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仪姿[1]（2020）在《内地与香港媒体在修例风波中的报道框架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为弥补香港与内地、澳门及台湾等地缺乏“逃犯移交”协议的法律漏洞,2019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将修订《逃犯条例》。此举随后引发香港社会大讨论并激起一系列社会反对运动,最终反修例运动在香港本土与外部的反共、反华势力共谋下变质为冲击“一国两制”底线的社会暴乱。一起修例事件最终演变为社会暴乱,根源在于香港社会的两类核心矛盾始终未能解决,其一是在理解“一国两制”上出现的意识形态对抗的矛盾,其二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矛盾。跨地域了解地区热点事件依赖大众媒体的报道,媒体通过对社会现实进行“选择”与“凸显”,形成独特的报道框架,呈现多元的立场和态度。本研究从国际政治与新闻传播交叉研究视角出发,以大众传播媒体中的报纸作为文本分析对象,收集2019年2月14日至10月23日这一时段三家内地主流媒体和两家香港市场化媒体的相关报道,引入甘姆森的“诠释包裹”分析模型进行框架分析。分析发现,三家内地主流媒体采用“一国两制”框架,集中报道修例风波中香港内部反对派势力与外部反华势力共同制造违法暴力活动带来的消极影响,引用高信度信源,政治话语强硬,态度明确,强调“一国两制”是必须坚守的底线。香港《东方日报》采用市民框架构建了一幅全景,展现与修例相关的行政、立法、司法、政治团体、市民等主体在修例风波中所处的位置、所持的立场、所做出的行动。《东方日报》语言辛辣,擅长引用历史隐喻与戏剧隐喻对特区政府、政府官员和政客进行问责与批评。《星岛日报》采用经济框架,侧重报道暴乱如何挫伤香港经济、削弱香港的独特枢纽地位、造成社会撕裂,以及暴力在校园中蔓延戕害香港的未来。内地主流媒体与香港市场化媒体报道框架的差异与各自所处社会的新闻体制不同有关,而两家香港市场化媒体之间报道框架的差异又与各自在香港媒体政治谱系中的位置有关。经过分析发现,内地主流媒体在修例风波的报道中出现了报道时段滞后于其他媒体、报道话语难以摆脱宣传思维、报道内容重结论轻逻辑等问题,使得对外传播效果打了折扣。为此提出建议,内地主流媒体应注重前瞻性报道、均衡性报道和多元化报道;以包容的心态呈现多元舆论,引导受众进行理性讨论,构建内容客观全面的环境。内地与香港媒体之间存在信息相互屏蔽的倾向,内地主流媒体主要援引香港左派和中立媒体的报道,对香港多元的舆论只进行有选择的呈现。而香港右派、反对派阵营媒体则陷入“逢中必反”的盲反情绪,长此以往,只是人为制造对立,不利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就内地主流媒体而言,如何通过报道构建内容客观全面的媒体环境、促进内地与香港受众共通与理解,在国际舆论场传达出声音并被境外受众接受,是一个长久以来需要思考的难题。研究两地媒体对同一事件所采取的不同报道框架,或许有助于寻找解决这一现实问题的思路。
刘津竹[2]（2020）在《马里奥·普佐《教父》系列与张成功《黑色》系列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美都曾诞生、孕育、发展了带有本土特色和时代特点的黑社会组织。犯罪集团在不同领域进行交叉渗透,对所处时代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而马里奥·普佐（以下简称马里奥）与张成功,以黑社会为原型的小说创作,就是对这段罪恶血腥历史的回忆与再现。深度解读“人”这一行为主体在社会环境下的恶化。阅读并深思这类带有黑色元素的文学作品,对个人奋斗、社会批判具有指导意义,本文拟从平行研究角度,分三步论述二者异同。第一部分,比较中国、美国黑帮诞生的不同缘起,这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根与源,是小说内容得以立足的大背景。立足中美异质的社会、历史、地理背景,通过文学分析,阐释异质原因。深入探析作家对社会的批判,严苛、混沌、无序的社会,导致犯罪行为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这是社会固有缺陷导致的。第二部分,比较二者小说创作的内容形式异同。通过不同形态类比与细读方式,深入探讨作品内涵为世道人心带来的非凡张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黑帮已然适用达尔文社会进化论,社会底层暴力革命就必然涉及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反叛,侵犯固有阶层既得利益,战斗群体搅乱世界,最终被社会正义裁决。第三部分,比较二者文学性的内涵与外延。从人性、政治、哲学角度,站在文化分析高度,探讨二者小说创作的可借鉴性与宣泄净化意义,披露人性恶本质。性本恶滋养犯罪,浮华奢靡环境中,人性贪婪展露无疑。黑白相生,美丑与共是不可分割矛盾体,对真善美的执念,坚信因果轮回,邪不压正,体现正义光明的生存法则。综上所述,马里奥与张成功以黑社会为主体的通俗文学创作,是对人性的思考,是关于人的研究,更是对人性遭难的批驳与反馈。目前研究多为单向论述,没有全面系统的比较阐述,本文运用平行研究等外部研究方法,涉及文学社会学。笔者拟从宽角度、多侧面、广视阈,综合理清二者小说系列的主旨架构。
