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务办公》杂志理事名单

一、《中国商办工业》杂志理事会成员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任君宇^[1]（2020）在《张库大道（内蒙古段）遥感考古调查与研究》文中指出张库大道因连接张家口和库伦（今乌兰巴托）而得名,其向南延伸至湖北、福建,向北达恰克图、莫斯科,形成了跨越欧亚大陆,距离逾万里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是草原丝绸之路衰落后连接欧亚大陆的又一重要陆上通道,对清朝至民国时期中蒙俄三地的交流和沟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万里茶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保存有大量的历史遗迹和历史资料,是中蒙俄三国共有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是连通中俄的“世纪动脉”。作为一个拥有着重要文化、政治和经济价值的域跨多国的线性文化遗产,万里茶道正在积极申报加入世界文化遗产（简称“申遗”）。张库大道作为万里茶道在内蒙古境内的中路,是万里茶道在中国北方极具代表性的线路,其拥有张库官马大道即张家口驿站、张库商道、张库汽车路及张库邮政路四种不同功用的路线,是万里茶道进入蒙俄地区的重要中转站,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为万里茶道的申遗、科研、遗产保护及沿线经济的开发等方面提供重要支持。目前学界对张库大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往来、行商文化、兴衰变迁等方面,从考古学角度对张库大道的路线、沿线遗址点及沿线环境等进行调查和研究仍属空白。张库大道所涵盖区域十分广袤,整体面积将近6万平方公里,交通线路距离达一千多公里,而且所属区域地理环境复杂、人烟稀少,十分不利于对其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因而需采用遥感考古学的手段对该线路进行调查分析。遥感考古虽在我国出现较晚但发展迅速,现已广泛的应用到考古勘探和文物保护中。因其具有耗费时间和财力人力较少、调查范围广、对遗存破坏小、受自然环境影响小等特点,十分适用于对张库大道此类线性文化遗产进行调查研究及保护。本文根据对室内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并结合卫星遥感影像的解译和目视判读,确定了张库大道（内蒙古段）实地田野考古调查的区域和疑似遗址点,并依据在田野考古调查中采集的相关数据,绘制了张库大道路线图,进行了相关的空间GIS分析,进而解析张库大道线路的环境概况,同时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分析了张库大道沿线遗址的特点。本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综述及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介绍了遥感考古的起源、发展及理论基础,对国内遥感考古的研究成果和应用进行梳理。同时分析了线性遗产与万里茶道申遗的内在联系及线性遗产对遥感考古的需求,为张库大道进行遥感考古调查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第三部分介绍了张库大道暨万里茶道的形成背景,从交通线路的角度对张库大道的变迁和兴衰进行了详细论述,阐明了研究张库大道的重要历史作用和意义,论证了对其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的必要性。第四部分通过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和地图资料的分析并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初步确定张库大道的调查范围和疑似遗址点。同时对该区域内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等地理环境进行概括,为之后的GIS空间分析提供相关的论证支持。第五部分运用ArcGIS软件对老地图中张库大道的台站路线和汽车道进行矢量化,确定卫星遥感影像的采集区域和目视判读疑似遗址点的标准,继而通过对Google Earth卫星影像的解译和目视判读,确定待调查的疑似遗址点,为田野考古调查提供数据支持。第六部分对疑似遗址点、拟调查区域和拟调查的重点村镇进行实地田野考古调查,并依据田野调查收集的资料,总结张库大道沿线遗址点的特点。同时以伊林驿站考古发掘为例,对目视判读疑似遗址点的标准和张库大道沿线遗址点的特点和环境进行验证。其后,依据田野调查中采集到的相关数据,绘制了张库大道路线图,并对张库大道进行水文、人口、坡度进行了GIS空间分析,继而解析张库大道沿线的地理环境和人口分布情况。第七部分对本文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并对不足和以后的工作展望进行了陈述。

王琼^[2]（2020）在《商人、慈善与社会网络 ——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1912-195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海开埠通商以来,社会急剧转型,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仅仅依靠政府救济是难以解决的,因此各类慈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另外受外来思潮的影响,近代上海慈善组织的机构、职能、资金来源方式、救助办法都发生了显着变化,并在城市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反映近代上海社会的一面镜子。本文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管窥近代上海社会。闸北慈善团创建于1912年,是当时闸北地区商人领袖钱贵三、沈联芳、王彬彦等人在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建立的,凭借他们的个人关系和号召力,闸北慈善团内部形成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个人网”,该团主任王彬彦以其特殊的贡献和声望成为内部网络核心,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商人的参与下,闸北慈善团资产的置办以及经费都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慈善活动也得以顺利开展,开办了育婴堂、惠儿院、妇女寄养所、医院,另外还进行施粥、施棺代葬、天灾救济、战后救济活动以及其他地方公益事务。闸北慈善团最初是由个人所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一方面扩大了自身的基础和影响,另一方面凭借这种影响将网络拓展到组织之外。闸北慈善团作为民国上海社会大坐标系中的一个慈善组织,在外延上形成以该团为中心的,与人民群众、社会团体以及当时政府所组成的“社会网”。闸北慈善团在发展过程中,伴随“个人网”和“社会网”所牵连的各种资源的不断嵌入,成为该地区最大最综合的慈善组织,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社会稳定,为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体现了近代上海慈善事业的繁荣发展,也透视了近代上海地方社会网络。

