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1]（2021）在《基于经济自组织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文中认为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不佳是我国城市化中的普遍问题,由此造成的长时间、超长时间通勤,导致城市生产力下降和居民幸福感缺失。城市规划及相关政府部门在数十年的探索中不断尝试着以“他组织”的方式积极应对,所运用的职住平衡、绿带政策、多中心等规划设计方式虽然有助于通勤时间的缩短,但特大城市空间结构依旧不理想,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依旧突出。他组织部门因为对职住空间自组织机制认知不足、对自组织与他组织边界界定不够,导致干预方式不当、自组织权利受限,不利于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协同以做到化解职住空间问题。从历史上看,城市的形成远远早于城市规划的出现,说明城市是可以在没有目标导向的特定干预之下产生、发展的,具有自组织的性质。经济自组织是历史、地理环境、城市定位、技术进步等各方面影响空间结构的重要中间过程,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出发点。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哈肯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传统自组织理论和经济学思想构建了经济自组织理论,构建了“职住协同”概念框架,依据机制关系构建出包括要素和职住协同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层、演化机制协同层和他组织机制层的“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机制框架”,并结合了运输经济理论、交通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构建了理论解释框架,对职住空间结构自组织演化进行了研究,提出应以“职住协同”替代“职住平衡”的观念,并通过东京、北京及我国其他特大城市,通过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案例对比验证了基本理论的适用性和正确性,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特大城市职住空间自组织是市场机制引导流动性资源要素向时空禀赋较高地区产生空间集聚和功能组织的过程机制,需要以就业匹配、居住匹配、通勤协同三方面构建的职住协同,作为判断空间结构优劣的标准。干预和反馈在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关系上存在着错位性,容易对他组织部门产生误导。对此,他组织部门需有序弱化对要素和职住协同层的直接干预,适度扩大自组织的权力边界;大幅加强对演化机制协同层的干预,充分发挥他组织的组织协调性优势。2.自组织演化通过引导经济要素和时空资源的重新配置,优化重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并显着化解集聚效应与时空资源高度稀缺之间的矛盾性。从路径上看,需要路径破除机制（包括劳动细化分工和集聚与扩散）打破要素和时空间的低效协同,并通过功能引导机制（包括集聚与扩散和通勤交通建设）构建出高效、集约的时空关系。因时空利用效率不同,功能引导之间呈现出通勤轨道交通>一般地面公交>私人交通>集聚与扩散的优劣关系,对应着从优到劣的演化结果。3.通勤轨道交通与职住空间协同开发引导的强中心大都市区,是推动特大城市职住空间高效、有序化的重要途径,体现出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推动职住空间演化的特征,呈现出:协同建设——职住时空重构——要素自组织（需要路径破除机制和功能引导机制参与）——点、线、面的空间自组织（需要他组织部门协同）——职住空间高水平演化的路径过程。4.他组织部门需要将自组织机制中对通勤铁路时效、速度的要求,作为投资、运用服务的供给依据。需在物理协同层面构建直达直通就业中心的轨道交通网络,以及站点与用地空间协同纵向高密度开发模式,组织协同层面构建多样化运营组织以引导不同主体之间权责利对等,制度协同层面建设完善轨道交通投融资运营制度、协同开发供地制度、开发主体确权制度,权利协同层面充分发挥自组织的激励性并适度确权,将微观层面城市空间重构和塑造的权利适当交给市场经济主体,以形成自组织和他组织之间循环互动的权利迭代和权利协同关系。5.东京在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的过程中体现出路径破除机制和功能引导机制的协同关系。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体现出他组织部门对自组织机制和市场主体的适当“让权”能够提升自组织机制的功能发挥,实现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有效协同并演化至强中心大都市区,对北京和我国特大城市具有借鉴价值。6.虽然发展、演化过程不尽相同,但北京和我国众多特大城市在历史和现状上高度相似。需要借鉴东京经验,以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推动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作为出发点,从物理协同、组织协同、制度协同、权利协同的层面上构建高效、有序的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协同建设,促进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刘雅婕[2]（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宛晴[3]（2021）在《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文中提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不仅能够直观反映企业现阶段真实的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还有助于揭示企业未来的发展态势。会计信息因此也成为各类市场交易主体评判企业内在价值、制定相应交易方案、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依据,但同时也成为企业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而加以扭曲操纵的对象。考察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探索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方法途径是财务会计研究领域亘古不变的核心话题。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化大生产与劳动分工大幅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产的组织形式。单一企业难以覆盖生产的全部流程,由各个专业化企业所构建的供应链体系成为社会生产的实现基础。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体系的稳定与效率不仅影响企业的短期经营业绩,更关系到其长期竞争优势。上述趋势强化了大客户与供应商企业之间同进共退、休戚与共的关系。为维护生产秩序与提升供应链体系效率,大客户亟需掌握企业真实经营与财务状况,制定预期供应链投资决策,监督与遏制企业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诸多管理实践表明大客户具备强烈动机监督企业提升其会计信息质量。然而现有大客户特征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相关研究的结论却莫衷一是,部分研究发现大客户对于会计信息的依赖反而会激发企业的信息操纵倾向,即大客户的监督并非总是有效。究其原因,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客户数目、销售收入占比等客户个体经济规模特征,将大客户的监督能力简单归因于其在企业市场份额或预期收入实现过程中的重大地位,难以考察监督成本的潜在影响。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解决上述困境提供了全新视角。大量研究发现地理距离是影响经济主体监督成本与治理效率的重要因素。立足于大客户的地理空间区位特征,使用地理邻近性刻画大客户的监督成本并且分析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有助于解决当前大客户特征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研究中的争议。鉴于此,本文首先使用规范分析法,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了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构建“地理邻近性-监督成本-会计信息质量”的内在逻辑。