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经济稳步增长

一、乌克兰经济稳步增长（论文文献综述）

彭昕^[1]（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指出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苟利武^[2]（2021）在《乌克兰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建构研究（1991-202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在转型背景下开启了独立建国之路。独立至今的30年间,乌克兰的社会转型与国家建构之路充满了艰难险阻,先后爆发了“颜色革命”、乌克兰危机。以乌克兰为案例,探讨社会转型与国家建构关系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乌克兰的转型是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模板多维度的转型,在政治维度,转型的目标是建立代议民主制度;经济维度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社会维度是推动国内公民社会的发展等。然而,乌克兰的社会转型也伴随着艰难的国家建构历程,体现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内部层面,及地缘政治、大国影响的外部层面。对于乌克兰转型与国家建构过程中爆发危机原因的主流分析是基于美俄欧之间的博弈或乌克兰的历史因素,缺乏从政治制度建设、经济私有化改革与社会结构层面对乌克兰国家建构影响的研究。本文尝试基于新制度主义、公共选择理论与后结构主义视角分别从政治维度、经济维度与社会维度,分析乌克兰转型与国家建构的关系:从政治维度来说,“府院之争”、“央地关系”与法治改革对国家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经济维度出发,经济私有化改革、农业私有化改革和对外贸易政策改革塑造了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从社会维度而言,政治精英的崛起、乌克兰新中产阶级的发展、低收入阶层的抗争形成了乌克兰当今的社会结构。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随着乌克兰国家建构进程的启动,在政治方面,由于乌克兰国家建构的制度缺失,三权分立的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导致国家建构陷入僵局,例如政府与议会之间的权力之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及法治改革进程的缓慢;经济方面,虽然乌克兰政府采取了休克疗法来摆脱计划经济模式,但关键领域的私有化改革缓慢,导致经济效率底下;社会层面,寡头政治的现象出现加剧了乌克兰社会贫富分化,同时也遏制了作为“稳定器”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不仅如此,还透支了底层民众对政治精英的信任。最后,本文认为,转型背景下的乌克兰,由于在制度上没有形成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割制衡的政治机制,使得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推行国家建构的进程缓慢。具体而言,经济领域所有制改革面临困境,社会领域的贫富分化现象严重,进一步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以至于乌克兰难以建立和维持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危机的制度与机制,使其处于一种弱国家与弱社会并存的状态,加上外部大国干预,从而导致国内和周边危机的频发。