黄秋硕^[3]（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指出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司文晶^[4]（2019）在《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市民化始终是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内含议题。近几年,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要求深入历史,找寻历史制度经验,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学人对当前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同样揭示出以史为鉴的重要性。然而,已有的中国近代市民化研究或缺乏系统性,或缺少制度层面的反思,亟待重新梳理与阐述。对当代农民工市民化和就地就近城市化问题的分析同样需要深入历史脉络,从中国近代城市化发展中汲取制度经验。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近代天津女工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出发,运用民国档案、着作、报刊杂志、地方志、旅游手册、调查汇编等材料,探究行动者与市民化相关制度之间的互构型塑过程。由于近代市民化的核心动力源于工业化,因此移民工人市民化是核心提议。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中国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劳工,尤其是女工是如何与市民化相关制度实现互构的?具体言之,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和制约近代女工的市民化发展,女工又如何发挥主体能动性,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再生产出相应的市民化制度?论文首先尝试勾勒天津的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条件,回应天津何以在近代中国发展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埠和对外开放港口城市,城市定位或城市性质又如何决定城市后续发展轨迹。发达的水系、沿海港口的优越地理位置,临近北京的政治地缘环境,以及洋务运动等一系列改革运动奠定了天津工业资本主义中的官商合作模式。天津和上海两地在近代市民化上的时间差异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原因。其次,论文阐述近代女工进入工厂前后所需要的职业、社会网络和知识技能支持。对于初入城市并进入现代化大生产中的移民工人而言,要想适应工厂的工作和生活,满足国家和工厂对个体的现代化角色要求,就需要工厂提供相应的薪资和福利保障,工人围绕工厂空间构筑新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技能和知识培训。再次,城市和工厂生活影响女工的角色和观念变化。近代国家和社会不断赋予女性新的角色和身份,要求她们按照既定标准自我规训成为合格的“都市女”、“新女性”、“新国民”。女工的观念变迁最鲜明地体现在时间观与权利观上。工厂作为集体化生产方式,与国家权力一同参与到对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余时间的建构之中,但规制受到外部环境与工人群体本身的牵制与解构,使观念革新发生历史反复。工人的权利诉求通过日常的越轨与罢工展现,但随着时间变化,宏观环境和制度条件发生相应变化,越轨行为的意义诠释和罢工的动力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结论部分首先对市民化历史进程中的诸多议题进行制度分析与总结,进而提出“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理想型,用以指称依托工厂而形成的移民工人市民化过程。工厂为工人提供薪酬和福利,成为培育现代公民的场所,与政府协同推动近代市民化。“工厂依附型市民化”是建国后单位制实践的另一历史源头,对推动当前以人为本市民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张格^[5]（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王建^[6]（2018）在《近代贵州商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近代贵州商会为题,对近代贵州商会的缘起、空间分布、商会内部结构、商会运行机制、商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等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商会对近代贵州的作用。第一章分析西方工业化国家入侵与近代贵州商会产生之间关系。工业革命后,西方各国工商业者建立商会,以组织的力量游说本国向中国开战策、划谈判内容、收集经济情报、制定行规和为洋行提供国际市场信息等方式侵略晚清政府和中国工商业者。为此,晚清政府采取发展工商业和制定颁行商会政策来回击西方各国和商人经济侵略。晚清商会政策在贵州的贯彻执行,近代贵州商会产生。第二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建制层级结构、地区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在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贵州商会建制层级结构为总商会、分会、分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总商会被取缔,商会按照属地原则转变成地区商会,商会建制层级结构为商会、分所;以时空为维度,梳理地区商会时空分布。在时段分布上,晚清最少,北洋政府期间最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较少。