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持小说的平民态度——论池莉的小说创作

一、坚持小说的平民化姿态——浅论池莉小说创作（论文文献综述）

汪大贺^[1]（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认为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谢剑飞^[2]（2020）在《论池莉小说的女性意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女性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人,其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在我国文坛异军突起,独领风骚,这些文学作品建构了女性意识“联盟”,解构男权文化,争取被男权文化接纳和女性自我的独立自主。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人的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个体意识和性别意识得到较为充分的认识和回归,尤其明显的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历程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充实。进入新时期,女性意识较之以前任何时期其自觉性都更加强烈,内涵更加丰富。池莉作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家,她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充分张扬了女性意识。她以女性的视角与立场关注女性的心理变化与发展,立足于生存意识,从经济和物质层面,呈现了女性内心对感情的诉求、对婚姻生活的表达以及对独立自主的追求,创作了新时代背景下具有女性自主意识的文学作品。池莉力图表达独立的女性人格和价值观,在女性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还原当代女性的本真形象,塑造了有血有肉、有欲有情的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论文分三章分别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自我发现与觉醒的历程和特性,女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不同维度的呈现形态和多元社会背景之下的性别伦理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影响等角度,深入分析池莉笔下的众多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及其女性意识的呈现形态,突出池莉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独特性和典型性,论证其人物形象、写作手法和思想内涵对当代文坛的影响,剖析其女性意识的深刻的文学意义。

张璇^[3]（2020）在《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工人形象嬗变研究》文中指出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工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富有责任感的作家们,通过塑造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工人形象,呈现出了时代变迁给工人这一群体带来的深刻影响。本文以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工人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试图勾勒出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工人形象谱系和嬗变轨迹,并分析其嬗变背后的原因,力图把握工人形象嬗变所包含的文学与现实意义。文章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首先对本文研究的“工人形象”的定义和范围进行界定,并在梳理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有关工人形象的书写的基础上,指出论文选题的意义和价值。其次是结合新时期以来工人形象的研究成果综述,阐述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目的和思路。第一章围绕“变革”与“困惑”两个关键词对80年代小说中的工人形象进行梳理和分析。第一节主要分析80年代工人群体所具有的“新英雄形象”的特点,这类处于成长过程中的青年工人们从“伤痕”中走来,他们身上既保留着“十七年”时期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同时又孕育出新的时代特质和品格,发挥了“社会主义新人”的正面引导功能,从而成为新时期的新英雄。第二节探讨了在“改革优先”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一线工人形象,他们是作为衬托强有力的改革者而存在的次要人物和“陪衬者”。第三节主要论述在时代变革中普通工人的现实生活和情感脉动,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显现,作家们开始由对“大我”精神的颂扬转向对“小我”个体生命的关怀,塑造了困惑、无奈与挣扎的普通工人形象。第二章选取“转型”与“蜕变”两个关键词考察90年代小说中工人的精神面貌和生存处境。第一节重点分析在企业转型的艰难巨变下仍然能够选择与工厂分享艰难,甚至做出自我牺牲的工人形象,这类工人形象在当时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招致了严厉的批评,本节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作家们塑造这一类工人形象的意义和得失展开分析。第二节探讨了在转型期发生精神“蜕变”的工人形象,他们面对阶级分化的社会现状时,其生存观、价值观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颠覆。第三节围绕着处于困境之中的下岗工人形象进行分析,在作家笔下这一群体尽管依然保有工人阶级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品质,但更多时候流露出的是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90年代小说中的工人形象首次以“底层”的面貌和身份出现,无论从生活还是精神上看,他们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与落差。第三章以“困境”与“拯救”两个关键词为切入点,以新世纪小说中的工人形象为研究对象。第一节分析在充满艰辛的生活中仍以反抗或担当的姿态,延续工人阶级品格的工人形象。第二节探讨因身份地位被逐渐底层化和边缘化而处于“失语”境地的底层工人形象,他们人性深处的孤独、矛盾、绝望与挣扎成为了这一时期作家挖掘和书写的重点。第三节论述靠达观坚韧的生活态度和民间生活智慧来获得幸福的“知足常乐”型的工人形象,他们是工人形象谱系中的一抹亮色,当然亮色的背后仍有阴影,他们身上所残留着的某些性格缺陷和精神顽疾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第四章主要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来对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工人形象嬗变原因进行剖析和论述。第一节主要以“改革意识形态”和“金钱意识形态”两个方面为切入点,从外因的视角论述时代语境的变迁对作家人物塑造产生的规约和影响。第二、三节主要从内因的角度来分析,其中第二节以作家创作姿态为突破口,论述在主体性能够得到充分彰显的时代中,作家介入现实的姿态选择对工人形象塑造的影响。第三节从作家的创作理念和艺术技巧的层面来论述新时期以来工人形象嬗变的原因,工人题材的小说叙事整体上呈现出从“宏大叙事”到“日常书写”的转变,这背后的重要推力,既有作家创作理念的革新,也有艺术技巧的突破。正是在这内外两方面的原因的合力作用之下,才呈现出新时期以来小说中工人形象的五彩斑斓之景观。结语梳理研究新时期以来小说中工人形象嬗变的意义价值,并指出当下工人形象塑造的局限不足,继而就目前存在的不足分析其原因,为未来工人形象书写的革新与突破提供些许有价值的借鉴。