闫亚娟^[3]（2021）在《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为主体的三大区域板块,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自独立以来就不断加强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努力与独联体国家一道成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一极。经过多年的反复探索,2015年1月1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随后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地区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果,最终目标是发展成为类似于欧盟的欧亚联盟。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初正值俄罗斯遭遇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加之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受俄罗斯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欧亚经济联盟陷入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提出对外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欧亚经济联盟各国自独立以来首次宣布同独联体以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不仅为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会,也为域外国家深度参与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契机。欧亚经济联盟是中国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之一,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深入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对外战略动向对中国深化对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在明确独联体地区、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自由贸易区理论、非传统收益理论、轮轴-辐条理论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为基础,从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入手,重点分析了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主要影响以及面临的困境,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未来走势进行了研判,在此基础上针对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建议。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在内部和外部环境都不甚乐观的情况下提出的,目标宏大。为使建设顺利进行,欧亚经济联盟规划了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具体推进思路。第一,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新欧亚主义思想是21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它主张东西并重,强调重视欧洲同时,增加亚洲在对外合作中的比重。第二,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恶化,欧亚经济联盟向西发展受阻,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选择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作为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第三,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等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中国和越南为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印度为俄罗斯的优先战略伙伴关系国,伊朗为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国,欧亚经济联盟选取四国依次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支点国家,以点带面,进行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第四,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5”这里是指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1”这里是指第三国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5+1”即为欧亚经济联盟+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越南等。第五,以市场、能源和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欧亚经济联盟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丰富的能源储备以及先进的军工技术,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开展能源外交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成为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手段。按照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路线图,2015年5月29日,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6年10月5日,《欧亚经济联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样板。2018年5月17日,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签署临时自由贸易协定,2019年10月27日,《欧亚经济联盟-伊朗临时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之后,2019年10月1日及2019年10月25日,欧亚经济联盟又分别与新加坡和塞尔维亚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截止到2020年底,欧亚经济联盟对外已签署4个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等国也分别进行了多轮自由贸易谈判。从其现有实践看,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表现出了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第二,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第三,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第四,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经过多年努力,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对独联体地区、欧洲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至今已有5年多的时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联盟各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第二,联盟各国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贸易伙伴国的选择范围;第三,联盟对外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第四,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未来欧亚经济联盟依然会把小型贸易伙伴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点对象,同时逐步推进与东盟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并最终实现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欧亚经济联盟现已与中国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但距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双方自由贸易区建设还存在很大障碍。为此,中国可以借鉴欧亚经济联盟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功经验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丁鹏^[4]（2020）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P）是欧盟针对东部邻国建立起来的一种区域性制度安排,实现了周边邻国政策在重点地区的差异化,是对欧盟睦邻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大幅增强了欧盟同东部伙伴关系国的联系和合作水平,使双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涉及到欧盟与邻国内政和外交层面上的紧密合作,范围广泛,是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区别于欧盟传统上的外交政策。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本质是什么?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与欧盟扩大有何关系?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动力是什么?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在推进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影响、遇到了哪些困境以及未来发展前景如何?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版图剧烈变动,美国利用辐射全球的强大军事实力,借助北约加强对原苏联加盟国进行大范围的政治和军事干预,遏制俄罗斯重新崛起,维护自己的单极霸权地位。欧盟则大力实施东进战略,推动欧洲一体化,扩大地缘战略空间,力图提高主导欧洲安全事务的能力。欧盟地理边界大幅拓展,同东部地区一些不稳定国家接壤,东部邻国的安全局势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到欧盟自身的安全稳定,引起欧盟的极大重视,在欧盟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显着提升,“欧盟安全战略”强调周边地区是欧盟外交政策的重点。欧盟一方面通过扩大政策,向中东欧国家提供成员国资格,将其纳入内部;另一方面通过邻国政策,向东部地区原苏联国家提供援助,促使其改革转型。欧盟的东部邻国政策经历了主动有限接触、积极高调介入和全面深入参与三个阶段演变后,欧盟在东部地区的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总的来看,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局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向东扩展势力范围,增强与东部邻国的关系符合欧盟的发展战略,是欧盟的必然选择。俄格战争导致欧盟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发生新变化,出于地缘政治、安全、经济以及民主价值观等多重利益考量,2009年5月,欧盟推出针对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六个东部邻国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欧盟睦邻政策（ENP）的组成部分,旨在将欧盟安全战略转化为具体行动,通过签订联系国协定（AA）、提供市场准入和实现签证便利化等措施,加速和深化欧盟与东部伙伴关系国之间的政治联系和经济一体化水平,力图从根源上解决导致极端主义、危机和冲突的问题,进而实现安全和稳定,最终将这些国家绑上西方的“战车”,成为防范和抵御俄罗斯的前沿阵地。东部伙伴关系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以来是大国争夺的焦点,特别是乌克兰位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交通要道,加上历史的原因,对俄罗斯来说战略意义异常重要,是其再次实现大国复兴梦的关键合作伙伴。苏联解体后,北约和欧盟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双双向东扩大,不断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导致俄罗斯战略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在美国和北约的强势介入下,“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这一带有地缘政治动机的外交政策不断触及俄罗斯的底线,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时难以调和,最终导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引发严重地缘政治危机,东部伙伴关系国深陷大国博弈的漩涡。东部地区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使欧盟深感自身也越来越“不安全”,不仅要应对日益复杂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更要面对传统安全威胁回归的严峻现实。历史制度主义为我们深入理解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特别是综合考察其发展变迁的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按照制度变迁的逻辑来审视,“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在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混合的特性,是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和渐进转型等制度变迁模式的混合体。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属于欧盟睦邻政策的东部层面,在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合作机制和政策工具以及地缘战略目标等方面都对扩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俄格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事件,成为改变欧盟东部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的关键节点,推动欧盟在不破坏原有规则的前提下对“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进行了优化改造,逐渐调整原先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思维,采取利益优先原则,不断寻求务实调整,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突破,实现渐进转型。地缘政治博弈、安全局势复杂、经济利益诉求以及民主价值观输出等因素构成“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动力。欧盟在原苏联空间推进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为代表的周边外交战略,主要以自身作为世界上最大单一市场和欧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地位等雄厚的经济力量充当工具,通过一系列机制和手段,在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不断蚕食俄罗斯势力范围,加剧了区域地缘政治竞争。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来自欧美的严厉制裁,促使俄罗斯加快推进“转向东方”战略,寻求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为中俄合作的升级和深化提供了契机。欧盟在内外政策转型的背景下,一定程度上已经抛弃以价值观为主导的“排他性”传统周边政策理念,开始重视与第三方的合作,这与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的多方合作共赢理念趋于一致,未来将更加有利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与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对接合作。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和国际格局出现深刻调整和重塑。面对大国博弈日益激烈、欧美分歧不断加大以及内部危机频发的现实,欧盟开始寻求“战略自主”,主张“欧洲主权”,努力打造成为有影响力的地缘政治行为体。“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欧盟周边治理政策,是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制度安排,追求地缘政治利益最大化是其发展变迁的主要动力。因此,本研究整体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统领全文的视角和主线,重点结合地缘政治理论,在深入考察欧盟东部地缘政治演变以及东部邻国政策的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一方面,把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重点分析其发展变迁的模式和动力机制;另一方面,将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自变量,分析其发展变迁过程中达到的成效和带来的影响,对产生的作用进行审视反思,同时对其推进机制和手段、深层困境以及未来前景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证。本文认为,欧盟扩大是成功的地缘政治战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对扩大存在强劲的路径依赖,可以看作是扩大的变种,同样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属性。本质上看,“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是欧美用来制衡俄罗斯的工具,是欧盟推进扩大的一种“柔性”方式。本文力求能够在全方位分析论述“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基础上,重点解构欧盟外交的战略考量和利益诉求,剖析欧盟在大国博弈中的角色定位,继而更深入的认识欧盟内外政策转型调整的未来发展走向。