空间分布上,黔北、黔东北、黔西北等地区商会分布较多,黔中、黔东南、黔西南等地区商会分布较少;分析商会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认为商会分布不均加剧了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第三章,阐述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的会员和执掌商会领导权的人员构成。在晚清时期,商会的会员是行会和商号。北洋政府时期,商会会员是行会和企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到全面抗战之前,贵州商会的会员是同业公会、企业和商店;全面抗战开始后,商会会员转为同业公会和企业;分析商会会员演变的政治经济原因;执掌近代贵州商会领导权的人员有绅商、工商业者和国民党党员,分析不同人员执掌商会领导权与工商业者自身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第四章,阐述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组织机构变化原因。在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贵州商会只有决策机构及负责处理商会日常工作事务的执行岗位。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贵州后,商会建立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察机构,形成了“三权分立机构”;分析近代贵州商会机构演变的内外在原因。第五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近代贵州商会在运行机制上继承了行会的公推制、商议制和经费捐助制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建构了选举制、任期制、集体决策制和经费收支审计制度;分析贵州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家对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变迁的作用。第六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参与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活动及作用。分析认为商会广泛参与到融资,工业品市场开拓、创办发电厂、参加博览会、发行“商票”、贸易护送、稳定物价、调解会员间纠纷、提供市场信息、辅助农作物种植、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拓展农产品销售市场等农工商经济活动的诸多方面,推动了近代贵州地区经济的发展进步;商会参与兴办中小学、职业学校和报刊,推动了地区文化教育事业进步;商会参与修建铁路、桥梁、码头,组建消防、主导“真空期政务”,使得贵州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增加,地区交通条件改善,稳定了“真空期”政治秩序;商会参与救济灾民、难民以及困难弱势群体,补充了政府救济不足,推动地区慈善事业发展;商会参与抵制日货、发展国货、认购公债、分摊捐款、贯彻战时工商业政策以及慰问抗战将士和家属,减轻国民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增强了抗战的人力物力。

张淑生^[7]（2016）在《政治漩涡中的北京总商会研究（1916-1938）》文中研究表明自1916年开始的军阀时代的到来,战争、革命、反日运动等不断在北京这一政治中心轮番上演。处在政治漩涡中的北京总商会,为保证商人的利益,不得不设法应对,与各方势力虚以委蛇。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的苦难无疑是深重的,商业凋敝、交通梗阻、金融恐慌,令商人胆战心惊。商会为在战争中求生存,动用各方力量,在战前呼吁和平,在战中维持地方秩序,消弭金融风潮,意在使商业不致因战争而萧条,但终无法改变残酷现实的一次次打击。在政权交替的真空期,商会往往是士绅拉拢合作的对象,成立治安会等临时治安组织是通行的做法,在真空期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也会受到后来者的称许。战胜一方发行的纸币流通尤赖商会从中维持,而其给商人带来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为此,商会一般要与政府设法交涉,以使货币稳定,1926年直鲁联军发行的军用票是危害最大,流通时间相对较长的一次。革命在民国建立之后,演变为各方奋力疾呼和标榜的口号。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商会为维持社会秩序也侧身其间。冯玉祥控制下的北京,反日反张作霖的运动在党派的组织下搞得如火如茶,而总商会对此似乎热情不高,多消极应付。1928年北伐革命军到达北京时,总商会积极筹集支应军队的款项,而在北伐成功后,却因征收五个月铺捐,与新成立的商民协会怒目相视。五四运动、福州事件、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等,既是日本对中国侵略不断加深的过程,也是中国民众不断觉醒,掀起一次次反日高潮的过程。几乎每一次反日高潮都伴随着抵制日货的呼声。北京总商会在商人利益与国仇家恨之间,一次次经历痛苦的抉择,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由此引发反日民众与总商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当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北平商会积极筹款支援前线,救济难民,办理平粜。当政府军撤离后,又参加地方维持会,协助维持地方秩序,安定人心,维持民食。在伪政权建立后,则滑向亲日,沦为日伪政权的侵略工具。军阀或政府为筹集军费或政费,向商人征收苛捐杂税是通常采用的做法。商会既是政府征收捐税的主要合作者,也是苛捐杂税的反对者。商会为繁荣商业,对苛捐杂税,尤其是新增捐税往往会据理力争。如警捐、房捐、奢侈税等法外之税,一般会动用各种力量与政府交涉,直到取消为止。崇文门税关这一前清京师主要征税机构,在民国时期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税率有增无减。1928年迁都之后,崇文门税关收入转归南京国民政府所有,使北平商人甚为不满,商会不断向政府交涉取消税关,经过艰苦的交涉过程,终于成功废除。北京总商会在政治的漩涡中,几经沉浮,本着商人的本色,与政府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为商人利益据理力争而又不逾越于轨外。

