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昭通引资800万美元开发鲁甸铜矿

一、云南昭通引外资800万美元开发鲁甸铜矿（论文文献综述）

肖应明^[1]（2015）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利益多元、矛盾凸显的今天,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对于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立足于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这一时代背景,以云南省为例,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紧紧围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这一主线,采取多学科研究的方法,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比较西方国家治理经验和中国历朝历代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历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进行了细致分析和科学总结,系统梳理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和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深入剖析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现状、问题和原因,有针对性地探讨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思路、价值导向和未来走向。本文由导论、正文（一至六章）和结论构成。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阐述了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以及国内外关于民族治理的理解与把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梳理了学术理论界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该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1章：概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理论。着重对社会治理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以及对社会治理创新相关概念进行了多维度解读,通过界定与社会治理相关的概念,进一步彰显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问题的意义。同时,分别论述了西方社会中与社会治理有关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社会治理指导思想,阐释了社会治理创新理念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本土化逻辑,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问题研究分析的基础。第2章：梳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历程。笔者采用历史分析法从宏观上把握社会治理形成的历史发展脉络,回溯分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历程,系统描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不同内容、性质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云南实际情况,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制度深刻变革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些原因作进一步的总结归纳,此章是后面一章分析现状和问题的基本点。第3章：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现状和问题。主要阐述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受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化的影响,受文化、传统习俗、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受社会结构性变迁引发社会治理转向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治理能力的加强而得到解决,但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得更加突出,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蕴涵着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第4章：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多维构建。主要从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健全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充分应用社会传统治理资源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国家权力在创新社会治理、协调民族关系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指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包含多方面内容的复杂问题,其创新社会治理也不能仅仅从民族事务和民族工作上做文章,而是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多管齐下、多维构建。第5章：阐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导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云南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同少数民族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把握社会治理的主动权,真正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发展、维护祖国统一。云南省在践行群众路线中探索出来的“孟连经验”、“插甸经验”、“莲池模式”, 充分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中坚持群众观点、走好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6章：揭示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走向。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长期的、艰辛的、系统性工程,是一个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过程,必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遵循少数民族自身发展规律,把握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抓住“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来的历史机遇,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作出全方位思考,进一步加强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社会治理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理论和战略部署的研究,注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不断发展与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研究趋势作出展望。

