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超越的悲剧：《十道玄》的叙事解读——中国老虎故事体裁研究系列之三

一、无法超越的悲剧:《师道宣》的叙事解读──中国虎故事类型研究系列之三（论文文献综述）

吴方^[1]（2021）在《唐代虎类小说研究》文中指出

任宽^[2]（2020）在《近四十年中国虎文化研究回顾与反思》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虎文化研究近四十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学术交流与理论方法借鉴的重要影响。中国虎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包括虎文化起源与流变、虎图腾崇拜与虎神话、宗教中的虎文化、虎俗、虎故事及虎文化的其他研究等,这些成果在虎文化史和虎信仰及其民俗艺术等领域,文献宏富,讨论亦深。由此思考当下中国虎文化研究的体系化与创新路径,为中国文化的整体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与观点,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具有重要价值。

吴瑶^[3]（2020）在《“杨香扼虎”的图像及其观念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论述中心“杨香扼虎”的文本及其图像叙事的目的可归为,对古人传达某种的诫训与教化,所以在图像自身具有的审美艺术价值之外,还具备成为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镜面的可能性。但是,图像包含的特殊表意内容却由于其隶属于二十四孝图像系统中而被忽略。本文从文献典籍中搜寻与“杨香扼虎”相关的论述,分为三大部分运用文献学、图像学、接受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对“杨香扼虎”的文本、图像生成与传播、思想观念进行解读、分析,并对图像东传日本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完善此母题图像与观念的探索。这一过程并非完全将图像落脚在其属于孝子图系统之上,更多强调的是单个图像的生成逻辑以及其意义延伸。第一部分主要是从典籍文献中梳理“杨香扼虎”文本与图像叙事的发生,认为该文本在流布过程中实则是“孝行”与“老虎”两个关键词被接受,这一条目或被归类在“孝行”范畴文本中,或以“老虎”为主角被纳入动物相关章节中,这两个关键词共同构成“杨香扼虎”的历史语义,同时这两个“同质物”也是文本叙事向图像叙事转化的重要元件。同时通过对打虎救亲行为的社会学考察,梳理出丰富的历史记载,认为“杨香扼虎”并非历史个案,而是频繁发生的社会事件之一,切实是历史经验的一部分。第二部分从文本走向图像,以作为审美对象的“杨香扼虎”图像为主要讨论内容并连接第一部分关于文本梳理得出的结论,认为书籍这种媒介对“杨香扼虎”图像的传播与接受至关重要。“杨香扼虎”图像甚至通过书籍媒介远传日本并在日本形成一种新的图式,这一转变的背后又连接着日本“万物有灵”的世界观。继而从“杨香扼虎”具有的训诫故事画性质出发,解释其在不同媒介中的图像虽然都具有其独特的图式结构,但是,更多的表现出的是图像的程式化特征,这类图式实则更有利于图像背后表意内容的识别。第三部分以“杨香扼虎”观念讨论为核心,在前文得出图像与其背后表意内容存在紧密联系的基础上,从思想史角度推进后得出,现代人归结为自然秩序失衡所造成的动物灾害,在古人的认知里却多被归结为政治、社会秩序混乱的昭示。打虎救亲行为能够成功的合理性实则落脚在孝义扶正社会倾斜的暗喻之中,图像不仅是彰显孝道的简单图像,还反映出古人的动物观与世界观,这种概括为“比德”的动物观使得古人以人类世界标准解释自然万物,自然世界的变动成为人类社会的某种镜像昭示。这些解释行为的结果与具体内容暗藏着封建统治另一种形态的规训,它隐蔽地要求人们形成某种“自律”来完善封建统治中律法不能触及的部分,这种“自律”往往就是所谓道德礼教潜移默化的产物。

邓宜丹^[4]（2019）在《李传锋的动物叙事小说研究》文中认为动物叙事小说作为生态文学的一部分,大都以“动物看人”的叙事视角,艺术再现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行为的乖谬,及其由于破坏生态平衡招致的各种生态灾难威胁的现实性,从而表达出作家对各种人性之恶的批判,对于人类未来不容乐观的发展前景的忧患。动物叙事小说随着我国生态文学的兴盛,终于厚积薄发在新世纪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李传锋作为杰出的生态文学作家,在其三十多年来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动物叙事小说。李传锋在创作这些小说时,始终从自己熟悉的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现实出发,紧跟时代步伐,关注生态文明,依民族文化之根寻觅现代文明之魂,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得深入研究。本论文在充分的文本解读的基础上,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李传锋的动物叙事小说进行了理论总结。第一章《李传锋的动物叙事小说》对李传锋动物叙事小说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动物叙事”这个概念关涉小说的叙事内容与形式。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动物叙事小说中文本的叙事肯定与动物相关,其次需要注意的是动物在不同叙事风格的动物叙事小说文本中的重要性是不尽相同的。根据动物在小说主题表达中的重要性与所发挥的作用大小的差异性,大致可细分为四种情况。李传锋的动物叙事小说的创作成功得益于故乡山川风物的启发与土家文化的滋养,作家的动物叙事小说在1989年之后日益炉火纯青,到目前为止作家创作了《退役军犬》《最后一只白虎》《红豺》等经典作品。第二章《李传锋动物小说叙事分析》从小说叙事的表层语法、深层语法与叙事特点这三个维度总结了李传锋动物叙事小说的艺术特色。李传锋动物叙事小说的表层叙事语法可归结为:叙事注意细节真实的经营,小说的审美代入感很强;擅长用调动各种艺术手法描述动物形态的外在美,以形写神间接揭示动物丰富的精神世界;善于描写动物心灵世界的美好,小说文本能带给人们无尽的审美想象。