于晓磊^[8]（2015）在《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7、18世纪,工业革命使英国为首的一批西方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率先进入了现代化社会,从此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技术的进步与动力的改革带来了生产的工业化和文化的工业化,机器生产成为社会新兴的产业类型,随之兴起的工业建筑,也成为最具时代性的建筑类型之一。19世纪40年代,中国开埠,外资开始在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经商办厂,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成为最先接受西方文化的区域之一,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也在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序幕。中国在近代工业时期建设的工厂建筑汇聚了西方传入的新样式、新材料、新技术、新结构,它的发展与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紧密相连,成为同时期采用西方风格建筑类型的率先之作。正是在这些工业建筑中,在机器大生产的轰鸣声中,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的运行体制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人们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生活方式也受到颠覆,不仅如此,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面临改革,在这一历史剧烈变革、新旧交替的时期,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表现得尤为激烈,其中产生的各类问题和现象也就更值得探讨,故论文正是选取了 1840年至1949年这一时间节点中的工业建筑遗产进行研究。首先,论文选择长三角地区进行区域工业建筑遗产的研究主要有两点考虑,即它的历史背景和地理区位。近代中国长三角地区成为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地方,与这两点因素密不可分。从地理区位来看,长三角地区东临黄海与东海,西与安徽、江西接壤,北临山东,南邻福建。淮河、长江、钱塘江等大型河流穿越于此,如此通江达海、南北东西进退裕如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这片区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从历史背景来看,长三角地区自六朝伊始,便是历史上的文化富集区,中华民族的精英文化在这里积淀,久远的文化血脉在这里得以保存和延续,传统棉纺织业、丝绸业、陶瓷业、漆木业等工商业堪称发达。到了中国近代,良好的地理优势、厚重的文化基础和工商传统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有“五口通商”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工业经济中心和工业科技中心,又有以南京为主的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约地、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建立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政治中心,也有作为民族工业发源地的无锡、南通、宁波等一批重要城市。故得益于这两点因素,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地方,现代中国正面临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变革期,该地区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和保护方面仍走在时代的前沿,对这一区域的工业建筑遗产进行研究,可以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案例。其次,从文化遗产学的视角来看,近代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工业建筑是直接受西方工业革命影响而诞生的一种物质形态。近代工业生产力的诞生,改变了厂房建筑、生产设施,甚至社会的生产方式,这种工业化的改变成为近代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诞生的逻辑起点,所以工业建筑作为近代社会生活方式的物质载体,可以直观的反映当时的社会变化。但是现实情况是工业建筑遗产这种具有珍贵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迄今并没有受到很好的重视和保护。近些年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及社会有识之士在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总体上对工业建筑遗产的科学调查和认知上仍存在不足,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手工业生产不重视的历史渊源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受“雅”“俗”文化之制约,人们对与礼制、政治与宗庙相关的建筑特别重视,而对与生产性相关的手工业建筑相当忽视,导致从历史到今天,对于保存了中国农业社会生产方式的手工业建筑记载和保存数量都很少。即使在今天,与生产相关的遗产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大量近代工业建筑被拆毁,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状况,本文重新梳理近代社会工业建筑遗产,既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同时也力求重塑公平公正的文化遗产观。综上,论文以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这类物质遗存作为研究对象,这些遗产实际具有全国范围内的典型性。一方面,近代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如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都曾在此从事过工业活动,他们与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建筑设计师等共同为中国近代工业创造了一批最早的军事类和“官督商办”类的工业,由此使长三角地区诞生了中国近代最多的工业门类、开创了很多近代工业类型,并且还影响了全国的近代工业建设,这是中国其他城市和区域所不具备的。