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顺之的学术思想

一、论唐顺之的学术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刘尊举^[1]（2021）在《从观念到文本：唐顺之古文与八股文的文体互动》文中指出唐顺之古文与八股文之间的文体互动建立在观念会通的基础上。"真精神"是唐顺之论文的宗旨与命脉,也是他对古文与八股文的共同要求。"法寓于无法之中"是唐顺之理想的法度观,包括"文之必有法"和"神明之变化"两个层面。共同的创作宗旨和衡文标准是文体会通的基本前提,严谨而通达的法度观则赋予其实践品格。在"以古文为时文"和"以时文为古文"的创作实践中,唐顺之的古文和八股文实现了真正意义的文体互动。我们可以在这一独特的文体现象中把握明代古文的细部变化及其变化动因与机制,并从中感知明代文章家探索文法的现实驱动力及其用力之所在。

安婵^[2]（2021）在《曾巩散文在明清的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散文研究相较于其他七大家来说稍显黯淡,关于其散文的接受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曾巩散文儒学思想醇正浓厚,创作讲求文以载道,自宋代以来盛誉不绝。明清两代是曾巩散文发展的繁荣时期,其散文艺术特色鲜明,又因受到当时政治制度、文化思潮的影响,得到了社会文人的推崇和接受。作为宋代散文大家,曾巩继承了曾氏一族深厚的家学思想,又吸收了欧阳修倡导的古文创作理论,因而散文议论透辟,本原六经,是明清两代文学发展中的经典呈现,为明清两代文人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和创作理念。本文一共分为三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意义和曾巩近几年的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第一章是对曾巩的生平简介和思想探究,曾巩散文中呈现出的醇正的儒家思想,典雅平正的艺术风格,与曾巩深厚的家学渊源、人生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曾氏家族自其曾祖父一辈就对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矢志不移的将儒家经典作为学习的对象。曾巩从小就受到了家庭氛围的熏陶和影响,对儒家文化和思想有着独特的认知和感受。曾巩一生命运多舛,仕途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散文思想和风格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早期汪洋恣肆,发展到后期则呈现出典雅纡徐的特点,创作风格愈发成熟,稳重,思想性和道学性也愈加浓厚。当时北宋统治者对儒家经典青睐有加,大力提倡儒家文化,将儒学经典及儒家思想作为科举取士的考核内容,因而当时社会文人大都崇儒学儒。在家庭氛围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双重作用下,曾巩散文儒学思想醇正浓厚,语言典雅平正,风格纡徐委婉,议论深刻透辟,为后世文人的创作提供了模范和理论基础,意义深远。第二章是曾巩散文在明代的接受研究,这一章节首先简述了明代之前曾巩散文的接受情况,了解曾巩散文在两宋时期及元代的接受情况。明代是曾巩散文发展和接受上升时期,受社会复古思潮、科举制度以及出版业发展的影响,曾巩散文在这一时期开始得到广泛的流传和接受。一方面,明代政府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要求科举选官制度以儒家经典文化为基础,曾巩散文因符合当时科举衡文的标准,在明代受到了推崇。另一方面,明代社会文化复古思潮盛行,理学因此在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明代文人及文学流派或主张学习秦汉文、或主张学习唐宋文,为曾巩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中唐宋派作为明代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流派之一,师法唐宋,大力提倡、推崇唐宋文,在唐宋文中又尤重宋文。曾巩作为宋代大家之一,在此期间受到了他们的大力推崇,其散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三章是曾巩散文在清代的接受研究。从清代科举制度的实行、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以及文人流派对曾文的评价来看,曾巩散文在清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甚于明代,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清代儒学思想依旧盛行,这为曾巩在清代的接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在政治制度方面,清朝统治者实行八股取士和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使得文人士子轻易不敢妄论政事,在文学创作方面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曾巩散文因其醇厚典雅,不落锋芒的特点,受到了清代诸多统治者的推崇和赞美,成为了清代文人争相学习、创作的楷模,理学家的形象在清代深入人心。清一代,曾巩的古文创作理论和散文风格,受到了以桐城派为主的文人流派的大力推崇,文学作品更是成为了清代文人学习的范本。