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的小瑕疵——刘勰对民间文学的态度

一、白璧之微瑕——刘勰对于民间文学的态度（论文文献综述）

刘文勇^[1]（2020）在《民国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下）》文中提出民国时期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无非朴实与议论两途,朴实者大多是就文献整理与校勘方面进行,议论者则各驰骋其评骘。总体而言,朴实派的研究受黄侃先生影响甚大,黄侃先生俨然成为民国时期《文心雕龙》朴实整理与研究的精神领袖与导师,其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在朴实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可谓占据半壁以上的江山。但黄侃一派的研究成果也受到不少有成就的学者的修正,修正黄派的过程中充满了严肃而又尖锐的批评,这又成就了朴实派对《文心雕龙》整理与研究的另一景观,二者合观,则使《文心雕龙》的研究从传统的"以余力为之"变成了现代的"专心致志为之"的学术风景,"龙学"于是乎成为事实。议论派的研究风格多样,观念上既有古今的差别又有中外的差别,新派旧派,或褒或贬,各言其说,"褒"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而"贬"亦各有各的依据,有褒《文心雕龙》为"唯一的文学批评书"者,有贬《文心雕龙》为无甚特见者,有褒杨明照先生研究《文心雕龙》的人称其为"《文心》功臣"者,有贬称颂扬《文心雕龙》的人为"庸人"者,有以《文心雕龙》主张"原道征圣宗经"而褒赞者,亦有以《文心雕龙》主张"原道征圣宗经"而批评者,有以骈文而赞扬《文心雕龙》者,亦有以骈文而批评《文心雕龙》者,有以文笔不分而批评刘勰者,也有为刘勰文笔不分而辩护者,有因《文心雕龙》不载陶渊明而批评刘勰者,也有为《文心雕龙》不载陶渊明而辩护者,有高度赞扬《文心雕龙》为"体大思精"者,亦有只同意《文心雕龙》为"体大"而不同意《文心雕龙》为"思精"者。总之,意见纷纭而又尖锐,但却少见正面的交锋,呈现为奇怪的争论状态。

何素婷^[2]（2018）在《《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动机是寻找《总目》元别集提要中的“潜文本”（即历史语境）、疏理和重写元代文学史、完善《总目》元别集提要内容。为此,本文将立足于《总目》这一传统文献土壤,以元别集提要所呈现的诗文批评系统为对象,以205则元别集提要为文本基础,以文学观念考辨为方法,试图在与《总目》的对话中掘发和还原出元代诗文的真实面貌,补充和修正其元代诗文批评的相关问题,以期为元代诗文图景的绘制“添线加彩”,为重写元代文学史提供诗文格局和诗文面貌还原基础上的有力支撑。关于生成研究。从历时流变角度考察,《总目》元别集提要的定型是一个由文献学文本向文学文本不断靠近的过程。与层级起点之一的《翁方纲提要分纂稿》相比,《总目》信息量可谓是全面提升;与原始合成品《进呈存目》相比,《总目》观念性显着加强,但这种观念性尚呈点状;而与文渊阁库书提要相比,《总目》的诸多观念已是经过提炼而升级为高屋建瓴的认知和把握;从共时结构角度考察,元别集的着录原则是多加甄录,少为删薙;时间断限呈现出扩容现象、主观臆测、断限标准不一等特征;排列顺序体现出以“春秋笔法”寓褒贬的观念。《总目》元别集提要撰写思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独崇风教、崇实黜虚、裨补史阙、消解思宋、褒奖气节和消泯门户。前三者可谓《总目》书写提要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标准,而后三者则体现出《总目》书写元别集提要时的特殊性。元别集提要撰写思想背后有更为深刻的考量:审核鹄的是为厘正而非禁毁;裨补史阙是为完善《元史》;崇实黜虚是为认同元代学术;消解思宋是为营建元王朝之向心力;褒奖气节是为塑造元人价值观;消泯门户是为凸显元人之敦朴。《总目》不断在按照清代官学认可的方式构建元代学术体系,其立场是宽容的、认同的和推崇的。关于版本研究。首先在版本视野角度,较以往的元人别集整理,《总目》有着版本视野上的优势,故其对元人别集的疏理和批评功不可没。但是,撰修《四库全书》时元别集的版本采源亦存在一定程度的盲区,其所采并非全视野版本:从版本采源角度探究馆臣的版本视野,发现元别集在采源上呈现出倒金字塔结构,这导致馆臣着录别集时的视野局限,此其一;馆臣采源的永乐大典本元别集被《总目》全部着录,尽管其中别集并非最佳版本,这说明馆臣着录永乐大典本元别集亦存在视野局限,此其二;馆臣疏于对内阁藏本元别集价值的发现,并疏于开掘,这是版本采源上的缺失,亦是馆臣着录元别集的视野局限,此其三;馆臣对于采源所及的元别集版本疏于采录,亦是馆臣视野局限的体现,此其四。其次看版本错讹。《总目》着录元别集版本和元别集提要所述版本中存在所取非善本、私造版本、混淆版本和衍生讹误版本信息等问题,这或与馆臣的学术态度有关,或与版本视野局限有关,或与编纂工作的复杂纷繁有关,但亦不排除馆臣群体的学术观念和官学偏见之影响。再看《总目》视野下的四库本删序跋、附录现象。以《总目》元别集提要所述版本信息为参照考察四库本,可知四库本删序现象不及想象或预估那般严重,故四库本元别集仍不无一定的版本价值。同时,四库本元别集虽有删序现象,但所占比例并不大,这说明删序并非四库本与四库底本分歧的最重要的原因,二者的分歧主要还在于所依据的版本本身的差异性。此观点为理解《总目》元别集提要所述版本与四库本的分歧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解的角度。