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小说研究

一、唐代小说研究发覆（论文文献综述）

胡凌燕^[1]（2021）在《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尝试从写本文献的角度,对武周时期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面貌,进行专题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通过对武周文学的重要写本进行文献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双重挖掘,结合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以诗歌、序文、小说三种文体为核心,着重关照刘希夷、崔融、李峤、王勃、张鷟、珠英学士等武周时期的着名作家及文学群体,对文本流传、文体演进、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及特殊文学现象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求尽可能全面、有体系地呈现武周时期文坛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某些文学史现象,进而为纠正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注重以传世刻本文献作单面建构的偏颇与缺失抛砖引玉。论文共六章,第一章为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总述,第二章为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专题研究,后四章为武周文学重要写本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研究。研究武周文学可资利用的写本文献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日藏写本三类。本章重点从文本的形态和内容两方面,总结这三类写本文献各自的特点,同时对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发现过程与整理历史进行爬梳,对日藏写本的源流与藏所进行追溯、考察。第二章,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研究。本章先对敦煌遗书所存武周诗文做了全面搜集、考辨与汇录,并从作家、作品及写本形态三方面概述其总貌。其次据作品存佚情况和文本形态特征,对残卷的文献价值进行了具体发掘。最后在综论残卷文学价值的基础上,以刘希夷《白头翁》诗为个案代表,探讨初盛唐七言歌行从中原传入敦煌后其传播渠道与作品性质发生的转变。第三章,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研究。本章首先结合传世文献考知珠英学士间交游唱和之史实,审视武周文坛的整体唱和环境。其次探讨时代诗风影响下选家崔融的诗学趣味,论述《珠英集》对于初唐诗歌选学的推进作用及其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再者,《珠英集》作为编《三教珠英》的副产品,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武周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并兴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古钞本《李峤杂咏诗》研究。《杂咏诗》的敦煌写本和日藏写本近代以来重现国人视野,从文献层面看,有助于考清《杂咏诗》在书目文献和现实世界中的流传情况,解决诗注相关的一些问题。从文学层面看,则启发我们关注初唐咏物诗在武周时期的变革,以及李峤咏物诗对日本平安朝诗歌发展的影响。第五章,正仓院本《王勃诗序》研究。本章主要从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三方面论证了院本《诗序》的文学实证功用,同时从集会诗序的文体内涵、演进历程及其与集会诗歌的关系三方面审视了院本《诗序》的文体学意义,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王勃诗文东传日本之经纬及其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时期汉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研究。本章厘清了《游仙窟》湮没与回传的历史问题,并从十娘的身份入手,对《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深度探讨,同时以《游仙窟》文本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代诗歌与小说文体交融的现象及唐传奇的情感表现等问题,从而可见《游仙窟》之文学史意义。