李传锋动物叙事小说的深层叙事语法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众生平等的生态伦理的创作立场;人与动物二项对立的小说内容组织原则;“动物看人”的小说叙事视角与叙事主体。李传锋动物叙事小说由于重视了叙事的经营,所以叙事很有特色。具体说来,其叙事特点为归纳为具有将作家自觉的生态意识蕴藏在具有“物性真实的”动物形象描写和塑造中,写出动物在生态日益恶化的当下生存的艰难以及让人黯然神伤的悲剧命运。第三章《李传锋动物叙事小说的文化意蕴》总结了小说所蕴含的生态文化价值立场与民族文化的审美意蕴。李传锋动物叙事小说艺术地再现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所独有的生态文化价值立场:万物有灵的生命敬畏意识,善待万物的自律意识以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小说的民族文化审美意蕴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作家在描写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中表达自己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念;其次作家通过回顾人类历史中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反思了特定历史时期生态灾难爆发的深层原因;最后作者通过动物叙事表达了自己对于未来生态文明建设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论文结语部分总结了李传锋的动物叙事小说的艺术成就、重要意义和对未来的影响。李传锋动物叙事小说传达了作者对生命的敬畏,对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愤慨以及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家园的吁请。李传锋的动物叙事小说丰富了生态文学的创作方法,为生态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全球正面临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人类社会只有落实生态中心的科学发展观,选择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冲突。李传锋的动物叙事小说提出人类应该通过文明的教化,人性之善的揄扬,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新秩序的主张,这种看法对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李浩昌^[5]（2018）在《走向现代的艰难“转换” ——论阿来的生态书写》文中研究说明“生态书写”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创作现象,它是在西方生态思潮的影响以及中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是作家们基于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怀以及对自然万物命运的关注促使他们在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时积极的融入自然,呼吁人们关注自然生态并进而保护自然生态。虽然中国当代的生态书写起步较晚,但历经几十年的积淀与发展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在中国当代众多生态书写的作家队伍中阿来是最为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不仅是茅盾文学奖设立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也是首位获奖的藏族作家。选择阿来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一来是因为阿来是一位非常特别的生态书写者。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他把创作根植于广袤的藏区大地,用他极为敏感的艺术洞察力,用炽热而又复杂的笔墨记录了藏区大地从前生态向生态转换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二来是因为笔者自己作为少数民族群体中的一员,从自己亲身具体的生存生命体验,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生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嬗变,它可使我与之形成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这也许是一般的研究者所欠缺的。阿来把藏区面临的挑战与经受的疼痛呈现在世人面前。不仅使人清楚的看见藏民族地区从“前生态”走向“生态”过程中的艰难“转换”,而且得以认识少数民族在克服重重生态困境中展现出来的坚韧和智慧。在文学日渐多元复杂而又提倡消费、崇尚娱乐的时代,阿来始终沉浸在对生命和存在的探索与思考中,竭力发觉原始本真的生命与自然生态的质地,让爱的热血与真实的情感,融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当中。所以,研究阿来的生态书写对拓宽当下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在当前中国学者对西方生态理论、生态作品的研究以及中国生态书写的实际与生态研究的基础之上,全面展现阿来生态书写的丰富样貌,深入探究藏地从“前生态”向“生态”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绪论部分主要从西方生态书写的历史渊源分析中国以及阿来的生态书写现象及其中国生态书写的现状,对中国的生态书写和研究进行了简要梳理,紧接着提出论文的研究重点以及研究思路等问题。论文正文部分主要围绕四个问题渐次展开:第一,阿来生态书写产生与发展的现实缘由和思想来源。在探讨现实缘由方面,结合藏区的生态问题,从中国传统的生态观以及藏区传统的生态观考察阿来的生态写作的思想来源,既阐述中国传统生态观对阿来的影响,又说明阿来的生态写作与藏区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第二,阿来生态书写的思想内涵。全面分析阿来生态书写作品,归纳出阿来作品的类型和特征,并从论述阿来生态书写的矛盾与张力中,揭示出藏区生态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第三,阿来生态书写的创作历程与作品审美特质。本论文分别用三个方面的内容讨论阿来的生态创作,梳理阿来生态书写的历程,分析创作的审美特质,阐述阿来的生态观,由此展示阿来对藏区从“前生态”向“生态”转换过程中凸显的生态问题的认识和思考;第四,阿来生态书写的当下意义。在对阿来生态书写进行细致考察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总结阿来生态书写对当代文坛的贡献,并根据目前生态创作的困境,指出其生命体验形成的生态哲思以及自然与心灵融为一体的生态表达为当代的生态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并由此展望生态写作的发展未来。