吴天博^[5]（2020）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研究》文中认为步入21世纪后,中国林业产业为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国际贸易自由化浪潮以及世界木质林产品需求日益增加的现状,不断提升自身生产加工水平、扩大产品生产种类及规模,促使我国林业产业生产及供给能力得到了飞速发展,木质林产品外贸规模显着扩大、贸易流量逐年攀升,产品与市场结构也日趋完善。时至今日,中国林业产业已在国际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木质林产品生产国、加工国及贸易国,被誉为“世界木材工厂”。尽管如此,林业作为我国战略性基础产业,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三期叠加”时期,中国林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压力也在与日俱增。一方面,随着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持续推进及“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政策”的贯彻实施,中国林业经济结构随着国家森林资源禀赋水平及比较优势发生了深刻调整,在这种背景下,有效利用国内外森林资源与市场是我国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也是维护我国木材安全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时至今日我国木质林产品进出口市场仍长期高度集中于北美、东南亚、东亚及少数欧盟国家,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木质林产品全球供应链及稳定出口渠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战略构想,以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建设为具体途径,秉承包容性发展理念,强调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包容和平衡发展,通过提高区域间开放水平,开展跨国互通互联,提升经贸合作水平,以此实现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再平衡。“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为我国打造稳定的、高质量、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林业开放发展新格局提供了有利契机。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视角研究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背景,以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综合分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从贸易规模、贸易产品质量及贸易竞争力等三个层面入手,对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及发展潜力进行了测度,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及提升潜力进行了分析,对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并对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最终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发展对策,以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及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长足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参考。本文具体结论如下: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的分析表明:21世纪后,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阶段性变化特征明显,我国常年处于贸易顺差。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出口产品结构及市场稳定且集中,进口产品以原木、锯材、木浆等木材原料为主,出口产品以人造板、纸制品、木制品、木家具等木材制成品为主,进口对象主要集中于东欧及北欧国家,出口对象主要集中于西亚及西欧地区国家。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贸易水平得到了显着提升,但双边木质林产品贸易合作空间仍未得到充分开拓,仍需要深入挖掘。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的研究表明:双边人均经济水平的增长对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的提升作用最为显着,双边人口规模的扩大同样有利于提升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空间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仍然存在;“五通”建设整体水平及各分项指标水平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各类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效率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现阶段看来,“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对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效率提升的贡献更大,但从发展角度而言,“民心相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贸易效率提升潜力层面,双边贸易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除“资金融通”外,其他“五通”建设水平的提升均有利于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各类木质林产品贸易效率的升级。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研究表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后,中国从大部分沿线国家进口木质林产品质量呈显着上升趋势,除原木进口质量小幅下滑外,其余各类产品进口质量均稳步提升。“五通”建设总水平对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作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均有助于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的升级,但由于现阶段我国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建设水平的相对滞后,“民心相通”指标回归结果显着为负;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不断推进,“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质量升级潜力有着巨大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贸易便利化和民意基础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贸易畅通”和“民心相同”应是未来的重点关注领域。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研究表明:中国木质林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于国际市场占有率方面,但限于我国森林资源禀赋水平、林产工业发展水平及投入资本等诸多因素,我国木质林产品在出口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与国际化水平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木质林产品综合竞争力在研究国家中处于下游,“大而不强”仍是我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在木材原料产品的竞争劣势表现明显,且在短时间内无法逆转。但木材加工产品在国际竞争中优势明显,人造板、木制品及木家具等3类产品竞争优势突出,印证了近年来中国林产工业发展水平的突飞猛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竞争优势与中国相似,多集中于木材加工产品,表明未来沿线木质林产品国际市场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贸易畅通”和“设施联通”水平的提升以及科技的进步对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起关键作用。最后,依据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果,从完善“丝绸之路经济带”木质林产品贸易环境、提升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及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多元化木质林产品市场等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期为推进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及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长远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参考。