从清代文人对曾巩散文的评价以及清代古文选中曾巩散文的选录情况来看,曾巩散文在清代统治者及社会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曾巩散文在清代社会的接受程度明显要更甚于明代。结语部分在全文的基础上再次对曾巩散文在明清的接受过程进行总结,肯定了曾巩散文的文学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通过对曾巩散文在明清的接受分析,不仅对曾巩散文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接受情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而且对曾巩的文学思想、创作风格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把握,使人们对曾巩散文的价值和艺术特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李婷^[3]（2021）在《邵长蘅散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邵长蘅的散文,清人评价褒贬不一,或以其散文可与侯方域、魏禧等并称,或以其散文学唐宋文而蹊径未化。学界现有关于邵长蘅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诗歌,对其散文成就的专门研究较少。本文试图对邵长蘅的散文进行系统的个案研究,通过对其生平着述、文学交游、散文理论以及散文创作的考察,从文学散文的角度重估邵长蘅散文的成就。文章一共分四章。首章对邵长蘅生平进行分期,主要论及其心态变化以及影响其创作心态的重要事件,并且对其相关着述、文集版本和散文概貌简要介绍。第二章邵长蘅文学交游与散文理论的关联研究。邵长蘅散文理论主要包含对“文之源”与“文之法”的探索,“文有根柢”的强调,以及“裁剪法”的提出等等,通过交游与文论的关联研究,了解邵长蘅散文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并明确其散文理论的特色。首节主要介绍毗陵博通的学风以及“毗陵四家”,是邵氏散文理论中“文之源”探索的大背景;第二节谈论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词科,文士汇聚京中,邵长蘅携簏稿北上,名动京师,与名家酬唱,并请名家点评文集,其散文理论中“文之法”和“文有根柢”在这段交游后逐渐明晰成熟;最后一节通过邵长蘅在宋荦幕府期间的交游研究,分析晚期其理论思想的衍进与传播。第三章邵长蘅散文创作的个案研究,主要在明末清初传记、游记以及尺牍的发展线索下,对邵长蘅散文独特性的认识。分析其成就最高的传记、游记以及尺牍,传记选择忠臣、孝子以及慷慨赴难者为传主,倾向于记载忠孝节烈之事,写人重裁剪,显“独到处”,叙事以实录为主导,有传奇笔法的渗透。山水游记以奇丽笔墨书写奇险山水,融入不遇之感与哲理思辨,尺牍在内容上有论文说理,补史博物,呈现闲话家常与直抒胸臆的特色。另外在余论中涉及其他文类的创作风貌,从而更好把握邵长蘅散文的特色。最后一章在前文探讨的基础上,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邵长蘅散文的价值进行重估。通过分析清人批评“文人之文”这一现象,明确这一倾向背后所蕴含的,清人在散文创作中对学术与实用的重视,明晰清初散文的大背景。根据邵长蘅注重散文创作,得意于自身文章的成就,而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其散文创作价值重估较为客观,认识到邵长蘅散文在创作内容上的开拓与创作手法上的提升。

古宏韬^[4]（2021）在《明清祭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祭文是礼仪活动中人与鬼神互动的告祝文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以表达情感或思想主张见长,兼具礼仪功能和文学价值。论文以明清时期的祭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明清祭文的文本整理、分析,深入到礼仪文化与各社会阶层的历史和内涵之中。在传统文学研究基础之上,侧重发掘明清祭文所具备的社会、思想价值。根据祭文的功能与对应的社会领域,划分出国家礼仪祭文、儒家士人祭文、民间祭文等类型,主要探讨明清时期祭文所反映的社会思潮或历史趋势等问题。最后,对明清祭文的总体特征得出一些结论。明清祭文的体例和文风基本继承唐宋,而文学创作水平有所停滞。但与此同时,明清祭文比较突出地展现了一些人文主义关怀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反映出当时人对社会现实以及人类幸福的关注。全文内容如下:第一章对明清之前中国祭文历史作简要回顾。祭文产生于上古“祝”的传统,在先秦和秦汉时期是国家礼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在魏晋南北朝后,抒发情感的哀祭文兴起,并在唐宋发展成熟。祭文在礼仪功能和文学形式上的丰富,为此后时代的这类文本创作打下了基础。第二章梳理明清国家礼典中常见的祭文,包括对其功能、种类的分析。国家礼典、礼书保存了多种礼仪文本,其中就包含了各种礼仪场合中使用的祭文。在天地、社稷、宗庙、孔子以及各种神只的祭祀礼仪中,祭文反映了礼制或政治事件的变迁。明朝建国初期、嘉靖时期“大礼议”对祭文制度的建立和改造,乃至清代满人对祭文的利用方式等,均是加强国家祭文与政治联系的重要节点。第三章在国家礼典祭文的基础上,讨论明清皇权与祭文书写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帝制时代一个高峰,专制权力对国家、臣民的生活产生重大作用。祭文作为权力叙事的工具,反映了多种历史事件的走向。清代满人祭文还与多民族事务的处理方式存在关系。