董舒心^[6]（2018）在《汉魏六朝婚恋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讨论汉魏六朝婚恋小说,正文分为五章,另加两个附录。第一章探讨古典婚恋小说的起源问题。婚恋神话代表了民间故事从源头上对婚恋小说的影响,和婚恋有关的神话传说早在形成阶段就已经蕴含了后世婚恋小说中常见的一些母题。以《汉武故事》《西京杂记》为代表的杂史文学对于婚恋小说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宫廷美人题材或者说帝王妃子故事上,这是由史书和杂史的内容决定的。杂传文学以《列女传》《孝子传》为代表,它们模塑和反映了汉代的感情观,汉代不提倡男女深情,而是大力倡导专一贞节和孝道至上的封建女德。汉魏情赋、乐府诗与婚恋小说的产生也有关系,因为婚恋主题是宫廷文艺的内容之一,赋体文学、乐府诗、古小说对婚恋主题的表现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宫廷文艺环境的影响,同时这也导致不同文体之间在题材和艺术手法上互相影响。第二章考察以异性人神（仙）之间的邂逅和交往故事为主要内容的“人神恋”小说,将相关文本分为与民间故事相关的小说、仙道小说和文人小说三类进行观照。有相当一部分人神恋小说的文本和母题来源于民间故事,按照民间故事类型的归纳,可以分为天鹅处女型、螺女型、仙窟艳遇型和仙女下凡型故事四类。六朝道教人士创造的仙道小说中有不少人神遇合故事,其中,西王母下凡故事和神女降真故事是具有代表性的两大类型。这一时期和西王母仙话有关的小说众多,有些文本在内容上有明显的承袭痕迹,但寓意又有所不同。而神女降真故事则以《真诰》中的人神遇合故事为代表,在《真诘》中,神女降真用宿命姻缘来诱导凡人向道求真被认为是一种重要有效的启迪手段,并体现出上清派强烈的禁欲倾向。六朝时期还有一部分成于文人之手的人神恋小说,文人作者主体意识对小说的渗透是有过程的,《成公智琼》《杜兰香》等代表了早期文人记录式的人神恋小说;《拾遗记》《洞冥记》作为方士小说和文人小说的混合体,其中的宫廷美人故事呈现出明显的向人神恋转化的倾向;六朝末期文人创作的人神恋小说《稽神异苑》和《八朝神怪录》是第一批纯粹的文人小说,在艺术手法和主旨精神等方面对后世小说都影响重大。汉魏六朝人神恋小说以“女神男人式”占绝大多数,女神主导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六朝时期民间信仰对女性神只的认识、唐前小说的作者队伍是一个单一性别的男性群体、“神女”文学传统的影响等。第三章讨论汉魏六朝时期的人鬼恋小说,人鬼恋小说可以分为“幽婚小说”和“亡魂小说”两类,前者指至少一方为鬼的婚恋故事,人与鬼或鬼与鬼之间的婚恋行为是“幽婚”小说中必备的要素;而“亡魂”小说中的婚恋行为在主人公生前发生,主人公去世后虽然以亡魂的形式参与生者的生活,但通常没有人鬼婚恋的展开。“幽婚小说”按照男女主人公相遇方式可分为登门自荐型、再续前缘型、路遇入冢型和幽冥邂逅型四类,其中有些作品在艺术上比较成熟,比如《卢充》《王敬伯》等。“亡魂小说”中的人鬼恋故事可以分为亡魂眷恋型、亡魂告别型、亡魂责罚型和亡魂报恩（仇）型,亡魂小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魂魄、情性和生命的认识,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死而复生”母题、“人鬼生子”母题和“随葬重现”母题是人鬼恋小说中三个重要母题。“死而复生”母题表现为形体复活和亡魂重返两种形式,前者与房中术和“宝精”思想有关;“人鬼生子”母题具有推进情节发展的文学功能和表达生命意识的文学意义;“随葬重现”母题的产生与汉魏六朝时期盗墓活动的盛行有重要关系,也与古代男女交往方式有关。人鬼恋小说的产生与冥婚民俗、鬼魂信仰和盗墓活动有关,其中女鬼小说多于男鬼小说,原因在于女性的生存状况特别是未婚而卒少女对婚姻的需求、传统阴阳观及“阳精崇拜”心理、作者的男性中心立场等。第四章研究的“人妖恋”小说以“精怪化形为人与凡人婚媾”为基本内容,它分为两种类型:“男妖女人式”和“女妖男人式”。男妖女人式小说可以分为男妖摄妇型、假冒骗情型和惑乱闺门型三类,女性在情欲和感情上受到的压抑是“男妖女人式”小说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但在根本上,男妖小说要反映的不是性爱生活,其主题在于家庭伦理的破裂与寻求秩序的重建。“女妖男人式”人妖恋小说可分为“女妖登门型”和“男人外出型”两类,分别从内外两个方面解释了现实中在男人身上发生的身心及感情异动。人妖恋小说中有些妖精原形非常重要,后来发展成妖怪强宗的狐妖就是在汉魏六朝时期奠定了其“妖媚”的形象特点,而有些不常见的动物如虎、蛟等能进入人妖恋小说之中,主要是受到了佛经文学的影响。人妖恋小说中有些独具的母题,如变形、生子、除魅等。变形母题在汉魏六朝小说中叙述都非常简略,与其说它是一种文学塑造,不如说是一种巫风弥漫时代下的集体潜意识表现更近实质。此时期人妖恋小说中的“生子”母题出现不多,但却十分耐人寻味,其中以妖怪原形为水族的故事居多,这主要是受到了以龙感生神话为代表的水神感生神话的影响。猴妖小说和狐妖小说中的生子母题则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尖锐的民族矛盾和不同民族之间通婚融合的艰难过程。除魅母题则与人妖恋小说的起源直接相关,在巫术思维的影响下,人们将现实社会中的婚恋问题归咎于妖怪作乱,并邀请方士除魅,就产生了人妖恋故事。第五章讨论婚恋双方都是凡人的世俗婚恋小说,按照主角身份分为宫廷婚恋故事、贵族士人婚恋故事和民间男女婚恋故事三类。汉魏六朝宫廷婚恋小说以《汉武故事》《西京杂记》《拾遗记》中的相关故事为代表,这三部也是此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杂史小说。