付琳^[2]（2021）在《唐代小说游仙故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游仙故事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存在,到了唐代,伴随着小说文体的成熟而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游仙故事作为唐代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展现了唐人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唐人真实的心理、情感以及思想。首先,游仙故事诞生于人们的世俗追求,形成于原始巫术活动,并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发展与完善,是通过描写凡人游历神仙世界的经历,来展现人们心中对美好生活与理想世界构想的一类文学作品,与其他神仙志怪故事有明显的区别。其次,唐代小说游仙故事繁盛于中唐时期,是在“盛唐时期繁荣的娱乐文化”与“中唐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的共同影响下不断丰富发展的。唐代道教的盛行、唐人尚奇的心理以及唐人对文娱活动的需求共同推动了唐人对唐代小说游仙故事的创作。再次,唐代小说游仙故事主要分为“凡人偶入”、“梦中游仙”、“仙人带入”、“凡人寻仙”四种情节模式,不同情节模式下游仙经历与结局的不同,反映了唐人创作游仙故事的不同心理与意图。而唐代小说游仙故事中对神仙世界的塑造、仙凡形象的刻画以及游仙经历的叙述,则是唐人心中对于理想生活的构想与渴望。最后,唐代小说游仙故事向读者展现的,是唐人内心深处对“长生不死”、“及时行乐”、“诗名才誉”、“名门佳人”的渴望,从唐人在游仙故事创作中对于理想神仙世界的塑造与选择,可以发现世俗享乐在唐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唐代小说游仙故事本质上是唐人世俗欲望的集合与展现。中唐动荡不安的社会促使迷茫的唐人在宗教与文学中寻找心灵的理想家园,以求得到虚幻的慰藉,而唐代小说游仙故事便是唐人这种心理下的产物。

杨婷^[3]（2020）在《中唐小说中文人心态研究》文中认为唐代文学中文言小说的创作在我国文言小说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时代盛衰对文人心态与创作内容有极大的影响。唐朝前期社会安定,形成了初盛唐情绪高昂、奋发向上的文学作品,而到了中唐时期,盛世不再,身处离乱的士人们在中唐创作小说时心态已经发生改变。通过研究中唐小说文本中的文人心态,能够了解当时文人的精神世界与生存境况。鉴于之前对唐代小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版本流传、成书年代、作者考辨等方面,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选取唐肃宗至德元年至文宗大和元年创作的小说作品,以文人心态作为论文的切入点,对中唐小说进行研究和阐释。本文主要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引言的内容主要是阐述研究此课题的目的与意义以及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现状综述。第一章从中唐时期的战乱、经济与文化生活三大方面的转变,梳理出中唐小说中文人心态生成的大背景。第二章将中唐时期小说作品中主要的文人心态归纳为五大类:积极进取的政治心态、趋势逐利的处世心态,追求平等的爱恋心态,跳脱现世的隐逸心态,沉迷物欲的游戏心态。第三章通过中唐小说中呈现出的心态总结出中唐文人的心态特征,第四章在文人心态特征的基础上解读中唐时期文人心态蕴含的思想内涵及意义。结语部分是对论文的总结陈述。

张昊苏^[4]（2019）在《乾嘉文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运用罗宗强先生开创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对“乾嘉文学思想”展开专门研究,希望对乾嘉文学思潮、士人心态乃至时代风貌有所发明。本论文分为以下几部分:绪论。主要包括:对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综述与反思,特别注意探讨在乾嘉文学思想研究中运用这一角度的学术价值。本论文在方法上对罗宗强范式的改良。对乾嘉文学思想研究情况的综述。本论文研究的范围、框架、思路。第一章,简要概括乾嘉时期的文化政策、思想学术史、文学活动等内容。