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胜男[1]（2020）在《新时代中国科技外交战略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各国家主体之间的合作联系更加紧密,国际间的竞争也逐渐变成以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科技对于国家的发展日益重要,科技外交便应运发展起来。科技外交是科技创新战略的对外延伸,也是外交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科技外交已经逐步成为对内推动科技创新、对外促进合作的重要力量。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对科技创新和建设新型国家关系高度重视,科技外交加快了我国从大国思维向强国思维转变的步伐,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在对外进行科技合作和交往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新时代的科技外交战略和实践进行探索和研究,有利于认清我国科技外交发展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对调整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大有裨益。通过阐释科技外交的相关概念和考察中国科技外交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科技外交的主要方向从政治导向、经济导向到科技导向到创新导向的转变。在新时代以来的科技外交中,我国始终坚守原则与底线,高度重视科技外交的发展,在科技外交实践中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致力于在科技发展领域贡献中国智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通过对新时代科技外交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现存的问题为出发点提出合理建议。2018年1月9日,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宣布:科技外交成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这标志着我国科技外交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应该从战略高度重视科技外交,做好科技外交与总体外交的配合,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共同为建设好新时代新型国际关系而努力。
姚科敏[2]（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指出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刘欣[3]（2019）在《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文中认为有关科技精英的研究是科学技术史和科学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议题之一,随着中国近现代科技的发展,中国科技精英的规模逐渐扩大,有关中国科技精英的研究也随之增多,但从学科角度进行科技精英的研究相对偏少;物理学是推动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整个自然科学学科体系中占有较高地位,同时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密切关联,是20世纪以来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学科之一;中国物理学院士是物理学精英的代表,探讨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路径的问题,不仅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结构和发展趋势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为中国科技精英的成长和培养提供相关借鉴;基于此,本文围绕“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成长路径”这一问题,按照“变量——特征——要素——路径”的研究思路,引入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物理学院士这一群体进行了多角度的计量研究,文章主体由以下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一章）以“院士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史为线索,通过对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推选产生中国第一届物理学院士,1955年和1957年遴选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两届物理学学部委员、1980年和1991年增补的物理学学部委员、1993年后推选产生的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1994年后的中国科学院外籍物理学院士和中国工程院物理学院士,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华裔物理学院士的搜集整理,筛选出319位中国物理学院士,构成本次计量研究的样本来源。第二部分（第二至九章）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进行计量研究。首先,以基本情况、教育经历、归国工作,学科分布、获得国内外重大科技奖励等情况为变量,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总体特征进行了计量分析;其次,按照物理学的分支交叉学科分类,主要对中国理论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光学、高能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这五个分支学科的院士群体特征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计量分析,对其他一些分支交叉学科,诸如天体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工程热物理、地球物理学、电子物理学、声学、物理力学和量子信息科技等领域的院士群体的典型特征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内容主要包括不同学科物理学院士的年龄结构、学位结构、性别比例,在各研究领域的分布、发展趋势和师承关系等;再次,在对各分支交叉学科物理学院士的基本情况和研究领域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学科间物理学院士的基本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和代际演化进行趋势分析。第三部分（第十章）在第二部分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研究领域和代际演化的趋势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呈现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但近些年年轻化趋向较为明显,整体学历水平较高,同时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增强,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但他们科技贡献突出,空间结构“集聚性”较强,但近些年这种“集聚性”逐渐被打破等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领域呈现出,物理学科中交叉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产业化趋势明显,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研实验设施的关系越发紧密等趋势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代际演化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求导向下的相关物理学科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物理学院士研究兴趣与国家政策支持相得益彰,21世纪以来物理学院士个体对从事学科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等趋势特征。第四部分（第十一章）通过分析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特征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成长路径。宏观层面,社会时代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要素有所减弱,国家科技管理制度的要素影响有所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学院士成长潜移默化的影响;中观层面,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需求的导向要素显着增强,空间结构“集聚性”的影响逐渐在减弱,师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学科延承方面;微观层面,性别差异对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很弱,年龄要素对物理学院士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个人研究兴趣对物理学院士的成长影响增强;可见中国物理学院士受社会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存在,受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导向影响有所减弱,而受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和物理学家个人研究兴趣的导向逐渐增强,进而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社会分层总体符合科学“普遍主义”原则的结论。最后,在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发展展望中,提出须优化中国物理学院士年龄结构和培养跨学科物理科技人才,辩证看待中国物理学院士空间结构的“集聚性”和师承效应,发挥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优势弥补研究领域的不足,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和完善科技奖励机制,不断加强国家对物理学的支持力度等建议,以促进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良性发展和推动我国从物理学大国发展为物理学强国。
