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寻常的追悼会

一、一次不同寻常的追悼大会（论文文献综述）

汪毅^[1]（2021）在《毛泽东与鲁迅》文中研究指明缘悭一面:毛泽东与鲁迅不曾相见毛泽东与鲁迅,一个是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一个是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一个是政界领袖,一个是文坛泰斗。除具有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之外,毛泽东亦堪称诗文双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一生喜交文朋艺友,甚至交谊的文化名人车载斗量,

于宏伟^[2]（2021）在《抗战歌曲的“中华民族”书写考察》文中研究指明1931年日本侵略者蓄意挑起“九一八事变”,全国性全民族性抗战活动正式开始。近代以来累积的民族危机达到顶峰,维护中华民族独立和扞卫中国主权完整成为全体中华儿女面临的时代课题。抗战歌曲即是在此背景下创作产生的,歌曲以激愤悲壮的旋律与热血澎湃的歌词,展现了中华儿女对于拯救民族危亡的呐喊思考。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全民族共同创作了数千首抗战歌曲。这是中华儿女共同谱写的救亡之音,是中华儿女共同演奏的图存之曲,是中华民族音乐战场上的抗敌利器。大型合唱、宣传队伍与媒体介入的耦合,极大推动了抗战歌曲传唱的广度与深度,贯穿于十四年的抗争、探索、觉醒过程。抗战歌曲的创作传唱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到自觉的嬗变,体现了中华儿女的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抗战歌曲是战争纪实性音乐文本,联系着中华民族战争岁月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特有的形式进行了“中华民族”书写。所谓“中华民族”书写是围绕中华民族的整体阐述,是对于中华民族概念及其主体的进一步解释,是中华儿女围绕中华民族自身认知水平显着提升的标志。本文从建构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抒发中华民族家国情怀和擘画中华民族未来图景三个维度,梳理抗战歌曲的“中华民族”书写。所谓建构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即抗战爆发乃至近代屈辱之前的古代历史,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的辉煌过去。抗战歌曲通过中华疆域开拓与守护、中华文化起源与演进、中华精神勇毅与仁德三个方面,进而建构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抗战歌曲亦是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战争日记,通过歌曲背后折射的情感,我们可以透视中华民族的抗战历程。抗战歌曲所抒发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美好家园的赞美、山河破碎的哀怨、百折不挠的抗争和赢取胜利的喜悦。所谓擘画中华民族未来图景,即抗战时光标尺下的未来前景,是中华民族抗战过程中对于胜利后的设想。阐述了抗战歌曲通过“未来新生中华的多元想象”和“构建世界舞台的中国话语”的音乐呼唤,最终擘画了战后中华民族的未来图景。纵观抗战歌曲的“中华民族”历时性纵向性书写,其书写内容与全民族抗战形势紧密相关。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主要侧重于书写中华民族的辉煌荣耀与痛斥日本侵略的蚕食进犯。从北平天津失守到武汉广州被占的防御阶段,主要偏重于抒发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与激发中华儿女的抗敌意志。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歌曲着重载述中华民族的艰苦斗争与叙说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在即将迎来伟大胜利的反攻阶段,歌曲着力宣扬中华民族的小胜大胜与描绘中华民族的未来蓝图。“为时而着”是抗战歌曲创作产生的时代背景,“为事而作”是抗战歌曲书写“中华民族”的使命所在。历史记忆、家国情怀和未来图景共同构成了抗战歌曲的“中华民族”书写,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与深层次认同。

叶兆言^[3]（2021）在《会唱歌的浮云》文中研究指明1 1953年春节是阳历2月14日,老魏单位里放假四天,这四天,扣除路上时间,也就整整三天。妻子云裳正好身上来那玩意,好不容易才盼到几天探亲假的老魏十分憋屈,很窝囊,很让人恼火。时间就这么不凑巧,老天就这么不帮忙,憋屈也好,窝囊也好,恼火也没用,反正这事不太好对别人说,只能跟自己生气。老魏所在的工厂,是一家很大的化工厂,在长江北面的六合,也就是在南京城的江对岸。搁在今天,距离市区并不太远,可是在那时候,长江大桥还没建造,可以说很远很远,相当的远。咫尺天涯,一年只能有一次探亲假,怎么使用好,极其珍贵绝对讲究。到了3月5日这一天,广播喇叭突然放起哀乐,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逝世了。当时的悼念规格非常高,各单位立刻设了灵堂,挂上斯大林像,很多人为这个人的离去戴孝哭喊。