关于文献征引研究。《总目》提要并非全为馆臣的独创性写作,准确地说,它是一则一则的微考证,通过援引各种类型的材料以考证某一事实、论证某一观点,这充分体现了乾嘉学术的考据精神。元别集提要征引视野之广阔、掘发之生僻以及搜罗之全面,为后世研究存留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文献资料和学术观点。但与此同时,《总目》文献征引中亦存在方法层面和意识层面两种不同类型的过失。元人别集提要征引频率较高的文献是《元史》《元诗选》以及序、跋、墓志及其它这三类,分项探究发现:第一,《元史》属于历史性文献,其特点主要是具有正统身份,而其缺点在其修撰之粗劣,《总目》征引《元史》时出现了四方面的不足:校写草率,生发讹误;曲解原意,失之千里;循名失实,流于形式;主观择取,服从主旨。第二,《元诗选》属于文学性文献,其特点是清初诗学流派纷争中的一家之言,而其缺点是有过誉之嫌。《总目》征引《元诗选》时亦出现了四方面的缺陷:直录文献时出现盲目与失考,遂以讹传讹;因禁毁祸及而存在避替所致的混乱与断裂;在变化之形态与不变之回护之中透露出一种身份焦虑;以儒为正统,体现出显此隐彼间的主观强制。第三,序、跋、墓志等是原初性文献,其特点是具有亲缘关系带来的真实性,而其缺点亦不免美饰之嫌。《总目》征引序、跋等文献亦存在四点遗憾:从源头追踪发现,其所引非序跋原文,而是转引他者;由视野探寻可知,提要的书写有时并未借鉴序跋已有的信息,从而导致书写的盲目性;于立场捕捉观之,提要主张异代定论,而回避序跋;讹误辨证则呈现误读原文,张冠李戴等。《总目》征引之“失”给予后世反思是:征引视野之广阔、文献解读力求合于着者本意,这才是文献征引与学术真实的良性关联方式。而当有开阔的文献视野和准确的文意解读后,还需要做的便是辨证,辨证的思维才是征引决断之核心。关于文学批评研究。《总目》元别集提要所囊括的批评对象之众多、批评内容之细微以及批评视野之宏大,可谓史无前例,而其书写的元代文学史、批评史亦是独立而自成系统的。所不足的是,《总目》对元代文学史观的构建、对元文的辩诬和重塑以及对元诗“纤秾缛丽之习”的表达和批评皆烙印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甚至存在认识上的不足。第一,从文学史观来看,《总目》以狭义“世运说”构建了元代文学史,以“革弊—极盛—流弊”的嬗变规律书写元代文学史。世运与文运相随的文学史固然有之,但对于元代文学而言,元季文学可谓蔚为大观。以“世运说”构建的元代文学史出现了悖论:一方面元季出现了乱世中的诗歌盛景,另一方面元中期亦不无盛世中的文弊,而这些元代文学图景皆被《总目》所遮蔽。第二,从元文来看,《总目》对明嘉靖中期以来的“元无文”论进行辩诬并重塑“元有文”的学说:以承唐、宋古文衣钵定义元文之本质;以突显文学宗主和大家构建元文之格局;以振衰起弊、承宋启明定位元文。此为中国古代文章史的演进扣接了重要一环,使得宋文、明文之间的历时性源流脉络更为明确而清晰。《总目》的功劳背后亦不无缺憾:身处独崇儒学、一尊程朱的乾嘉思想生态,馆臣对元文的批评和塑造难以从思想的桎梏中超脱,故而导致“道”凌驾于“文”批评范式的形成,是为其一;《总目》对元文的塑造而忽略了指瑕,进而掩盖了元文内部的演进逻辑,是为其二。第三,从元诗来看,《总目》对元诗“纤秾缛丽之习”观点的表达暴露出矛盾和悖谬之处:首先,在时间范畴上,《总目》在限定“纤秾缛丽之习”时,出现了“元代”和“元季”的混用。而将“纤秾缛丽之习”确定在“元季”这一阶段,是《总目》有别于明清诸多评价的一种新的元诗批评观点;其次,在归属对象上,馆臣一方面认可“元末纤秾之习”应当是元季诗歌中的一股风气和浪潮,另一方面仅在顾瑛《玉山璞稿》提要一家提要中有明确的归属。《总目》此观点与表达显然悖谬,究其原因,与《总目》不得不遵从公论而取“元代纤秾靡丽”之论,又不得不践行其宏观批评上的“世运说”以塑造元代末世文运这一矛盾观念有关。最末,在风格品评上,与历来道统维护者一样,《总目》对“纤秾靡丽”诗风极力贬斥和批判,元代自不能免。而以此而鄙薄元诗的观点实有失公允:其一,《总目》弱化元诗众弊而集中强化元诗某一弊的做法,实有偏颇之嫌;其二,结合元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来看,“纤秾靡丽”是最具有元诗性的风格;其三,在诗学审美领域,元诗“纤秾靡丽”的另一种表达可以是元诗具有“才情风致”。关于影响研究。《总目》元别集提要的后世影响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对元代目录文献着作的影响;一是对元代文学史书写和元代文学批评的影响。于前者而言,借鉴和接受中的辨证、订误、完善是主旋律;于后者而言,则整体呈现出两种情形的接受:第一种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尚处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初期,此时对于文学史的概念、框架尚未明晰,亦无先例可循,故此时文学史写作对《总目》元别集提要的依赖颇深;第二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史的书写日趋成熟,文学史的书写体例和模式皆突破了提要式写作,并且观念上亦有颠覆性的冲击,但《总目》元别集提要所蕴藏的文学史批评话题和个案批评成果却仍是文学史书写时历久弥新的论争对象。而随着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本土化溯源趋势,《总目》元别集提要对后世目录学着作和文学史的写作影响将是久远而绵长的。