孙婧涵,尹晓冬[4]（2019）在《物理学家萨拉姆与中国——从萨拉姆六次访华看他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阿卜杜斯·萨拉姆,巴基斯坦理论物理学家。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创立者。文章根据档案及其他相关文献梳理了萨拉姆六次访华的历史过程并作分析。研究表明,萨拉姆访华不仅增强了中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学术交流,为中国物理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帮助,他的六次访华也侧面反映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
万祥春[5]（2018）在《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落后挨打,饱受列强的反复侵略,其中绝大多数侵略都来自于海洋。中国人民对这些海洋侵略深恶疼绝,对海洋安全的渴求十分强烈,无数仁人志士在反对海洋侵略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提出了各种海洋安全观,但这些探索受到种种制约,最后都失败了。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布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海洋争端,要实现海洋安全,就必须用海洋安全观来指导海洋安全实践,并在海洋安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更好地促进海洋安全目标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海洋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实践、发展和完善,不仅有利于实现国家海洋安全,更有利于促进国家总体安全。本论文的研究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概念部分,为论文的研究奠定了概念基础,由第一章构成。安全是指主观和客观上没有威胁、事物保持平稳发展的状态。安全观是指安全主体对自身所面临的客观安全状况和环境的理性认识,是人们关于安全的信念、理想、追求、认识和评价的系统性认知。海洋安全观,是海岛国家和沿海国家对自身所面临的海洋安全状况和环境的理性认识,是涉海人们关于海洋安全的信念、理想、追求、认识和评价的系统性认知。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以海洋共同安全观为核心,由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和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五个子体系构成。第二部分是理论部分,由第二章构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了西方列强的弱肉强食的海洋争霸安全思想,强调其他国家要获得海洋安全,就必须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海洋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主张中国的海洋安全观以反对西方海洋霸权为主要任务,倡导建立新的海洋安全观。马克思主义海洋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本研究的理论指南。第三部分是外延体系部分,由第三、四、五、六章和第七章构成。第三章论述了中国积极倡导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愿意同世界有关海洋国家一起提供海洋公共安全产品,共同担负起维护世界海洋安全的共同责任,并把中国塑造成负责任的海洋政治大国。第四章阐述了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是指,在海洋经济贸易活动中,中国把既坚决维护我国的海洋经济利益,又能促进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各地区海洋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观念。第五章阐释了奉行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是指在海洋军事安全竞争合作力求双赢,在海洋军事竞争中努力谋求合作;在海洋军事合作中也不完全放弃竞争,通过有限度的海洋军事竞争促进本国海军的健康发展。第六章论述了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是指在海洋世纪,中华民族既宣传弘扬民族传统海洋文化,同时,也要不断学习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海洋文化,推动海洋文化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和融合创新,努力促进世界各国各地海洋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第七章论述了全球海洋是一个大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一处地方遭到破坏,必然会影响到全世界其他地方。所以,建设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就是全世界国家和人民要团结一致,认识到海洋生态系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蓝色家园,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家庭一样,共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把海洋建设成为人类共同的美丽家园。地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水球,各国共有一个海洋。本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海洋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运用多学科研究的方法,对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世界海洋安全注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提倡“中国海洋安全方案”,同世界各国共享海洋安全,具有一定的现实理论和指导意义。
刘菲[6]（2013）在《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历史语境和组织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在科学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有效的科学研究需要科学家间的合作。近代科学出现的早期,相继出现的是科学家的个体模式和群体模式,这两种模式是产生新知识和保证新知识质量的重要方式,并且从个体模式到群体模式的转向,也是科学研究传统转换的标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出现了欧洲历史上最早的科学院,其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是1603年的罗马猞猁学院和1657年的佛罗伦萨西芒托学院,前者是近代早期科学知识传播的最有影响力的方式之一,开创了崇尚自由地探索自然科学的科学理念；后者,确立实验地位的科学精神,预示了现代科学院的诞生和发展。早期科学院的建立标志着科学发展进入了一种新式科学知识生产的关键时期,它们较为成功地将个人的科学兴趣转换为一种共同的、系统的科学观念,为推动科学发展和科学的组织化奠定了基础。发端于16、17世纪的欧洲近代科学体制化进程,是通过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方式来进行的,以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两种模式相继出现为标志。18世纪末,科学活动在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表现为这种新的科学组织形态在欧洲各国同时出现,科学院的建立成为一种潮流。19世纪-20世纪,科学活动在美洲、亚洲、非洲地区的兴起,众多国家纷纷效仿英国皇家学会或法国科学院模式建立国家级科学院。至此,科学院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表明科学院成为一种全球化体制。20世纪中期,随着科学与社会互动的日益密切,科学逐渐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转型,科学的研究特点、组织模式、经费来源及奖励机制等均发生了转换。