以贵族士人婚恋故事为题材的古小说主要集中在六朝志人小说中,以《世说新语》和《妒记》为代表。《世说新语》中的婚恋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名士”群体挑战礼教、纯情放任的婚恋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士族女性在婚姻中地位的提高和局限性。《妒记》以妒妇故事为题材,它的产生有反妒妇的动机和目的。汉魏六朝时期以平民阶层人物为主角的婚恋小说数量比较少,有些叙事甚至不能称之为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乐府解题类本事小说和六朝地记文学中的平民婚恋故事等,此时期对平民婚恋生活的反映主要是通过志怪小说实现的,特别是“殉情”母题的艺术表现和精神意蕴都值得挖掘。汉魏六朝婚恋小说产生了不少流传后世的经典题材,比如“王昭君”故事、“赵飞燕”故事、“绿珠”故事、“秦罗敷”故事、“秋胡戏妻”故事等等。这些故事能成为经典,与艺人群体有重要关系,一些婚恋故事正是通过艺人的演绎和传播才得以成为经典的。附录一对作者和成书时间等存在争议的唐前小说集进行了辨析,附录二收录三篇与美人赋相关的论文,因是与婚恋小说的发展有重要关系的三个案例,故专辟一章,附于文末。

蔡乾^[7]（2017）在《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结合思想史研究的路径、文献学的考证和分析、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对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依靠史料方面的深入发掘,并结合地理、贸易、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相关研究以及同时段欧洲大陆各国汉学成果进行补益和参照,在一个较为宏大的视野中探讨以往被学术界所低估的专业汉学阶段之前的英国汉学所取得的成果。更试图在钱锺书、范存忠、陈受颐等前辈学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有所补充、修正和推进,来探究英国汉学产生时期的历史语境。在具体人物的思想观念中理解和分析具体的汉学文本或问题,从产生汉学着作的动态社会历史和知识文化背景中把握汉学家思想观念的转折和变化,尽力展示英国汉学学科体系奠基、并协助英国文化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过程。从而把握本时段英国汉学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脉络,并更客观和充分地认识其意义和价值。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总结学术成果、理清本文研究思路。第一章首先回顾和分析了“中国”（China）一词的确立过程,即“契丹和中国是否为同一个国家”这一英国汉学研究起点问题形成的历史语境、讨论与验证过程以及产生的影响,为后文的研究勾勒了历史的背景。第二章的视线转向“中国风尚”时期英国人对瓷器、茶叶和园林艺术这些同生活密切相关的器物和实体的研究,探索它们蕴含的中国文化因素对英国社会习俗进步的促进。第三章对英国汉学中的汉语研究进行梳理,重点探讨“普遍语言”观念影响下的汉语研究与18世纪欧洲语言观转变后汉语落后观念的形成。第四章讨论英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评论,并对译介水平与特点、文学评论“以中证西”的论证模式和比较视野的初步形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五章中集中研究英国学者对中国宗教和社会的相关研究,内容涉及宗教、伦理道德、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讨论。本文注重将“中国风尚”、“普遍语言”观念、“中国年代学争论”、“礼仪之争”、“英国自然神论”、“古今之争”、“爱尔兰启蒙运动”等思潮和事件结合进论述之中,以探索同英国汉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思想和历史动态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纵观本时段的英国汉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走过了一条由名到实,从语言基础到文学、艺术审美批评,再到深涉文明核心的伦理道德、宗教、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讨论的道路。进而可以总结出本时段英国汉学研究的特点:其研究既同欧洲大陆汉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又存在着独立的学术思考和立场诉求,并在强烈实用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促进了英国现代观念的形成。

梁艳^[8]（2017）在《海峡两岸生态文学中的“水书写”》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海峡两岸生态文学中以"水"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作品。"水"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喜欢书写的角色。近年来,在生态文学作品中关于"水"的书写也成一时之盛。水世界是浩瀚庞大的,又是千姿百态的。从大洋大海、江河湖泊,到山泉小溪、池塘潭井,"水"以"主人公"的身份出现在一些生态文学作品中,并成为最重要的书写对象,这是此类生态文学作品与传统山水田园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传统文学中"水"常常以自然背景出现,或是烘托情景气氛抒发作家情感,或是作为重要的叙事线索展开故事情节,但是生态文学中的"水书写"专门以大江、大河、海洋等为书写对象,将"水"作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成员,给予其生态伦理的关怀,且从人与自然等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的高度来观照江河、湖泊、海洋等水体的生命状态和存在价值。