罗琳[3]（2020）在《文学翻译的互文性策略研究 ——三部译着的翻译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次翻译实践基于笔者已经出版的三部英译汉译着撰写而成,分别为《燃烧的主世界》、《神秘的宝箱》以及《斯特兰德庄园》。三部译着均为文学着作,情节跌宕起伏,文笔细腻文雅,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佳作。笔者作为这三部译着的独立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具有普适性的互文性文学翻译策略,故本翻译报告将以此三部译着为分析对象,以期深入阐明翻译心得和经验,为文学翻译提供有益的借鉴。《燃烧的主世界》（原名Overworld in Flames）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马克·谢弗顿（Mark Cheverton）2018年出版的童书,书中描绘了游戏骑士999及其同伴穿越进游戏《我的世界》（Minecraft）,与潜在的敌人斗智斗勇,于熊熊火海中拯救整个主世界的热血故事,是向儿童展现勇气、团结与智慧的范本。《神秘的宝箱》（原名Hidden in the Chest）是美国着名童书作家温特·摩根（Winter Morgan）的畅销作品,书中讲述了史蒂夫一行人意外发掘了隐藏着黑暗秘密的宝箱,释放出邪恶魔力,让各地备受牵连,最终历尽千辛万苦,压制并消灭这些宝箱的历险故事,是国内少见的儿童猎奇题材。《斯特兰德庄园》（原名Tell Me You’re Mine）是英裔瑞典作家伊丽莎白·诺尔贝克（Elisabeth Noreb?ck）的畅销悬疑小说,该书围绕着一件一岁女婴失踪案展开,描绘了在女婴伊莎贝尔长大后,生母斯特拉和拐走她的养母克斯廷相遇、揭穿和纠缠之间的爱恨情仇,书中悬念迭起,疑雾重重,却也不乏温情叙述,实属一部悬疑佳作。在阅读分析原文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三部小说中的互文性表征比比皆是,故于翻译伊始,便选择了互文性作为本次翻译实践的指导理论。翻译工作完成后,笔者根据前人的智慧及自身的经验,总结出了适用于文学翻译的互文性模式、原则及策略。在本报告中,笔者首先简要描述翻译实践的基本情况、前期准备、翻译过程及后期校对;然后,剖析了三部译作中出现的互文性翻译表征;接着,对文学翻译、互文性与文学、互文性与文学翻译三者的文献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阐述笔者对文学翻译的互文性模式、原则的总结;基于该模式与原则,笔者结合四种普适于文学翻译、一种适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的互文性翻译策略,对三部译作中具有互文性特征的翻译进行配对分析。本报告虽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但力证了互文性策略对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有利于推动互文性与文学翻译的结合。经探究,笔者参照N.Fairclough（1992）对互文性的分类,将三部小说中的互文性表征列入明显互文性和篇际互文性两类。其中,明显互文性总结为反讽、否定、仿拟和预设;篇际互文性则立足于武建国（2010）的研究结论,依次分为融合型篇际互文性、镶嵌型篇际互文性、转换型篇际互文性和链接型篇际互文性。虽然文中的互文表征并非所有都能各得其所,但大部分都充分契合各大类别,进而推动笔者探索原文和译文、作者和译者四足鼎立的互文空间,衍射出文学翻译过程中基于互文性发生的“文学神韵”和“文学意象”的对等演变,并总结出重组、强化、模仿、增补和通俗化五种互文性翻译策略。准确贴切地还原文学着作中的互文性对译者提出了极高要求,除译者必备的专业素养外,有的放矢的互文翻译策略更能事半功倍地精进译文。本报告表明,互文性是能够科学有效地指导文学翻译的话语分析理论。笔者提出的文学翻译互文性原则有助于译者精准地挖掘出原文中的互文性表征,并通过重组、强化、模仿、增补、通俗化五种策略完善贴切地重现文学着作中的神韵和意象。笔者希望通过本报告可以合理地总结文学翻译中互文性表征的处理策略,并为其他译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发。
吴强[4]（2019）在《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属于公安文学的范畴,但又是区别于单纯讲述警察日常生活、工作际遇、情感故事的小说类型,本文从该类小说的历史渊源出发,完成了其概念界说。同时厘清了西方“侦探小说”、日本“推理小说”与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时代和社会差异性,揭示出公安刑侦小说是当代中国新文学观下的一种兼具通俗小说审美方式和政治思想指涉的新的小说类型,强调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侦探小说”这一命名所依托的国家性质、主流意识、法律基础、社会矛盾、主体构成都已不复存在,而在新的国家语境下,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在主题建构、人物塑造、思想表达等方面有着与侦探小说相异的风格和特征。本文以对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文本分析为基础,以西方侦探小说、古典公案小说和日本推理小说为参照,对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发展流变进行系统梳理,并进一步分析阐释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叙事特征、主题建构、人物形象,在此基础上客观评价该类型小说存在的模式化书写问题。论文总体结构包括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共七个部分。前言部分,从中国当代刑侦小说的概念界定入手,浅析了该类小说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确定了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为论文展开提供依据和论证基础。第一章归纳总结了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发展流变过程,主要按照不同分期,做出了如下阐述:十七年时期是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发轫期,形成了新的文学范式;新时期该类小说处于复苏、重建阶段,实现了创作理念的丰富与拓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该类小说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完成了世俗化、商业化的转型;新世纪之后,新媒体与大数据催生了该类小说题材的“多元繁荣”。