在科学院发展的历史语境和科学运行环境下,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方面,传统的科学组织形式——科学院面临着多重困境,如研究功能的弱化、社会各因素的形塑、国家政治主体的‘胁迫’等；另一方面,以第三世界科学院为主的新型科学组织形式——科学家联盟应运而生,这种跨区域、多学科的组织模式较好地适应了科学发展的多样性和科学知识生产的复杂性,呈现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TWAS（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于1983年,是发展中国家最大、最具权威的科学家联盟,也是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科学组织,旨在奖赏发展中国家科学家的杰出成就、培育发展中国家的科学能力和弥补这一地区的国际性科学共同体的缺失。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圣贤”——阿卜杜斯·萨拉姆是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发起者和创始人,他奠定了科学院的基本格局、发展方向和主要目标。在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科学院形成了以理事会、院士委员会、地区办公室为一体的现行组织体制,全面决策和负责科学院的日常活动、项目设置、院士的遴选及资金募集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无形学院”,TWAS通过设置研究项目和科学奖项来培育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发展,科学院的科学交流与传播模式是以动态型—-TWAS院士大会和TWAS学术大会与静态型——出版物为主,其中TWAS学术大会有着明显的“地方性特征”,表明了对会议举办国家科学的重视。资源整合基础的分散、多元利益诉求、认可激励与培育等是TWAS的主要功能,也为科学院自身积聚了国际影响力,使其成为参与世界重大科学问题对话的重要伙伴。自1983年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至今,目前世界上已有13个科学家（院）联盟,即由科学家或科学院组建的跨区域性科学组织,具有主体有限性、目标共同性、知识共享性的特征。在这些科学家（院）联盟中,第三世界科学院是成立时间最早,且建制化较为完善的组织,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表现为明确的目标和定位设定、较为严格的院士准入制度、物质基础体系的建立等。意大利、中国、印度等多国政府和基金会的资助,既保证了第三世界科学院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又提升了科学院在世界重大科学议题中的话语权。以鲁曼的功能-结构方法为理论基础,建构科学院国际影响力的评价标准。科学院作为一个具体的系统,具有自治性、适应性和学习能力的特点；其中自治性包含的内涵和外延是一个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由于每个科学院的内涵基本一致,但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而,从外延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分析科学院的国际影响力。我们认为,一个科学院的国际影响力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绵延性,即有能力保持长时间内的相对稳定和相对独立；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扩散机制,即作为一种体制,不仅具有适应性,而且具有学习能力,能在环境的变化情况调整结构和职能。梳理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脉络,发现,科学的组织形式一—科学院在科学中心转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随着科学院国际影响力和地位的提升,将有助于促使这一地区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科学院是一种最古老的科学组织形式和最广泛的科学组织模式,至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以及科学外部环境的变化,科学的学院式组织形式——科学院面临着诸多困境,结成跨国别的区域性的科学院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科学院的发展。科学,既是无尽的前沿也是无尽的资源,是国家利益中的一种关键性投资。科学的运行环境和组织形式等的变化,使得单一的世界科学中心不再成为可能,多元科学中心或许是未来科学发展的趋势。
谭明,熊尚发[7]（2009）在《刘东生年谱简编》文中研究表明1917年11月22日,刘东生出生于辽宁沈阳。父刘福瑞,字辑五（1894～1974年）,母赵博直（1897～1983年）。刘家先祖明朝在军队服役,后随燕王扫北到了北方,驻扎在天津卫。父亲五岁丧母,由姐姐抚养,从小失学,幼年随祖父在小药店打工,自学成才。年长后闯关东,先到大连,再到沈阳,入京奉铁路皇姑屯站工作,后任副站长。
姚昆仑[8]（2007）在《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系统的发掘、搜集和考证中国25史与相关的史料为基础，对中国文明诞生以来科技奖励活动和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试图梳理清楚我国从古至今科技奖励的发展脉络，反映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今天各个历史阶段的科技奖励状况和特点。同时通过与国外科技奖励的简要比较，评述中国科技奖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为今天的科技奖励提供历史和现实的借鉴。论文研究的重点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我国科技奖励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和作用，并通过科技奖励的发展史实来深化对科技进步的认识和理解。论文的每章在历史分期的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科技奖励史实、特点和作用进行了发掘和分析。每章的研究要点如下：第一章：阐述了从上古以来到明代末期中国非制度化科技奖励的演进过程。人类最早的科技奖励活动，是从对政治、军事方面有功的赏赐发展而来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对“格致学”和技艺方面的奖励有了较快的发展，从主要对天文学、医学的奖励扩展到对农业、军事科技、建筑等领域。这一时期，诸子百家对奖励的作用多有论述，并将其升华到一定的高度。这些论述和认识，直到今天仍有很大影响和积极的借鉴作用。第二章：阐述和分析了清代科技奖励的发展路线、转折及特点。清代是我国非制度化科技奖励走向制度化科技奖励的转型时期，这一转型既来自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在我国传播的推动，也反映了在科学救国、科学强国思想下中国民众的自我觉醒。虽然这时的制度化科技奖励是建立在专利制度上的，但对推动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促进技术产品从模仿到自我革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三章：论述了民国时期科技奖励制度的发展情况，并分析了科技奖励活动的特点。本章首先论述了从民国初年到抗战爆发之前，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和科学建制化出现，民国政府、研究院所和社团设立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科技奖励的特点；其次论述了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民国政府科技奖励的侧重点，如注重实用技术和替代品的奖励，对基础研究激励重视不够等。第三是论述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的特点和产生的积极影响。第四章：论述和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奖励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科技奖励进入了新的阶段。本章论述了五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并重点分析了1999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后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特点以及省市科学技术奖和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现状和特点，并简要概括了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奖励的作用。第五章：对当代中国和国外科技奖励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本章开头简要回顾了西方科技奖励发展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20世纪科技奖励的发展脉络。其后从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视角对中外科技奖励在推荐形式、评审程序、奖金额度的变迁、影响奖励知名度的各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并着重对我国与当代最发达国家美国、毗邻的发展中国家印度的科技奖励制度进行了个案比较分析，最后指出了当代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此外，附录中对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外有关科技奖励的理论进行了简要评述。包括对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各种起源理论、专利制度与奖励制度的关系、奖励制度与科学资助（基金）的关系以及国外激励心理学的论述和分析。总之，本文主要的努力方向是：对中国科技奖励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进行全面的考证和系统的研究，从浩繁的文献资料中发掘出我国古今科技奖励的丰富史料，整理归纳古代贤哲有关奖励的论述和理论，分析不同时期科技奖励的特点。同时，对当代中国与国外科技奖励在评审、奖金强度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中国科技奖励制度与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差异，探讨我国科技奖励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国外科技奖励制度中可资借鉴的内容。