本章勾勒的简要框架,是此下数章专题性论述的基本依据。第二章,主要探讨政治力量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乾嘉时代,特别是乾隆朝,以“稽古右文”为世所艳称,文化贡献不可抹杀;但社会也处在文字狱和“官学”的阴影之下,帝王专制对学术、思想、文学、心态均有压抑,使士人闭口钳舌。然而,即使是体制内的知识人、甚至是在官方性的写作中,也时刻（隐约）透露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感。不遇之士则“变音”尤甚。第三章,主要讨论乾嘉考据学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区别于文人、学人合一的倾向,乾嘉以“朴学”为“主流”,考据学者对辞章多有贬斥。这一学术倾向投射到文学领域,则引起了学、文的分离,使创作倾向、批评理论均有相应的演化。这个时期大盛的义理考据辞章之讨论,代表了朴学家与理学家、辞章家的区隔,隐然成为数十年后文史哲“学术现代化”分科的理论资源。第四章,主要讨论追求个性解放与艺术精致的文学思想倾向。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家,都必有其创作的追求。乾嘉时代固然有讲求规范的创作理论,但文人所接受的主流思潮则是发扬性灵,彰显才情。更具体地说,这些观念直接地接续了晚明的传统,包括士人（主要是江南）的生活方式、文学创作心态和思想观念等,均成为晚明的延续,并在某些问题上走的更远。第五章,主要讨论叙事文学展现的文学思想命题。乾嘉时期同时是叙事文学的高峰,“六大名着”独占其二,其他小说也各有优长。故这里单独立章,探讨叙事文学在乾嘉时期对文学思想的特殊贡献。创作中出现的“自传性”现象、文体兼容的“集大成”现象及文言叙事文学的文体新变,均证明这一时期叙事文学创作思想上的特殊性。

黄珊怡^[5]（2019）在《谁谓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文中认为绪论以一场有关“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合理性的对话作为“导火索”。我们发现,引起热烈讨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并未出现在对话者所引用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正文中。不仅如此,在对话者的表述中,“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被变形为不同的形式,还被赋予不同的阐释。“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关系问题成为本研究最初的困惑,由此派生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内涵以及产生诸多变形的原因等等思考。立足解决问题,构建全篇,提出希冀达成的研究意义。第一章主要呈现“谁”在引述“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分门别类的文献综述是反映问题所必要的举证环节。研究者对“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引用存在各式各样的变形和各自不同的诠释,但是众多“读法”的共同指向是“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彰显了唐传奇作为中国小说史开端的“飞跃”地位。第二章需要解决的是“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关系问题,并尝试靠近“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核心内涵。“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并非从《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的正文中来,而是作为《中国小说史略》目录篇目下的第一条细目出现,鲜有研究者留意到这一点。鲁迅“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不能简单对应于《中国小说史略》正文中的某一句或者某一段话,它意味着:在六朝简短志怪与唐传奇代表作的比较视野中,唐人开始能动地创作出我们今天所谓的小说,开始流露出对叙述故事的文学审美自觉。唐传奇作品就是这一论断的最大支撑。第三章将变形现象与“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产生现场相比较,最大的发现是:变形并非直接来源于“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它们多是研究者直接选取《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中的“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一句,经删节后,再自行选择“主语”,得出的结果。