通过对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发展脉络的梳理,发现其多于一般通俗文学的文学价值与功用: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在新的国家语境下,承载着宣传公安工作的责任与使命,借鉴前苏联反特小说的范式,创造了“刑侦+反特”小说的繁荣,宣教作用明显,同时,此期产生了大批从事公安文学创作的作家,为该类小说提供了良好的发展之基;进入新时期,复苏与重建中的公安刑侦小说突破单一主题的案件类型描写,通过对“伤痕”的描摹和深刻的“反思”,关注“人”的回归与“法”的进入,从而在更广的层面上展示了作品积淀的思想厚度与艺术深度;随着大众文化的初步繁荣,公安小说基于社会现实基础的发展转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对于该类小说的阅读需要,并且为该类作品出版和期刊的发展贡献了经济效益,但无疑这种“大众化”倾向也促成了作者、出版商对利益的追逐,导致枉顾艺术价值和艺术现实而粗制滥造、盲目复制流行现象的出现。第二章从中国公安刑侦小说其固有的故事内核的理性构建和情节的“因果阐释”入手,分析了侦探∕刑侦小说情节构成上的独特性,当其他现实主义小说还在“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因果”单一模式中推进时,刑侦小说却已在“理性”的指挥下,开启了“谜团”与“因果”的双重情节建构。同时也分析了侦探∕刑侦小说的悬念因为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而具有神秘色彩的创作特点,因为刑侦小说的叙事触角探入了犯罪学、刑侦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各种开放性维度,所以造成了“距离化”叙事的审美效果,而距离并不仅仅是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客观安排,而是源于人类精神内部的自我分裂所导致的间距,以及这种间距的自我映射,这种映射通过犯罪心理小说的叙事逻辑的整合表现为文本内部时间的自我叠合。中国公安刑侦小说还开启了犯罪“空间隐喻”的构建,现实空间和隐喻空间在小说中的内在并峙和深度嵌合,设置了一种玄妙而新奇的“空间距离”,这个距离既体现在“侦探”与“犯罪”之间,也体现在“叙述”与“阅读”之间,通过进入人类精神的深处与犯罪“真相”的遭遇,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参与。还通过对刑侦小说中“死亡”谜题的破解与“死亡”叙事,分析出隐藏在意象后的美学意义。第三章独辟蹊径地进行了对于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主题建构的研究,从“国家”意识、“社会矛盾多元主题”、“情与法”及“权与法”这四个维度,分析了该类小说所构筑的内涵丰富的叙事主题空间。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在“扞卫国家安全”这一主题中开启了以“刑侦+反特”“刑侦+剿匪”为代表的、多样的复合模式,形成了宏大叙事的“国家”意识域。而后随着社会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变化,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将视角投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对社会和时代的反映,表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流向。又展现了“情与法”的迷惘及“权与法”的困惑,揭示了其社会批判性特征。第四章对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剖析,尤其是通过警察形象和罪犯形象的塑造技巧、形象特征等对比,总结了该类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对传统西方侦探、日本推理小说的突破。同时还分析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涵盖女警察、女罪犯和女受害人）,通过归类小说中对女性扞卫生命权利和情感权利的描摹,揭示罪案对“当下”的女性们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扭曲,从而凸显在罪案面前,女性的生命权、生存权的价值,进而对小说所展现的人生、人性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五章批判性地探讨了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模式化书写问题,指出模式化书写是基于传统西方探案小说和古典章回小说的一种延续,进而显现出在情节设置固定性、叙事视角单一性、人物特征鲜明性的特点。又从时代需要、文化策略、大众审美期待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模式化书写的成因,客观评析该现象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意识根源,同时又深入分析了当下这种书写所面临的困境,再以成功小说的案例分析了实现突围的途径。