因而生态文学作品对于"水"的书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作品的全新样态。"上善若水",水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基础,水是大地母亲哺育人类的乳汁。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一生水"的思想。水对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对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性,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当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从森林到草原,从陆地到海洋,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土地、沙石等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水"当然亦不能幸免。生态文学中关于"水"的书写正是生态问题在文学中的反映。因此本文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希望能够通过系统的梳理,勾勒出海峡两岸生态文学中的"水世界"的大体样貌,为孕育中华民族的江河、湖泊以及海洋绘画出一幅多视角、全方位、立体多面的文学画像。如果以"水"为主线对两岸生态文学研究进行观察、梳理,可以发现大陆和台湾生态文学研究虽取得了优异成果,但是对于生态文学中"水书写"的系统论述和专门着述还没有见到。大陆有学者专门对生态文学中的森林、草原、土地等自然要素作过重点研究,也有学者对个别"河流书写"文本作过分析,但是系统、全面考察生态文学中以"水"为书写对象的研究着述还是一个空白,更不用说以"水书写"为主线,将大陆和台湾生态文学进行整合对比研究,就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两岸生态文学对"水"的关注和思考铸就了诸多优秀文学文本,也出现了多位以"河流书写"和"海洋书写"而享誉文坛的作家,这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生态文学资源。就研究对象的时限,鉴于海峡两岸相对自觉的生态文学创作大致均在1980年代以后展开,本研究将研究范围确定在此时间点之后。论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为四个篇章,以下是全文的整体架构:"绪论"交待了选题缘由、研究概况以及论文的理论支撑和研究路径。目前,全球范围内严重的"水"生态危机是此次选题的现实缘由,两岸生态文学中大量的"水书写"作品为本研究提供了文本基础。在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等理论支撑下,本研究还采用了社会学、生态批评和文献分析等方法,通过文本细读来整合对比两岸生态文学中的"水书写"。第一章对生态思想的起源发展与精神内涵进行梳理和解析,并从中归纳出关于"水"的生态思想。中西方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本章力图从古代生态思想中汲取营养,为今天思索"人与自然"、"人与水"的关系带来启发。西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的思想,一是人与自然共生的"阿尔卡迪亚模式",另一种是人为自然立法的"帝国模式"。而中国自古以来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就比较和谐,"天人合一"是中国生态思想的核心。在对待"水"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有着明显的"水崇拜",这对今天我们如何"亲水"、"爱水",与"水"和谐相处,实现"天人合一的诗意栖居"具有重要思想启迪。第二章在海峡两岸生态文学创作整体框架中描绘"水书写"的大体样貌。首先对两岸生态文学创作情况进行梳理,从中选择"水"书写的经典作品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大陆的生态文学创作经历了从"浅绿"到"深绿"的转化。"浅绿色"生态文学是"浅层次"的生态思考,仍然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深绿色"则是从深层生态学的角度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台湾生态文学创作则经历了从激情"呐喊"到冷静"观察"的过程。而且台湾的生态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本土化和可视性等特点。一些作家对"土地伦理"的思考引发了当地社区环境自治等行为。生态文学文本也融文字与绘图于一体,呈现出"可视性"的特点。对于两岸生态文学中的"水书写",通过比较发现:大陆的"水书写"主要关照了 "大江大河",而台湾在"海洋书写"方面则成绩斐然。"一方水土一方人",河流与家园有着天然的联系。大陆的"河流书写"有着浓厚的"家园情结"。从生态角度来讲,保护河流就是守卫家园。台湾四面环海,"海洋书写"较之于大陆更为活跃,同时海岛环境使台湾的"海洋书写"带有"向海而生"以及"生存与挑战"的色彩。第三章写"江河之水"。江河是大地的血脉。对大江大河的生态书写,大陆较之于台湾更令人瞩目,不但出现了如《额尔古纳河右岸》、《江河并非万古流》、《长江传》等优秀作品,而且还有像徐刚、哲夫这样专注于大江大河书写的作家。本章以徐刚和哲夫的作品为研究重心,主要分析"河流书写"中的"河流"形象,并从生态整体观的高度关注河流生态,追问河流存在的伦理价值。河流书写中"河流"形象经历了从"孕育者"到"受难者"的转变,而河流作为"施暴者"形象已越来越模糊,曾经的滔滔江水如今枯萎断流,河流不仅丧失"施暴"的能力,其生命力也消耗殆尽。河流有没有生命?如何尊重和保护河流的生存权?人类修建"水利"工程等行为能否首先保证河流的基本生态安全?这些都是值得拷问的生态哲学以及人与自然的存在问题。河流与家园密切相关,从生态视角来看,保护河流就是守卫家园,因此"河流书写"中的"地缘情结"和"家园意识"非常明显。江河之外,湖泊之水也单独作为一节来研究,杨志军的《环湖崩溃》在生态性与文学性的融合上、在"荒原精神"与"人定胜天"的对决中,都是值得探讨的生态哲学和美学问题。第四章写"海洋之水"。在对比研究中发现,台湾的"海洋书写"较之于大陆更加出彩,因而本章主要对台湾生态文学中的海洋书写进行分析。