在探求变形产生的深层原因时,我们发现:许多研究者将唐传奇视为我们眼中的短篇小说。将这样的对位带入研究者对“唐人始有意为小说”阐释中,会出现错位认识。中国的“小说”存在单一能指对应多重所指的情况。我们与唐人存在认识差异,我们拥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容易导致我们观念先行而“想当然”地解释过去。唐传奇恰好扮演了“公元元年”的角色,连通前后的小说史,满足了我们合理阐释中国小说历史的理想。总而言之,关注“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变形现象、核心内涵以及探究变形背后的原因,最终聚焦于“我们”,反思我们的研究,反思我们如何解释我们小说的来路。

董舒心^[6]（2018）在《汉魏六朝婚恋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讨论汉魏六朝婚恋小说,正文分为五章,另加两个附录。第一章探讨古典婚恋小说的起源问题。婚恋神话代表了民间故事从源头上对婚恋小说的影响,和婚恋有关的神话传说早在形成阶段就已经蕴含了后世婚恋小说中常见的一些母题。以《汉武故事》《西京杂记》为代表的杂史文学对于婚恋小说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宫廷美人题材或者说帝王妃子故事上,这是由史书和杂史的内容决定的。杂传文学以《列女传》《孝子传》为代表,它们模塑和反映了汉代的感情观,汉代不提倡男女深情,而是大力倡导专一贞节和孝道至上的封建女德。汉魏情赋、乐府诗与婚恋小说的产生也有关系,因为婚恋主题是宫廷文艺的内容之一,赋体文学、乐府诗、古小说对婚恋主题的表现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宫廷文艺环境的影响,同时这也导致不同文体之间在题材和艺术手法上互相影响。第二章考察以异性人神（仙）之间的邂逅和交往故事为主要内容的“人神恋”小说,将相关文本分为与民间故事相关的小说、仙道小说和文人小说三类进行观照。有相当一部分人神恋小说的文本和母题来源于民间故事,按照民间故事类型的归纳,可以分为天鹅处女型、螺女型、仙窟艳遇型和仙女下凡型故事四类。六朝道教人士创造的仙道小说中有不少人神遇合故事,其中,西王母下凡故事和神女降真故事是具有代表性的两大类型。这一时期和西王母仙话有关的小说众多,有些文本在内容上有明显的承袭痕迹,但寓意又有所不同。而神女降真故事则以《真诰》中的人神遇合故事为代表,在《真诘》中,神女降真用宿命姻缘来诱导凡人向道求真被认为是一种重要有效的启迪手段,并体现出上清派强烈的禁欲倾向。六朝时期还有一部分成于文人之手的人神恋小说,文人作者主体意识对小说的渗透是有过程的,《成公智琼》《杜兰香》等代表了早期文人记录式的人神恋小说;《拾遗记》《洞冥记》作为方士小说和文人小说的混合体,其中的宫廷美人故事呈现出明显的向人神恋转化的倾向;六朝末期文人创作的人神恋小说《稽神异苑》和《八朝神怪录》是第一批纯粹的文人小说,在艺术手法和主旨精神等方面对后世小说都影响重大。汉魏六朝人神恋小说以“女神男人式”占绝大多数,女神主导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六朝时期民间信仰对女性神只的认识、唐前小说的作者队伍是一个单一性别的男性群体、“神女”文学传统的影响等。第三章讨论汉魏六朝时期的人鬼恋小说,人鬼恋小说可以分为“幽婚小说”和“亡魂小说”两类,前者指至少一方为鬼的婚恋故事,人与鬼或鬼与鬼之间的婚恋行为是“幽婚”小说中必备的要素;而“亡魂”小说中的婚恋行为在主人公生前发生,主人公去世后虽然以亡魂的形式参与生者的生活,但通常没有人鬼婚恋的展开。“幽婚小说”按照男女主人公相遇方式可分为登门自荐型、再续前缘型、路遇入冢型和幽冥邂逅型四类,其中有些作品在艺术上比较成熟,比如《卢充》《王敬伯》等。“亡魂小说”中的人鬼恋故事可以分为亡魂眷恋型、亡魂告别型、亡魂责罚型和亡魂报恩（仇）型,亡魂小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魂魄、情性和生命的认识,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死而复生”母题、“人鬼生子”母题和“随葬重现”母题是人鬼恋小说中三个重要母题。“死而复生”母题表现为形体复活和亡魂重返两种形式,前者与房中术和“宝精”思想有关;“人鬼生子”母题具有推进情节发展的文学功能和表达生命意识的文学意义;“随葬重现”母题的产生与汉魏六朝时期盗墓活动的盛行有重要关系,也与古代男女交往方式有关。人鬼恋小说的产生与冥婚民俗、鬼魂信仰和盗墓活动有关,其中女鬼小说多于男鬼小说,原因在于女性的生存状况特别是未婚而卒少女对婚姻的需求、传统阴阳观及“阳精崇拜”心理、作者的男性中心立场等。