赵寅君^[3]（2017）在《“赵氏孤儿”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尝试着以一种视文学为生命的同情眼光梳理“赵氏孤儿”的发展轨迹,以一种宏观多元的研究视角,立足史实资料、田野调查和民间观察,在社会现象与思想学术的交织考察中还原故事“赵氏孤儿”的文学生态,即此以观察和反思“赵氏孤儿”的发展历程,全面呈现“赵氏孤儿”的历史沿革与文化嬗变,同时又在“赵氏孤儿”的研究中重新定位,挖掘阐释“赵氏孤儿”在书写形态变迁中的文化意义、范式转变中的价值凸显和传播模式下的观念嬗变,并在古代社会文化、思想、学术、民众心态、生活观念等的综合思辨中大致理出“赵氏孤儿”的流衍过程及其背景原因,在宏观的历史理解与文化承续中引申出关于“赵氏孤儿”的结构格式与精神内涵,以一种大文学观、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中把握“赵氏孤儿”演变的文化历程,探究藏于其后的文化精神和不同立场下的价值取舍。“赵氏孤儿”博涉四部,以记录时间而论,《春秋》是关于“赵氏孤儿”事件最早的历史记录。记载以“赵盾之弑”、“同括之杀”、“赵武之会”作为核心要素,虽寥寥数字,但其后价值关怀却极为深刻。《左传》叙述赵氏故事是在《春秋》的基础上大为丰富,所载赵氏诸人物,皆描写言行,刻画性格、褒贬揄扬暗含其中。《公羊》、《谷梁》对事件没有太多关注,《国语》的记述从情节到人物对《左传》进行了补充,诸子立说从不同层面丰富了赵氏孤儿的内涵,成为故事流衍的重要推力。司马迁继承《春秋》,以“德”为标准,在《史记·赵世家》中将赵氏孤儿的故事叙述完备,其中人物面貌的粉墨涂抹也越加厚重,以“恶”形象出现的屠岸贾,还原本来面目,细究其职位、行为、身份,虽为酷吏,但小人物的艰辛与悲剧并不被人知晓,叙述中没有抑扬的词汇,真正的褒贬态度暗藏于笔。以“义”形象出现的程婴,在司马迁笔下虽有仁有义但亦道德微瑕,不纯粹的道德使小人物的形象更加饱满,而立言行事中呈现的价值凝聚与道德呈现是其最大价值。究其根本,不管是因义立传还是歌颂小人物的不朽,还是忠奸文化的初现,都体现了存亡继绝的精神凝注,也是赵氏孤儿故事的核心价值所在。汉朝刘向《说苑》、《新序》在《史记》的基础上对赵氏孤儿故事进行转述,着力于搜孤、救孤等重要情节的描写,虽有一些微小的文字变化,但价值阐释没有太大偏差。其中“节义”、“复恩”,以及由此引入的复仇,成为后世文学不断重述的母题,一再重复的历史事件,进入不同姿态的文体样式如正史、传赞、书信、碑传,特殊的文化情态呈现其中,后世不断仿效。进入到诗歌的赵孤故事,初现在陶渊明的《程杵》篇中,之后庾信、李白也有咏叹,但以述祖纪德姿态呈现的赵孤故事,虽能折射出赵氏故事的深远影响,但仍有寂寞之感。在宋代文化特殊的生态中,赵孤故事除了零星的祀典颂歌外,并没有太多的褒奖,反而得到宋儒的质疑,无论对事件的真伪还是人物的有无都持否定态度,所以在普遍怀疑的态度之下的诗歌也较寥落,直到南宋灭亡时才激起回声,在特殊的政治处境中“存赵保孤”的节义精神淋漓展现。自元而清,诗歌集中于咏古抒怀、读史言志、咏物比德的视野下流传。进入到文学领域之后,不断重写的价值母题,不仅限于思古幽情的抒发,始终有着最为深刻的道德关怀。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出现使赵孤故事的文学观照发生变化,由诗文的“重述”转向戏曲、小说的“重写”。《赵氏孤儿》将“忠义”作为全剧的灵魂,无论是作为故事主轴的忠奸对立,还是矛盾冲突的不断激化,都更贴合民众趣味的美学取向,隐于其后的则是社会心态的人文嬗递。除杂剧《赵氏孤儿》外,《八义记》亦是旧剧新作,其中增加了许多情节、关目,使故事更为流畅,让赵孤故事于流传中深入人心。以文字为载体的小说,叙事关注更纯粹。从《列国志传》的历史讲述到《新列国志》的故事叙述再到《东周列国志》蔡元放的评点,曲折生动且大体合乎情理,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讲述传诵更为广泛,历代讲述的赵孤故事,至此而得精彩。对于赵孤故事,传统社会的最大认同和故事不断重述的核心价值始终以节义忠烈为基点,千百年来,基于道德认同的文化心理成为赵孤故事最为庞大厚重的接受基础。无论是经史领域的求真辨析,还是戏曲小说的搬演重述,核心价值的基本认同却不变。最为深层的忠义情怀于文字中喷吐激发,潜行浸润的民间情绪为之感染,由之造就的价值取向,遂成为赵孤故事接受、传播的一般文化心态。

姜彦臣^[4]（2017）在《《妇女杂志》中的女性文学批评研究》文中提出《妇女杂志》（1915—1931）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行量最大、发行时间最久、覆盖面最广的女性期刊,发行17年间,影响深远,是近现代中国女性文化的典型代表。当代学界对其有诸多研究,但对杂志中丰富的女性文学批评却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首次全面整理《妇女杂志》中45位女性作者所作的51篇文学批评作品,采用细读方式,分析其具体内容与理论特征,进而深入探讨近代以来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特征与发展路径。论文共分六章。第一、二章概述《妇女杂志》中女性文学批评的作品与作者。共整理发现51篇女性所作文学批评,以1920年为界,分为文言和白话两个阶段,据其内容特征大致可分为诗话类作品、研究性作品和随笔类作品三类。写作这些批评作品的共计45位女性作者,大都未见有生平考述。研究发现,这些女性大都在新式学堂或家族私塾中接受过教育,其中有女学教师、女学校长、社会活动家、革命者;她们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名流也多有往来。