本刊编辑部[9]（2006）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2006年两院院士大会专题》文中研究指明
郑金武[10]（2003）在《第三世界科学院第十四届院士大会将在我国举行》文中研究指明 2003年1月13日,中国科学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三世界科学院第十四届院士大会、第九次学术大会暨建院20周年纪念大会、第三世界科学院科学组织网络第八届大会将于2003年10月16日至19日在中国北京举行。本次大会将由中国科学院联合科技部、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单位共同举办,大会主题为"科学与发展",预计大会规模约500人左右。第三世界科学院是在已故巴基斯坦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布杜斯·萨拉姆教授的倡议下于1983年11月10日创建的,总部设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第三世界科学院旨在推动南南和南北科技交流与合作,鼓励对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的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与开发,是一个非政府、非政治和非营利的国际科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科技外交的相关概念 |
| 一、传统外交与科技外交的概念 |
| 二、科技与总体外交的关系 |
| 三、科技外交与国际科技合作的区别 |
| 四、科技外交的形式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科技外交的历史回顾 |
| 一、政治导向为主的新中国科技外交发展 |
| (一)新中国科技外交发展过程 |
| (二)新中国科技外交的政治导向特点 |
| 二、经济导向为主的新时期科技外交发展 |
| (一)新时期科技外交发展过程 |
| (二)新时期科技外交的经济导向特点 |
| 三、科技导向为主的新世纪科技外交发展 |
| (一)新世纪科技外交发展过程 |
| (二)新世纪科技外交的科技导向特点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科技外交战略及其实践 |
| 一、新时代科技外交的指导原则 |
| (一)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 |
| (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
| (三)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
| (四)坚持促进人类科学事业的进步 |
| 二、新时代科技外交的重要地位 |
| (一)新时代科技外交是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新时代科技外交是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在要求 |
| (三)新时代科技外交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有力手段 |
| (四)新时代科技外交是促进科技创新的前进动力 |
| 三、新时代科技外交的实践发展及基本特征 |
| (一)战略性: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外交导向 |
| (二)全球性:积极参与多边国际科技合作 |
| (三)多元性:方式更加多元,合作更务实 |
| (四)普遍性:非官方组织发挥的作用增大 |
| 四、新时代科技外交的实践价值 |
| (一)配合其他外交,完善总体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二)提高科技实力,促进经济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
| (三)取得社会效益,提升中国形象,鼓励科技成果全球共享 |
| 第四章 新时代科技外交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一、中国科技外交发展的有利因素 |
| (一)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程度持续加深 |
| (二)全球性问题增长快,需全人类携手应对 |
| (三)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科技水平显着提高 |
| 二、中国科技外交发展的不利因素 |
| (一)科技外交的管理体制仍有待健全 |
| (二)中国科技外交的地位仍不够突出 |
| (三)我国在国际科技领域缺少话语权 |
| (四)科技外交中青年、高端人才不足 |
| 第五章 新时代科技外交的路径选择 |
| 一、把握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重视科技外交的长期发展 |
| (一)把握好新时代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 (二)全面发挥政府在科技外交中的引导作用 |
| (三)提高对科技外交长期发展的重视程度 |
| 二、完善合作机制与交流平台,拓展科技合作领域与范围 |
| (一)制定完善配套的科技外交保障机制 |
| (二)完善对科技外交成果的管理和应用 |
| (三)扩大科技外交面向的领域和范围 |
| 三、提高科技自主创新性能力,培养科技与外交综合人才 |
| (一)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 (二)完善科技外交高端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 |
| (三)营造优良成长环境,积极引进外国人才 |
| 四、扩宽科技外交的发展渠道,推动科技“第二轨道”外交 |
| (一)重视国际组织在开展科技外交中的作用 |
| (二)积极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科技外交活动 |
| (三)借助各类资源,发展“第二轨道”外交 |
| 五、发挥媒体的科技外宣作用,掌握国际科技外交话语权 |
| (一)增强政府主动做好科技外宣的工作意识 |
| (二)寻找扩宽对外进行科技宣传渠道和方法 |
| (三)利用好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与“洋面孔”传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的含义 |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 3.2.1 创新性 |
| 3.2.2 人民性 |
| 3.2.3 时代性 |
| 3.2.4 前瞻性 |
| 3.2.5 开放性 |
| 3.2.6 保障性 |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科技创新观 |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 4.3 科技战略观 |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 4.4 科技人才观 |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 4.5 科技伦理观 |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论文选题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产生与本土化 |
| 1.1 民国时期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产生 |
| 1.1.1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推选产生中国第一届物理学院士 |
| 1.1.2 国立北平研究院推选出与“院士”资格相当的物理学会员 |
| 1.2 当代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本土化 |
| 1.2.1 中国科学院推选产生物理学学部委员 |
| 1.2.2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与中国工程院物理学院士的发展 |
| 1.3 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华裔物理学院士 |
| 1.4 中国物理学院士名单与增选趋势分析 |
| 1.4.1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名单汇总 |
| 1.4.2 中国本土物理学院士总体增选趋势 |
| 第二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总体特征的计量分析 |
| 2.1 中国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2.1.1 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 |
| 2.1.2 院士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 |
| 2.1.3 出生地域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 |
| 2.2 中国物理学院士教育经历的计量分析 |
| 2.2.1 学士学位结构 |