第四章研究的“人妖恋”小说以“精怪化形为人与凡人婚媾”为基本内容,它分为两种类型:“男妖女人式”和“女妖男人式”。男妖女人式小说可以分为男妖摄妇型、假冒骗情型和惑乱闺门型三类,女性在情欲和感情上受到的压抑是“男妖女人式”小说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但在根本上,男妖小说要反映的不是性爱生活,其主题在于家庭伦理的破裂与寻求秩序的重建。“女妖男人式”人妖恋小说可分为“女妖登门型”和“男人外出型”两类,分别从内外两个方面解释了现实中在男人身上发生的身心及感情异动。人妖恋小说中有些妖精原形非常重要,后来发展成妖怪强宗的狐妖就是在汉魏六朝时期奠定了其“妖媚”的形象特点,而有些不常见的动物如虎、蛟等能进入人妖恋小说之中,主要是受到了佛经文学的影响。人妖恋小说中有些独具的母题,如变形、生子、除魅等。变形母题在汉魏六朝小说中叙述都非常简略,与其说它是一种文学塑造,不如说是一种巫风弥漫时代下的集体潜意识表现更近实质。此时期人妖恋小说中的“生子”母题出现不多,但却十分耐人寻味,其中以妖怪原形为水族的故事居多,这主要是受到了以龙感生神话为代表的水神感生神话的影响。猴妖小说和狐妖小说中的生子母题则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尖锐的民族矛盾和不同民族之间通婚融合的艰难过程。除魅母题则与人妖恋小说的起源直接相关,在巫术思维的影响下,人们将现实社会中的婚恋问题归咎于妖怪作乱,并邀请方士除魅,就产生了人妖恋故事。第五章讨论婚恋双方都是凡人的世俗婚恋小说,按照主角身份分为宫廷婚恋故事、贵族士人婚恋故事和民间男女婚恋故事三类。汉魏六朝宫廷婚恋小说以《汉武故事》《西京杂记》《拾遗记》中的相关故事为代表,这三部也是此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杂史小说。以贵族士人婚恋故事为题材的古小说主要集中在六朝志人小说中,以《世说新语》和《妒记》为代表。《世说新语》中的婚恋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名士”群体挑战礼教、纯情放任的婚恋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士族女性在婚姻中地位的提高和局限性。《妒记》以妒妇故事为题材,它的产生有反妒妇的动机和目的。汉魏六朝时期以平民阶层人物为主角的婚恋小说数量比较少,有些叙事甚至不能称之为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乐府解题类本事小说和六朝地记文学中的平民婚恋故事等,此时期对平民婚恋生活的反映主要是通过志怪小说实现的,特别是“殉情”母题的艺术表现和精神意蕴都值得挖掘。汉魏六朝婚恋小说产生了不少流传后世的经典题材,比如“王昭君”故事、“赵飞燕”故事、“绿珠”故事、“秦罗敷”故事、“秋胡戏妻”故事等等。这些故事能成为经典,与艺人群体有重要关系,一些婚恋故事正是通过艺人的演绎和传播才得以成为经典的。附录一对作者和成书时间等存在争议的唐前小说集进行了辨析,附录二收录三篇与美人赋相关的论文,因是与婚恋小说的发展有重要关系的三个案例,故专辟一章,附于文末。

宋世瑞^[7]（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杨琼^[8]（2018）在《新出唐代诗人墓志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新出唐代诗人墓志为研究对象,经广泛搜集、整理、校订,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不仅对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进行个案考订与解读,而且在总体考察诗人墓志基础上,对所呈现的群体特点和特殊现象进行了专题研究。尝试突破单纯的诗人文学作品解读模式,致力于还原唐代诗人原生的文学环境,揭示特定的文学现象,为以往未受关注或者存在争议的文学作品提供新的解读思路。本论文共六章,前三章为诗人墓志专题研究,后三章为诗人墓志个案研究。第一章,新出唐代大历诗人墓志研究。在整理得到新出大历诗人墓志二十三方的基础上,考证大历诗人的仕宦与交游,进而探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中诗人的选择和心态,并以新出墓志观察大历时期的文学生态。第二章,新出唐代诗人鸳鸯墓志研究。在整理得到唐代诗人鸳鸯墓志48对97方的基础上,考察诗人鸳鸯墓志撰书者身份,如诗人为亡妻撰志、自撰墓志与亲友撰志等情况,并由鸳鸯墓志着重探讨唐代诗人的婚姻缔结和婚外关系、文化家族和文学传承、女性诗人与悼亡诗问题。第三章,新出诗人墓志与《丹阳集》研究。着重探讨《马挺墓志》与《丹阳集》相关问题,《蔡希周墓志》与《丹阳集》蔡氏兄弟的文学和书法,《包陈墓志》及其文学世家,并发掘新出墓志所见《丹阳集》诗人丁仙芝、申堂构的新材料。第四章,新出《韦瓘墓志》与《周秦行纪》研究。