通过一系列清代祭文的制度规定和实施手段,清人多民族视域下的政治权威得以展现。祭文在这些国家权力的层面体现出较强的实用、功利性。第四章关注对象为儒家士人阶层,涉及包括哀祭与祷神在内的多种祭文形式和体裁。士人祭文主要含有文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信息。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特征及其与唐宋以来文风的关系,是探索明清祭文之文学价值的核心。明清士人祭文还反映了一些思想史的现象,例如理学、阳明学、乾嘉汉学崛起、三教会通等风潮,以及政治上的“学统”和民族矛盾等问题。与此同时,明清中国文化与欧洲文明发生互动,“礼仪之争”里中国士人围绕祭文的往来争论,使中国文化重视人世、排斥鬼神迷信的价值观得到重新阐释。此外,明清士人的祭文中,具有较多的对个体生死的关怀,这些方面都是展现人文精神价值的重要内容。第五章谈明清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下移、传播。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是儒家主流的礼文化发生下移的过程。通过考察儒者在民间的礼文实践,以及日用书籍、大众文学等知识载体中的祭文信息等,将有效揭示民间文化在世俗化上的发展方向。民众在祭文中寄托的现世追求,同样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李德锋^[5]（2021）在《明唐顺之《左氏始末》刍议》文中认为唐顺之《左氏始末》改《左传》编年体为纪事本末体,突出了纪事原则,但标目也存在以人分类的现象,甚至是名实不符的情况。《左氏始末》以《左传》作为基本史料来源,还充分参考了《国语》《史记》和后出的其他文献,是对这些文献的综合运用。这些体现了传统体裁由以纪年、记人向纪事转变过程中的变化,反映了唐顺之本人对春秋时代"无义"的整体历史评价,突出了在传统"以史证经"的思路下,对史学价值的特别认可。

刘勇^[6]（2020）在《明代抄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辉煌时期,但是抄书的活动依然兴盛。明代生产的抄本经过时间的积淀,在版本学上被称之为明抄本。学界对于明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版本目录学研究、出版史研究、藏书史研究以及抄本个案研究几个方面。本文是从整体上对明抄本进行的一次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从整体上对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进行探究,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是明抄本的版式特征,包括行格、版心等;第二是明抄本的字体风格,通过对明抄本字体风格的总结,划分出洪武至成化、弘治至隆庆、万历至崇祯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字体风格进行了具体的总结。第三是探究明代抄本的鉴定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探究明抄本抄写时间、抄写者、批点者、抄本来源、作者的规律,进而探究如何区分明抄本与明稿本、宋元抄本、清抄本。第四是明抄本的文献价值,主要从对书目信息的补正和补正刻本之缺误两个方面来探讨。按照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外圈是书籍的生命周期。第二章至第五章所研究的正是明代抄本的生命周期,是从书籍史的角度对明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等环节进行探究。第二章探讨了明代抄本生产的内容,主要包括从宫廷抄写书籍的类型、明代抄本的不同类别。第三章是对明代抄本生产方式与过程的探讨,首先厘清了誊写与缮写、影抄与临摹等抄写方式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述了抄写与刊刻之间的关系。一部分明抄本的讹误历来为学者所诟病,本章第二节从抄书态度、学识水平、外部环境等方面探究了明抄本讹误产生的原因,并且以《永乐大典》的抄写为例,论述了明代抄书者是如何预防讹误产生的。第三节分别从抄写者、抄写的场所、抄本生产的品牌来探究明代抄本的生产。第四章探讨了抄本生产与流通中的经济因素,重点探究了明人抄书的经济动机、抄写的效率以及抄本的成本与价格等。第五章研究了明代抄本的流通方式,主要从读者与市场、书贩与书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明代抄本的读者与市场部分主要探讨了哪些人是抄本的读者,以及抄本在书籍市场中的份额如何。抄本的读者可以分为抄本的生产者和非抄本生产者,抄本的市场问题主要分为抄本交易与市场份额、市场中的稀见抄本、读者的选择、市场中的抄本与印本以及科举对抄本市场的影响。书贩兜售与书店经营是抄本销售的两个重要渠道。对书贩兜售的探讨,主要包括书贩身份与销售地点、兜售种类与经营方式、具体的销售策略与案例分析;关于书店的经营,则主要探讨了书店的位置和经营,并通过祁承（?）、谢肇淛、祁彪佳、冯梦祯等学者的购书记录来分析抄本在书店中的经营状况。第六章研究了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环节,抄写是实现阅读的重要媒介,明人抄写书籍的范围、不同类型的抄本为考察明代的阅读风气和阅读群体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利用抄本来进行教育是这一部分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学者通过家庭中的抄写活动来教育子弟,这种方式在私塾中也同样流行。