于永妍^[4]（2019）在《反秩序的阿修罗 ——高桥和巳长篇小说研究》文中认为战后,日本文坛在先后经历了第一次战后派、第二次战后派和第三新人、个性化作家等的更迭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作为人》杂志的诞生。高桥和巳便是集结在《作为人》杂志周边最有名的作家之一。这个作家群体反日本的“私小说”传统,直面社会问题,介入社会矛盾,对政治、国家、社会和人都有着深入的思考和探讨,高桥和巳正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以真诚的态度和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创作当中,从十八岁第一次投稿到三十九岁溘然长逝,在他二十年的创作历程中,写下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评论、研究论文等,同时还有与他人的对话集数本,可以说留下了庞大的作品群,为后人构建了巨大的思想宝库。忧郁像是他的宿命。他的老师埴谷雄高称呼他为“苦恼教始祖”,“忧愁”“破灭”等词语都已经成为了他极具特色的标签。他的这种忧郁和苦恼,来自于他深刻的社会责任感,来自于对60年代日本政坛的不信任感和对日本未来社会的担忧。他将自己比作“终其一生战斗的阿修罗”,希望通过笔端打破日常生活中的限制,对抗人们习以为常的秩序,批判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1970年,河出书房新社在作者生前的最后时光推出了全十卷的作品集,收录了作家的六部长篇小说以及部分中短篇小说、评论集、中国文学论集。鉴于高桥和巳认为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够更加充分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因此本论从作品集中选取六部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对文本进行分析,通过分析考察以下问题:1、作家的反秩序思想和斗争精神源自何处;2、长篇小说是作家对抗社会秩序的主战场,作家通过长篇小说批判了日本战后的哪些问题,触及了社会的哪些痛点,表达了怎样的反秩序精神,即作家的反秩序思想是如何通过长篇文学进行体现并获得时代意义的;3、作家在六部长篇小说当中所进行的思考是如何进行衔接和转换的。要解决以上问题,本论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进行论述:绪论对日本战后文学在高桥和巳登场之前的脉络进行梳理,确认作家在战后文坛的位置,并大体概括作家的登场和谢幕情况;对现有有关于高桥和巳的先行研究进行总结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研究的意义、研究方法和思路。第一章主要解读影响高桥和巳作品的几个关键,同时对其战斗和反秩序精神的来源进行解说。少年时代所生活的贫民窟是高桥和巳的“原风景”,这给了他大量的创作来源;战后60年代日本政治的波云诡谲为作家提供了思考的动力和批判的对象;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一方面为作家提供了可以学习借鉴的创作文体,同时影响了作家社会责任感的生成;埴谷雄高的作品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阅读促使作家对社会进行深入并持久性的思考,同时这两位作家的创作特色部分影响了作家的写作风格。第二章到第七章是针对六部长篇小说所进行的文本分析。其排列是按照作家动笔和创作的顺序进行的,反映了作家在时间的推移过程中对反秩序的不同侧面所进行的思考顺序。第二章《弃子物语》——反秩序的起点,论证了作为作家处女作的这部作品在其反秩序斗争当中的意义,正是反秩序的起点所在。这部作品混沌的表达风格也表现了作家尚不清晰的斗争思路。作品对于贫民窟温情的描写正是来自于作家本人对故乡的怀念,但也是作家对抗主流空间的一种姿态,进入养父母家的无奈与不安暗合了作家初入文坛时的摇摆情绪。尽管如此,作品中已经透露出对控制了家庭的强权的不满情绪,借助身体表达对抗的表现方式与作家通过静坐表达对日本当局不满的表现方式如出一辙。如果将这部作品与作家自己的“弃子”身份、贫民窟之原风景以及初入精英阶层的不适和默默的初步斗争结合起来看,它几乎囊括了作家从出生到少年再到刚入大学时,自身最初的斗争经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秩序的起点”。第三章《忧郁的党派》——不能忘却的记忆,论证了作家构思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对时代的思考。