寻找海洋书写中的生态意识,既是生态文学与海洋文学的高度契合,也是一种整合与越界,有学者称之为"蓝色批评"。台湾生态文学作家廖鸿基和夏曼·蓝波安的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态意识,是海洋生态文学作品中文学性和生态性兼备的优秀作品。这两位作家是台湾生态文学和海洋文学高度契合的标志性作家,也是跨界研究的"明星"作家,但是二人的作品却风格迥异。廖鸿基笔下的大海是"讨海人"的家园和战场,里面所写到的风俗习惯往往是汉族的习性。而夏曼·蓝波安是台湾原住民作家,他笔下的大海是达悟族的大海,作品讲述的是达悟族的风俗习性和传统文化。虽然他们创造了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学意象,但对海洋生态保护都持严肃关注的态度,作品中均蕴含着丰富的海洋生态思想。尤其是达悟族"取而不贪"的海洋生态意识,对于今天保护海洋生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结语"从海峡两岸生态文学中"水书写"所展示的"江河湖泊受难图"和海洋污染图景中受到启示。的确,作为生命之源的"水"处于生态危机之中,而人类又如何能够安然自保?这无疑是值得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我们人类只有遵循生态整体观思想,给予"水"以"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伦理关怀,高度尊重其生存的权利,人与自然、人与水才能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诗意栖居"才能真正实现。

武兆雨^[9]（2016）在《《当代》（1979-2014）的现实主义文学建构与生产机制》文中提出文学期刊以组织和选择的方式生成并记录着一个时期主流的文学面貌,当代文学创作格局的形成、当代文学思潮的发生及当代生产机制的运行均与文学期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复杂的关联性中,当代文学期刊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为当代文学制度的考察提供了有效性样本,因此从文学期刊角度考察文学史复杂面貌,从文学期刊发展状态来观照文学的发展事实和发展态势是研究当代文学的一种必要性工作。本文以《当代》作为研究对象,梳理《当代》创刊至今的发展历程,考察《当代》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构建,通过《当代》文学生产过程透视当代文学生产制度,整体性观照《当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深刻的内在联系,从而实现对当代文学的考察。第一章通过史实、史料对《当代》的文化品格作以论述。在社会转折时期的文艺新生中,《当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全社共建下诞生,其创刊号做出了“反映当代生活、实行百花齐放”的整体定位,并确立了《当代》杂志“文学种类齐全、长篇纪实突出”的基本格局。通过对创刊号的考察,确认《当代》“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现实主义立场的话语资源为革命现实主义,杂志意图在未来发展中构建广阔的现实主义风格,其整体性的现实主义追求使之在实践中显示出以深邃的历史意识为指导,清醒地认识和理解现实关系的变化,准确体察和把握社会生活,真实地揭示各种社会矛盾的整体倾向。第二章具体考察了《当代》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潮的互文性关系,杂志在对思潮的选择与舍弃间形成整体面貌,突显个体风格。《当代》在实践中比较重视的文学思潮包括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学、九十年代的官场文学和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贯穿三个时代和三种潮流的内在线索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显现出《当代》的现实主义精神内涵。杂志对先锋文学、现代派文学、新状态等的忽略源自以上潮流与《当代》宏阔、雄浑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差异。《当代》所构建的不仅仅是各成一派的文学潮流,它也丰富了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脉。第三章通过文本分析辨明《当代》三十余年发展历程中的现实主义流变。首先,《当代》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呈现出从类型化的典型性到经验化的真实性的变化,从八十年代初期作品中对典型人物的极度突出并明晰分类,到九十年代弱化类型化的典型并将赋予主要人物以道德和文化意义,再发展到新世纪出现多个人物形象并置,强调人物日常经验的真实性,又注入超越日常经验的宏大精神意义。其次,在结构形式上,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以二元对立的形式为主流,当现实主义文学不断自我更新,新的文学结构模式在摸索中逐渐产生,多元共生的结构在新世纪以后成为最基本的内部形式,这种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生的过渡是《当代》现实主义作品结构的大致流向。最后,在艺术技巧上,由最初借鉴西方创作技巧到日渐融合。第四章论述《当代》的文学生产机制。首先,通过编辑理念、主要编辑、稿件处理等考察《当代》在生产活动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以及《当代》在这种“限度”下对文学自身“意义”的最大化追求。其次,通过《当代》与文学奖及《当代》与文学批评甄辨文学评介主体力量的转化。最后,分析《当代》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刊社共生的出版机制。第五章分析《当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所作出的理性探索。在生产理念上改变以作者为中心转向以读者为中心。在生产实践上,与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新媒介文学进行互动。