在地域上,以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的作者为多。第三章主要对女性诗话类作品进行了考察。在《妇女杂志》连载的《小南强室笔记》《镜台螺屑》《瓶笙花影录》《瑶台玉韵》4部女性诗话中,或侧重“论诗及事”,或侧重“论诗及辞”;采用以意逆志、本事批评、比较批评等方式,对明清时期的106位女性诗人及其诗作进行了点评。被女性诗话评论的女诗人集中于江南一带,多为闺秀作家,诗话的女性作者推重德才兼具的女诗人,对“清”“情”、怨而不怒、风格自然的诗歌赞誉有加。第四章主要分析具有研究性质的批评作品,包括6篇文言作品和11篇白话作品。研究发现,这些批评,涉及对女性与文学关系的多角度探究,女性作者们对铭文、歌谣表示出特别的兴趣,她们或综论中国诗文发展流变过程,或比较文言作品与白话文,或倡言白话作为新文体的社会功用。还有的文章对顾太清、朱淑真、赛维宜夫人等女性作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研究中,女性作者多采用社会批评视角,体现出人本主义文学观,也可从中看到她们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萌芽。第五章探讨随笔类批评作品。随笔类批评共计29篇,主要为序文、读后感以及其他性质的随笔。在这些批评作品中,有对女性文学创作动机的描述（包括记录个体经验、坎坷生平诱发创作、有合适的创作机缘几个方面）、对作品独具视角的评论;对文学阅读问题的多方面探讨（包括对阅读功用、阅读倾向、阅读要求的讨论几个方面）,还有对文章写作方法的讨论（包括阐述游历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指导写作教育的进行、阐释写作需要实践与理论的储备）等。体现了女性批评作者日渐开放的视野与视角独特的批评特征。第六章总结《妇女杂志》中女性文学批评的特征与研究价值。批评语体由文言向白话,批评形式与对象由单一到丰富,批评话语由传统到现代是《妇女杂志》女性文学批评呈现出的总体特征。这批女性批评作者及作品,对于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而言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这些女性文学批评真实记录和保存了当时女性的创作状态、文学阅读等情形,极具史料价值。《妇女杂志》中的女性文学批评作品真实反映了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成长历程。女性作者们对女性诗作的品评、对女性与文学关系的强调、将女性文学与追求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等结合起来的批评思路,均体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女性文学批评思想,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郑依^[5]（2013）在《《文心雕龙》中的民间文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刘勰民间文学思想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虽已经历了30余年，但是着述并不是很多，相对《文心雕龙》研究的整体规模来说更是少之又少，目前还没有出现对刘勰的民间文学思想做系统阐述论着。本文主要对刘勰民间文学思想做系统地梳理，并探索其思想形成的原因。共分为六个部分论述。第一部分，引言。分析对刘勰民间文学思想研究的意义和系统研究的必要性。第二部分，论民间文学功能论。刘勰认为民间文学有顺美匡恶，观风化俗，表情达志，振威释疲等功能。第三部分，刘勰民间文学文体论。刘勰对民间歌谣持肯定态度，认为民间歌谣是作家诗歌的源头。刘勰对乐府民歌持否定态度，对其中的艺术表现手法认识不到位。而对神话的看法颇为偏执，是其历史局限性造成的。刘勰把笑话谜语单独成章，说明他对这两种民间文学形式是认可的，但是认可也是只在于其社会使用功能。第四部分，刘勰论民间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刘勰从创作论的角度分析了民间文学中的比兴、夸张等手法，他认为，比兴、夸张手法源于民间文学，并认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应运用和发扬两种民间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第五部分，刘勰论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刘勰认为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起源，并认为民间歌谣对作家五言诗、辞赋、作家文学的表现手法都有影响。第六部分，刘勰民间文学观形成的原因。刘勰对民间文学的持有一定的偏见，但是兼于“原始以表末”的原则，对民间文学的分析和论述还是比较客观的。第七部分，结语。