从对贫民窟的持续性关注上来说,很像是《弃子物语》的延续,但是作家已经将《弃子物语》当中略显混沌的感情具象化,从对少年的不舍走向了对青春的回忆和感叹。他所希冀的青春不同于“太阳族”的青春,而是思辨的青春,是直面社会问题的理性青春。同时这部作品还对作家长篇小说中大量出现的“罪”进行了明晰的定义,即经历了战争却存活下来的“存活之罪”,作家希望通过文学创作来承担社会责任并赎罪。无论是青春还是“罪”,都是不能够忘却的记忆,这也是高桥和巳在时代中率先吹响的反秩序号角。无论是少年的经历还是青春的记忆,作家早年的两部作品在写作技巧上都还不够成熟,在反秩序的道路上均呈现出热情和冲动的一面,可以看做是作家打破陈规的初步探索。第四章《悲之器》——关于法与权力的多重思考,走出了少年时代和青春的回忆,作家的思考更加深刻和复杂。这部小说用复调的呈现方式消解了小说主人公只作为观察主体或被观察客体的单一视角,使作品呈现出更为深层次的内涵,展现了作者对法律与权力、权威,理想与现实的多重思考。复调的叙事形式包含有大量的对话。其中的大型对话,通过在情节设置上对不同形式转向的对比,讽刺了用法律制约所谓“预防思想犯罪活动”的可笑性,比以往以转向为对象的文学更进一步具有了行动性;微型对话的第一种形式,文中主人公对于两个情人之间的犹疑性独白实际上凸显的是作者内心对社会主义的憧憬和预感最终无法实现的悲哀;另外一种主人公与他人对话的形式,批判了战后日本法律与权力同时走向扭曲的现象。第五章《邪宗门》——日本主体性的寻找,是作家长篇小说中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史诗”般的巨着,是作家对日本战后社会偏离轨道、找不到主体性所进行的集中而深入的一次批判。作家在这部作品当中塑造了一个与日本的自然情感息息相关的、土生土长的宗教教团,对隐喻了日本共产党的“千叶洁”这一与教团无土地牵绊、无宗教联系的单薄形象对教团盲目的引导乃至走向灭亡的过程进行了批判;对宗教教团当中自由实则无奈的各种政策描写,实则暗讽了战后美国对日本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美式改造;对侵华战争进行了一定的反思,认为这是明治时期开始脱离了日本传统的天皇制所导致的恶果。最后寄希望于“阿贵”这一普通的日本女性形象,希望在战后的发展中能够重新找回属于日本的主体性。中期的两部作品无论从内容还是写作技巧上来说都日臻成熟,可以看做是作家的代表作。从反秩序的角度来说,内涵丰富深刻,且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第六章的《我心匪石》和第七章的《日本的群魔》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日本走向经济高速发展道路之后的作品,描述了稳定和太平背后的潜在问题和危机,比起直接描述政治斗争和矛盾,作家晚年的思考显得更加沉稳。其中《我心匪石》以地方城市为切入口,描述了在新旧对立已经颇为普遍的地区,近代科学理性渐渐占据上风,同时有操之过急之嫌疑,但是与此同时,以工人运动为代表的政治运动,以及普通地方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前近代时期。作品详细叙述了一场工人罢工运动的始末,通过这个事件透露出工人话语权的欠缺。但是小说最后并没有像其他作品一样走向完全的毁灭结局,而是留下了主人公异地重启工作的可能,不断站在工人的一侧为其争取话语权,这正是“我心匪石”的题解意义。第七章《日本的群魔》从题目上看似改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群魔》的名字,但是内容却并不相同,并不是陀氏作品的日本版。作品以一个嫌疑犯和一个调查嫌疑犯的刑警为视角展开描述,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将两个立场本不同的人放在了同一方阵里,即他们同为因为正义和理想被隔绝在日本共同体之外的人,同时结合作品中其他因为各种原因脱落在政治共同体之外的人物形象,可见作家对于日本共同体排斥异己性的批判,同时揭露了日本“昭和元禄”时期所谓的和平与稳定的虚伪性。作家晚年的这两部长篇小说一改往日多重叙事的风格,内容相对集中,批判的内容也更为犀利,运用的题材比起同期作家更具有现代性,展现出作家在反秩序道路上所具有的前瞻性。反秩序作为贯穿高桥和巳一生的创作主题,是作家穷尽一生的追求。反秩序的具体内容都与时代密切相关,紧扣时代脉搏,同时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及深入性等特色。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高桥和巳对时代的反思更为积极,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力度更大,甚至对敏感问题也绝不迁就和回避,可以说是一位有良知的作家。