在此过程中创建的工业建筑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时全国工业建筑的风格、特点和成就。另一方面,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在近代聚集有大量建筑师、建筑设计事务所,不管是西方的、留学归来还是本土培养的建筑师,皆在此从事设计工作,所以在工业建筑的设计方面,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建筑代表了近代中国全国范围内工业建筑的典型特征,最能体现东方与西方思想的结合以及当时的建筑设计理念、设计风格和最高水平。中国长三角区域内的近代工业建筑,率先吸收了西方工业建筑的诸多特征,并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建造技艺和审美思想,成为一种在中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的新兴建筑。长三角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不仅蕴含着自身发展和演变的历程,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更展示出中国作为东亚地区重要国家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及这一过程中所代表的工业文明成就,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这一国家及文明转型特殊时代,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中国人社会文化、精神特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生存智慧在新生的工业文明形态中的某种表现。本篇论文共分为十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内容,对论文的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做了界定,并梳理了中国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研究发展脉络。第二章主要对西方工业革命的原点——英国工业建筑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英国的工业建筑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文化及审美变革。中国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主要受此影响,拉开了中国近代社会工业化的变革序幕。第三章至第七章,主要反映了笔者的田野调查成果,展现了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中的一大批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现状,系统梳理了 1840——1949年间,中国受西方工业革命影响下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的发展和演变,分析了不同城市的工业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工业建筑文化。第八章主要使用文化遗产学的方法理论,对长三角地区的近代工业遗产的建筑元素进行结构,分析了其时、空演变整个过程。本文在第九章认为中国近代工业建筑发展存在“移植”与“重塑”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的工业建筑在长三角区域内的互相碰撞、融合、不断创新,发展出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近代工业建筑类型,通过对这两大系统出现和演变过程的原因解析,分析了隐藏其中的近代变革期的社会文化。同时,本文还主张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应是其核心价值。文化遗产学的研究意义在于它不仅关注过去的文化,更立足于当代、为社会未来发展服务,所以论文在第十章尝试以“文化遗产学”的视角,对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模式进行多角度的探索。通过前文对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价值的研究,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在保护与利用上,应与体现工业遗产核心价值的物质元素一起,如生产设备、生产环境、生产系统、档案资料和企业文化等,共同得到原真性的保护与利用。

石涛^[9]（2010）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研究（1928-1937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央银行是一个国家最高的货币金融管理机构,是国家金融体系的核心,在各国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近代中国,随着银行业的发展,以及国外先进银行理论知识的传入,特别是中央银行思想的传播,开始出现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制度。从清末的户部银行到大清银行,再到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或定位为中央银行,或发挥了中央银行的一些职能,但职能均不健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了改革币制,整顿金融,更为了支持财政,巩固政权,于1928年正式在上海成立了中央银行。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是近代中国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央银行。而且,中央银行几乎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与这一时期的货币金融、财政税收,乃至派系斗争,都有着密切关系。从1928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创立并取得快速发展的上升阶段。中央银行的业务部门,由简到繁；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由少到多；中央银行的实力及其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突飞猛进。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能,在这一时期则取得了程度不同的发展。其中,作为“政府的银行”,中央银行在代理国库、经理内外债等为政府财政提供服务方面,成效最为显着,职能也较为健全。作为“发行的银行”,中央银行在这一时期的币制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货币发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为统一发行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独享发行权的目标未能实现,统一发行的职能终未完成。作为“银行的银行”,本应是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职能,但由于各种因素限制,中央银行在这一方面乏善可陈,职能最不完善。1935年法币政策的实施,加强了中央银行的力量,推动了中央银行职能的发挥。国民政府改组中央银行为中央储备银行的计划,为中央银行职能的进一步健全,尤其是成为真正的“银行的银行”,提供了契机,但这一切均因抗战的爆发而中断。