随后以2009-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按照如下步骤实证检验大客户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第一,本文对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基本情况进行整理与分析。在详尽阐述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获取与构建过程之后,本文报告了大客户集中程度与大客户与企业间地理距离的分布特点,用以明确使用地理邻近性衡量大客户监督成本的现实基础。第二,本文考察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可靠性之间的关系。结合前文所构建的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使用操控性应计项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绝对值衡量会计信息可靠性,建立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客户地理邻近性能够提升会计信息可靠性。分别从大客户监督动机与公司治理水平两个方面分析作用机制后发现,当企业更容易陷入经营危机或是产生财务错报时,大客户的会计信息可靠性需求越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可靠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而当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地理邻近性对于大客户监督能力的改善作用更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可靠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第三,本文考察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相关性之间的关系。结合前文所构建的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使用盈余反应系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客户地理邻近性能够提升会计信息相关性。而分别从大客户监督动机与公司治理水平两个方面分析作用机制后发现,当企业较为成熟、发展前景较为明确时,大客户的会计信息相关性需求越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而当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地理邻近性对于大客户监督能力的改善作用更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第四,本文考察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稳健性之间的关系。结合前文所构建的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使用改进后Basu模型所计算出的Cscore指数衡量会计信息稳健性,建立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客户地理邻近性能够提升会计信息稳健性。分别从大客户监督动机与公司治理水平两个方面分析作用机制后发现,当企业属于耐用品行业或专有资产投资水平较高时,大客户对企业的负面消息更为敏感,其会计信息稳健性需求也越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稳健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而当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地理邻近性对于大客户监督能力的改善作用更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稳健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理论贡献方面,本文不仅为客户特征相关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空间区位层面的观察视角与度量指标,从产品市场行为主体出发完善会计信息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同时将大客户纳入地理邻近性研究主体范围中,拓展了新经济地理学在财务会计领域的研究范畴。指导实践方面,本文同样具备积极意义。对于投资者而言,在制定投资决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大客户地理空间区位特征,利用距离企业较近的大客户在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升决策效率;对于公司管理者而言,应当基于自身供应链地理区位特征,合理利用自身谈判优势监督与改善供应商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提升供应链整体效率;对于监管者而言,应当基于企业大客户地理区位特征设置针对性的监管策略,改善市场信息环境。
丁斯甘[4]（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研究表明《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刘嘉瑞[5]（2020）在《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成长路径的我国电信运营企业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自从1958年MM理论诞生以来,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问题成为财务管理和企业治理研究的热点问题。企业的融资决策结果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资本结构,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治理效率,最终影响企业绩效。电信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型产业,具有资金密集性、成本沉淀性和自然垄断性等特点,对其他产业的信息传递和组织效率提升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通信技术发展已进入5G时代,但近些年来我国电信企业面临着诸多挑战,收入和盈利压力增加,发展情况并不乐观。本文对我国的三家电信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分别进行深入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如何通过对资本结构的选择和合理安排来提升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升企业绩效。不仅丰富了资本结构理论研究,也有利于电信行业的整体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意义。本文首先对我国目前三家电信企业资本结构和企业绩效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对比,然后选择了 2001年-2018年三家企业港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做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债务结构和股权结构两个方面分别对三家公司的资本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问题进行研究。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移动的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负相关;流动负债率与企业绩效呈非线性关系,最优的流动负债率水平为92.76%;滞后一期的无息负债率与企业绩效呈显着的二次函数关系,无息负债率在92.66%左右的水平对未来企业绩效的提高更为有效;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非线性关系。中国电信的资产负债率和流动负债率均与企业绩效呈显着的二次函数关系,45.20%和88.14%分别为为较优的资产负债率和流动负债率水平;滞后二期的无息负债率与企业绩效之间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提高无息负债率对未来企业绩效的增加具有积极作用;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的二次函数关系,最优水平为74.91%。中国联通的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为负相关关系,降低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更为有效;从债务结构看,提升流动负债率和无息负债率均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从股权结构看,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显着的三次函数关系。