刘大印^[6]（2012）在《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流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小说《三国演义》当中的诸葛亮，是一位智谋出众、呼风唤雨的神奇军师。而在史着《三国志》的记载当中，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即与其卓越的政治才干相比，他的军事才力还是稍有欠缺的。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的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变过程。本文以陈寿《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形象为切入点，依次探讨了东晋南北朝逸史传说中的诸葛亮形象，唐代文人笔下的诸葛亮形象，宋元文人笔下的诸葛亮形象，以及嘉靖本《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和毛评本《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通过仔细的比对和归纳，揭示了不同时期作品中的诸葛亮形象面貌，以及各个时期诸葛亮形象发生变化的原因，初步勾勒出了从历史到文学诸葛亮形象流变的轨迹。具体而言，西晋史学家陈寿在其《三国志》中，最早描绘出了诸葛亮的历史面貌。史着当中的诸葛亮，首先是一位政治才干卓越的时代政治家，但他的军事才干并不像后来小说中渲染的那样出众。诸葛亮形象脱离历史原貌而发生流变，始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东晋南北朝逸史传说中的诸葛亮形象，已颇有名士的风度和神异的色彩，而且一些作品开始美化诸葛亮的军事才华，称其机智多谋而且善于用兵。这一阶段诸葛亮形象的形象的流变，与当时政治局势的改变和世风的转变密切相关。到了唐代，诸葛亮则每每被文人视为士子的楷模和贤相的典范，有人甚至将诸葛亮与儒家贤圣相提并论，从而使诸葛亮的形象，濡染了较为浓厚的儒家色彩，也为此后宋元文人美化或神化诸葛亮形象奠定了情感基调。宋元时期，民族矛盾较为尖锐。从南宋开始，便有一些爱国文人将数次北伐志在一统的诸葛亮视为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并在作品中对其进行讴歌赞颂；元代深重的民族压迫，更使一部分文人深切怀念志在兴复汉室的蜀相诸葛亮，并竭力夸大其军事才华，将其塑造成了一位呼风唤雨、用兵如神的神奇军师，反映出世风的转向对于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元末明初，罗贯中吸纳众长，在《三国演义》中塑造出了空前完整的诸葛亮形象，标志着诸葛亮文学形象的最终形成。此后清代毛氏父子的评改，则使诸葛亮的文学形象更趋于完美，并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典型。诸葛亮形象的流变，除了与文体的演进有关之外，也与不同时代的政治形势和文化风貌密切相关。不同时代的人们，身处当时的社会局势，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审视诸葛亮，并想象、创造出一个与之前多少有些不同的诸葛亮形象来。我们从流变的角度审视历代作品中的诸葛亮，不仅可以更为全面地把握诸葛亮的形象状况，而且可以看到特定时代的思想文化氛围对于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窥见《三国演义》累积成书的大致过程以及我国历史小说发展的某些艺术规律。

吴琼^[7]（2012）在《明末清初的文学嬗变》文中研究表明明末清初的文学嬗变，这是一个综观的大课题。明末清初本身乃重要的社会历史转型期，伴随着这个历史转型，文学发生了明显的风格迁移与性格转变：政治经济的变化改变了社会风气与生活方式；个性解放思潮的风起云涌颠覆了知识分子的陈旧观念；传统的伦理道德在式微与复归之间摆荡；士人的命运与精神亦席卷在历史洪流中不能自已。这些文化环境的剧烈变化影响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创作，也在其中遗留了许多深刻而真实的历史信息。截取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考察时代作用于文学的复杂层次、丰富形式与辩证过程，梳理文学发展演变的脉络，有助于我们对明末清初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进行综合把握。明末清初的文学嬗变中，文学思潮、时代变化、官方意志分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明末时个性解放思想对传统文道观进行挑衅与突破，当时心学泛滥，士人思想开放，整个社会呈现出摆脱旧有轨道的兴奋狂乱与生机勃勃。文学创作也积极赶上时代的步伐，加大了对现实生活的表现范围和对个体心灵的挖掘力度。明末文学这在这种精神的笼罩下一改前期颓气，呈现出一种全面繁荣的景象。易代之际的强大外力将文学引领到眼前实际，前期的思潮骤然搁浅，进入到积极反思与调整阶段，时代巨变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深沉宏阔、震荡人心的题材，明末文学的自由与自我被大时代图景与心灵震荡替代。清初，传统文学观正式开始对明末个性解放进行打压与修正，命运巨变的一代士人，谱写着宫阙山河之感，衣冠人物之悲，新朝士人则开始顺应太平，大奏雍容和雅之调。各个阶段都充满了激烈的新旧对抗，社会因素的老朽与新变，思想观念的顽固与觉醒，文学表现的保守与激进，明末清初的文学正是在新旧对抗与兼容的文化环境中收获了丰富的成果，而它原本缓慢推进的风格转变每每因为突然的社会历史变化而加快步伐，出现种种新异状况。其种种宏观的风格转变，种种具体而微的原因和表现，正是本文所希望能展现的。