李婧^[10]（2009）在《中国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研究（1897-1949）》文中指出19世纪开始,人类迈入了“四海一家”的时代,“华夷隔绝之天下,成为中外会通之天下。”’鸦片战争陷中国于百年屈辱之境地的同时,“西人以利为先”的思想也启蒙了国人的重商主义。国人意识到“惟有利而后能知义,惟有利而后可以获利。”2“惟利、获利”的动机促使西方金融理论被引入近代中国,并作为“振兴商务”的理论基础,得以广泛传播。外商在华银行所获巨额之利,也驱使国人自省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的落后与不足。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国人开始转向新式银行的建设。1897年第一家新式银行一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由此,揭开了中国银行业建设的大幕。在银行业领域规范化、金融市场成熟化的进程中,鉴于市场机制的缺陷,人们呼唤国家实行金融监管,以法律手段弥补市场规则的不足。基于此,清政府启动了银行的立法建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十六日颁布《银行通行则例》,此为吾国有银行法之始”。3“1947年的《银行法》代表了近代银行立法的最高水平”4。在近四十年的立法进程中,历届政府主观上都曾尝试建立一个既吸收世界最新法制成果,又符合本国国情的银行法体系,并为之付出了努力。但动荡的政治局势、阶级利益的对立、立法与本土资源的脱节等因素限制了银行法的实施绩效。本文对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加以梳理,从资本组织法律制度、内部组织法律制度、分支行法律制度三个层面,对银行法的内容、立法意义、立法缺陷、实施绩效等问题尝试解析。并将银行的资本构成及产权演变、内部治理机制、分支行设置与监管等法律问题纳入考察视野,试图概括、归纳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与基本特征。文章分为导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导论,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缘由,回顾近现代银行法制研究的成绩与不足,阐述研究脉络与探索创新之处。最后,针对文中“银行组织法律制度”、“银行法”等概念做出界定,以便使研究规范化。第一章,中国近代银行组织的建立。本章从社会历史变革的角度,介绍了转型时期近代中国金融业的状况、银行组织建设思想,为近代银行法制研究做好背景铺垫。近代以前,中国曾出现过数量繁多、名称各异的信用机构,如泉府、质库、票号、钱庄等。而这些机构与西方资本主义信用机构银行有着本质区别。随着近代自然经济的解体,票号因组织形式、经营机制等缺陷,无法适应外部环境而消亡。钱庄则因与时俱进地改变了经营及组织制度,获得了新发展。这一时期,在中国势力较大的金融机构是外商银行。外商银行为了配合列强政治、经济侵略的需要,进入中国。其助长了外国商品和资本的输入,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危害。但同时也带来了以股份公司制为主体的银行制度,为本国银行的设立做了示范。在国人千呼万唤声中,本国银行姗姗而来,并后来居上,与钱庄、外商银行并立为近代三大金融机构。本国银行的兴起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如自然经济的瓦解、民族资本工业的创建及外商银行的刺激。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银行理论、银行建设思想的传播。知识分子严复、谢霖、李徽通过着书立说,阐述了如何建设以股份制为核心的资本组织制度。他们一致认为,股份公司制是最佳的资本组织形式；在内部组织建设方面,清末官员鹿传霖、银行家陈光甫等人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他们在内部治理机制、管理制度等方面做了论述；就如何建立和完善分支行制度,清末官员盛宣怀,银行家程本固、周作民等认为,以实际经济需要为基点,以事权集中制或统帐制的方式合理设置分支行。第二章,中国近代银行组织之立法。本章主要内容为七个部分,以阶段论的观点,论述了近代中国银行组织立法的产生、推广及强化的演变过程。并围绕银行组织立法的法律渊源、资本组织的立法演进、内部组织的立法演进、分支行的立法演进、组织法律制度与习惯法的冲突等问题展开探讨,最后从立法意义、立法特色、立法缺陷等方面对近代银行组织法制进行评议。近代银行法经过清末的初创,民国时期的发展完善,以1947年《银行法》为标志,形成了兼具英美与大陆法系特征,独具中国特色的银行法体系。其引入了股份公司制的资本组织制度、三权制衡的内部治理制度、总分行制度等新金融制度,实现了制度创新。同时,银行法丰富了近代民商法的内容,有利于打破“以刑为主”的一元法律传统,推进司法、公法并存的二元法律制度建设。但因各种因素的制约,近代银行法存在着诸多不足,如法律概念不规范、立法内容互相抵触、立法思想与实践脱节、司法困难等。第三章,资本组织法律制度。本章至第五章探讨银行具体组织法律制度。本章内容主要为四个部分。第一节,近代中国银行资本组织制度的引入与展开。简要回顾了股份公司制在西方产生并适用于银行业的历史,阐述了近代中国银行业引入与普及这一先进制度的过程；第二节,官商合股银行之资本组织：中国银行个案研究。通过中国银行官商股份的变化、资本组织建设的历程,考察官商合股银行在争取产权独立、制度创新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与探索；第三节,私人股份银行之资本组织制度。以通商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个案,分析官僚军阀为主体、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银行在资本构成、股权结构上的不同,说明股权结构化对改善银行经营效率的作用；第四节,资本组织制度的创新。此节归纳近代银行在资本组织方面的创新之处。