郑世鲜^[5]（2019）在《晚明清初苏州文人群体戏曲活动研究》文中提出文人聚合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近些年来关于文人聚合现象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关于文学家族、文人结社、文学流派等的研究都可以算作是对文人聚合现象的一种深入的探讨,而本文引入“文人群体”的概念,则是试图从整体上、全方位地来概括当时文人聚合的现象。本文从“晚明清初苏州文人群体的戏曲活动”的角度出发,以“晚明清初”为时间定位,以苏州为地理定位,以“戏曲”为活动定位,来展现明清时期文人聚合现象的一个侧面。论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从苏州文人群体戏曲活动的地区文化背景、文人结社、家族文学群体、文学流派群体四个方面来对晚明清初苏州文人群体戏曲活动展开的背景进行考察。第二章论述文人群体与艺人优伶的交往,从文人群体狎伎、文人群体狎伎的典型案例、文人群体与职业艺人的交往三个方面来切入。第三章论述晚明清初苏州文人群体的戏曲观赏,从山林曲会、园林曲会、寺观曲会三个方面,来对文人群体的观剧活动进行探讨和研究。第四章论述晚明清初苏州文人群体的戏曲演出,从清唱会友、粉墨登场两个方面来进行讨论。第五章论述晚明清初苏州文人群体的戏曲创作,从创作上的相互影响、合作创作剧本、合作修订剧本三个方面来进行讨论。第六章论述晚明清初苏州文人群体的戏曲评论,从戏曲品评、戏曲理论的建构两个方面展开。第七章探讨晚明清初苏州文人群体参与戏曲活动的复杂心态,分别从晚明风流在苏州文人群体戏曲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和清初文人群体参与戏曲活动的复杂心态两个角度来进行讨论。第八章论述晚明清初苏州文人群体戏曲活动的意义和价值,从文人群体对戏曲审美的提升及昆曲品格的建构、戏曲活动对文人群体及其文化品格的建构两个相辅相成的角度出发来展开。

