事中,藏文化语境当中的龙符号表达存在一定的共性要素,更有其突出的独属特点。龙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下的叙事是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类以符号为媒介进行的表达,其叙事生成的阐释体现出人类在其所处社会语境中的功能需求。龙符号叙事在藏文化语境中的呈现以及动态变化,实际上是人在构建文化语境时对语言策略的实践。

丁艳^[8]（2020）在《汉语植物词语研究》文中认为植物词语是汉语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较大的语义场。众多植物词语在传达自身的概念意义之外,还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成为富含民族文化意义的“能指”词。植物词语不仅是解读民族文化的一种媒介,也成为探索语言与思维关系的重要途径和出口。本文选择汉语植物词语（包括用来称说植物的名词和以植物名为构词语素构造的词语）为研究对象,以汉语相关权威字典、词典及综合性语料库中的植物词语为语料,依据传统语言学、文化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等相关知识对植物词语从命名、语义等语言层面以及认知、文化等角度进行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文章对汉语植物词的命名理据、意义构成、意义衍变特别是具有文化义的植物词语的语义特点及表现、植物概念的隐喻命名和植物词语的隐喻模式、植物词语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微观的描写与宏观的分析,深入探讨语言认知机制和社会文化在植物词语意义及植物隐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旨在揭示植物词语一般特点的同时探索其所具有的独特性,勾勒出汉语植物词语系统的基本面貌;并希望借助某一类词语聚合的研究,从词汇层面上探讨一个民族的语言现实与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思维方式之间的联系。论文的研究目标为:从植物名出发,分析植物词命名理据的类型和命名的特点,探讨植物概念获得名称的依据与理由以及它们在词义特征中的具体表现;分析植物词语的意义构成和语义特征,探讨社会文化对语义产生及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认知角度分析隐喻在植物词语词义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探讨词义的演进与隐喻的认知机制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研究,有如下发现:汉语植物词语的命名理据多源,它们多方面揭示出植物词的词义特征并反映出植物的某种特点,呈现出类比性和具象性等比较突出的文化特征。汉语植物词语的词义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既有客观词义,也有主观词义,是植物概念义和深层附加义的双层叠加,词义蕴涵的民族文化色彩浓厚。植物词语文化涵义的产生和理解是建立在植物自身的特征属性和文化模式（包括社会历史文化形式、习俗生活形式、心理文化形式）与认知模式（隐喻或转喻）的基础之上,并反映出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信息。隐喻的认知机制是植物命名的重要依据和途径,植物的隐喻命名从属于与植物相关的基本概念隐喻,反映出人类认知事物的过程和规律;隐喻也是植物词语词义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植物词语的语义,以相似性（或相关性）为联结点,通过隐喻（或转喻）的认知途径实现了语义的衍生和拓展。汉语植物隐喻涉及的层面极广,模式多样且特色鲜明。这些独具特色的植物隐喻模式是特定文化影响下的必然产物,与特定的文化模式相适应。植物词语词义的演进与隐喻（包括转喻）的认知方式及其被用于语言交流的社会文化三位一体、密不可分。论文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对汉语植物词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学术回顾;分析论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说明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第一章汉语植物词的命名。按照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植物词的命名理据进行分析和归类;在此基础上探讨汉语植物词的命名特点,同时对植物词中的异名同名现象进行了描写和解释,并从语言的内外部因素分析产生植物词异名现象的深层原因。第二章汉语植物词语的语义分析。植物词语的语义构成包括理性义、语法义和文化义。根据自身研究需要,重点分析植物词语理性义和文化义两个方面。通过索解植物词语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内在关系,阐明植物词语理性义的直接性、间接性的语义表现和产生原因;阐释植物词语文化义的语义特征,指出植物词语文化义的语义来源和产生途径;通过对比英汉两种不同语言系统中植物词语的语义模式,探讨不同语言系统中植物词语的意义对应模式,分析引起这种语义模式差异的原因。第三章汉语植物词语的隐喻认知。隐喻是植物命名的一种重要依据,也是用来描述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植物隐喻化认知表现在植物名的隐喻化上,也表现在借植物的隐喻含义来映射反映非植物域的某一概念上。论文从两个方面即汉语植物概念的隐喻命名和汉语植物词语的隐喻模式来分析植物词语的隐喻系统和隐喻文化认知,指出在植物词语语义演变的过程中,隐喻起着重构、联想和转移的认知作用。同时,文章在深入考察植物隐喻特点的基础上也指出了汉语植物隐喻生成的动因。第四章汉语植物词语的物质文化映射。意义作为一种概念系统,基于人们的认知模式而存在,词义的产生与发展受到人们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的限制,也受到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生态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本章从文化的物质层次挖掘植物词语反映的古代生产生活以及植物词语对饮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映射,通过词语所蕴涵的民族文化信息的微观解读,探讨词语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相互作用。第五章汉语词语的精神文化观照。植物词语不仅可以反映物质文化,有些更是精神文化下的言语结晶。植物词语蕴涵着独特的礼俗文化色彩,并烙有礼俗文化的鲜明印迹。蕴含于植物词语中的大量礼俗事象,折射出汉民族的一些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植物词语也映照出民族价值观念,人们以花草树木为载体,抒发了对高尚精神人格的赞美与追求,彰显出人与自然物我相融的情感体验与共鸣,也折射出古代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要求。结语。对论文的核心观点进行了总结,指出文章的创新之处,分析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明确今后努力和完善的方向。