廖莹文[5]（2020）在《信念与责任：自媒体暴恐新闻报道主体伦理失范与责任研究》文中提出当今社交媒体的普及,打破了传统媒体对新闻信息的控制和垄断,自媒体逐渐成为受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自媒体平台的蓬勃发展以及暴恐新闻本身所具有的突发性、轰动性、社会性等特征,导致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一旦发生便有着极大的社会影响。随着事件报道在自媒体平台的持续发酵,媒介主体在暴恐新闻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范现象。媒介技术的发展,大大的提升了善与恶的上限,如果不对可能预见的未来结果加以控制或约束,则媒介主体很有可能通过使用媒介技术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恶果。马克思·韦伯认为虽然信念在个人行动中起到了指导目标和行为选择的作用,然而其最终的结果仍然需要责任伦理去辨别和约束行为规范。可见,传播活动本身具有浓厚的伦理意蕴,新闻传播离不开道德的干预和调节,道德标准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一个基本评价标准,而责任伦理则能够有效指导媒体主体从自身和客体角度承担责任,从职业信念与可能结果之间审慎做出抉择。本研究从马克斯·韦伯的责任伦理出发,运用波特方格的伦理抉择方法对自媒体中媒介机构、媒介从业人员和公众的暴恐新闻传播的伦理失范现象进行分析,基于对微信中暴恐事件的分析,梳理暴恐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失范现象,挖掘失范现象背后的成因。本文探寻暴恐新闻传播中的三类主体（媒介机构、媒介从业人员、公众）的信念与责任,并对三类媒介主体、媒介平台和监管部门提出关于伦理责任的相关建议,为摆脱这一伦理困境提供指导。
梁德学[6]（2017）在《《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1908-1945）》文中认为在近现代东北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由于日人报纸的“垄断”特性,供职于此类报纸的中国报人群体也因之成为近现代东北报人的主体。他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影响基本形塑了近现代东北新闻史的大体形态。中国东北地区最南端一隅,是被俄日先后占据的关东州租借地。由于日本侵占该地区长达四十年（1905-1945）,此间日人报刊一家独大且数量可观,租借地内的公共舆论完全为日人报纸独占,这里也成为国内为数极少的从未真正出现过近代国人报刊的商业繁盛地区。在该地区,一支重要的中国报人力量来自一份名为《泰东日报》的日人报纸。《泰东日报》创刊于1908年,终刊于1945年,历37年,是日人在华经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由于《泰东日报》在关东州及整个东北地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较大读者群,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报章言论和新闻叙事也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涵化”着整个东北国人精神,在传播和建构殖民文化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但严格来说,他们面对日本侵略,国人的精神抵抗也一直保持着、继续着。他们利用有限度的自由和独立空间,以《泰东日报》为阵地,传播着中国传统文化,坚守爱国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日人报纸殖民话语的一种“解构”。本文以《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发掘新史料,并将星散于各类既有文献中的史料进行汇集整理,对存在错讹的史料加以甄别,从细微处发现线索,从最基础的人物发掘、名姓考辨、生平梳理入手,力求能够严谨、准确地摹画出《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基本“样貌”。以此为前提,深入探究《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在传播传统文化、建构或解构殖民文化中的作用,以及殖民处境中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国家认同。本文开篇为绪论,介绍了本次研究缘起、界定了相关概念、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同时对历史分期和所用史料做了说明。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考证了近代关东州报业概况与《泰东日报》概况（包括报人群体概况）,藉此为后续章节提供背景支持。第三章至第七章为本文核心章节,进入有关《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具体研究:第三章研究金子雪斋主持时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独立精神与爱国立场,涉及中国报人如何形塑《泰东日报》“华人风骨”、私谊网络与公共网络、对爱国运动的声援、此时期中国报人的国家认同等;第四章主要关注转折时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国共两党报人的活动情况;第五章重点分析“九一八”事变后《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结构的转型、话语风格的“突变”、新闻业务能力的呈现等;第六章主要考察战时新闻体制下《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公共言论表达、文人心态及表现、战争时期的家国认同等;第七章为全文末章,考察日本战败初期及《泰东日报》停刊后中国报人的抉择与命运。由于相关史料匮乏,本文仅能依据史料实际保存情况结构第三至第七章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尽量保证前后章节间的逻辑衔接与结构合理性。