杨安文[6]（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徐倩[7]（2019）在《A电信企业物资集成管理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电信行业在市场拓展、产业合作、竞争及运营等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网络技术进步与业务模式的不断创新带来了通信类消费需求个性化与多样化的高速发展,与之相应,电信运营商在库物资的库存总量和物资种类不断增多,企业的采购、仓储物流等管理部门对整个供应链的管控难度也日益增大,基于供应链的竞争趋势将越来越明显,企业内部的协同管理在企业价值创造和竞争力提升中所起的作用也将会越来越大。本文从两个方面研究电信企业物资管理问题:A电信企业物资集成管理体系构建与运作流程优化、A电信企业物资品类化管理以及库存控制。文章首先对A电信企业物资管理现状进行梳理并做了详细分析,针对A电信企业物资管理体系现状从分拨中心（RDC）资源整合、组织结构与职能分工优化、物资管理制度完善、信息化应用几个方面提出改善方案;其次在新构建的物资管理体系下对物资运作流程进行优化,主要包括:需求集中受理流程、订单集中下达流程、库存统筹管控流程以及物资统筹供应流程;同时针对“面向库存采购物资”以系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构建电信运营商典型的二级库存控制模型,通过权衡物资的库存成本和响应性,获得了二级库存体系下的优化库存策略,解决如何实现各类物资仓储集中化的问题,并给出了详细的计算实例。最后,针对物资集成管理和品类管理在订单响应、仓储成本、配送效率、服务能力等方面的成效进行了分析,表明所提出的方案是合理有效的。
张艳[8]（2018）在《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美国,具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关注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进展全貌,厘清其改革思路,分析其改革特征,可以为我国深化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开启另一扇有别于欧美“借石攻玉”的大门。本研究以1993年为时间分界点,一方面对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另一方面,对各个时期俄罗斯颁布标准、大纲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同时对改革的教学实施、教科书编写及课程评价进行概述。本研究力图通过总——分的研究形式,勾勒出其改革历程的整体风貌,分析出改革的具体特点,并进一步阐述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成效。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法为主、访谈法为辅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深谙当代俄罗斯社会、政治、教育背景及对基础教育改革产生主要影响的3个教学理论,在此基础上以颁布的4个标准为依据构建俄罗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阶段的理论框架;其次,通过文献解读,对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4个标准和9版示范性教学大纲进行纵向比较,同时通过半结构访谈法,采访3名俄罗斯知名的物理教学法专家（她们均参与过国家物理教育标准的撰写工作）,详细了解标准、大纲制定、编写过程及发展情况;再次,通过文献分析,对教科书编写、教学实施以及课程评价进行整体概述,同时结合半结构访谈,采访2名俄罗斯中学物理教师和30名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的大学生来具体了解俄罗斯真实的中学物理教学情况。通过上述研究过程,梳理出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发展脉络和改革特点如下:1.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探索阶段（1993年——1997年）、发展阶段（1998年——2003年）、成熟阶段（2004年——2009年）、巩固阶段（2010年——至今）;2.“标准+大纲”并行的模式是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课程政策特色。1992年俄罗斯颁布《教育法》并推行国家教育标准,引入西方的课程政策制度,但使用标准时并未取缔教学大纲,说明俄罗斯坚持立足于自身教育的优良传统;3.中学物理教科书在编写上采取了“一标多本”的政策,允许一家出版发行多套或单本教科书,这是当代俄罗斯在教科书编写政策上灵活性的体现。教科书在编写上注重认知科学方法教育,重视本国科学家对物理学的贡献,说明俄罗斯在教科书编写政策上虽然借鉴了西方经验,但在教科书编写内容上依然以保留自身优良传统为主;4.当代俄罗斯基础教育改革的教学实施中采取侧重专业教学政策,提倡在“活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通用学习行为”,其中活动教学是俄罗斯借鉴西方教学中重视“实践”的体现。但“活动教学”和“通用学习行为”是俄罗斯本国教育心理学概念,俄罗斯采用本国的教育心理学理论解决本国的教育问题,这体现了俄罗斯强大的民族自信,借鉴西方的同时,一定要立足于本土;5.当代俄罗斯中学物理课程评价从国家层面上设置了国家基础考试和国家统一考试,主要是借鉴我国和哈萨克斯坦的考试经验,考试试题参照了多个国家的标准化考试,尤其是借鉴了美国的SAT考试;学校层面上的考试采用了传统的口试、笔试和实验操作相结合评价方式,从俄罗斯中学物理课程评价的形式来看,既借鉴西方和其它国家的经验,又保留了自身的优良传统。经过上述对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发展脉络和改革特点深入、系统地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1.总体上讲,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虽然借鉴了西方的一些政策和制度,但依然是以保留自身教育的优良传统为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2.从改革成效上来看,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正在渐进的道路上逐步振兴,从近年来TIMSS和PISA两项的考试结果来,俄罗斯的排位都在不断上升,这说明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苏联时期基础物理教育重理论轻实践,教科书高难度原则至今难以扭转。本研究通过对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整体审视,得出4点对我国的启示:应建立统一的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空间,实现改革政策与改革实施的统一;借鉴俄罗斯“标准+大纲”并行的模式,编制类似俄罗斯“教学大纲”操作性较强的辅助文件,细化标准以利于改革的有效实施;应通过“以终为始”的评价思路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物理课程评价应该口试、笔试和实验操作多种方式相结合。
王旭辉[9]（2017）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文中指出高等教育和其他任何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一样存在着供给与需求问题。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供求关系。与一般商品或劳务有所不同的是,高等教育连接着两座桥,一座通往个体求学者及其家庭,另一座通往社会用人部门和国家。从而高等教育客观上存在着两类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供给和需求,它们分别是个体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教育机会供给、社会对高等教育“产品”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人力资源供给。两类供求关系分别发生于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环节,共同影响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本文分别把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所涉及的供求关系称为第一类供求关系和第二类供求关系。在我国特殊的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给无论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很大程度都取决于第一类供给,招多少人、招生的专业结构如何往往决定了毕业多少人、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如何。