明代学者阅读抄本的方式主要有朗读和默读,而抄写又可以作为记忆的一种辅助手段。学者在抄本上会留下批注,遇到谬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订正。最后,讨论了摘抄、编纂与抄本生产、阅读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摘抄的目的与方法、摘抄与阅读的关系、编纂与阅读的关系,以及编纂与着述之间的关系。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内圈是书籍与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是从抄本与学术、政治以及抄本的社会史特征来展开的。第七章探讨的是抄本与明代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之间的关系。从抄本与明代藏书的关系来看,抄本对增加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抄本与丛书的编纂来看,明代的抄本促进了丛书的编纂与刊刻,进而通过对明抄本丛书的考察对丛书概念加以重新审视。从抄本与禁书的关系来看,抄本书由于其特殊的流通渠道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躲过明代的书籍审查。这里主要探究了明代的实录、天文类书籍、妖书等几种特殊类型的书籍,它们在明代大多以抄本形式流传。第八章是对抄本的社会史特征进行的探讨,首先关注的是抄工这一特殊的群体,描绘了抄工在明代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出身、收入以及与学者、抄本之间的关系。抄工主要包括职业抄写者,除此之外,生员、士人、童仆、官吏都可以扮演抄工的角色。其次关注的是抄写者的人际网络和交往模式,探讨抄写者是如何通过构建人际网络来进行抄书活动的。明代刊刻出版中写工的组织形态以及他们与学者之间的关系虽然也与明代的抄写活动有关,但属于刊刻出版的流程,与明抄本的研究主题有所冲突,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附录。总之,本文通过对明抄本的系统研究,揭示明代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过程,以及与抄本有关的人群和社会网络,希望能够深化对于明代的抄本、抄书活动、抄本与刻本之间关系以及明代书籍文化的认识。

武道房^[7]（2020）在《“天机说”与唐顺之诗学思想的演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顺之不仅是明代着名文学家,而且因其哲学上的"天机说"而侧身于明代思想家之林。受其"天机说"影响,唐顺之的诗学思想在四十岁左右发生了深刻转型,从模唐拟宋的复古诗学转向摆脱依傍、一任天机的性灵诗学。"天机说"的本体观念以及"无欲见天机"的工夫论与唐顺之后期诗学建构有着深刻的沟通和思维链接。"天机说"是创新型的心学理论,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唐顺之"天机诗学",作为一种新的诗学形态,在嘉靖诗坛一度引发论争,亦产生过重大影响,并成为晚明公安派性灵诗学的先声。

莫琼^[8]（2019）在《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明代韩学研究相对宋、清两代来说稍显暗淡。从理论上而言,明代韩学上承宋元,下启清代,是整个韩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这一段韩学的研究,可打通千余年来的韩学史,使整个韩学史的内容更加完整、面貌更加清晰。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是整个明代韩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托于明代韩集文献以及明代古文选本等原始资料。选本批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对选本的研究,可以勾勒出一段批评史甚至是接受史。因此,本文即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本文分为上、下编,一共七章。上编主要从明代科举文化、明代出版业、明末文人结社、“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等四个方面思考,结合明代古文选本对韩愈古文的选评,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及其古文在这四种历史场域中的接受情况。下编主要对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进行考论。考论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为相关的选本撰写叙录,并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选本进行考论,揭示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上编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接受的关系。第一节研究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韩愈古文是明代举子的必读物之一,因此,许多古文选本以及韩愈文集即得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校的藏书楼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地方学官,在编刻古文选本时,往往将韩愈古文乃至所谓“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选入其中,随着官员的迁移,韩愈古文在下层知识分子之中的流传广度也随之扩大。