第四章,内部组织法律制度。本章以四节篇幅,从权力机构、执行机构、内部管理、内部组织的创新等方面,解析近代银行内部组织法律制度。第一节,权力机构。主要介绍近代银行股东与股东会,董事、董事会与监察人的构成及特征。通过对金城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章程的分析,了解近代银行股东会的类型、召开及职权,董监会的组成、人员结构等；第二节,执行机构。主要介绍总管理处及分支机构的内部组织机构,探求内部组织三权机构的设置、运作；第三节,内部管理制度。本节从职员的录用提拔、收入待遇、奖惩作息三个方面,介绍了近代银行人事管理制度。最后一节,内部组织制度的创新。该部分从内部组织机构的优化、人事管理的人性化及内部激励机制三个方面,总结了近代银行内部制度的创新之处。第五章,分支行法律制度。本章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分支行概述。主要阐述银行组织形式的类型、分支行在中国银行业的适用与普及。单一制与分支行制作为主要的两种制度,各有优劣。基于经济、传统因素的影响,近代中国银行采用的是分支行制度。并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为例,具体介绍了分支行制度在近代银行业的确立过程；第二节,分支机构之设置原则。该节介绍了近代银行在国内、海外分支机构设置所依据的原则；第三节,分支机构之监管。本节依据国民政府时期法令、法规,着重考察抗日战争后,分支机构的设置与政府的监管措施。并对监管方式-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进行介绍。第六章,归纳与设想。本章以前面的论述为基础,归纳总结中国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其影响,并从中借鉴经验,构想当今银行体制改革的途径与方法。主要内容为三节。第一节,中国近代银行组织制度的现代化。以传统金融机构为参照,运用比较分析法,阐述在组织制度方面,近代银行具有不可比拟的生命力与活力,故能取而代之；第二节,中国近代银行组织制度的本土特色。移植至中国土壤的银行制度,呈现出异于西方银行制度的一些特色：官商合股的股份制、“官利”股息分配制,政府过度干预的公司治理机制；第三节,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的影响及启示。影响主要为促进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壮大民族产业、约束了新中国银行制度的构建。近代银行立法模式,给当今银行法制建设以启示,我们可以参考在商业银行法之外,另订专门银行法,以弥补我国政策性银行的立法缺失。此外,还可以借鉴近代监管立法,构建统一标准的外资银行经营行为的法律制度,以修正我国“内外有别”的监管制度。最后,注重国情与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的结合,正确处理立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也是历史给予的启示。最后,文章在结语中指出,我国银行法现代化的逻辑轨迹：以移植为途径、国际化和本土化为目标,体现了金融创新与法律变革的互动。该部分结合法律经济学、法文化学等基本理论,阐述国际化以法律移植为途径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及实现方式；分析中国传统观念、商事习惯对银行法的冲击及本土化表现；试图就新时期金融创新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若干建议。

二、《中国商办工业》杂志理事会成员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商办工业》杂志理事会成员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1）张库大道（内蒙古段）遥感考古调查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商人、慈善与社会网络 ——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1912-1951）（论文提纲范文）

（3）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4）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6）近代贵州商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政治漩涡中的北京总商会研究（1916-1938）（论文提纲范文）

（8）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研究（1928-1937年）（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研究（1897-1949）（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商办工业》杂志理事会成员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张库大道（内蒙古段）遥感考古调查与研究[D]. 任君宇.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2]商人、慈善与社会网络 ——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1912-1951）[D]. 王琼.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3]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4]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D]. 司文晶. 南开大学, 2019(08)
• [5]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6]近代贵州商会研究[D]. 王建. 云南大学, 2018(04)
• [7]政治漩涡中的北京总商会研究（1916-1938）[D]. 张淑生.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4)
• [8]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D]. 于晓磊. 南京大学, 2015(01)
• [9]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研究（1928-1937年）[D]. 石涛. 复旦大学, 2010(11)
• [10]中国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研究（1897-1949）[D]. 李婧. 华东政法大学, 2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