代佳庆^[6]（2020）在《“一带一路”国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与经济增长双脱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以“一带一路”签约国家为切入点,分析了样本国家温室气体与经济发展和大气污染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状态,并进一步探求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与经济增长的双脱钩阶段与特征,运用LMDI方法,分析样本国家的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因素,最后,文章结合双脱钩状态和因素分解结果,针对不同国家,提出相应建议。通过综合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总体来看,1990-2015年,样本国家经济发展情况、气体排放状况、能源消费和人口数量都呈现上升趋势,且在全球范围内所占比重较大,但是各个国家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气体排放量大的国家主要是经济发展较好的、人口多、国土面积大的欧洲国家和亚洲部分国家,气体排放量相对较少的国家为大部分亚非国家。（2）样本国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总体均呈现增长趋势,能源总消耗量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2011-2015年,有越南、波兰和意大利等35个国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达到双脱钩状态,波黑、黎巴嫩和阿尔巴尼亚等16个国家未达到双脱钩状态,样本国家整体双脱钩率提高,但仍具有发展空间。（3）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是促进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重要因素,而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则是影响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关键因素。但是,对于不同国家,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应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4）样本国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步性,各分解效应对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可采取协同控制的方法,减少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

刘若锋^[7]（2020）在《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不变”与“变”》文中研究指明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经历了从“亲西方”到“双头鹰”再到“全方位”的转变,缺乏连续性。直到普京上台,俄罗斯才逐渐形成以实用主义为核心,以“成为强国、着眼周边、警惕外部威胁”为主要特征的对外政策。尽管期间经历了“梅普组合”时期,但俄罗斯基本延续普京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2012年,俄罗斯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重回“普京时代”,并进入新时期。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包含着“不变”与“变”。其中,“不变”是对俄罗斯外交传统的继承,“变”是指在新时期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做出的调整。俄罗斯的外交传统包括“弥赛亚”意识影响下的“大国主义”外交、安全观作用下的“扩张型”外交、“均势”作用下的平衡外交,而新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包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形势变化、周边局势缓和。在俄罗斯外交传统的影响下,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不变”包括追求国际规则下的强国地位、重视独联体为核心的周边外交、警惕恐怖主义为代表的外部威胁。而受到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变”主要表现在加速“转向东方”、重视“软实力”的作用、对西方渐趋强硬。不过,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不变”与“变”具有一定的逻辑,“不变”中有“变”,反之亦然。为更加巩固其强国地位,新时期俄罗斯更倾向于参与或主导国际组织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为保证周边安全,新时期俄罗斯试图扩大“周边”国家的范围;面对新时期的外部威胁的跨国流动性增强,俄罗斯选择以多边合作来应对这些问题。虽然俄罗斯在新时期加速“转向东方”,但“西方优先”在俄罗斯依然占主流,一旦与西方关系缓和,便优先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俄罗斯重视“软实力”的作用也并不意味着放弃使用武力,在周边安全遭受威胁时依然崇尚以武力维护安全。本文将以路径依赖理论为框架,对上述观点进行讨论,发现新时期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依然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未突破对外交传统的路径依赖。并且,它的“不变”仍然受传统因素的影响不断自我强化,未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和中俄关系可能存在变数。对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不变”与“变”及其逻辑进行研究,有利于更加理性地认识俄罗斯对外政策和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