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上具有“一元供给”和“二元需求”的基本特征,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供求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高等教育的两类需求由于目标上的不一致很可能存在着一定范围的结构性错位,它们分别对高等教育产生了不对称的拉力。这将使高等教育的办学陷入两难困境。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就显得很有学术意义。遗憾的是,当前大量文献往往只局限于对其中的某一类供给和需求进行探讨,把两种供求问题串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文献十分罕见。这恰恰就是本文要面对的一项综合性工作。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高等教育的专业层面,讨论的是供求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具体研究分为事实分析和规范研讨两个部分。在事实分析中,首先分别对我国高校的分专业供给分布和我国高校的分专业学生需求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让读者对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分专业表现有一个相对关系的概念。我们分别以招生规模和平均生源指数作为衡量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参数。数据显示,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生源条件,专业间的差异均十分显着,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然而,“招生大户”并不必然等同于“热门专业”。为了考察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匹配性,或者说结构协调性,就需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类供求关系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相应地,本文也利用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就业数据评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求关系,发现结构性矛盾同样存在,但似乎较前者要乐观一些。事实上,之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在前后两头都存在供求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类需求本身的矛盾。在这般现实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必然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提高学生的专业满足率以平衡第一类供求关系,要么提高专业结构的社会适应性以平衡第二类供求关系,要么采取折衷方案以兼顾两头。每一种政策取向都有舍有得,难以做到十全十美。更重要的是,数据本身只告诉我们“现状是什么”,却无法为我们提供“理想是什么”和“如何构建理想”的信息。这要求本文必须从事实研究转向学理研究,从规范意义上进行价值分析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理由陈述、逻辑推理和哲学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本文提出并论证了两个有利于化解矛盾的关键性见解:首先要以市场性供给取代高等教育中的“配给式”供给,这是调节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这是一种具有综合协调功能的矛盾调节策略。两个主张分别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双重结构性供求矛盾朝着有利方向移动的“通解”和“特解”。当明确了何为理想和构建理想的基本思路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构建理想模式的现实途径,提出了八条政策创新方向。它们分别是关于如何构建我们想要的均衡模式和如何让这一模式发挥最佳功效的若干政策思路。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八种方案必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和政策组合,以互补的方式参与到构建理想模式的政策实践中,而不宜割裂地运用。只有这样,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双重供求矛盾才能在长效机制下走向综合协调意义上的动态平衡。这就达到了“治本”的目标,跳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狭隘思维,避免了只根据数据上的诊断直接为不同专业如何调整供给提出具体的、静态的标准答案。这正是本文将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有机结合的奥妙所在。
韩涛[10]（2015）在《成长股资本化率模型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市场非理性情绪波动为我们投资选股创造了机会,证券分析师试图通过各种模型对能够获取巨额收益的成长股进行估价,但是大多因过于复杂且缺乏操作性,未能被大多数投资者接受,非理性投资充斥市场。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创新加转型的关键时期,驱动价值投资成为目前A股市场主导性的投资理念,对于引导资源有效配置,促进转型升级具备较强的战略指导作用。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公司估值模型、量化分析策略等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系统梳理,选出影响股价涨跌的十二项主要指标;在此基础上以国泰安数据查询功能为依托,对近十年成长股股价与上述十二项影响因素的相关性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最终选取五项核心指标作为选股依据,同时根据五项指标取值大小、累计百分数值确定选股时指标的取值范围及计分依据,并根据与收益的相关性确定各指标的影响权重,通过计算排序精挑最具投资价值的股票。为了证实模型的可靠性,本文结合2010年至2014年股市数据及2002年至2004年股市数据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本模型选股可以取得超越大盘约20%的额外收益。我们知道,即使是成长性价值股也受其他的诸如国家宏观经济状况、市场运行趋势及投资者情绪、买卖行为或者是市场投机炒作行为等方面的影响,资本市场具有浓厚的情绪及博弈色彩,本文建议在多方面收集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市场博弈分析,在模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从而避免自己陷入亏损。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对自组织机制重视不足 |
| 1.1.2 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问题有待改善 |
| 1.1.3 经济自组织是各类因素影响城市空间结构中的重要机制过程 |
| 1.2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选题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自组织和他组织 |
| 1.3.2 大都市区和都市圈 |
| 1.3.3 特大城市 |
| 1.3.4 职住空间结构 |
| 1.3.5 演化 |
| 1.4 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范围 |
| 1.5 逻辑主线和研究方法 |
| 1.5.1 逻辑主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2 相关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理论综述 |
| 2.1.1 经典的空间结构模型 |
| 2.1.2 相关的城市和区域经济理论 |
| 2.1.3 职住平衡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城市空间方面的文献综述 |
| 2.2.2 交通和城市空间的联系 |
| 2.2.3 相关自组织理论在城市空间方面的探索 |
| 2.3 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3 经济自组织的理论基础构建 |
| 3.1 基本概念的构建 |
| 3.2 协同是自组织中的核心机制 |
| 3.3 从协同效应看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 |