| 2.2.2 硕士学位结构 |
| 2.2.3 博士学位结构 |
| 2.3 中国物理学院士归国工作情况的计量分析 |
| 2.3.1 留学物理学院士的归国年代趋势 |
| 2.3.2 国内工作单位的“集聚性”较强 |
| 2.3.3 物理学院士的国外工作单位 |
| 2.4 中国物理学院士从事物理学分支交叉学科的计量分析 |
| 2.4.1 物理学院士从事分支交叉学科的归类统计 |
| 2.4.2 物理学院士获得国际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 |
| 2.4.3 物理学院士获得国内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3.1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3.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 3.1.2 博士占比52.83%,地方高校理论物理教育水平有所提高 |
| 3.2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3.2.1 主要分布于凝聚态理论和纯理论物理等领域 |
| 3.2.2 20 世纪后半叶当选的理论物理学院士内师承关系显着 |
| 3.3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3.3.1 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 3.3.2 理论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4.1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4.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 4.1.2 博士占比57.83%,国外博士学位占比将近80% |
| 4.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崭露头角 |
| 4.2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4.2.1 主要分布于半导体物理学、晶体学和超导物理学等领域 |
| 4.2.2 凝聚态物理学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内师承关系显着 |
| 4.2.3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集聚于若干研究中心 |
| 4.3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4.3.1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 4.3.2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光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5.1 中国光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5.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61—70 岁” |
| 5.1.2 博士占比54.84%,本土培养的光学博士逐渐增多 |
| 5.2 中国光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5.2.1 研究领域集中分布于应用物理学和激光物理学 |
| 5.2.2 光学院士工作单位的“集聚性”较强 |
| 5.3 光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5.3.1 光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 5.3.2 光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6.1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6.1.1 老龄化问题严重,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 6.1.2 博士占比53.85%,国外博士学位占比超过85% |
| 6.2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6.2.1 高能物理实验与基本粒子物理学分布较均衡 |
| 6.2.2 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工作单位集聚性与分散性并存 |
| 6.3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6.3.1 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平稳趋势 |
| 6.3.2 高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7.1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7.1.1 老龄化问题严重,80 岁以下院士仅有3 人 |
| 7.1.2 博士占比48.84%,国外博士学位占比超过95% |
| 7.1.3 女性院士在原子核物理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
| 7.2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7.2.1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在各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 |
| 7.2.2 参与“两弹”研制的院士内部师承关系显着 |
| 7.3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7.3.1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下降趋势 |
| 7.3.2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其他物理学分支和部分交叉学科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1 中国天体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1.1 天体物理学院士本土培养特征明显 |
| 8.1.2 天体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 |
| 8.1.3 天体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2 中国生物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2.1 群体年龄较小,当选年龄集中于“41—50 岁” |
| 8.2.2 生物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3 中国工程热物理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3.1 工程热物理院士内部师承关系十分显着 |
| 8.3.2 工程热物理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4 中国地球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4.1 主要分布于固体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研究领域 |
| 8.4.2 地球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5 部分分支交叉学科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5.1 电子物理学和声学院士的增选呈下降趋势 |
| 8.5.2 中国物理力学由应用走向理论 |
| 8.5.3 中国量子信息科技呈迅速崛起之势 |
| 第九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计量分析的比较研究和趋势分析 |
| 9.1 各分支交叉学科间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比较研究 |
| 9.1.1 一些新兴研究领域物理学院士年轻化趋势明显 |
| 9.1.2 21世纪以来本土培养的物理学院士占比一半以上 |
| 9.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在实验物理领域分布较多 |
| 9.2 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分析 |
| 9.2.1 各分支交叉学科内的横向发展趋势分析 |
| 9.2.2 各分支交叉学科的纵向年代发展趋势分析 |
| 9.3 中国物理学院士代际演化的趋势分析 |
| 9.3.1 第一代物理学院士初步完成了中国物理学的建制 |
| 9.3.2 第二代物理学院士完成了中国物理学主要分支学科的奠基 |
| 9.3.3 第三代物理学院士在国防科技和物理学科拓展中有着突出贡献 |
| 9.3.4 第四代物理学院士在推进物理学深入发展方面贡献较大 |
| 9.3.5 新一代物理学院士科技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显着增强 |
| 第十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特征 |
| 10.1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 |
| 10.1.1 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但年轻化趋向较为明显 |
| 10.1.2 整体学历水平较高,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增强 |
| 10.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但科技贡献突出 |
| 10.1.4 空间结构“集聚性”较强,但近些年“集聚性”逐渐被打破 |