此一点,是本次研究的缺陷之一,也是一种无奈。研究发现,《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报章文字中蕴含着极为隐晦、复杂的民族情感——他们承受着殖民压抑,却始终无法割断民族性。他们是一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特殊群体,他们真实的精神世界远比后人想象的情形远为复杂。首先应肯定的是《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具有相当高的新闻业务水准和职业认知;其次应肯定的是《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为关东州华人同胞声张权益所作的努力;三是几代《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完整地记录下了关东州租借地社会、政治、文化及经济状况,让我们得以看到,在殖民体系内部,被殖民者的选择空间相当大,其活动也多种多样,其精神世界异常复杂。概而言之,生存于日本在中国大陆殖民程度最深的地区,又谋食于日本人所经营的报纸,《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无法摆脱某种“原罪”。然而,当尽量避开政治与道德评判所带来的干扰,从其写作或编辑的浩繁文字中去捕捉这个“没有历史”的群体被掩盖的生命痕迹时,我们发现,他们竟如此鲜活地存在于那个阴暗的历史时空。在关东州租借地,与日人共事并不完全是人们从道德或民族主义方面考虑的问题,它有着十分复杂的解释维度。
季栋梁[7]（2017）在《乌乎纪事》文中研究说明"乌乎",通"呜呼",它不只是悲叹,更表示赞美。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小地方,在作者风趣诙谐的笔下却是如此亲切美好、摇曳生姿。乌乎我到乌乎不久,就引起了一场风波。风波是由我带来的一本地图册引起。那是一个正午,大家吃过饭,就到我这里来了。孙承瑞从我的书堆中拉出了地图册,"地图还有这么厚的,啧啧啧。"他们惊呼了。
季栋梁[8]（2017）在《乌乎纪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乌乎我到乌乎不久,就引起了一场风波。风波是由我带来的一本地图册引起。那是一个正午,大家吃过饭,就到我这里来了。孙承瑞从我的书堆中拉出了地图册,"地图还有这么厚的,啧啧啧。"他们惊呼了。这之前他们只见过两张地图,贴在大队部的墙上,一张是世界地图,一边写着"胸怀祖国",一边写着"放眼世界";一张是中国地图,一边写着"毛主席
丁一鹤[9]（2017）在《东方黑客 (长篇小说连载)》文中认为留学归来的网络高手卫媛成为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处的一名网警。报到当天,她就遇到了黑客入侵地铁控制系统的紧急情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公交一卡通又被发现存在高危漏洞,一旦遭黑客攻击,整个儿北京的公交系统都将乱套……在与黑客较量的过程中,卫媛和她的同事们意识到,对付黑客,对付无孔不入的病毒,仅靠警方的力量是不够的。高手在民间。在网安处的支持下,卫媛等网警中的佼佼者与着名杀毒企业的技术精英组成独角兽战队,联手追踪黑客的踪迹,共同保卫网络安全。长篇小说东方黑客,让那些寂寂无闻的网络安全英雄们走入读者的视野,为您呈现无形的网络战场上惊心动魄的博弈。
王春林[10]（2017）在《“末法时代”的青少年成长、“父子冲突”与底层人群透视》文中研究说明[——《寻找张展》（孙惠芬）——《出家》（张忌）——《关关雎鸠》（林森）——《鳏夫絮语·我的莱伊拉》（李永刚）——《麦子熟了》（许春樵）———《地下三尺》（陈仓）——《无我》（吴克敬）——]这次,我们的话题,将从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载《人民文学》2016年第7期）开始。在先后两次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都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数年前杨争光的长篇小说《少年张冲六章》。至今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论文创新性 |
| 第一章 样本获取与框架建构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样本获取 |
| 一、媒体选取 |
| 二、文本选择与样本获取 |
| 第二节 框架矩阵建构与研究方法 |
| 一、框架矩阵建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内地主流媒体在修例风波中的报道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样本总体情况 |
| 第二节 内地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 |
| 一、核心主题:“一国两制”底线必须坚守 |
| 二、关键词:反暴力 |
| 第三节 内地主流媒体报道的推理装置 |
| 一、定义:一场冲击“一国两制”底线的政治运动 |
| 二、归因:香港内部势力与外部反华势力勾结 |
| 三、风险:安全与制度风险 |
| 四、措施: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
| 第三章 香港媒体在修例风波中的报道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样本总体情况 |
| 第二节 《东方日报》的报道框架 |
| 一、核心主题:修例“虎头蛇尾” |
| 二、关键词:批评与问责 |
| 第三节 《东方日报》的推理装置 |
| 一、定义:以维护法治起,以搞乱香港终 |
| 二、归因:反对派力量强大与建制派内部分散 |
| 三、风险:政治与社会治理风险 |
| 四、措施:改善民生 |
| 第四节 《星岛日报》的报道框架 |