何也^[6]（2017）在《嘎山》文中研究指明师徒之旅1像往时一样,清光绪乙未年初秋的一个圩日,凌子罟来到兜螺圩。缪家老宅在兜螺圩桥头。赴圩客过桥,直冲缪家而来,到了门口才转向圩尾街。住桥头老宅的缪家人,多少也算是认得字的,可这家人连吃饭嘬汤也要呕呃1,残老病死不经事,已破落得差不多了。直到前些年,圩日到兜螺圩摆命相摊的凌

蒋纯焦^[7]（2016）在《陶行知教育思想新探》文中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融合了教育学的专业理论与现代意义的社会改造,在自主探索中国本土化教育理论的同时,寻求中国社会发展的出路。生活教育和民主主义是其思想的两大基石,他早年立志教育事业,就意在通过现代教育建设民主国家,后来从事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工学团、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都内在地包含着民主平等的政治追求,是在为实现人生理想和时代使命而努力奋斗。生活教育和民主主义的融合使得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斗争性,也让其教育事业和人生命运历经坎坷。尽管屡陷艰难,陶行知都以无限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教育探索的每一个阶段,为近现代中国教育发展立下一座丰碑。

展召飞^[8]（2016）在《延安“七七抗战五周年纪念”活动研究》文中认为1942年在二战史与中国抗战史上均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中国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国共矛盾层出不穷,两党关系日趋紧张;敌后抗战遭遇困难,中共施政全力应对;全党整风普遍开展,思想领域解决问题。国际形势的有利发展与国内抗战的困难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直接促成了中共抗战政策的调整。为渡过困难,迎接胜利,中共中央决定盛大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由此在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纪念抗战五周年的热潮。纪念活动在中共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开展的有声有色,不仅有效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表达了中共的建国主张,加强了政治动员,凝聚了民心力量,抵制了投降妥协倾向,而且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弘扬了抗战精神,取得了应有的纪念功效。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即是立足于1941—1942年的国际与国内大背景,对1942年7月的中共抗战五周年纪念活动的历史方位、纪念主题、纪念过程及活动特殊意义作一详细探讨与梳理。本文在结构体系上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共四章。引言部分着重阐述了目前学界关于七七抗战纪念活动的研究现状,列举了相关研究成果,点明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与研究价值、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分析了中共抗战五周年纪念的年度特殊性及该年度国际国内重要事件;第二章对抗战五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作一概括,并分析其背后原因;第三章对该年度抗战周年纪念活动的来龙去脉作一详细梳理,以期还原真实的纪念活动过程与场景;第四章重点分析了中共在该年份举办抗战周年纪念活动的特殊意义。

徐基中^[9]（2016）在《上海新闻记者职业团体研究（1921-1937）》文中研究指明新闻记者职业团体是新闻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考察新闻职业化与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切入点,因而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是不容忽视的,但学界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以1921—1937年上海的新闻记者职业团体为研究对象,力图弥补相关研究之不足。近代上海新闻记者职业团体之兴起,既缘于一般意义上记者为谋求提高生活待遇和尊严、保障职业独立性的主观动机，也与上海作为一个社团型都市所独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1921年11月,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创建,标志着中国新闻记者职业团体的发轫。1927年4月,国民党主导建立了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将记者联欢会取而代之,后于1932年6月改组为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直至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停顿。这是1921—1937年上海新闻记者职业团体演变的历史脉络。在微观层面上,各团体的组织结构经历了评议员制向委员制的转变,机构设置日渐复杂和健全,领导层的规模不断扩大。权力结构和团体性质也发生了变异,从独立的民间团体变为受国民党控制的半官方组织。在组织管理和运作机制上，各团体既有延续共通之处,也不乏兴革完善。国家的管制从无到有,进而对各团体的职能发挥产生了重大影响。北洋政府没有将新闻记者职业团体纳入国家治理的轨道,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得以独立于国家之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南京国民政府借助国家法团主义和秘密的党团组织,将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与记者公会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使之成为统制新闻记者的工具。对于言论自由,各团体均选择了不作为,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与记者公会甚至积极配合国家的新闻检查,打压会员的自由诉求,不复具有独立自由的精神。在政治议题上，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终保持了一个旁观者的姿态,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与记者公会的政治参与则是权力控制下的体制内合作,二者视国家的需要展开政治动员,或参加政治选举。各团体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民族主义运动。它们在社会交往方面,有着多重面相。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侧重与国外同业交流,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与记者公会则主要以国内法团为交往对象。它们与其他组织或个人之间,既有协作,也难免发生冲突。同时,上海的帮会势力也侵入了各团体,影响逐渐扩大。尽管各团体的职业保障意识不断增强,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它们普遍缺乏执行力,许多议案被束之高阁,很难称为令人满意的会员权益代言人。对于国内同业的救助,也多具有象征性,罕有实效。由于它们都不是垄断性团体,入会人数有限,加之选举舞弊,会员流失及离心,在在削弱了各团体的凝聚力,以致无法实现对沪上新闻记者的整合。基于所掌握的材料,我们认为：上海的新闻记者职业团体对于新闻职业化的作用是微弱的、不明显的。破解之道在于改变全能型的国家治理模式,从国家法团主义转向社会法团主义,赋予职业团体充分的独立性和自治权,才能激活它们促进新闻职业化的潜力。同时,上海各新闻记者职业团体与国家的关系并不是对抗式的,它们或者选择与国家权力保持距离,或者附庸于国家权力之下,成为驯从的合作者。