| 10.2 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发展的趋势特征 |
| 10.2.1 物理学科中交叉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
| 10.2.2 物理学科中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产业化趋势明显 |
| 10.2.3 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研实验设施的关系越发紧密 |
| 10.3 中国物理学院士代际演化的趋势特征 |
| 10.3.1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求导向下的相关物理学科迅猛发展 |
| 10.3.2 20世纪80 年代以来院士研究兴趣与国家支持政策相得益彰 |
| 10.3.3 21世纪以来院士个体对学科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 |
| 第十一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成长路径 |
| 11.1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宏观要素 |
| 11.1.1 社会时代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 |
| 11.1.2 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要素有所减弱 |
| 11.1.3 国家科技管理制度的要素影响有所增强 |
| 11.1.4 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学院士潜移默化的影响 |
| 11.2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中观要素 |
| 11.2.1 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需求的导向要素显着增强 |
| 11.2.2 空间结构“集聚性”的影响逐渐在减弱 |
| 11.2.3 师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学科延承方面 |
| 11.3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微观要素 |
| 11.3.1 性别差异对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很弱 |
| 11.3.2 年龄要素对物理学院士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 |
| 11.3.3 个人研究兴趣对物理学院士的成长影响增强 |
| 11.4 结语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 一、1965年第一次访华:总统顾问及ICTP主任 |
| 二、1966年第二次访华:参加北京暑期物理讨论会 |
| 三、1972年第三次访华:争取核物理支持与合作 |
| 四、1978年第四次访华:邀请中国物理学家访问ICTP |
| 五、1986年第五次访华:参加亚洲微机学院开幕 |
| 六、1987年第六次访华:参加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二次大会 |
| 七、访华意义 |
| 1. 萨拉姆给中国物理学家带来了物理学前沿领域的发展状况 |
| 2. 萨拉姆积极推动中国的研究成果走向国际 |
| 3. 萨拉姆通过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和第三世界科学院为中国培养了科学人才 |
| 八、结语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四、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五、论文研究逻辑框架 |
| 第一章 安全与安全观概论 |
| 第一节 安全相关概念与安全类型 |
| 一、安全的概念与重要性 |
| 二、安全化与安全困境 |
| 三、永久和平——安全的理想状态 |
| 四、安全类型 |
| 五、实现安全的实力途径 |
| 第二节 安全观及其类型 |
| 一、安全观的含义 |
| 二、安全观的类型 |
| 三、海洋安全观、陆地安全观、天空安全观 |
| 四、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含义和建构原则 |
| 五、海洋共同安全观——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核心思想 |
| 六、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外延体系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海洋安全观及其中国化 |
| 第一节 海洋经济思想的持续发展 |
| 一、海洋新航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加速器 |
| 二、对外开放的海洋经济政策 |
| 三、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海洋开放战略 |
| 四、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科技 |
| 第二节 海洋政治思想的不断深化 |
| 一、和平利用黑海海峡,争取国际和平环境 |
| 二、反对美国干涉西太平洋的海洋外交政策 |
| 三、经济优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外交政策 |
| 四、和谐海洋思想 |
| 第三节 海洋军事思想的连续演进 |
| 一、机器大工业实力是海洋暴力的本质 |
| 二、海军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 |
| 三、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不懈追求 |
| 第四节 海洋文化思想的不断深化 |
| 一、对中国大陆文化的深刻剖析和前景展望 |
| 二、反对海洋殖民文化,倡导新民主义文化 |
| 三、海洋文化交流中打赢没有硝烟的战争 |
| 四、倡导海洋文化多样化,维护文化安全 |
| 第五节 海洋生态文明思想的不断提升 |
|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蕴含的海洋生态思想 |
| 二、绿化海岸线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思想 |
| 三、依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
| 四、保护海洋环境的力度不断加大 |
| 五、建设美好海洋家园 |
| 第三章 塑造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洋政治安全是海洋安全观的集中体现 |
| 一、优良海洋政治政策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
| 二、海洋政治确立了中国海洋安全的目标 |
| 三、海洋政治影响海洋文化的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政治安全面临的错综复杂形势 |
| 一、海洋世纪带来的安全冲击 |
| 二、错综复杂的海洋划界争端 |
| 三、激烈交锋的海洋政治安全观 |
| 第三节 构建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体系 |
| 一、构建海峡两岸政治安全共同体 |
| 二、近睦远交的海洋安全外交观 |
| 三、倡导亚洲海洋新安全观 |
| 四、构建海洋政治共同安全机制 |
| 五、以海洋法公约为基础共同维护各方海洋权益 |
| 第四章 构建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洋经济是海洋安全的基础 |
| 一、海洋经济是海权的推进器 |
| 二、海洋经济是海洋政治议题的推动器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经济安全的现状 |
| 一、中国经济对海外资源的依赖不断上升 |
| 二、海洋航线成为中国经济的生命线 |
| 三、大而不强的海洋经济 |
| 第三节 积极实施互利共赢海洋经济策略 |
| 一、建设互利互惠的蓝色粮仓 |
| 二、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互利共赢的基础 |
| 三、构建互利共赢的海洋贸易体制 |
| 四、发展互利合作的南北极海洋事业 |
| 五、共同开发新能源科技解决海洋能源运输安全问题 |
| 六、一带一路倡议是互利共赢海洋安全观的集中体现 |
| 第五章 奉行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军是海洋安全的战略保障 |
| 一、海军是海外经济利益的坚强保障 |
| 二、海洋军事外交是外交的有效形式 |
| 三、海军是保护黄金海岸的移动钢铁长城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军事安全面临的挑战 |
| 一、陆缓海急的总体安全形势 |
| 二、中国海军建设面临的不足 |
| 第三节 建设共同竞合的强大海军 |
| 一、世界海洋安全的共同维护者——中国海军的世界定位 |
| 二、近海防御、远洋防卫的战略 |
| 三、海军高新技术是维护共同海洋安全的第一战斗力 |
| 四、海军人才是实现共同竞合安全观的第一资源 |
| 五、战训合一的训练体制是共同竞合安全观的强大保障 |
| 第六章 倡导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洋文化是海洋安全观的软实力 |
| 一、海洋文化是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 |
| 二、海洋文化是海洋军事安全的导航灯 |
| 三、海洋文化是海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文化面临的挑战 |
| 一、陆主海从的传统文化特征 |
| 二、海洋文化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 |
| 三、西方海洋文化冲击的威胁 |