| 一、核心主题:政治风暴引发负面效应 |
| 二、关键词:破坏与重建 |
| 第五节 《星岛日报》的推理装置 |
| 一、定义:法律理性被扭曲为政治风暴 |
| 二、归因:经济危机蔓延与信任危机激化 |
| 三、风险:经济与教育风险 |
| 四、措施: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 |
| 第四章 框架差异原因与传播策略探析 |
| 第一节 两地媒体报道框架的差异与动因 |
| 一、两地新闻体制差异 |
| 二、两地媒体政治谱系差异 |
| 三、两地新媒体介入政治差异 |
| 第二节 提升内地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的建议 |
| 一、发挥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作用 |
| 二、呈现多元舆论与引导理性讨论 |
| 结语 |
| 附录A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意义与方法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以黑社会为原型的小说创作界定 |
| 1 马里奥与张成功文学创作背景比较 |
| 1.1 从西西里漂流至美国的黑手党 |
| 1.2 因中国大陆战乱而群集的黑社会 |
| 2 马里奥与张成功小说内容形式比较 |
| 2.1 教父世界里的“反英雄式”移民 |
| 2.2 黑帮漩涡中的“反社会式”暴民 |
| 2.3 黑帮文学中邪不压正的必然结局 |
| 3 马里奥与张成功小说内涵与外延比较 |
| 3.1 揭橥人性沦丧的暴力“原罪”主题 |
| 3.2 欲望燃烧与权力毁灭的悲剧主题 |
| 3.3 美丑对照、雅俗双轨的批判文学观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Chapter One An Overview of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
| 1.1 Introduction |
| 1.2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 texts |
| 1.2.1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s |
| 1.2.2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ents |
| 1.3 Purposes of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
| 1.4 Structure of the translation report |
| Chapter Two Preparations for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
| 2.1 Introduction |
| 2.2 Translation tools selected |
| 2.3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adopted |
| 2.4 Translation plans established |
| 2.5 Summary |
| Chapter Three Description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es |
| 3.1 Introduction |
| 3.2 Comprehending the source texts |
| 3.3 Organizing the language of the target texts |
| 3.4 Proofreading the target texts |
| 3.5 Summary |
| Chapter Four Intertextuality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ree Books |
| 4.1 Introduction |
| 4.2 Notes on intertextuality |
| 4.3 Manifest intertextuality |
| 4.3.1 Irony |
| 4.3.2 Negation |
| 4.3.3 Parody |
| 4.3.4 Presupposition |
| 4.4 Interdiscursivity |
| 4.4.1 Blended interdiscursivity |
| 4.4.2 Embedded interdiscursivity |
| 4.4.3 Switched interdiscursivity |
| 4.4.4 Chained interdiscursivity |
| 4.5 Summary |
| Chapter Five The Intertextual Model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
| 5.1 Introduction |
| 5.2 Previous studies of intertextuality-involved literary translation |
| 5.2.1 Previous studi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
| 5.2.2 Intertextuality in literature |
| 5.2.3 Intertextualit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
| 5.3 The intertextual model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
| 5.4 The intertextual principl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