因此,地方学官制度对于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古文文脉的传承上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节研究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选评。在明代古文选本中,有一定数量的选本是专门为科举考试而编辑的。在具体的阅卷过程中,文有法度、开阖抑扬的答卷,更受阅卷官的青睐,韩愈的文风十分符合这样的标准。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原道》等29篇韩愈古文普遍地被明人认为适合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文。这29篇韩文,是明人以选本的形式选择出来的韩愈古文的经典篇目,因此,在延续韩文的经典化上,明代古文选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章主要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考察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中后期出版业以及图书市场的发达,伪托名人出书射利的情况也随之出现。在明代古文选本评点的领域,钟惺是被托名最多的文人之一,伪托钟惺之名的“文归”系列文章选本也成为了明末书籍市场颇受欢迎的出版物。因此,若要确切评价一些选本所选评的韩文之价值,首要之务,是厘清这些选本的真伪,题名钟惺的《唐文归》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本章第一节,是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再考证上图所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伪托钟惺之作,并认为伪托者为明末南京的书坊集贤堂。第二节研究此本《唐文归》对所选十四篇韩愈古文评点的价值,认为这些评语的质量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商这一群体,属于日本学者大木康所认为的识字阶层的中间阶层,以《唐文归》为媒介,可以推知韩文在此中间阶层的接受情况。作为商品的古文选本在明末出版的驱动下流播开来,韩愈古文也以此为载体得到传播。第三章主要以浙江图书馆藏朱东观等人所编的《唐文归》为例,研究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的关系密切。藉由研究朱东观及其社中人一起选评的《唐文归》等文章选本,可以以文社这一公共空间为中心,探究明末的文人是如何评价韩愈与阅读韩文的。本章第一节主要对明末杭州朱东观等人结社的情况进行考述,认为此文社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与明末杭州另一个着名的文社——登楼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文社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即由“尽心秦汉以上书”到纵观唐宋以下文。第二节以此文社所编《唐文归》为中心,研究此社对于韩愈及其古文的接受情况,认为其在选评韩文时,选入了一些较为“冷门”的篇目,这些篇目大都反映了中唐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他们正是透过对这些篇目的选评,表达出了对于明末各种社会危机的隐忧。此外,借由考察韩文对于先秦两汉文的继承及其对唐宋以下文的影响,该社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从先秦两汉到唐宋八家文的古文统绪。第四章主要研究“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析韩愈古文在这个古文范畴之内的接受情况。明初的宋濂、王袆、刘基等人,构建了由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等八家之文组成的文统。从永乐至正德年间,这个文统观一直为台阁文臣所遵循。在成化至正德间,一个反对唐宋文传统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严重恶化了唐宋文在主流文坛的生存环境。唐宋文的传统与明代科举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说是间接地在制度上保障了唐宋文的生存空间。在重新将韩愈等唐宋八家嵌入古文统绪,使得韩愈重新成为这个文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的过程中,“唐宋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于万历七年之前,社会上流行着“七大家”、“四大家”、“六大家”等称号,在这些组合之中,韩、柳、欧、大苏四大家是最为稳定的。随着同类选本数量的快速增长,“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在崇祯年间正式形成了。下编以隆庆为断限,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考论明洪武至隆庆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明中期以前,由于出版业尚未兴盛,加之文献保存的困难,故而留存至今的古文选本数量并不多。