张真^[10]（2015）在《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文中提出中国俗文学研究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传统。中国俗文学作为汉文学的重要内容,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形成一股热潮。不仅成为日本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还对江户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受众基础。随着近代以来西学的不断传入,日本现代学术制度逐步形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俗文学学科早于中国本土在日本得以确立,中国俗文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追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俗文学学科史时,是不能忘记早稻田大学的初创之功的。早稻田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在坪内逍遥的主持下创设了第一个以中国俗文学为特色的纯文学科系,而开设中国俗文学相关课程的第一任讲师就是森槐南。森槐南在东京专门学校首开中国俗文学课程的影响无疑是很深远的,其在中国俗文学学科史上的意义需要重新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仅就早稻田大学一校而言,由他所开创的传统也一直被保留并发扬光大。在早稻田大学的中国俗文学学科初创之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也相继开设中国俗文学课程,建立中国俗文学学科体系,并由此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和日本汉学史上的“东西两鼎”。由于两校的中国俗文学研究者各有其师承关系,其治学方法形成了颇具各自特色的流派,故往往冠以“学派”之称。本文第三章、第四章主要通过东京、京都两大学派的学术源流、师承谱系、学术竞争等方面,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展现两大学派的整体面貌,尤其是对狩野直喜、盐谷温、幸田露伴、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人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作了较为详细地探讨。在上述三所着名大学以外,近代日本尚有不少以高等学府为中心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阵地。随着对外扩张的逐渐推进,日本在以东亚为主的殖民地设立了两所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京城帝大在儿岛献吉郎、辛岛骁的主持下,台北帝大在久保天随、神田喜一郎、原田季清等人的主持下,都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除此以外,尚有不少私立大学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以宫原民平为代表的拓殖大学和以奥野信太郎为代表的庆应义塾大学。近代学术转型时期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中,有不少问题并非由某一位学者在某一篇论文或某一部论着得以解决,而是数十年间众多学者共同研究的结果,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问题。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等各个文体中都有这样的重要问题,第六章选取南戏、《水浒传》、敦煌俗文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史加以探讨。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不仅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学术的重要一环,即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它的发生、发展始终与国际学术相联系。第七章通过盐谷温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王国维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日本学界的关系及以《红楼梦》研究为视角的近代东亚三国学术交流为典型个案,试图勾勒出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西方、日本、中国及中、日、韩等东亚三国间的学术联系与互动关系。

二、一次不同寻常的追悼大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次不同寻常的追悼大会（论文提纲范文）

（1）毛泽东与鲁迅（论文提纲范文）

（2）抗战歌曲的“中华民族”书写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会唱歌的浮云（论文提纲范文）

（4）反秩序的阿修罗 ——高桥和巳长篇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晚明清初苏州文人群体戏曲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陶行知教育思想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8）延安“七七抗战五周年纪念”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上海新闻记者职业团体研究（1921-1937）（论文提纲范文）

（10）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一次不同寻常的追悼大会（论文参考文献）

• [1]毛泽东与鲁迅[J]. 汪毅. 文史杂志, 2021(04)
• [2]抗战歌曲的“中华民族”书写考察[D]. 于宏伟. 兰州大学, 2021(12)
• [3]会唱歌的浮云[J]. 叶兆言. 长江文艺, 2021(03)
• [4]反秩序的阿修罗 ——高桥和巳长篇小说研究[D]. 于永妍.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5]晚明清初苏州文人群体戏曲活动研究[D]. 郑世鲜.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6]嘎山[J]. 何也. 雨花, 2017(16)
• [7]陶行知教育思想新探[J]. 蒋纯焦.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6(05)
• [8]延安“七七抗战五周年纪念”活动研究[D]. 展召飞. 延安大学, 2016(12)
• [9]上海新闻记者职业团体研究（1921-1937）[D]. 徐基中. 华中科技大学, 2016(08)
• [10]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D]. 张真. 南京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