本论文以概括阐述明末清初的文学创作变化为内容，从一个大的文化视角，透视明末清初之际文学嬗变的内在外在状貌，描述它背后各种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因素所勾连形成的文化背景，通过对各个阶段内社会道德风气、社会心理、作家生存精神状况的把握，揭示这个文化背景是怎样作用于文学转变的。即在把握明末清初历史社会变化的基础上，描绘出彼时文学嬗变的清晰轨迹，勾勒出一个文化学角度的明末清初文学简史。本文正文部分三章为一段，时段界定为：第一阶段万历后期至天启末，这是明末文风的完全展现期；第二阶段崇祯初至顺治前期，这是鼎革之际文学的转变期；第三阶段顺治后期至康熙中后期，这是清代文学性格的初步成型期。各部分从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切入，联系社会心理与作家本身，从制度层面、思想文化层面进而推进到文学表现层面，层层深入。文学表现部分，选取了各时间段内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流派或者具体作品，通过对作品与时代精神风貌联系的分析，展现文学整体风格转变的蛛丝马迹、社会历史变迁影响文学的途径，从而直观显现明末清初文学嬗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明末清初文学的嬗变，是明末清初时代巨变引起的。这种引发并非是单方面的直接外力强加，而是有一个影响力传递和选择接受及变形表现的复杂过程，这也正是明末清初文学嬗变的特殊魅力。

柳倩月^[8]（2011）在《从《文心雕龙》看刘勰对民间歌谣的认识》文中提出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多处提及古代民间歌谣,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刘勰对民间歌谣的功能、本质、文体形式、艺术特征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认识。这些认识说明他对民间文学的重要性、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等问题也有所思考。在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中,刘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王慧娟^[9]（2011）在《《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文化意义及其现代价值 ——以《明诗》、《颂赞》、《谐讔》等篇为例》文中认为文体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与必然,纵观古今文体的演变和消弭,就可洞见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路径和精神核心。魏晋六朝是精神自由与文体大变动、大发展的时代,而《文心雕龙》文体论对当时及前朝的文体论述,可谓搜罗殆尽。因此,关注《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文化意义和现代价值,利于全面解析《文心雕龙》,亦是古代文论焕发生机的有效途径,还可了解中国古今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历程与特色。然《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文体众多、叙述庞杂,所以本文选取《明诗》、《颂讃》、《谐讔》等诸篇,以点带面,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隐喻历来是文学与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修辞方式,而其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也由来已久,此处笔者首先引入隐喻的概念,论证声音所具有的特殊隐喻功能,而后以《文心雕龙》中《明诗》等文体论篇名为例来解析刘勰文体论各篇命名的语音隐喻特点及中华民族语音隐喻思维的本质。第二,一个词（或文本）自然具有其本来意义,但是当其被置于另一个文本中时,就会同文本中的其他成分产生或纵或横的相互关联,从而产生新的语义（语篇）功能。这就是词语（或文本）的互文性。同样,在《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我们可以发现众多文体的产生与演变同中国古代的祭祀活动有着明显的互文关系,因此笔者由文体的“互文性”入手,从《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颂赞”等各文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掘出中国古代祭祀活动的相关问题,并由此展开其对于中国后世文学、艺术深刻影响的论述。第三,当今处于大众娱乐时代,狂欢、戏仿、欢谑成风,是任其自由发展还是有所规劝?一千五百年前的刘勰已经给出了答案,他对于戏谑文学及艺术活动的批评,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艺术的创作、表演与良性发展提供了指引,而这最主要体现在《谐讔》篇中,因此我们从解析谐讔艺术的含义与古今谐讔艺术的类型和审美着手,来体现《谐讔》篇的文化意义及现代价值。