从本文所掌握的明代古文选本所选韩愈古文的情况而言,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主要用于科举考试,韩愈古文颇受这些选本的青睐,往往在必选之列。从嘉靖年间开始,选本的选择即以先秦两汉古文与唐宋古文为主,而唐宋古文又重在所谓“唐宋八家”文。受主流文坛流派之间的古文典范之争的影响,古文选本亦开始掺入了“派系”的因素。林希元借编选《古文类抄》之契机,对复古派“文必秦汉”的取法倾向有所反思,将唐宋古文重新纳入到取法范围之内。第二章主要考论万历期间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比较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随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问世,“唐宋八大家”类选本的数量有所增加,“唐宋派”的文脉在万历文坛得以延续;第二,出现了钱谷《韩文评林》、王锡爵《王荆石先生批评韩文》、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等专门选评韩文的选本,这表明明人对于韩愈的研究正趋专门化;第三,出现了“自娱”性质的古文选本,如钱士鳌《共赏编》;第四,贾三近《滑耀编》、邹迪光《文府滑稽》等选本,特表韩文“以文为戏”的一面,亦属这一时期韩愈古文接受的特点之一。此外,本章还对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一书作个案研究。第三章主要考论天启至崇祯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这一时期古文选本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随着明末出版兴盛期的到来,书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伪托名人的古文选本;第二,明末文人在结社之时,编刻了一些古文选本。韩文得以入选这些选本,为研究韩文在不同的文本空间内的接受情况提供了依据。孙慎行《精选八大家文钞》等“八大家”类选本的产生,使得韩愈以及唐宋古文的文脉在明末得到延续。

孙伟^[9]（2019）在《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由中唐古文运动开辟的政治性、文学性、思想性三个层面的建设要求为线索,将“唐宋派”的历史定位问题置入宋元以来科举制度施行、儒学教化普及、理学思想变化的文化传统中加以考量。论文通过厘清“唐宋派”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与文学理论及其实践的具体情况,并将之纳入宋明理学发展进程的具体环节,勘定出“唐宋派”的具体历史地位。论文共计七章。前两章主要梳理上述三个层面在两宋以至明嘉靖以前的发展状况,将欧阳修、朱熹、王守仁视为在文道离合轨迹上呈现出不同性质与程度的文道和谐统一状态的三个节点,揭示出“唐宋派”出现的思想传统与时代背景,重点突出以理学思想为根底的兼综文理的雅正文学传统的形成。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的学术思想在时代环境下的发展历程,旨在将其文学理论置入其整体学术思想的框架中进行观照,从而揭示其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其实践价值与不足。王慎中主要在蔡清理学的基础上,借助阳明心学诠释蔡清的重“虚”宗旨,形成兼重外部道德规范与内在超越境界的思想结构;晚年则进一步吸收佛道思想而偏向内在,形成三教圆融的思想色彩。王氏的理学思想取径是心学的,但其更重视通过对闽中理学的心学化诠释来发扬闽学传统,旨在使之摆脱训诂化的思维模式以适应时代思潮。王氏的文学理论主要体现出意法兼重的特征,能容纳失中的道德情感,深刻影响其创作实践。王氏晚年表现出超越秦汉、唐宋界限与接近“本色论”的理论倾向,但未能及时反映在创作中。唐顺之主要在其早年对庄学精神的容受基础上深化对阳明心学的体验,同时受到程朱理学及其自身实学兴趣转向的影响,最终形成混融朱、王并容纳进实务操作的理学体系,对道与器、经与心以及神明与法度的兼重是其一以贯之的理想。唐氏的理论成果主要变现为理学上的“天机说”与文学上的“本色论”,但其在实际创作中并未忽视法度的运用,其表现内容也大多是其对“心体”状态的体验描述与普遍存在的道德情感,并且深刻地受到早岁时文训练的牵制。归有光主要在理学上沿袭魏校理学对“心”与“敬”的重视,赞同会通朱陆而以朱子学为主,同时突出“心”的本原地位,并在心性理论的基础上重视普遍人情;在经学诠释上则还原朱熹经典诠释方法,突出“心”与“经”在本原上的同质性,在具体的经典诠释操作中表现出儒道结合的心学倾向,并且将“心”的外部发见扩充到史学领域,由此提出“通经学古”的实学主张。归氏的文学理论较为传统,但其创作实践则呈现出较为纯粹的宋文风貌,但是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心学化的诠释内涵与表现手段。茅坤在无法理解阳明后学思想时选择的思维出路是转向阳明遗着中所载的原教旨,借助“本色论”将自身定位为文学家。茅氏文学理论主要为“情至说”与“文统论”,前者进一步廓清阳明心学浓厚的道德哲学色彩,但因建立在阳明心学的心物关系理论上而呈现出心学思辨色彩;后者使其与“台阁体”相互隔离,与“七子派”分疆而治,遂完成将“唐宋派”建设为主流古文创作流派的使命,但也在理论传播与实践中“唐宋派”在自我消解中汇入色彩斑斓的晚明文艺思潮。最终章在前章的宏观叙述与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将“唐宋派”定位为在明中期理学思想的心学化风潮中,主动以心学化的理学思想为指导精神来维护兼综文理的雅正文风传统的,以诸多理学家为其外部理论与创作支援的,为抵抗单纯文学复古思潮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但是最终却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家与理学家身份互相剥离的,推崇唐宋古文法度并上承秦汉古文神理的,针对“秦汉派”称名而有的古文创作流派。