杨勇诚^[2]（2015）在《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文中提出公共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突出问题,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公共危机频发并造成损害已然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中国目前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进入了社会发展的“三期叠加”的重要时期,“三期叠加”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换挡期、结构调整迎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处于消化期,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难以避免的一个重要而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自然和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为突出、最为特殊,各种诱因的综合影响下,很容易出现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导致矛盾集聚、冲突潜伏和危机爆发。公共危机的发生从其内因上看,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其诱发的因素不仅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甚至是由自然和人为因素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综观国内外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有三种基本表现：一是我们人类比较常见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自然因素诱发的危机事件,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山洪爆发、泥石流、强烈地震、山体滑坡、矿难,等等；二是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公共危机事件,这种危机事件主要包括局部性的或全局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如恐怖袭击、食物中毒、劫持人质、局部骚乱、集体上访、交通事故,等等；三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般的自然灾害危机事件,但究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人为造成的危机,如山体滑坡导致的交通瘫痪、强大暴风雨导致的农作物失收等危机事件,由于医疗卫生条件限制导致大规模的突发性疫病流行所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由于人类的过度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导致严重的干旱及泥石流的爆发等自然生态灾害类事件,不仅有自然的因素,而且有人类的因素,是两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所致。从历次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来看,尽管事件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但其一旦发生,都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引起人们心理恐慌、惧怕和情绪不稳定等,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危机事件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效防范和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尽可能减少和降低危机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危害及损失,成了国内外广大学者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随着社会转型,我国社会矛盾也目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各种迹象表明,当代中国面临诸多社会风险,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呈现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人为性因素导致的社会风险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我国人口为13.4亿,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高达19%。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我们人类向自然界索取各种物质资料,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我们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向大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手段更加先进,对自然办的影响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人类频繁的行动过程,对自然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压力,从而导致社会风险从原来的自然风险占主导地位转变为由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人为风险占主导,社会风险的人为性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二是各类风险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在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保护的同时,也为人们的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其自身都会带来另外一种风险,各种风险之间相互交织。当代我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从本质上讲决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自然或社会因素所表现出的问题或现象,从本质上看是综合因素的表现,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管理制度等综合因素带来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风险社会是一种制度性的风险。三是风险影响的广泛性。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看,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也是各种各样复杂矛盾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在不尽健全和完善的制度和法律面前,社会矛盾和风险的发生有时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像,尽管不是危机四伏,但风险无处不在,如果缺乏有效的防范措施,就会酿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我国风险发生及其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生态、民族、文化、安全,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力不断增强,损害力越来越广泛。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度与危害的严重性也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其涉及的领域与范围,涵盖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自然领域、生态领域等等,危机事件的发生已不再是单向,而是复杂的多向性。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社会思想观念发生着重大调整和深刻变化,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和显现出来,新旧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激化,一些领域不可避免地发生公共危机事件。比如,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与市容市貌的改善需要,城市征地拆迁在所难免,政府的强制性拆迁与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激化酿成社会危机事件。又如司法不公、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老板克扣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这些都可能在一定的诱因下导致新的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从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及其影响程度上看,危机事件的性质恶劣程度不仅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和危害性在增强,传播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联发性危机事件增多,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我们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社会危机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而且需要积极探寻有效化解风险、规避危机、促进和谐、保持稳定的有效举措。本文对源自于西方国家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把握其实质,借鉴其中的“合理”成份,探寻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如何改变公共危机治理只限于技术领域的传统的思维和做法,从伦理视野系统、全面的探求治理公共危机,也就是从人类自身行动与实践的影响性的角度出发对当今社会频繁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反省和思考,为风险社会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范本,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本研究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观点,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基本的切入点,把它当作观察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现象的一种特殊的理论工具,进一步拓展研究中国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特别是如何从伦理的角度对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不再从宏观层面去研究公共危机事件危害及其治理,而是从伦理学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伦理治理对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要影响,得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理论和结论：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发生的人为因素普遍提升；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面临多重的伦理困境；观念性伦理困境、制度性伦理困境、行为性伦理困境,是制约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障碍；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需要超越市场逻辑,走出治理公共危机的救赎之道。从这一点上看,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管理理论体系,有助于充实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管理等理论,对于我们如何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当代中国公共危机多发的新趋势,以及如何更加关注伦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资料。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重视人为因素在危机防范与治理中的影响,特别是从心理疏导、心理沟通、心理和谐建构、心理服务等角度去理解、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而且有助于各级地方政府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如何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其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是从主观感受方面去提升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从减少损失的角度去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这些方面无疑体现出了本文的实践价值与实际意义。总之,当代中国社会,我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可以说是国际社会风险和国内社会转型风险等多元风险的共同冲击,各种风险和危机日益凸显,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往的做法,很难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新情况、新态势面前,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也就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的治理,这样,我们对能对风险社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不断增强风险意识、树立强烈的风险观念,理性地反思和有效控制人类的种种危害自然界的实践行为,减少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危机发生,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危机,避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害后果。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和研究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学者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并进行系统的梳理、辩证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对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危机现状进行阐述并探讨治理对策。全文除绪论外主要有六章。第一章主要从现代性的角度深入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理论及其逻辑关联。第二章深入分析我国风险社会所呈现的基本特征以及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各种挑战。第三章主要分析研究公共危机发生的伦理价值、伦理特征、伦理原则,以及如何对当代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进行伦理审视。第四章从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述及其一般原因、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评估、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困境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现状及面临的各种伦理困境。第五章主要从经济原因、社会历史原因、体制原因、观念原因和政府官员个体原因等方面,分析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陷入的伦理困境及其原因。第六章主要从治理对策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如何超越市场逻辑,走出公共危机治理的救赎之道,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杨湘容^[3]（2010）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民变是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1902年——1911年,是清朝走向灭亡的时期,是一个比较微妙的时间段。这段时期,中国的国情纷繁复杂,在外面临着穷凶极恶的列强入侵；在内清朝政府业已衰相必露,正在进行着垂死挣扎。帝国主义国家既要利用清廷来压迫中国百姓,实现他们对中国的掠夺,又要时刻压制着清朝政府,不让其壮大；清廷则既要对侵略者奴颜媚骨以换取片刻的喘息,又想利用此喘息之机得到一定的发展,同时还要四处镇压民众反抗以“巩固”统治。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与清朝政府貌合神离,尔虞我诈,直接的炮灰便是广大中国百姓。中国百姓时为二者共同压榨的对象,时为二者互相攻歼的工具,但是无论处在何种状况,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中国百姓迫于生计,不得不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帝反封建民变高潮。这些民变是清朝政府对外勾结妥协,对内滥施苛政的结果,同时,它们又反过来加速了清廷的灭亡。通常,史学工作者专注于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作为或清朝政府本身方面寻找清廷覆灭的原因,却忽略了处在社会底层的广大贫苦百姓才是清朝灭亡的最直接的目击者与推动者。因此,对清末民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社会底层这个角度,由下而上地加深对晚清政府社会思想体系、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军事体系以及外交体系的困境的了解。基于这点,笔者拟采用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作为时间段,将其间民变的点与面、个别与总体整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旨在将历史还原于世人面前,并分析其成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本文共分为五章。首先,在第一章中,笔者在罗列了历来史学工作者对民变概念的界定之余,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认为民变是指包括农民阶级、无产者以及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学生群等在内的所有被统治被剥削的民众,为求生存而兴起的,以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本国清朝政府以及地方当局的压迫等一系列不公正、不平等行为为讨伐对象的斗争,它具有自发性、分散性、斗争行为落后性、正义性四个特点。此外,笔者还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的研究资料和研究动态作了回顾和展望。第二章是分析民变发生的背景原因。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已经走上了衰败的道路,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入侵、肆虐横行的天灾、以及清政府自身的政治经济弊端等接踵而至。无论是国际处境还是国内形势,均向着一个令人堪忧的方向发展着。这种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历史背景是造成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频繁的主要原因。第三章是分析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的具体状况。以斗争内容为据,笔者认为可以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民变分为4种：抗捐抗税斗争、饥民运动、反帝爱国运动、工人运动。这一章便是分门别类得将4种民变发生的具体状况、特点、政府的应对等进行分析。第四章是民变个案的研究,主要以1910年莱阳抗捐抗税运动和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为实例,从微观角度研究民变。通过具体事例,我们可以清楚了解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百姓的凄惨生活以及官绅漠视民众的丑恶嘴脸,从而切实体会到“官逼民反”。第五章是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的思考。作为近代中国社会主体的乡村和最大阶级的农民,其变动状况不能不影响和制约着近代中国政治格局的变迁。虽然,清朝是被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的,但如果没有民变运动的蓬勃发展,就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涨和革命时机的成熟,可以说,晚清政权是在农民暴动中走入近代,在民变峰起中走向灭亡的。这一章便是从民变的非理性以及民变对晚清思想统治体系的影响等方面着手来探讨民变对晚清时局的具体影响。最后是结论,我们通过考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发生的原因、状况以及影响等可知,以民为本,是治国的基石。其实民众很单纯,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只求轻徭薄赋,能有一块安生立命之所便足以。因此,政府治理国家,应当首以广大群众的利益为先,时刻体察民情,尽可能的为百姓谋求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在实施改革等重大举措时必须要审时度势,正确认识百姓的承受能力以及给民众所带来的切实利益,制定恰当步骤,按部就班,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否则便易变乱四起,酿成巨祸。除此以外,要杜绝民变,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民众的生存状态。这不仅需要国家营造的大环境,还须得注重教育,提高全民素质。这样不仅有利于用科技提高生产力,也有利于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使民众易于接受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措施,减少因误解和流言所带来的不必要的冲突,让社会得到长治久安。读史是为了以古鉴今,对于历史教训的深刻反省和对于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正是历史学的功能所在,广大民众如何更好得生活问题仍是我国亟需解决的问题,笔者希望能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的研究,来把握农民的基本心态与社会需求,为现今社会的发展提供绵薄之力。然而自己的想法和实际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之间会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本课题研究之中的不当之处,还请各位师长不吝指正。