周峨^[10]（2007）在《唐前女性题材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导论：界定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交代本领域的研究现状。相对于诗歌发展到巅峰的唐代，积聚力量的“唐前”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段，值得特别关注；鉴于古典诗歌往往以男性为书写主体，而对女性的书写也往往有特定的模式，“女性题材诗歌”因之成为一个言之有效的诗歌题材类别。故而，我们以“唐前女性题材诗歌”为研究对象，探讨古典诗歌表现女性的本质性特征。本领域的研究除了极少数的专着、论文外，大多数的研究是限于微观的、点而非面的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探讨，缺乏宏观的、系统的、富有逻辑归纳性的研究成果。本论文正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唐前女性题材诗歌的文化背景”。本章第一节主要讨论传统文化中对女性题材诗歌形成影响的一些因素，如“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克己复礼”的道德建设原则等，前者对于女性题材诗歌中习见的“代言”表达方式有重要影响，后者则使女性题材诗歌形成“非个人化”倾向的表达惯例；当然，这两点并不互相对立，而是互有联系的。本章第二节主要讨论女性观念、女性的自我认知以及女性在现实中的生存状态等对女性题材诗歌形成的影响。女性观念对女性题材诗歌形成的影响是直接的、正面的，如女性观念中“柔顺”、“贞专”等性别角色规范，在女性题材诗歌中幻化为一种唯善唯美的女性形象；女性的自我认知往往追随男性对女性的角色规定，这决定了女性在现实中、以及在诗歌文本交流中的“非对话性”地位，在男性书写的诗歌文本中，她们处于被书写的地位，而她们自身的创作也往往落入男性书写成规之窠臼；女性在现实中的生存状态对于女性题材诗歌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即便有，也往往只是以反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女性题材诗歌不热衷于表现现实的女性，而倾向于表现观念中的女性。第二章“唐前女性题材诗歌的时代流变”。唐前女性题材诗歌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变化。一是从《诗经》的双性视点到《楚辞》的男性视点的变化。在《诗经》中，女性同男性一样，也作为感知世界的主体存在、作为诗歌的抒情主体存在，以诗歌表达她们的感情；到《楚辞》，女性成为单方面的审美客体，被作为男性抒发情感的中介性工具。二是从汉代“自然之诗”到魏晋“专诣之诗”的变化。汉代“自然之诗”中，女性题材诗歌有某种写实的倾向，作者往往据自身的情感经历而写作；而到魏晋“专诣之诗”中，女性题材诗歌往往呈现出“非个人化”倾向，即这类诗歌普遍地和作者自身的情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三是从魏晋的“非个人化”倾向到南朝的感官化倾向的发展。南朝，尤其以梁陈诗歌为代表，出现了一类以精雕细刻手法描写女性外貌、神态的诗歌，这类诗歌所尽力保持的客观冷静态度，庶几可视为魏晋所开创的“非个人化”倾向的承续，但这类诗歌普遍拥有的对女性的观赏性兴趣、以及以诗歌表现“目观之美”的努力显然又是在魏晋诗歌传统外另辟徯径。第三章“唐前女性题材诗歌的类型分析”。根据女性在诗歌抒情格局中的不同地位，女性题材诗歌可以分为抒情型、叙事型、体物型三类。在抒情型女性题材诗歌中，女性作为情感对象出现。这类诗歌以抒发主体对女性的爱恋、思念等情感为主旨，而并不着力于刻画女性本身的形象，女性的美好形象赖于读者从抒情主体所表达的感情中逆向推知。这类诗歌中，女性与男性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对话性”地位。在叙事型女性题材诗歌中，女性作为行动角色出现。这类诗歌中，女性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个性化，《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刘兰芝”就是典型的代表；但这类诗歌，仍然不免有意识形态话语的渗透，女性形象仍不免被改造为适应故事情节、而非顺应人物内心逻辑统一的产物，如《木兰诗》，其中的“换装”情节作为一种象征，标示了人物的在女性角色和男性角色之间的变异，人物形象本身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内心观照。在体物型女性题材诗歌中，女性作为类属物象出现。这类诗歌的表现方式主要是“凝视”与“投射”，在男性主体的“凝视”中，女性成为无个体差别的“美”人；而在男性主体的投射下，女性内心世界被单一化为与男人分离时的“忧离惧弃”情怀。“思妇”文本是这类诗歌的典型形态，这类文本皆致力于把女人表现为“外表美丽”而“内心贞专”的类属存在物，“思妇”代表了古典诗歌中女性存在的标准化姿态。我们还附带讨论了这类诗歌对于女性创作的影响。在男性书写传统的影响下，女性诗作也往往以同样的表现方式和价值取向来表现自己第四章“唐前女性题材诗歌的专题研究”。本章我们选择了“婚诗”、“悼亡诗”、“采桑母题”三个在诗歌史上相对比较集中的诗歌主题类别，探讨它们在从先秦到隋代，在主题倾向、表现方式等方面产生的细微变化。