孙彦^[10]（2015）在《唐顺之文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唐顺之是明中叶文坛上一位着名的文章大家,除了杰出的时文、古文创作,唐顺之的文学思想对明清文坛亦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力。二十世纪以来,现代学者对唐顺之文学思想的研究多关注其“本色”论,认为高扬作者主体精神的“本色”论是对其早年追求意法平衡、文道合一的“文法”论的超越;“本色”论对晚明文学思潮有先导之功,是唐顺之一生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主张。反观明清文人、学者,他们更加重视唐顺之的“文法”论,高度评价他以“有法”、“无法”论唐宋文与秦汉文,对其从“文法”论出发所揭示出来的古文由秦汉历唐宋八大家而下的创作正统深表认同。显然,在明清与现代唐顺之研究之间,呈现出各趋一极的分化现象。面对着此种分歧,本文由重新考证、阐释核心文献资料入手,进而展开对唐顺之文学思想的风貌、内涵和价值的全新研究,力图更全面、客观地展示唐顺之在文学史上的多维风貌。论文主体包括四个部分。第一章从“本色”论提出的背景、“本色”论的内涵、“本色”论的局限三个方面对“本色”论展开全面研究。论述中突出了“本色”论的提出、反思及修正与唐顺之同时期学术思想的转变息息相关,认为重道轻文的“本色”论是唐顺之初入心学、尚未贯通本末、体用之时的文学主张,随着其心学思想的成熟,对“本色”论展开反思、修正,进而以讲求文道合一的“文法”论取代“本色”论势必当然。第二章聚焦于唐顺之亲自编选、评点的古文选本《文编》,指出倍受现代学者冷落的《文编》专为指示“文法”而作,是研究唐顺之文法理论的重要文献。本章对《文编》的成书背景、《文编》的版本和编纂体例、编纂宗旨逐一进行分析研究,为下一章展开“文法”论研究夯实了文献基础。第三章在《文编》研究的基础上,从法度论、师法论、技法论、文无定法四个方面全面解析唐顺之“文法”论的理论内涵,认为“文法”论是唐顺之心学思想成熟之后、应对后七子再掀“文必秦汉”复古浪潮的一个理论成果,“文法”论体系完整、内涵丰富,是唐顺之一生最为成熟的文学主张。第四章从古文正统的构建和传承两个方面揭示了唐顺之文学思想的意义,指出在明末至清这一古典文化的总结期,唐顺之以“文法”为核心的古文理论在文道合一的基础上揭示出秦汉以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传承正统。此外,唐顺之还通过自己的创作将此古文正统进一步传承下去,开启了清代统性命、经术与文辞于一体的古文创作先河。

二、论唐顺之的学术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唐顺之的学术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从观念到文本：唐顺之古文与八股文的文体互动（论文提纲范文）

（2）曾巩散文在明清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邵长蘅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清祭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唐顺之《左氏始末》刍议（论文提纲范文）

（6）明代抄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天机说”与唐顺之诗学思想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8）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唐顺之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唐顺之的学术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从观念到文本：唐顺之古文与八股文的文体互动[J]. 刘尊举.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4)
• [2]曾巩散文在明清的接受研究[D]. 安婵.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3]邵长蘅散文研究[D]. 李婷. 兰州大学, 2021(02)
• [4]明清祭文研究[D]. 古宏韬. 武汉大学, 2021(02)
• [5]明唐顺之《左氏始末》刍议[J]. 李德锋.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2)
• [6]明代抄本研究[D]. 刘勇. 山东大学, 2020(01)
• [7]“天机说”与唐顺之诗学思想的演进[J]. 武道房. 文学遗产, 2020(01)
• [8]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D]. 莫琼. 西北大学, 2019(01)
• [9]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D]. 孙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10]唐顺之文学思想研究[D]. 孙彦. 南京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