范佳倩^[9]（2017）在《俄汉语言文化中的“терпение”（忍耐）观念》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今俄罗斯语言文化学界,观念是其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之一。在人的意识中观念凝结着文化信息,它发挥着联系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功能,实现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展现某一民族的民族个性与民族精神,就要对该民族的文化观念进行深入地研究。本文以俄汉语中的“忍耐”观念作为研究对象,以语言文化学为视角,透过对观念理论的运用,对观念词терпение/“忍耐”进行语言语义分析,以俄汉语中含有忍耐观念的谚语、俗语为语料,对俄汉语中“忍耐”（терпение）观念进行对比分析,归纳和总结俄汉两民族对忍耐观念认识的共同之处与不同之处。俄汉语中的“忍耐”（терпение）观念有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俄语属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东斯拉夫语支,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因此俄汉语有着各自的特点,体现在语言中的民族文化也各不相同。在找出两者之间的异同的同时,可以深入地认识两国人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深刻地理解两国人民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四章、结语及参考文献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一章是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详尽地阐述了语言文化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核心概念—观念。从俄罗斯语言学界和国内俄语界两方面入手,归纳和总结了对观念的认识、观念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第二章重点对观念词терпение/“忍耐”进行了词汇语义分析。对名词“忍耐”（терпение）进行了词汇阐释,探讨了“忍耐”（терпение）的同义词、反义词。并对观念词“忍耐”（терпение）进行了联想关系分析。第三章对比分析了反映在俄汉谚语、俗语中的“忍耐”（терпение）观念特征,通过这部分的对比分析,我们总结出了俄汉语中对忍耐观念认识的相同之处以及不同之处。第四章主要论述了俄汉语中影响“忍耐”（терпение）观念形成的民族文化因素:俄罗斯的东正教思想,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佛教思想。最后是结束语部分,我们对上述研究分析的结果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窦可昀^[10]（2016）在《俄汉法律谚语与俗语的语言世界图景——仅以涉及法庭、法官的谚语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谚语和俗语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通俗易懂而又赋予生活哲理的语句。研究一个民族的谚语和俗语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现出该民族语言丰富的世界图景。不同民族的谚语在其映射的语言世界图景中体现的文化心态各有异同。俄汉两民族有关法庭、法官的谚语和俗语是俄汉两民族最朴素的法制观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反映。

二、俄汉文字建构的文化心态对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俄汉文字建构的文化心态对比（论文提纲范文）

（1）辞章：文言文阅读教学的实施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语料库的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对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形象比喻的汉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地域文化的俄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文化生态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红楼梦》俄译本中医元素俄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研究 ——以“龙”（“鲁”与“珠”）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汉语植物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俄汉语言文化中的“терпение”（忍耐）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10）俄汉法律谚语与俗语的语言世界图景——仅以涉及法庭、法官的谚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俄汉文字建构的文化心态对比（论文参考文献）

• [1]辞章：文言文阅读教学的实施路径[D]. 陈文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2]基于语料库的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对比分析[D]. 万真宜. 苏州大学, 2020(06)
• [3]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形象比喻的汉译研究[D]. 武梦竹.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4]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地域文化的俄译研究[D]. 胡业爽.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
• [5]文化生态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D]. 耿灿.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6]《红楼梦》俄译本中医元素俄译研究[D]. 鲁旭. 武汉大学, 2020(03)
• [7]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研究 ——以“龙”（“鲁”与“珠”）为例[D]. 王巳龙.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8]汉语植物词语研究[D]. 丁艳. 内蒙古大学, 2020(12)
• [9]俄汉语言文化中的“терпение”（忍耐）观念[D]. 范佳倩. 吉林大学, 2017(01)
• [10]俄汉法律谚语与俗语的语言世界图景——仅以涉及法庭、法官的谚语为例[J]. 窦可昀. 德州学院学报,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