| 5.5 Summary |
| Chapter Six The Intertextuality-Involv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ree Books |
| 6.1 Introduction |
| 6.2 Realignment |
| 6.3 Enhancement |
| 6.4 Imitation |
| 6.5 Supplementation |
| 6.6 Popularization |
| 6.7 Summary |
| Chapter Seven Conclusion |
| 7.1 Translation experiences |
| 7.2 Limitations |
| 7.3 Suggestions |
| References |
| Appendixes Source Texts and Target Texts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Acknowledgements |
| 附件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概念界说 |
| 二、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研究现状 |
| 三、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中国公安刑侦小说的当代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十七年”:一种新范式的产生 |
| 一、新的国家语境下的书写 |
| 二、创作之基:公安工作的要求 |
| 三、苏联反特小说的范式作用 |
| 四、公安刑侦小说作家群体的形成 |
| 第二节 新时期:公安刑侦小说的复苏与重建 |
| 一、断裂与重生的更迭图景 |
| 二、创作理念的丰富与拓展 |
| 三、深沉的批判现实的精神 |
| 第三节 20世纪九十年代:公安刑侦小说的转型 |
| 一、公安刑侦小说向世俗化、商业化转变 |
| 二、公安刑侦小说转变的现实土壤 |
| 三、新社会环境下的犯罪类型书写 |
| 第四节 新世纪:公安刑侦小说的多元发展 |
| 一、网络媒介下的新兴创作队伍 |
| 二、刑侦小说“自我形态”的回归 |
| 三、国际视野下的创作狂欢 |
| 第二章 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叙事特征 |
| 第一节 理性逻辑下的故事内核与情节构成 |
| 一、故事内核的理性构建 |
| 二、情节的“因果阐释” |
| 第二节 悬念设置与“距离化”叙事 |
| 一、侦探∕刑侦小说的悬念 |
| 二、侦探∕刑侦小说的“距离化”叙事 |
| 第三节 犯罪“空间隐喻”的构建 |
| 第四节 “死亡”意象及其美学意义 |
| 一、侦探∕刑侦小说中的“死亡”谜题 |
| 二、侦探∕刑侦小说中的“死亡”叙事 |
| 第三章 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主题建构 |
| 第一节 公安刑侦小说的“国家安全”主题 |
| 一、“国家安全”主题的提出 |
| 二、“国家安全”主题的凸显 |
| 三、“国家安全”主题的延伸 |
| 第二节 时代变迁下的多主题建构 |
| 一、经济变革期的另类社会图景 |
| 二、直面社会矛盾的真实写作 |
| 第三节 情法权的主题变奏 |
| 一、“情与法”的迷惘 |
| 二、“权与法”的共生 |
| 第四章 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
| 第一节 公安刑侦小说中的警察形象 |
| 一、公安刑侦小说中警察形象的演变 |
| 二、“英雄化”叙事的必然与尴尬 |
| 三、侦探与警察:殊途同归的“英雄化”想象 |
| 第二节 公安刑侦小说中的罪犯形象 |
| 一、政治罪犯的“符号化”表征 |
| 二、趋利心理下的多重表象 |
| 三、错位的歧义人生 |
| 四、人生困境下的无奈选择 |
| 第三节 公安刑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
| 一、激烈生活场景中的女性意识觉醒 |
| 二、情感纠葛中的折翼天使 |
| 三、暴力阴影下的复仇与毁灭 |
| 第五章 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模式化书写 |
| 第一节 侦探小说的模式化传统 |
| 一、线性模式:利于悬念设置的叙事传统 |
| 二、审美心理:惩恶扬善的情感表达传统 |
| 第二节 公安刑侦小说的模式化特征 |
| 一、要素设置:固定性 |
| 二、叙事视角:单一性 |
| 三、人物特征:鲜明性 |
| 第三节 模式化书写的成因 |
| 一、时代需要 |
| 二、文化策略 |
| 三、大众审美期待 |
| 第四节 模式化书写的困境与突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
| 1.1.1 媒介社会化时代及其中的暴恐新闻 |
| 1.1.2 自媒体暴恐新闻报道中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责任伦理的渐进式发展 |
| 1.2.2 伦理失范定义及其在自媒体上的演变 |
| 1.2.3 暴恐新闻报道伦理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研究意义 |
| 第2章 理论与分析模型 |
| 2.1 责任伦理概述 |
| 2.1.1 历史语境中的责任伦理 |
| 2.1.2 马克思·韦伯的责任伦理 |
| 2.1.3 责任主体、责任客体以及责任的划分 |
| 2.2 波特方格分析法 |
| 2.2.1 伦理推理的波特方格模型 |
| 2.2.2 波特方格(Potter Box)四步分析法 |
| 第3章 自媒体上暴恐新闻文本的波特方格分析 |
| 3.1 研究样本选取 |
| 3.2 暴恐新闻文本波特方格分析 |
| 3.2.1 陈述事实 |
| 3.2.2 价值观 |
| 3.2.3 伦理原则 |
| 3.2.4 忠诚对象 |