首先,通过《韦瓘墓志》考察了韦瓘的文学家世、科举经历、仕宦生涯、交游情况和文学成就,探讨韦瓘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其次,因为韦瓘与牛李党争的关系也直接牵涉到唐代着名小说作品《周秦行纪》的作者问题。故而进一步对《周秦行纪》的作者进行辨证,认为《周秦行纪》是韦瓘托名牛僧孺所作的说法缺乏依据,极有可能就是牛僧孺本人所作。这是由考索新出诗人墓志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到诗人作品的关联研究。第五章,新出《崔尚墓志》与《唐桐柏观碑》研究。以《崔尚墓志》为中心,结合新出的几方崔尚撰写的墓志,全面梳理了崔尚的家世、仕宦和文学创作,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崔尚所撰《唐桐柏观碑》的流传轨迹、撰文时间、道教内涵、书法和文学价值,并纠正了以往学者以该碑文考订崔尚的生平的讹误。第六章,新出《韦元甫墓志》与《木兰歌》研究。以《韦元甫墓志》为中心,印证传世文献考订韦元甫的家世和仕宦情况,在此基础上,对韦元甫撰《木兰歌》进行了辨析。

王炜^[9]（2018）在《唐代小说类例的建构与小说观念的变迁》文中研究表明《隋书·经籍志》接续《汉书·艺文志》对小说的定位,着录了《燕丹子》《世说新语》等范例,申明并强化了小说纪琐言、载细事的类属特征;同时,也基于新生史部的特质,对琐言细事进行切割,分别归入子部的小说类、史部的杂史和杂传类之下。刘知几的《史通》对《隋志》着录的类例进行调整,将琐言细事统合起来,全部纳入"偏记小说"的概念之下。经过这次分合,小说强化了自身与"史",尤其是与"事"之间的粘合度,获得了在子部、史部之间自由位移的能力。唐人在小说创作中,依循着小说与细言琐事的对应关系展开写作。这些文本生成了全新的范型,围绕着小说的功能、类型、质态等提出了全新的命题,小说确认了自身"备史官之阙"、可实可虚的特质。在唐代,小说纪细言载琐事的原生类属特征不仅是这个类目聚拢具体范例的向心力,是小说这个知识场域保持稳定的支撑力,而且也成为它进行自我重构的内在推动力。

孙蕴^[10]（2017）在《明代书目研究》文中提出明代的书目编纂是中国古代书目编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的书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是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必经阶段。明代书目编纂的成果较多、种类多样。明代的文渊阁、行人司、地方府学、书院等机构都有大量的藏书,大多编有藏书目录。各家私人藏书、藏书目的数量较之前代皆呈井喷式增长。史志书目方面,兼有国史目录、政书目录及数十种方志艺文志。又有经学、医学、戏曲、宗教等多种专科书目。又有公、私、坊刻书目、地方及个人着述书目、辨伪书目、引用书目等诸家特种书目。此外,尚有大量存世的序跋题记,可看做对书目解题的补充,亦是研究明代书目及作者的重要资料。明代书目于书目体例、着录内容、编纂方式上皆多有创新。其对四部分类法有继承、又有改进;在同一书目中往往综合运用多种设类依据;对书籍相关信息的着录既简要又灵活;不仅保存了前代书籍的线索,更载录了明代着述、刻板的具体情况;不仅着录了书籍信息,更着录有相关的学术思想。明代的书目编纂为后世的目录学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学界各领域的研究过程中,不乏对明代目录学成果的参考利用,但专门针对这些成果的研究却寥寥可数,且多集中于对明代的某几部书目的研究,而对大多书目并未有所涉及。通过对明代的书目、明代的目录学家及目录学思想进行全面、公正、客观的探讨,通过分析、归纳的方法对其做出宏观的研究,对研究中国目录学史、乃至整个学术史而言都是必要的,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本论文将明代各家书目分为公藏、私藏、史志、专科、特种五部分,从论述目录学家的目录学事迹、清理书目的存佚与版本、探讨书目的形成、探讨书目的编纂体例、探讨书目的着录方法、分析书目的特色、评价书目的成就七个方面入手,对明代诸家书目进行逐一研究,力求全面、系统地论述明代的书目成果。引用书目在我国问世较早,于明代得到弘扬。本论文对这种特殊目录的产生、发展、类型、特点等做了大致论述,并简要进行举例分析。胡应麟是明代目录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本论文通过对《四部正讹》、《经籍会通》等目录学成果的分析,对胡应麟的目录学思想做了整体的探讨。各家书目之外,本论文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二种序跋着作为例,窥豹一斑,探讨了明人的序跋题记,认为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补充书目解题之未备的史料价值。明代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兴盛时期。