Olena Shyian（奥莲娜·夕洋）^[8]（2020）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乌旅游合作潜力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沿途许多国家充分利用与中国合作的机会,来促进本国经济、文化乃至旅游业发展。乌克兰作为欧洲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大部分土地领域在亚洲）,也是最早响应倡议的国家之一,且作为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战略合作的程度如何?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战略背景下,乌克兰和中国之间旅游合作的现状如何,取得什么进展,今后双方合作是否具有发展的潜力?这些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关理论思考方面,本文对国内外区域旅游合作、国际旅游合作以及中乌旅游合作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已成为发展趋势,而旅游业的外向性、关联性和国际性使其具有很强的跨境性,国际及区域旅游合作符合当前发展形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旅游合作,既遵循国际旅游合作的相关规律,也要符合好区域旅游合作的相关要求。在实证分析方面,本文研究了中国和乌克兰旅游业发展以及中乌旅游业合作的现状,利用德尔菲法确定中乌旅游合作领域、合作主体、合作模式和机制方面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和乌克兰2007年至2018年涉及旅游发展潜力因素指标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得出了当前中国和乌克兰旅游业发展潜力都处于上升期,双方旅游合作也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在充分讨论乌克兰与中国旅游合作存在的有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就乌克兰和中国在旅游合作的领域和内容、方式和模式以及机制和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对进一步促进中乌旅游合作的具体实施内容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一带一路”国际旅游合作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

龚谨^[9]（2020）在《我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冲击及贸易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受中国大麦种植规模减少和啤酒消费需求持续旺盛的影响,一直以来国内大麦市场需要通过进口来弥补产需缺口。2004-2013年,中国大麦年均进口量为181.31万吨,进口量相对比较稳定。2014-2018年,大麦进口量出现大幅增长,年均进口量增加到736.24万吨,其中,2015年更是达到1073.23万吨的历史高点。受国内贸易政策干预的影响,大麦进口增长的同时年际波动明显加剧,这给国内大麦及其相关产业健康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给大麦替代品——玉米市场化改革带来不小的扰动因素;给政府调控国内大麦市场供求、稳定价格带来一定困难;给特定地区的农户增收及脱贫攻坚战带来一定挑战。因此,理清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及其影响,对于完善大麦贸易和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梳理总结了贸易开放条件下的世界与中国大麦供需特征;其次,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分析大麦进口对国内玉米市场的替代效应,剖析大麦大量进口的原因;然后,重点分析大麦进口对大麦和关联产业贸易市场的影响,运用Armington模型分析进口大麦对国产大麦的替代弹性,运用剩余需求弹性模型分析中国大麦进口对其他大麦进口国进口来源的替代效应,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大麦进口价格对中国啤酒国际贸易的影响;再次,运用logit模型分析大麦相对价格变化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行为的影响;最后,采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贸易政策对中国大麦进口的影响。论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大麦进口波动加剧并将趋于常态化。一方面,世界大麦市场供需维持“紧平衡”状态;另一方面,中国大麦进口受饲料消费需求旺盛和贸易政策调整的双重影响,大麦进口波动明显加剧,加之进口市场集中度过高,对中国大麦进口和产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第二,进口大麦价格相对国内玉米和大麦价格更加低廉,导致大麦饲料消费需求剧增,是中国大麦进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大麦价格优势能够显着降低国内玉米饲用消费量,当大麦价格优势每吨增加100元,国内玉米消费量将减少284.2万吨;当进口大麦相对国产玉米和国产大麦的价格优势扩大时,大麦进口量会显着增加。第三,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及关联产业贸易带来显着冲击。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进口大麦对国产大麦形成一定的替代效应;大麦进口增长对澳大利亚等世界主要大麦出口国带来外溢影响;进口大麦价格提高对国内啤酒进出口形成一定的冲击。第四,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种植规模形成明显的挤压效应。从宏观层面看,大麦进口量对国内大麦种植面积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即当上一年度的大麦进口量增加1%时,本年度的国内大麦种植面积将减少2.418%,这一定程度上表明进口大麦对国内大麦种植规模形成了明显的挤压。从微观层面看,大麦相对价格的提高能够显着增强农户种植大麦意愿。当大麦价格相对其他竞争性作物价格提高时,农户种植大麦意愿也会更高。第五,非关税措施的使用对中国大麦进口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其中,将大麦纳入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目录对中国大麦进口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未显着增加中国大麦进口量。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拓宽大麦进口渠道,降低进口市场集中度;二是强化应对大麦进口外溢冲击的政策储备;三是充分挖掘大麦优势产区的生产潜能;四是完善大麦进口监测预警和贸易救济制度。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包括:1.从替代效应的视角对中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2.系统地阐明了大麦进口增长的外溢冲击,为大麦和相关行业顶层设计的政策协同提供现实依据;3.定量评价了中国大麦贸易政策的使用效果。