| 第4章 自媒体上暴恐新闻伦理失范现象及缘由分析 |
| 4.1 自媒体暴恐事件伦理失范现象 |
| 4.1.1 媒介机构失范现象 |
| 4.1.2 媒介从业人员失范现象 |
| 4.1.3 公众失范现象 |
| 4.2 自媒体暴恐事件伦理失范缘由分析 |
| 4.2.1 社会角色认知 |
| 4.2.2 责任伦理意识 |
| 4.2.3 责任伦理执行力 |
| 4.2.4 责任客体反馈 |
| 第5章 暴恐新闻传播中的伦理责任探寻 |
| 5.1 “自律”-内在环境的自我约束 |
| 5.1.1 职业自律 |
| 5.1.2 个人自律 |
| 5.2 “他律”-外部环境的他者规约 |
| 5.2.1 媒介客体应承担的责任伦理 |
| 5.2.2 媒介平台应承担的责任伦理 |
| 5.2.3 监管部门应承担的责任伦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 一、报人 |
| 二、日人报纸 |
|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泰东日报》报史与报人研究 |
| 二、近现代东北国人“国家认同”研究 |
| 第四节 分期与史料 |
| 一、历史分期 |
| 二、所用史料 |
| 第一章 关东州：日人在华办报的区域样本 |
| 第一节 日文报纸出现及相互竞争 |
| 第二节 英文报纸创办与经济类报纸兴起 |
| 第三节 日人对关东州中文报业的垄断 |
| 第四节 日本战败与日人报业退场 |
| 第二章 《泰东日报》及其报人群体概述 |
| 第一节 《泰东日报》概述 |
| 第二节 《泰东日报》报人群体概述 |
| 一、日本报人群体 |
| 二、中国报人群体 |
| 第三章 1908-1925：金子雪斋时代中国报人的独立精神与爱国立场 |
| 第一节 初代社长金子雪斋对中国报人独立言论空间的奠定 |
| 一、金子雪斋其人 |
| 二、经营《泰东日报》的风格与特征 |
| 三、予以中国报人独立言论空间的思想根源 |
| 第二节 创刊初期《泰东日报》中国人员考述 |
| 第三节 傅立鱼入社与《泰东日报》“华人风骨”的形成 |
| 一、关于主持笔政时间的考证与辩误 |
| 二、报章言论与中日“亲善”观 |
| 三、主持笔政期间的政治与社会活动 |
| 四、在报纸“华人风骨”形成中的作用 |
| 第四节 私谊网络与公共交往：中国报人的聚合及组织化 |
| 一、私谊网络 |
| 二、公共交往 |
| 第五节 中国即“吾国”：中国报人与《泰东日报》国家认同 |
| 一、“中国认同”之表征 |
| 二、“中国认同”之成因 |
| 第六节 对爱国运动的同情与声援：以五卅报道为例 |
| 一、呈现沪案的论调、样态与策略 |
| 二、无法回避的“正凶”——日本 |
| 三、对东北爱国群众运动的声援 |
| 第四章 1925-1931：转折期中国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国共两党报人活动 |
| 第一节 金子雪斋离世后中国报人生存境况 |
| 第二节 关东州本土第一代职业报人退场：以毕乾一为中心 |
| 一、毕乾一报人生涯概述 |
| 二、入社初期的“游戏文字” |
| 三、报章言论与文学作品中的“省籍”意识 |
| 第三节 中共满洲省委建立前后地下党报人的活动与影响 |
| 一、中共满洲省委大连特支建立前非采编人员的党团活动 |
| 二、创建中共满洲省委大连特支的核心力量 |
| 三、编辑局长陈涛及其所网罗的中共报人 |
| 四、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与呈现 |
| 五、“普罗文学”的有益尝试 |
| 第四节 国民党报人在《泰东日报》的活动 |
| 第五章 1931-1937：中国报人对日立场“转变”与新闻业务领域拓展 |
| 第一节 中国报人群体结构的历史转型 |
| 第二节 殖民话语转向：以伪满洲国“建国”报道为例 |
| 一、“他者叙事”与“殖民话语” |
| 二、他者叙事的权力逻辑 |
| 三、呈现“他者”的方式选择 |
| 四、难以调和的叙述冲突 |
| 五、失真的“他者”形象 |
| 第三节 到“宗主国”去：中国报人的日本之行及游记 |
| 一、中国报人访日活动概述 |
| 二、吕仪文、李永蕃及毕殿元的访日之行 |
| 三、访日行记中的多重隐喻 |
| 第四节 以社会新闻为特色的本埠新闻采编活动 |
| 一、中国报人本埠社会新闻采编活动概述 |
| 二、“大连摩登”：中国报人记录下的殖民都会图景 |
| 三、从社会新闻采编管窥中国报人职业素养 |
| 第五节 在副刊繁盛期：毕殿元与他主编的五种副刊 |
| 一、从《儿童》入社 |
| 二、彰显“健康美”的《体育双周》 |
| 三、《文艺》及其衍生的《文艺周刊》与《群星》 |
| 第六章 1937-1945：战时体制下中国报人的灰暗时代 |
| 第一节 战时体制下中国报人的生存境遇 |
| 第二节 置身于殖民统治下的公共言论表达 |
| 一、为“宗主国”殖民侵略制造“正义”舆论 |
| 二、战争动员与实用主义“节义观”生产 |
| 三、日本国内战争狂热的体验与传播 |
| 四、质疑殖民当局施政并为华人利益发声 |
| 第三节 殖民霸权与战争阴影下的文人心态 |
| 一、对殖民“宗主国”的畏羡与顺应 |
| 二、“东亚共荣”的欲念与幻想 |
| 三、“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矛盾背后的自我贬抑 |
| 四、傀儡、边缘人与旁观者 |
| 第四节 日治末期中国报人的国家认同 |
| 第五节 报人身份的文学表达：以赵恂九小说创作为中心 |
| 一、作为报人的赵恂九 |
| 二、报人工作之余的小说创作活动 |
| 三、文学书写中的报人印痕与被殖民者精神印记 |
| 第七章 日本战败后中国报人的抉择与命运 |
| 第一节 重归祖国：“8·15”至停刊期间中国报人活动情况 |
| 一、按苏军指示接管《泰东日报》 |
| 二、参与维持大连地方秩序 |
| 三、在国共两党之间抉择 |
| 第二节 《泰东日报》停刊后中国报人的彷徨与隐迹 |
| 一、参与创办大连市政府与市委机关报 |
| 二、1946 年后部分报人的“逃离”与隐迹 |
| 结论 |
| 附录：《泰东日报》中国社员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