李建波^[4]（2010）在《昭通市特色产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昭通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是一个经济发展相当落后的地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的加快,市场竞争必将更加激烈,昭通经济的发展在面临更多机遇的同时必将遭遇更大的挑战。如何把握好历史契机,解决好昭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实现昭通的人民增收脱贫致富、区域协调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也关系着国家经济建设的稳步推进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大局。根据市场需求,依托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发展理论为像昭通这样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本文在研究特色产业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特色产业实践的经验、教训,结合昭通资源和产业发展实际,提出依托当地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是昭通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在本论文写作前查阅了大量的统计年鉴和实地调查工作;运用了多种量化分析手段:偏差-份额模型、比较劳动率上升率模型、区位商、市场竞争优势指数、贡献率等,对昭通产业现状进行了全面评价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目前昭通产业结构欠佳、竞争力较弱,调整的方向应依托当地丰富的农业资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发展符合市场需要的特色农业、特色工矿业和特色旅游业。在详细研究特色产业内涵、特征、选择标准、评价指标、特色产业的选择范围的基础上,提出了昭通发展特色产业的基本思路以及对特色产业的布局进行了概括。特色农业重点发展畜牧、果蔬、药材、薯类和烟叶产业,依托龙头企业和产品基地带动农民致富;特色工矿业以矿产及矿产加工、烟草制品、化工、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业等为发展重点;游业要以生态旅游、红色旅游、温泉度假、城市休闲、夏季避暑、大江漂流和自驾车旅游为重点,要“抓大放小”,重点打造最有价值的旅游品牌,以点带面逐步实现全面开发。最后,论文对昭通发展特色产业相应的保障支撑系统作了具体的说明。

二、云南昭通引外资800万美元开发鲁甸铜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昭通引外资800万美元开发鲁甸铜矿（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论文提纲范文）

（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昭通市特色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云南昭通引外资800万美元开发鲁甸铜矿（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D]. 肖应明.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2)
• [2]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D]. 杨勇诚.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研究[D]. 杨湘容.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
• [4]昭通市特色产业发展研究[D]. 李建波. 云南财经大学, 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