| 3.4 经济自组织的主要性质 |
| 3.4.1 自主逻辑性 |
| 3.4.2 路径依赖性 |
| 3.4.3 演化性 |
| 3.4.4 可持续性 |
| 3.4.5 不完美性和缺陷性 |
| 3.5 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差异和关系 |
| 3.5.1 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差异 |
| 3.5.2 他组织对自组织的干涉结果 |
| 3.5.3 应建立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协同关系 |
| 3.6 本章小结 |
| 4 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自组织演化的理论构建 |
| 4.1 本文的核心理论框架 |
| 4.2 职住协同是职住空间结构优劣的判断标准 |
| 4.3 从机制层面看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 |
| 4.3.1 劳动细化分工——路径破除机制 |
| 4.3.2 集聚与扩散——路径破除和低效的功能引导机制 |
| 4.3.3 通勤建设——高效的功能引导机制 |
| 4.3.4 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协同机制框架 |
| 4.4 地面通勤交通对职住空间的功能引导作用 |
| 4.4.1 从时空资源约束性看通勤交通建设的功能引导作用 |
| 4.4.2 通勤工具对空间结构的主导性 |
| 4.4.3 从通勤看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演化路径差异 |
| 4.5 通勤轨道交通对职住空间的功能引导作用 |
| 4.5.1 通勤轨道交通改善空间结构、引导职住协同的路径机制 |
| 4.5.2 从时空要素层面看轨道交通的功能引导优势 |
| 4.5.3 他组织需要从物理、组织、制度、权利协同层面加强轨道交通自组织 |
| 4.5.4 通过点-线-面引导职住空间自组织的过程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东京的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 5.1 相关空间概念介绍 |
| 5.2 职住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 |
| 5.2.1 江户时期的职住空间结构(1868明治维新以前) |
| 5.2.2 近代化时期的职住空间演变(1868明治维新至1923年关东大地震) |
| 5.2.3 职住空间的郊区化时期(1923关东大地震至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 5.2.4 职住空间粗放式重建时期(1945二战结束至1964东京奥运会) |
| 5.2.5 强中心大都市区形成期(1964东京奥运会至1985广场协议) |
| 5.2.6 职住空间结构缓慢演变期(1985广场协议之后) |
| 5.3 基于一都三县的职住协同计量分析 |
| 5.4 从自组织机制看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 5.4.1 职住空间郊区化时期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 5.4.2 职住空间粗放式重建时期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 5.4.3 强中心大都市区化中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 5.5 轨道交通引导的职住空间结构演化路径 |
| 5.5.1 站点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 5.5.2 线路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 5.5.3 网络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 5.6 政策启示 |
| 5.7 本章小结 |
| 6 北京职住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 |
| 6.1 古代和近代时期(1949北平和平解放前) |
| 6.2 计划经济时期(1949北平和平解放至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 |
| 6.3 市场经济时期(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
| 6.3.1 不良空间结构形成阶段(1978-2004) |
| 6.3.2 交通建设转型阶段(2004-2014) |
| 6.3.3 近期现状及展望(2014以后) |
| 6.4 本章小结 |
| 7 从自组织看以北京为代表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 7.1 从自组织机制看北京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 7.1.1 计划经济时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 7.1.2 特大城市扩张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 7.1.3 强中心郊区化时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 7.1.4 大都市区化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 7.1.5 北京和东京职住空间结构的对比 |
| 7.1.6 自组织与他组织机制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 应从物理、组织、制度、权利协同提升通勤轨道交通的功能引导机制 |
| 7.2.1 北京通勤轨道交通的现状及问题 |
| 7.2.2 北京和东京在轨道交通要素协同方面的对比 |
| 7.2.3 通勤轨道建设方面的政策建议 |
| 7.3 针对我国特大城市的拓展研究 |
| 7.3.1 我国一般特大城市与北京在发展过程和现状上的相似性 |
| 7.3.2 基于我国特大城市的职住协同计量分析 |
| 7.3.3 我国特大城市现状中的共性问题 |
| 7.3.4 共性问题的相关政策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基本结论 |
| 8.2 主要创新与贡献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生产前沿法 |
| 2.2.3 利润函数法 |
| 2.2.4 指标法 |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 2.4.1 微观层面 |
| 2.4.2 中观层面 |
| 2.4.3 宏观层面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 3.3.1 利率市场化 |
| 3.3.2 资本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1 数据库介绍 |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 4.3.1 省份维度 |
| 4.3.2 行业维度 |
| 4.3.3 所有制维度 |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 4.4.1 省份维度 |
| 4.4.2 行业维度 |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制度环境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 |
| 1.3.2 会计信息质量 |
| 1.4 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研究创新 |
| 1.5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2 文献回顾 |
| 2.1 客户特征相关研究 |
| 2.1.1 客户特征与企业业绩 |
| 2.1.2 客户特征与市场反应 |
| 2.1.3 客户特征与企业决策 |
| 2.2 会计信息质量相关研究 |
| 2.2.1 宏观环境与会计信息质量 |
| 2.2.2 微观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 |
| 2.3 地理邻近性相关研究 |
| 2.3.1 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地理邻近性 |
| 2.3.2 间接利益相关群体地理邻近性 |
| 2.4 现有研究述评 |
| 3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1.2 公司治理理论 |
| 3.1.3 交易成本理论 |
| 3.1.4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3.2 大客户监督效应 |
| 3.3 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 |
| 3.4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逻辑 |