明代的书目编纂具有一定数量规模,且种类多样,形成了空前完整的目录学体系。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相对前后各代书目而言,明代书目具有较为突出的主观性、灵活性、实用性特点。类目设置方面,明代的书目大多突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束缚,采用了根据收录对象的实际情况灵活设类的方式,并往往在同一部书目内将多种分类依据综合并用。明代书目中不仅产生了藩府类、举业类、性理类等新的类目,且其对类书、丛书、释道等书籍的归置方式较之前代亦呈现出新的格局。其中将四书类与五经类并行设立的设类方式更是成为后世定例。着录内容方面,明代书目既有对前代书籍线索的保留,亦有对明代着述成果的载录。此外,又有《南雍志·经籍考》、《内板经书纪略》等兼记书、板,《南词叙录》兼记理论、作品,《曲品》兼及作者、作品等特殊着录内容的存在。明代书目虽少有解题,但往往以简要、灵活的方式着录相关信息。明代书目大多着录作者姓名、籍贯等,更有详记其生平者,具有重要的史料集志。如《录鬼簿续编》对罗贯中生平的记录,便是现今而言唯一可查的史料,极为珍贵。此外,以赵定宇、赵琦美等为代表的明代目录学家具有极高的版本意识,其书目中对版本项的着录极为丰富,直接启发了钱谦益、钱曾等人的版本学思想。明代书目的着录内容,是考求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来源。着录方法方面,明代书目中首次出现了互着、别裁的着录方法,合并着录法、表格式着录法、千字文编号法等亦被多次运用,使得明代的书目编纂整体呈现出简明扼要的风格。明代书目普遍具有注重普查、方便检索的特征。统计收录、便于检索的工具性是书目的基本属性,这一属性在明代首次得到了强调。自此以后,书目的工具性逐步为世人所重。统计完整、方便检索亦成为书目编纂的首要任务。书目的分类体系、着录内容、着录方法三方面,是对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的直接反映。明代目录学家不拘常规、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的目录学思想,为四部分类法的成熟、完善提供了契机,也为当代目录学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唐代小说研究发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唐代小说研究发覆（论文提纲范文）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唐代小说游仙故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唐小说中文人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乾嘉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谁谓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6）汉魏六朝婚恋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出唐代诗人墓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唐代小说类例的建构与小说观念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10）明代书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唐代小说研究发覆（论文参考文献）

•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D]. 胡凌燕. 浙江大学, 2021(02)
• [2]唐代小说游仙故事研究[D]. 付琳.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3]中唐小说中文人心态研究[D]. 杨婷. 北方民族大学, 2020(12)
• [4]乾嘉文学思想研究[D]. 张昊苏. 南开大学, 2019(05)
• [5]谁谓唐人始有意为小说？[D]. 黄珊怡. 西南大学, 2019(01)
• [6]汉魏六朝婚恋小说研究[D]. 董舒心. 山东大学, 2018(02)
• [7]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8]新出唐代诗人墓志研究[D]. 杨琼. 浙江大学, 2018(01)
• [9]唐代小说类例的建构与小说观念的变迁[J]. 王炜. 文学评论, 2018(02)
• [10]明代书目研究[D]. 孙蕴. 山东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