探索刊企合作、畅销书等市场化运营机制。《当代》在文学期刊衰退的整体背景下保证自负盈亏,并在市场化的实践中坚守了直面人生、关注现实的主体风格。第六章讨论现实主义对《当代》的启示与反思。一方面,《当代》的编辑实践在现实主义边界中左右彷徨,时而探索广阔丰富的现实主义,时而固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杂志受到传统现实主义的固守和困囿大于探索广阔现实主义而产生的失误,传统现实主义追求使《当代》选发的作品显示出一种片面要求宏观覆盖性的倾向,消解了复杂的审美差异,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倾斜使其受到与之强势共谋的责难。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赋予杂志以庄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使之在混动纷繁的市场经济大潮和迅速的科技力量革新中葆有生命活力。

张贺楠^[10]（2015）在《中国当代生态小说时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海德格尔说：“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视野。”不论是以描写自然为主题,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修葺与重建的作品,还是那些表现反生态的商品化社会对自然的人为破坏,暴露自然危机深层之下的精神危机,亦或是描绘生态思想的乌托邦作品以及那些预警生态浩劫的反乌托邦作品,都最终指向一个主体,那就是人,关注人的存在,为人的存在寻找疗救的药方,使人类这沉重的肉身得以诗意地栖居,这是生态小说在新世纪的天然使命,也是无数置身于此项事业的衮衮诸公们的信仰。以时间为生态小说研究的视野不仅是“文学是人学”的历史命题的深化与发展,同时也是在生态危机日益恶化的当下,摒弃文学研究的生态性理论惯性,回归文学艺术本真,提升小说美学意蕴的重要尝试。在披阅众多的生态小说后,笔者发现：当代生态小说在揭露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诊断人类精神病情时,常常会形成一个充满生命质感和律动的叙事时间链条,文本自然世界时间与人类生活时间,宏大的历史时间与琐碎的个人时间,外部时间与心理时间相互缠绕和勾连,话语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剥离与黏合,在生态小说中仿佛就是呈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紧密与疏离、上升或下降,寻找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生态位的“巴尔扎克之蛇”。基于此,本论文将生态小说定位于一种时间艺术,不仅探索当代生态小说蕴涵的复杂时间观念对于揭示生态危机社会根源的重要作用,关注人类在时间的体验中重拾对自然的信仰、敬畏之感,还将对生态小说的时间修辞诸多技巧作全面考察,尝试为当代生态小说提供一个崭新的创作维度,使生态小说的社会批判与艺术想象凝聚成一种身处云端、心系大地的审美感受。绪论部分主要阐明本论文研究视角的来源。首先,笔者在观察国内外生态文学的写作时,鲜明地感受到这些作品凝聚的时间意识,在作家们对自然的朝拜、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中,显性或隐性地诉说着人类对时间的生命体验,生态小说中的时间不仅体现为小说表达生态批判主题的利器,同时也是结构小说文本、提升艺术修辞效果、建造小说叙事迷宫的不可缺少的瓦块与胶泥。本论文研究视角的拟定恰恰来自笔者的艺术直觉感知,当与生态小说中的时间要素握手的那一刻,笔者体会到了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推崇的位于两块肩胛骨之间的脊椎骨所带来的艺术欢愉和震撼。其次,本论文的研究视角来自当下生态小说研究的整体布局和现实诉求。近三十年来,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现状的评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将生态小说视为一种小说类型,对其命名、内涵、美学价值作整体评价,同时对富有代表性的生态作家进行跟踪解读,试图不断扩展生态小说研究对象的边界。第二,生态动物小说创作与出版的澎湃发展不仅为生态小说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也为生态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人与动物的关系出发阐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的伦理道德问题将生态小说的研究推向一个小高潮。第三,研究者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知青小说、寻根小说中汲取批评养料,重新镀亮了被传统批评隐匿起来的生态质素。此外,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创作为小说研究者提供了新颖的批评视角如对少数民族生态小说和富有地域特色的生态小说的关注,在凸显生态小说的审美意蕴以及艺术空间的塑造方面均有所贡献。笔者在文献综述中发现,以时间的维度观测生态小说,以时间为起点从诗学和美学的角度评析生态小说的研究尚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这一研究现状为本论文的研究不仅贡献了饱满的研究对象、丰富的研究方法和开阔的研究视野,同时也为本论文题目的选定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和研究的动力。最后,二十世纪以来中西方的叙事学中对于时间的理论阐发为本论文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理基础。