尤丽娅（Oliinyk Yuliia）^[10]（2020）在《中国与乌克兰机电产品贸易研究》文中提出机电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是中美贸易摩擦会导致贸易短期波动。因此中国需要更广泛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合作,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时有必要把目光投向东欧方向,着力于发展与东欧及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国与乌克兰经贸合作机制日益成熟,双边贸易突飞猛进,其中机电产品是中国对乌克兰出口的第一大类产品,中国从乌克兰进口的机电产品也在乌克兰贸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近年来两国的机电产品贸易额取得了飞速的增长,但影响贸易的消极因素也比较多,导致双边机电产品贸易波动较大。也随之带来,中国机电商品在乌克兰的出口以及在中国整个出口贸易中占有率并不高,因此双边机电产品贸易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因此,当前有必要全面分析如何保持中国与乌克兰机电产品贸易的稳定发展,缩小阻碍贸易的因素,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除此之外,国内外学者还没有把研究视角转入中国与乌克兰机电产品贸易的研究方面,所以有必要对该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及进行深入研究,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本文从中国与乌克兰机电产品贸易规模及地位、商品结构和面临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基于引力模型对1996-2018年中乌机电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地理距离、人口总数和贸易开放度均对贸易流量产生最显着的影响;对外投资和汇率的影响不太明显,进口关税并没有显着影响。再次,通过测算两国机电产品贸易潜力,发现双边机电产品贸易有巨大扩张的潜力空间,潜力的发展也比较平稳,除了1997-2002年份两国刚开始贸易合作外,其它年份都表示稳定上升的趋势。对两国机电产品贸易与其他主要伙伴国的贸易潜力进行对比,在出口潜力的排名中乌克兰获得了第八位,在进口和总贸易排名第三位。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了扩大两国机电产品贸易的对策建议:改善两国营商环境、优化物流、降低关税、简化海关手续、扩展生产投资、优化贸易结构、加强互补性、提高创新能力与质量。

二、乌克兰经济稳步增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乌克兰经济稳步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1）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乌克兰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建构研究（1991-2021）（论文提纲范文）

（3）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一带一路”国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与经济增长双脱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不变”与“变”（论文提纲范文）

（8）“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乌旅游合作潜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冲击及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与乌克兰机电产品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乌克兰经济稳步增长（论文参考文献）

• [1]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2]乌克兰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建构研究（1991-2021）[D]. 苟利武.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 [3]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D]. 闫亚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4]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D]. 丁鹏. 山东大学, 2020(02)
• [5]“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研究[D]. 吴天博.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6]“一带一路”国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与经济增长双脱钩研究[D]. 代佳庆.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7]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不变”与“变”[D]. 刘若锋. 外交学院, 2020(08)
• [8]“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乌旅游合作潜力研究[D]. Olena Shyian（奥莲娜·夕洋）.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9]我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冲击及贸易政策研究[D]. 龚谨.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10]中国与乌克兰机电产品贸易研究[D]. 尤丽娅（Oliinyk Yuliia）. 东北农业大学,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