| 第三节 促进海洋文化共同繁荣的新举措 |
| 一、用海洋传统文化增强海洋文化吸引力 |
| 二、以海洋文化自强推动海洋文化共同繁荣 |
| 三、积极实施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开放战略 |
| 第七章 建设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洋是人类未来的宝藏 |
| 一、海洋是人类未来的重要富源 |
| 二、海洋是全球气候调节器 |
| 三、海洋是生命的摇篮 |
| 第二节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安全现状 |
| 一、近岸海域污染严重,海水水质恶化 |
| 二、部分珊瑚礁面临灭绝危机 |
| 三、近海生物多样性减少,海岸侵蚀状况严重 |
| 第三节 共同保护和建设美丽海洋家园 |
| 一、坚持依法治海、规划用海 |
| 二、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 |
| 三、划定并严守海洋生态红线 |
| 四、建设海洋生态命运共同体 |
| 五、建立严格的海洋生态政治制度 |
| 结语: 海洋安全观为海洋强国保驾护航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海洋意识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有待研究的问题 |
| 1.2.1 关于科学院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2 关于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研究述评 |
| 1.2.3 关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研究综述 |
| 1.2.4 有待研究的问题 |
| 1.3 本文研究目标、方法和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第2章 从科学院的发展角度看科学院模式的转向 |
| 2.1 科学研究与科学组织的形式 |
| 2.1.1 科学的内涵与特性 |
| 2.1.2 科学组织的界定与形式 |
| 2.1.3 个体模式与科学家群体模式 |
| 2.2 科学院的早期模式 |
| 2.2.1 意大利罗马猞猁学院 |
| 2.2.2 意大利佛罗伦萨西芒托学院 |
| 2.2.3 学院的历史作用及局限性 |
| 2.3 欧洲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典范 |
| 2.3.1 科学体制化的含义与背景 |
| 2.3.2 科学建制的范式之一——英国皇家学会 |
| 2.3.3 科学建制的范式之二——法国科学院 |
| 2.4 科学院的其它模式——以瑞典、美国、中国科学院为例 |
| 2.4.1 科学研究的孵化型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 |
| 2.4.2 科学研究的咨询型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 |
| 2.4.3 科学研究的政府主导型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
| 2.5 科学运行环境的变革 |
| 2.5.1 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变 |
| 2.5.2 科学院模式的新转向——科学家联盟模式的出现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历史语境研究 |
| 3.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建立 |
| 3.1.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建立背景 |
| 3.1.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筹办过程 |
| 3.1.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正式成立 |
| 3.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发展 |
| 3.2.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稳步前进(1983-1994) |
| 3.2.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微改革(1995-1999) |
| 3.2.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角色定位(2000-2006) |
| 3.2.4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新进展(2007-) |
| 3.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院士制度 |
| 3.3.1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构成体系 |
| 3.3.2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遴选制度 |
| 3.4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奖励系统 |
| 3.4.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奖励设置 |
| 3.4.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奖励制度特点 |
| 3.5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科学交流和传播模式 |
| 3.5.1 第三世界科学院“动态型”科学交流和传播模式—科学院会议 |
| 3.5.2 第三世界科学院“静态型”科学交流和传播模式——出版物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结构、功能及院士计量对比研究 |
| 4.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组织体制 |
| 4.1.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决策机构 |
| 4.1.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院士委员会 |
| 4.1.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地区办公室 |
| 4.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运行模式 |
| 4.2.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目标设定 |
| 4.2.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行为主体 |
| 4.2.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活动方式 |
| 4.2.4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经费来源 |
| 4.3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计量对比研究——以中国、印度、巴西TWAS院士为例 |
| 4.3.1 年龄构成分析 |
| 4.3.2 性别比例分析 |
| 4.3.3 学科分布分析 |
| 4.3.4 科研成就与国际声望分析 |
| 4.3.5 对比结论 |
| 4.4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角色功能和影响力 |
| 4.4.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功能 |
| 4.4.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影响力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从科学院的国际影响力看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转移 |
| 5.1 科学院国际影响力的定性评价标准研究 |
| 5.1.1 尼克拉斯·鲁曼功能-结构理论概述 |
| 5.1.2 科学院国际影响力的定性评价标准(一)：时间特征——绵延性 |
| 5.1.3 科学院国际影响力的定性评价标准(二)：空间特征——扩散性 |
| 5.2 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传统研究 |
| 5.2.1 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规律的常值研究 |
| 5.2.2 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现象的推衍研究 |
| 5.2.3 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历史考察 |
| 5.3 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赋值研究-科学院影响力 |
| 5.3.1 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的建立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 |
| 5.3.2 启蒙时期法国科学院的改革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 |
| 5.3.3 德国科学组织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 |
| 5.4 后学院时代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初步研究 |
| 5.4.1 后学院时代科学家(院)联盟的影响 |
| 5.4.2 后学院时代科学家(院)联盟的困境 |
| 5.4.3 世界科学活动的新趋势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本论文的主要结论 |