20世纪60至80年代初的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对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时间的安排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以及中国当代学人在中国叙事学的本土化建设中对具有民族性情和艺术魅力的时间意识、时间观念等方面的回溯挖掘,为本论文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厘定和操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本论文共三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人类文化历史上的三种时间观念对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并考察生态小说在艺术主题的设定与实现过程中对不同时间观念的再现。本论文认为,当代生态小说是在追忆循环时间观念和批判线性时间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整体主义时间观念,前者主要体现出对自然节气变化的朴素觉知、对祭祀时间的神性崇拜以及对节日时间的精神皈依三个向度,后者体现在对工业时代政治性时间的奋力挣脱、对商业化时间的毅然冲决和对标度时间的智性超越三种形式上。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这三种时间观念往往处于共存的情境中,体现出生态小说对于勘探人类精神现状、垦拓人类生存空间的强劲艺术生命力。论文第二章侧重阐释当代生态小说的时间叙事内蕴,以剖析动物的历史为切入点,凸显儿童视角运用、死亡主题描写的审美价值。本论文认为,对动物历史的述说本质上是在建构一种人类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史,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关系史,当代生态小说倾向于在伦理学的视野中展现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推崇动物形象的精神象征性。对儿童视角的设置主要来源于儿童那种交互感应的觉知自然方式,当代生态小说将儿童形象而直观的思维特点与感知万物平等的行为逻辑作为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视点,在少年和父亲、父亲和自然的多重情感考量中体现人类的孩童时代对自然母亲的依赖、敬重和挚爱。对死亡主题的叙述淋漓尽致地渲染了人类在自然世界存在的渺小与短暂,当代生态小说通过叙述驳杂的死亡形式、丧葬礼仪来表达生命的终点时人类对自然的回归,其主旨在于感染、教化此在的理性之人珍惜客观的自然世界,爱护共有的精神返乡之所。论文第三章综合梳理了当代生态小说的叙事时间,关注创作主体对叙事时间的变形策略如何结构小说的文本、营造叙事的张力。本论文认为,当代生态小说所表达的现实是人与自然相分离、人类福祉无从实现的空洞的现实,创作主体在小说的布局中通过倒叙来讲述人与动物、河流、森林的故事,倒叙的运用又与结尾的补叙形成一种圆形的叙事构型,促进了小说文本的完整性；通过设定叙事时间流转速度的快与慢、运用书信体以及时间的幻化操作来增添小说的叙事审美效果。对时间的空间化书写是当代生态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空间不仅仅具有可感可观的客观物理属性,同时也生产了人与人、人与自然较为隐秘的复杂关联。偏远的、边缘的地理空间是当代生态小说创作主体耕作的主要文学地界,具有着祛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哲学意义；唤醒存留在人记忆深处那种源于自然和大地的自然本性是当代生态小说文本通约性的艺术共识；多种叙事空间的嵌套和转换有助于当代生态小说将人类的时间经验具体化,扩展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认知边界。

二、无法超越的悲剧:《师道宣》的叙事解读──中国虎故事类型研究系列之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无法超越的悲剧:《师道宣》的叙事解读──中国虎故事类型研究系列之三（论文提纲范文）

（2）近四十年中国虎文化研究回顾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3）“杨香扼虎”的图像及其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李传锋的动物叙事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走向现代的艰难“转换” ——论阿来的生态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6）汉魏六朝婚恋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海峡两岸生态文学中的“水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1979-2014）的现实主义文学建构与生产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当代生态小说时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无法超越的悲剧:《师道宣》的叙事解读──中国虎故事类型研究系列之三（论文参考文献）

• [1]唐代虎类小说研究[D]. 吴方. 西南大学, 2021
• [2]近四十年中国虎文化研究回顾与反思[J]. 任宽.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6)
• [3]“杨香扼虎”的图像及其观念研究[D]. 吴瑶.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4]李传锋的动物叙事小说研究[D]. 邓宜丹. 湖北民族大学, 2019(05)
• [5]走向现代的艰难“转换” ——论阿来的生态书写[D]. 李浩昌. 浙江大学, 2018(07)
• [6]汉魏六朝婚恋小说研究[D]. 董舒心. 山东大学, 2018(02)
• [7]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D]. 蔡乾.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8)
• [8]海峡两岸生态文学中的“水书写”[D]. 梁艳. 山东大学, 2017(08)
• [9]《当代》（1979-2014）的现实主义文学建构与生产机制[D]. 武兆雨. 东北师范大学, 2016(12)
• [10]中国当代生态小说时间研究[D]. 张贺楠. 吉林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