这三个专题的选择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它们也确有各自不等的值得独立探讨的价值。“婚诗”从《诗经》的中性视角和双性视角、倾向于表达伦理期待和美好祝愿的诗歌类别，变成了梁陈以写艳情为主旨的诗类，失去了这类诗歌原有的庄严性，男性视角的主宰是这类诗歌变异的主要动因。“悼亡诗”是抒情型女性题材诗歌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个主题类别，这类诗歌的写作能流为传统，和中国文化对于夫妇伦理关系的双向性认知有一定的关系。中国文化对于夫妇关系往往是重而不重，妻子在其中的地位也往往是似重实轻，这造成了文人对夫妇关系中亲密性质、情感价值认识的某种盲点，而当对方丧亡时，才激发他们意识到这种关系的曾在；而文化中对夫妇关系亲密性质的排斥，也往往只有在它成为不可能的时候，才表现出了对它进行追挽的宽容。“采桑母题”诗作中，“采桑女”形象成为古典诗歌中女性的异类形象，她们部分地摒弃了习见的女性形象的绝对贞专的特征，表现出某种冲突性情感。而究其实，这类形象的出现，既有远古桑园风情的遗留因素，也有导源于男性内心冲突的原因，男性把对自身越界欲望与对越界的非乐观后果的考量，幻化为诗歌中女性在“贞”与“非贞”之间的情感冲突。第五章“女性题材诗歌的托喻传统”。因讨论“传统”，故而本章不以“唐前”为限定。女性题材诗歌托喻传统的形成与先秦两汉政治角度用诗、解诗有很大的关系，但女性被言之凿凿地成为诗歌所表达的另外诗旨的喻体，则来自于汉代人对《离骚》等诗歌的解读。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汉代人对《离骚》中以女性为比兴的认识似乎是一种误读，但它却确立了女性题材诗歌根深蒂固而源远流长的托喻传统，尤其是在诗歌阐释领域中。曹植的诗作因其表达难以直呈情感的需要，往往借女性题材而发言，助长了女性题材诗歌托喻传统的势力，尤其是在创作领域中形成了一种有法可循的表达模式，后人多有取法。晋至唐宋，往往有以女性题材诗歌的托喻化表达而达成现实交际功能的事例。这些事例引导我们注意“女性”及“女性的困顿处境”在这种抒情格局中被借重和被消解的悖反性地位。“女性”及“女性的困顿处境”在托喻化的女性题材诗歌中是被借重的，只有如此，这类诗歌才能达成其特定的抒情效应；而同时，人们要体会这种抒情效应又必须越过对诗歌本文所表现的“女性”及其“困顿境遇”的关注才能达到。

二、白璧之微瑕——刘勰对于民间文学的态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白璧之微瑕——刘勰对于民间文学的态度（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下）（论文提纲范文）

（2）《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赵氏孤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妇女杂志》中的女性文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文心雕龙》中的民间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末清初的文学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8）从《文心雕龙》看刘勰对民间歌谣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9）《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文化意义及其现代价值 ——以《明诗》、《颂赞》、《谐讔》等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唐前女性题材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白璧之微瑕——刘勰对于民间文学的态度（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下）[J]. 刘文勇.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2020(02)
• [2]《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D]. 何素婷. 西南大学, 2018(05)
• [3]“赵氏孤儿”研究[D]. 赵寅君. 山西大学, 2017(02)
• [4]《妇女杂志》中的女性文学批评研究[D]. 姜彦臣. 济南大学, 2017(03)
• [5]《文心雕龙》中的民间文学思想研究[D]. 郑依. 新疆师范大学, 2013(06)
• [6]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流变研究[D]. 刘大印. 山东师范大学, 2012(08)
• [7]明末清初的文学嬗变[D]. 吴琼. 上海师范大学, 2012(12)
• [8]从《文心雕龙》看刘勰对民间歌谣的认识[J]. 柳倩月. 甘肃社会科学, 2011(05)
• [9]《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文化意义及其现代价值 ——以《明诗》、《颂赞》、《谐讔》等篇为例[D]. 王慧娟. 山东大学, 2011(04)
• [10]唐前女性题材诗歌研究[D]. 周峨. 复旦大学, 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