| 6.1.1 科学院的未来模式：区域性科学院联盟 |
| 6.1.2 世界科学中心的趋势：多元科学中心的并存 |
| 6.2 本论文的创新点 |
| 6.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外人名索引 |
| 附录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主要奖项 |
| 附录2 第三世界科学院中国籍院士名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和奖励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及研究资料 |
| 三、论文的主要工作和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上古至明代末期的科技奖励 |
| 第一节 古代奖励思想和理论 |
| 一、赏罚是治国的权柄之一 |
| 二、崇尚和奖励贤良之才 |
| 三、赏罚要准确分明 |
| 四、赏贵在精和及时 |
| 第二节 古代科技奖励的形式 |
| 一、授官赐爵 |
| 二、赏赐金钱和物质 |
| 三、树碑立传以留名青史 |
| 四、赐姓、赐名或赐诗文等 |
| 五、赏赐惠及家庭和后代 |
| 六、其它奖励方式 |
| 第三节 古代科技奖励的领域 |
| 一、天文气象方面的奖励 |
| 二、医学领域的奖励 |
| 三、农田水利方面的奖励 |
| 四、军事科技方面的奖励 |
| 五、营造方面的奖励 |
| 六、冶铸和工艺等领域的奖励 |
| 第四节 古代科技奖励的特点 |
| 一、授奖基本是帝王的个人行为 |
| 二、科技奖励缺乏评审机制 |
| 三、科技奖励与古代人才观紧密联系 |
| 四、沿袭和丰富了非制度化科技奖励的形式 |
| 第二章 清代的科技奖励 |
| 第一节 清代早期的科技奖励 |
| 一、顺治与康熙期间的科技奖励情况 |
| 二、乾隆至道光时期的科技奖励 |
| 第二节 清代晚期的科技奖励及科技奖励制度萌芽 |
| 一、洪仁玕等人的科技奖励思想 |
| 二、洋务运动对科技奖励的推动 |
| 三、中国的第一个科技奖励法规 |
| 四、对留学归国科技人才的奖励 |
| 第三节 清代科技奖励的特点和作用 |
| 一、授奖的"奖品"注重官职 |
| 二、随机性科技奖励与专利性质的奖励制度并存 |
| 三、把西方专利制度纳入制定科技奖励制度的重要依据 |
| 四、科技奖励的对象以人为主 |
| 五、科技奖励与科普并重促进了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的科技奖励制度 |
| 第一节 民国政府的科技奖励政策 |
| 一、对工艺品和技术发明的奖励 |
| 二、对基础研究的奖励 |
| 第二节 民国研究机构和社团的科技奖励 |
| 一、中央研究院等研究院所的奖励 |
| 二、学术团体所设的科技奖励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科技奖励 |
|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科技奖励政策和制度 |
| 二、陕甘宁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三、激励科技人员的优惠政策和条件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科技奖励的评价 |
| 一、初步形成了政府、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相结合的科技奖励体系 |
| 二、以科技创新成就突出的人员为授奖对象 |
| 三、注重奖励应用技术和实用产品 |
| 四、善于学习和借鉴国外科技奖励的先进经验 |
| 五、解放区的科技奖励铺垫了新中国科技奖励发展的基石 |
|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奖励制度 |
| 第一节 新中国科技奖励的发展 |
| 一、初创阶段(1949年—1966年) |
| 二、停滞阶段(1966年—1976年) |
| 三、恢复阶段(1977年—1984年) |
| 四、快速发展阶段(1985年—1999年) |
| 五、改革完善阶段(1999年至今) |
| 第二节 改革后国家科技奖励状况分析 |
| 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
| 二、国家自然科学奖 |
| 三、国家技术发明奖 |
| 四、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技合作奖 |
| 第三节 省部级科技奖励分析 |
| 一、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的现状分析 |
| 二、省、部级科技奖励的特点分析 |
| 第四节 社会力量设立科技奖励分析 |
| 一、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登记和监督管理 |
| 二、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特点和作用分析 |
| 三、关于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几点思考 |
| 第五节 当代中国科技奖励的作用 |
| 一、承认和肯定科技人员在推动科技与社会文明进步中的贡献 |
| 二、发挥了政策和科研的导向作用 |
| 三、高度体现了政府和全社会对科技人才和知识的尊重 |
| 四、加速了获奖项目的转化应用和知识的传播 |
| 五、对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和加强学风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与外国科技奖励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20世纪国外科技奖励制度分析 |
| 一、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重大奖项推动了世界科技奖励的发展 |
| 二、国际性组织设立的科技奖励 |
| 三、发达国家的科技奖励 |
| 四、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奖励 |
| 五、二十世纪全球科技奖励的几点探讨 |
| 第二节 中外科技奖励运行方式的比较分析 |
| 一、获奖候选人的遴选机制比较 |
| 二、评委构成情况的比较 |
| 三、评审方式的分析比较 |
| 第三节 影响科技奖励声望的因素及其比较分析 |
| 一、设奖的时间(历史)对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二、获奖人的科技贡献对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三、设奖机构的权威性对科技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四、奖项名称对科技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五、奖金强度对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六、奖励频度和规模对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七、颁奖规格和层次对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八、宣传力度对科技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第四节 科技奖励强度演变的比较分析 |
| 一、英国等国家奖金强度的演变 |
| 二、我国科技奖励强度的演变 |
| 第五节 中国与美国、印度科技奖励比较 |
| 一、美国的科技奖励系统 |
| 二、印度的科技奖励系统 |
| 三、中国与美国、印度科技奖励制度的分析比较 |
| 第六节 国外科技奖励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
| 一、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奖励立法和评审工作 |
| 二、重视和扶持学术团体等社会力量设奖 |
| 三、奖励对象以人为主以项目为辅 |
| 四、奖项的设立与时俱进 |
| 五、重视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并重的奖励方式 |
| 六、政府科技奖励遵循"少而精"的原则 |
| 第七节 中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前景展望 |
| 一、推动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将逐渐成为设奖的主体 |
| 二、逐步从奖励科技项目为主转向以奖励科技人才为主 |
| 三、注重从科技战略的需求来设置科技奖项 |
| 四、科技奖励管理工作步入专业化和职业化轨道 |
| 结语 |
| 一、论文的主要贡献 |
| 二、关于对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发展的几个阶段的认识 |
| 三、几点结论 |
| 附录一 有关科技奖励理论的评述 |
| 第一节 有关科技奖励制度起源说的评述 |
| 一、关于优先权之争与科技奖励制度产生的评述 |
| 二、关于专利制度与对科技奖励制度产生的影响的评述 |
| 三、科技奖励制度对科学研究资助的影响 |
| 四、科技奖励制度起源的交换理论 |
| 五、关于对科技奖励信用循环理论的评述 |
| 第二节 有关科技奖励的心理学评述 |
| 一、西方激励理论的类型 |
| 二、过程型激励理论 |
| 三、行为改造型激励理论 |
| 第三节 科技奖励其他问题的评述 |
| 一、科技奖励导致的社会分层问题 |
| 二、科技奖励中的"优势积累"——马太效应 |
| 附录二 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历史沿革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 后记 |
| 中国工程院新一届领导班子 |
| 2006年陈嘉庚科学奖获奖名单 |
| 中国工程院第六届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奖名单 |
| 光华工程科技奖青年奖 |
| 新闻背景——院士制度的变革 |
| 相关链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