| 3.5 实证方案 |
| 4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基本情况分析 |
| 4.1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数据获取 |
| 4.2 大客户经济规模分布 |
| 4.3 大客户地理空间分布 |
| 5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可靠性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 |
| 5.2.2 变量定义 |
| 5.2.3 模型设计 |
| 5.3 实证结果 |
| 5.3.1 描述性分析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单变量分析 |
| 5.3.4 回归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替换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 |
| 5.4.2 替换盈余管理指标 |
| 5.4.3 考察第一大客户 |
| 5.4.4 考察制造业样本 |
| 5.4.5 控制企业经济综合区位影响 |
| 5.4.6 内生性检验 |
| 5.5 作用机制分析 |
| 5.5.1 基于监督动机的截面分析 |
| 5.5.2 基于治理水平的截面分析 |
| 5.6 拓展性分析 |
| 5.6.1 企业市场竞争水平 |
| 5.6.2 大客户产权性质 |
| 5.6.3 大客户合作关系持续性 |
| 5.7 小结 |
| 6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相关性 |
| 6.1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模型设计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描述性分析 |
| 6.3.2 回归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替换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 |
| 6.4.2 替换检验模型 |
| 6.4.3 考察第一大客户 |
| 6.4.4 考察制造业样本 |
| 6.4.5 控制企业经济综合区位影响 |
| 6.4.6 内生性检验 |
| 6.5 作用机制分析 |
| 6.5.1 基于监督动机的截面分析 |
| 6.5.2 基于治理水平的截面分析 |
| 6.6 拓展性分析 |
| 6.6.1 企业市场竞争水平 |
| 6.6.2 大客户产权性质 |
| 6.6.3 大客户合作关系持续性 |
| 6.7 小结 |
| 7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稳健性 |
| 7.1 研究假设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 |
| 7.2.2 变量定义 |
| 7.2.3 模型设计 |
| 7.3 实证结果 |
| 7.3.1 描述性分析 |
| 7.3.2 相关性分析 |
| 7.3.3 单变量分析 |
| 7.3.4 回归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替换大客户地理临近性指标 |
| 7.4.2 替换检验模型 |
| 7.4.3 考察第一大客户 |
| 7.4.4 考察制造业样本 |
| 7.4.5 控制企业经济综合区位影响 |
| 7.4.6 内生性检验 |
| 7.5 作用机制分析 |
| 7.5.1 基于监督动机的截面分析 |
| 7.5.2 基于治理水平的截面分析 |
| 7.6 拓展性分析 |
| 7.6.1 企业市场竞争水平 |
| 7.6.2 大客户产权性质 |
| 7.6.3 大客户合作关系持续性 |
| 7.7 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 一、“Tibet”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资本结构 |
| 2.1.2 企业绩效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
| 2.2.2 新资本结构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研究 |
| 2.3.2 国内研究 |
| 2.3.3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基于财务角度的我国电信企业成长路径分析 |
| 3.1 外部环境分析 |
| 3.1.1. 产业改革 |
| 3.1.2.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 |
| 3.2 中国移动发展分析 |
| 3.2.1 中国移动概况 |
| 3.2.2 中国移动成长性、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分析 |
| 3.3 中国电信发展分析 |
| 3.3.1 中国电信概况 |
| 3.3.2 中国电信成长性、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分析 |
| 3.4 中国联通发展分析 |
| 3.4.1 中国联通概况 |
| 3.4.2 中国联通成长性、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电信资本结构和企业绩效的对比分析 |
| 4.1 资本结构的对比分析 |
| 4.1.1. 债务结构分析 |
| 4.1.2. 权益结构分析 |
| 4.2 企业绩效的对比分析 |
| 4.3 基于可视化方法的电信企业资本结构和企业绩效的对比分析 |
| 第五章 我国电信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5.2 研究假设 |
| 5.2.1. 债务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2.2. 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3 变量选取 |
| 5.4 中国移动实证分析 |
| 5.4.1 模型构建 |
| 5.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3 相关性统计分析 |
| 5.4.4 回归分析及结果 |
| 5.5 中国电信实证分析 |
| 5.5.1 模型构建 |
| 5.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5.3 相关性统计分析 |
| 5.5.4 回归分析及结果 |
| 5.6 中国联通实证分析 |
| 5.6.1 模型构建 |
| 5.6.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6.3 相关性统计分析 |
| 5.6.4 回归分析及结果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启示与建议 |
| 6.2.1 优化债权结构 |
| 6.2.2 优化股权结构 |
| 6.2.3 提高企业治理水平 |
| 6.2.4 政策支持 |
| 6.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 2.1 柏桦生平 |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 2.4.1 香港 |
| 2.4.2 台湾 |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 3.1 译介概况 |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2 译介主体 |
| 3.2.1 译者背景 |
| 3.2.2 译者类型 |
| 3.2.3 翻译模式 |
| 3.3 文本选择 |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 3.4 传播媒介 |
| 3.4.1 出版机构 |
| 3.4.2 网络媒介 |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 3.5.1 早期:1988-2007 |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1.1 接受概况 |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 4.4.3 海外评价 |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 5.1.1 文本概述 |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物资仓储管理研究现状 |
| 1.2.2 物资供应管理研究现状 |
| 1.2.3 物资管理信息化研究现状 |
| 1.2.4 小结 |
| 1.3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研究理论概述 |
| 2.1 集成管理理论 |
| 2.1.1 集成管理概念 |
| 2.1.2 集成管理原理 |
| 2.2 品类管理理论 |
| 2.2.1 品类管理起源与内涵 |
| 2.2.2 品类管理实施方法 |
| 第3章 A电信企业物资管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A电信企业简介 |
| 3.2 A电信企业物资管理现状 |
| 3.2.1 物资管理职能结构现状 |
| 3.2.2 物资管理制度及信息化现状 |
| 3.2.3 物资仓储管理现状 |
| 3.2.4 物资配送管理现状 |
| 3.3 A电信企业物资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A电信企业物资集成管理改善方案 |
| 4.1 基于集成管理的物资管理体系构建 |
| 4.1.1 整合物资分拨中心资源 |
| 4.1.2 调整组织结构与职能分工 |
| 4.1.3 完善物资管理制度 |
| 4.1.4 开发应用信息系统 |
| 4.2 运作流程改进 |
| 4.2.1 需求集中受理流程 |
| 4.2.2 订单集中下达流程 |
| 4.2.3 物资统筹供应流程 |
| 4.2.4 库存统筹管控流程 |
| 4.3 基于品类管理的通用产品库目录建立 |
| 4.4 基于品类管理的二级库存控制模型构建与仿真 |
| 4.4.1 库存控制模型构建 |
| 4.4.2 数据仿真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A电信企业物资集成管理成效分析 |
| 5.1 订单响应快速 |
| 5.2 仓储成本降低 |
| 5.3 配送效率提高 |
| 5.4 服务能力提升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当代俄罗斯(Росиия) |
| 1.4.2 基础教育(общее образавание) |
| 1.4.3 教育改革(реформ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关于当代俄罗斯基础教育(7——11 年级)改革的研究 |
| 1.5.2 关于俄罗斯国家教育标准和示范性教学大纲(7——11 年级)的研究 |
| 1.5.3 关于俄罗斯基础教育教科书的研究 |
| 1.5.4 关于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和侧重专业教学的研究 |
| 1.5.5 小结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文献研究法 |
| 1.6.2 访谈法 |
| 1.7 创新之处 |
| 1.8 论文框架 |
| 2.当代俄罗斯基础教育改革的概述 |
| 2.1 社会背景 |
| 2.1.1 叶利钦“休克疗法”式的激进西化改革(1992——1999 年) |
| 2.1.2 普京“乱世用重典”的振兴改革(2000 年——至今)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乌申斯基“民族性”教育思想 |
| 2.2.2 达维多夫-艾利康宁发展性教学理论 |
| 2.2.3 杜威实用主义教学思想 |
| 2.3 价值取向 |
| 2.3.1 人文化取向 |
| 2.3.2 个性化取向 |
| 2.3.3 区别化取向 |
| 3.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演进历程 |
| 3.1 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前回顾 |
| 3.1.1 俄国基础物理教育的发展(1766——1915 年) |
| 3.1.2 苏联基础物理教育的发展(1916——1987 年) |
| 3.1.3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萌芽(1988——1992 年) |
| 3.2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探索阶段(1993—1997 年) |
| 3.3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发展阶段(1998—2003 年) |
| 3.4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成熟阶段(2004—2009 年) |
| 3.5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巩固阶段(2010—至今) |
| 4.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的“标准+大纲” |
| 4.1 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标准”的演变 |
| 4.1.1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标准”框架结构演变 |
| 4.1.2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标准”的发展脉络 |
| 4.1.3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标准”理念的更迭 |
| 4.2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纵向比较 |
| 4.2.1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的发展概况 |
| 4.2.2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框架结构的演变 |
| 4.2.3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教学目标的演变 |
| 4.2.4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教学内容的演变 |
| 4.2.5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学习结果的演变 |
| 4.3 高中物理教学大纲(10——11 年级)纵向比较 |
| 4.3.1 高中物理教学大纲(10——11 年级)的发展概况 |
| 4.3.2 高中物理教学大纲(10——11 年级)教学内容的演变 |
| 4.3.3 高中物理教学大纲(10——11 年级)中学习结果的演变 |
| 4.4 中学物理教学大纲的特点 |
| 4.4.1 教学大纲具有可操作强特点,保证了教学目标的高度达成 |
| 4.4.2 教学大纲按照一定逻辑顺序编写知识内容 |
| 4.4.3 教学大纲重视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保证了学生对知识、方法和能力的建构 |
| 4.4.4 教学大纲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要求达到了分层化 |
| 4.4.5 教学大纲关注科学态度、社会责任、安全教育和环境保护 |
| 4.5 基于“标准+大纲”的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进展分析 |
| 4.5.1 “标准+大纲”并行的特有模式 |
| 4.5.2 教学负担的最大容量和必修内容的最低限制 |
| 4.5.3 重视演示实验在物理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
| 4.6 小结 |
| 5.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的教科书编写 |
| 5.1 改革前俄罗斯中学物理教科书编写简要回顾 |
| 5.1.1 俄国中学物理教科书的编写 |
| 5.1.2 苏联中学物理教科书的编写 |
| 5.1.3 20 世纪90 年代俄罗斯中学物理教科书的编写 |
| 5.2 21 世纪中学物理教科书(7——9 年级)的编写 |
| 5.2.1 物理教科书(7——9 年级)概况 |
| 5.2.2 韩德施特因主编的物理教科书(7——9 年级)介绍 |
| 5.2.3 布雷舍娃主编的物理教科书(7-9 年级)介绍 |
| 5.3 21 世纪俄罗斯中学物理教科书(10——11 年级)的编写 |
| 5.3.1 物理教科书(10——11 年级)概况 |
| 5.3.2 布雷舍娃主编物理教科书10-11 年级(基础水平)介绍 |
| 5.3.3 米基舍夫主编的物理教科书(专业水平10——11 年级)介绍 |
| 5.4 当代俄罗斯中学物理教科书编写特点 |
| 5.4.1 遵循标准和示范性教学大纲进行编写 |
| 5.4.2 基本继承了苏联教材的“高难度原则” |
| 5.4.3 重视科学认知方法教育 |
| 5.4.4 遵循“阶段式的物理课程体系”原则 |
| 5.4.5 关注物理学史内容,重视本国科学家对物理学的贡献 |
| 5.5 小结 |
| 6.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的教学实施特色 |
| 6.1 高中侧重专业教学 |
| 6.1.1 内涵和目标 |
| 6.1.2 侧重专业教学的课程结构 |
| 6.1.3 侧重专业教学的保障政策 |
| 6.2 培养学生通用学习行为(技能)的“活动”教学 |
| 6.2.1 标准与“活动”教学 |
| 6.2.2 通用学习行为(技能) |
| 6.2.3 “摩擦力”(7 年级)“活动”教学举例 |
| 6.3 小结 |
| 7.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的课程评价 |
| 7.1 物理课程的平时测试和期末考试 |
| 7.1.1 主题测验考试(контрольная работа) |
| 7.1.2 自主测验考试(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я работа) |
| 7.1.3 期末考试(зачёт或者экзамен) |
| 7.2 国家基础考试(ОГЭ)——结业考核 |
| 7.2.1 国家基础考试(ОГЭ)概述 |
| 7.2.2 物理国家基础考试(ОГЭ) |
| 7.2.3 2017 年国家基础考试(ОГЭ)物理卷 |
| 7.3 国家统一考试(ЕГЭ)——毕业考核 |
| 7.3.1 国家统一考试(ЕГЭ) |
| 7.3.2 物理国家统一考试(ЕГЭ) |
| 7.3.3 2017 年国家统一考试(ЕГЭ)物理卷 |
| 7.4 当代俄罗斯中学物理课程评价特点 |
| 7.4.1 物理课程评价采取口试、笔试和实验操作相结合的多样化评价方式 |
| 7.4.2 物理课程评价力求避免“一考定终身”形式 |
| 7.4.3 国家统一考试(ЕГЭ)和国家基础考试(ОГЭ)还不能完全实现对标准评价结果的考核 |
| 7.5 小结 |
| 8.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我国的启示 |
| 附录 1 谟涅摩叙涅(мнемозина)出版社出版物理教科书(7-9年级)目录 |
| 附录 2 德罗法(дрофа)出版社出版物理教科书(7-9 年级)目录 |
| 附录 3 德拉法(дрофа)出版社出版物理教科书(基础水平10-11 年级)目录 |
| 附录 4 教育(просвешение)出版社出版物理教科书(专业水平10——11 年级)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理解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 |
| 1.2 问题提出 |
| 1.3 文献回顾 |
| 1.3.1 对高等教育供求话题的一般分析或整体讨论 |
| 1.3.2 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和高校专业设置的研究 |
| 1.3.3 关于学生专业选择方面的研究 |
| 1.3.4 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研究 |
| 1.3.5 文献简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本研究的学术意义 |
| 1.5 本文的内容与结构 |
| 1.6 研究方法及技术说明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变量说明 |
| 1.6.3 样本和数据说明 |
| 第二章 高校招生(供给)的专业/科类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 2.1 宏观层面:高校招生的学科门类/专业大类分布 |
| 2.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2.2 中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类别分布 |
| 2.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2.3 微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分布 |
| 2.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第三章 不同专业/科类的第一类需求表现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 3.1 宏观层面:不同学科门类/专业大类生源条件对比 |
| 3.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3.2 中观层面:不同专业类别生源条件对比 |
| 3.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3.3 微观层面:不同专业生源条件对比 |
| 3.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第四章 高等教育的两类供求矛盾评估 |
| 4.1 第一类供求矛盾分析 |
| 4.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4.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4.2 第二类供求矛盾分析 |
| 4.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4.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4.3 事实评估小结 |
| 第五章 高等教育供求问题中的若干现象剖析 |
| 5.1 大类招生受学生欢迎吗? |
| 5.2 专业越来越不重要了吗?——基于专业“好坏”维度的讨论 |
| 5.3 专业也和学校一样有层次性吗? |
| 5.4 第一类需求中的“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 |
| 第六章 处理高等教育双重供求矛盾的规范研讨 |
| 6.1 研究逻辑的价值转向 |
| 6.1.1 非正规逻辑和后实证主义 |
| 6.1.2 把事实和价值结合起来 |
| 6.2 从“配给式”供给走向市场性供给是调节矛盾的必要条件 |
| 6.2.1 以市场为导向是走向任何供求平衡的基本前提 |
| 6.2.2 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供给管理中存在的两个典型问题 |
| 6.2.3 改进的思路 |
| 6.3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是化解矛盾的最佳策略 |
| 6.3.1 现实中高等教育供求均衡的三种模式 |
| 6.3.2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最具综合合理性 |
| 6.3.3 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理论根据及其超越 |
| 第七章 构建理想:在向学生需求的倾斜中走向综合协调 |
| 7.1 从三个“不矛盾”看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综合合理性 |
| 7.2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在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政策创新 |
| 7.3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本科样本院校名单 |
| 附录二: 高职高专样本院校名单 |
| 附录三: 合并后的50个本科专业类别名单 |
| 附录四: 合并后的40个高职高专专业类别名单 |
| 附录五: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 |
| 后记 |
| 研究生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成果后面加*号）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美国股市投资理论概述 |
| 2.1 格雷厄姆投资理论概述 |
| 2.2 彼得·林奇投资理论概述 |
| 2.3 巴菲特投资理论概述 |
| 2.4 杰西·利弗莫尔投资理论概述 |
| 2.5 美国资本市场投资理论总结 |
| 第三章 中国股市影响因素分析 |
| 3.1 盈利能力、成长性对股价的影响分析 |
| 3.2 资产质量对股价的影响分析 |
| 3.3 国家宏观经济及金融状况 |
| 3.3.1 GDP增长与股市的关系 |
| 3.3.2 利率走势与股市的关系 |
| 3.3.3 国家风险与股市的关系 |
| 3.3.4 汇率与证券行市场的关系 |
| 3.3.5 未来调控政策等其它影响因素 |
| 3.3.6 国家宏观经济与金融状况对股价影响的定量分析 |
| 3.4 趋势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分析 |
| 3.5 资金流向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
| 第四章 成长股选股指标体系及模型构建 |
| 4.1 现有估值模型概述 |
| 4.1.1 绝对估值模型 |
| 4.1.2 相对估值模型 |
| 4.2 成长股资本化率模型的建立 |
| 4.2.1 十二项指标体系建立 |
| 4.2.2 五项核心指标确定及其权重设置 |
| 4.2.3 确定选股标准及综合计分原则 |
| 第五章 成长股资本化率模型实证研究 |
| 5.1 2010‐2014 年成长股资本化率模型实证研究 |
| 5.1.1 2014 年模型实证研究 |
| 5.1.2 2013 年模型实证研究 |
| 5.1.3 2012 年模型实证研究 |
| 5.1.4 2011 年模型实证研究 |
| 5.1.5 2010 年模型实证研究 |
| 5.2 2002‐2004 年股票交易数据实证研究 |
| 5.2.1 2004 年模型实证研究 |
| 5.2.2 2003 年模型实证研究 |
| 5.2.3 2002 年模型实证研究 |
| 5.3 基于博弈论的成长股资本化率模型研究 |
| 5.3.1 博弈论理论概述 |
| 5.3.2 资本市场博弈模型的建立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本文总结 |
| 6.2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