崔欣^[4]（2020）在《池莉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研究》文中指出池莉最先是以新写实小说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八十年代她创作的“人生三部曲”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其中《烦恼人生》更是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在此创作时期,池莉作品大多以武汉平民百姓的世俗生活为内容进行描写,平淡、琐屑、不夸张,作品中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池莉的小说表现了她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所以在叙事时也有她自己独特的方式,这种方式构成的却是一种关于“他者”的叙事。尽管作家们在叙述这个“他者”的故事时也充满了同情、怜悯,为他们呼吁、呐喊,但是“他者”毕竟只是一个被叙述的对象,作家自己与“他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距离,这就是池莉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本文共分成四章对池莉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进行阐述,第一章主要研究其叙事的内容要素,从小说主题、人物、情节进行分析,从而突显出池莉小说叙事内容方面的日常生活。第二章是从形式要素进行分析的,一部小说的写作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完成的,小说采用何种视角、怎样的叙事手段以及叙事时间的运用都会影响小说的表达效果,分析池莉写作叙事视角的多样性、讲述和描述双重叙事手段以及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的合理使用都利于把握她小说写作的叙事手法。第三章主要是从叙事阅读的角度对池莉叙事进行探讨,阐述视角、叙述者形象和叙述时间在读者阅读过程中的作用。第四章主要是以池莉小说日常生活叙事的意义为中心展开的,池莉写作所处的时代是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其作品中被称作“新写实三部曲”的小说其实是与先锋小说同时产生的,它们都与当时被奉为主流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同,同时期外来文学的传入也对新写实和先锋小说有一定的影响,而作为最初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池莉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是有独特的价值,她始终以人的普通生活为题材,并在后期从女性视角写作出发,这为她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增添另一种色彩。小说通过文字完成对现实生活的表述,池莉的小说具有生活化气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一种日常生活化的叙事表达。

雷杰妮^[5]（2020）在《新写实小说的转型研究》文中指出自1987年前后,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种名为新写实小说的文学创作潮流,它以全新的文学表达形式,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满含着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等内容指向的世俗生活空间,并以认同世俗的创作态度承认了日常生活的合法性地位。自此,新写实小说掀起了文学评论界的热议,也令其一跃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文坛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浪潮的裹挟下,人们所处的文化语境也随之产生突变,致使新写实小说难以避免地陷入到被其他新生文学样式即将取代的艰难境地中。因此,在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新写实小说作家尝试寻求用一种新的叙述方式来表现自我,他们以突破和因袭之势努力修正自身的创作局限,借更加多元的文学形态去破解原有的文学创作理念,令其作品呈现出对新的美学经验的认同。本论文以新写实小说为重点研究对象,选取“转型”作为本文研究切入点,将新写实小说转型前的文学作品作为对比的参照对象,旨在对新写实小说转型前所陷入的文学创作局限与历史发展拘囿予以深刻探讨,通过论述新写实小说作家在文学观念和具体创作上的转变,由此探寻新写实小说文学创作在时代浪潮中的顺应与坚守,并从中挖掘其转型的意义与价值。论文首先以新写实小说及其转型作为研究出发点,论析新写实小说的兴起过程和艺术特点,并与时代背景相结合探索新写实小说在全新文化语境下所陷入的创作拘囿,呈现新写实小说在创作观念上的转变。其次,从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池莉和刘震云的具体创作出发,通过整合二位作家在创作转型前的共通之处,即消解崇高,分析他们在物欲波澜下而陷入的身份认同危机和全新的文学创作尝试。接着,从人性书写的研究立场出发,探寻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刘恒和方方的文学创作转变,他们在尝试与社会语境保持协调的同时,也根据个人的创作特色进行着迥然不同的个性化尝试,折射出新写实小说作家在创作心境和叙事立场上的转变。最后,从新写实小说创作经历“由整体到多元的”变化过程入手,分别从坚守个人化日常叙事和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变两个方面来论述其在实现文学转型时的“恒”与“变”,并反思新写实小说在转型中仍未解决的问题,由此挖掘新写实小说转型的时代意义和自身独立价值。

吉俊虎^[6]（2019）在《刘恒影视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百余年来的电影史实说明,文学是“电影的素材基地”,中国电影一直与文学保持着亲密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前期,我国影坛出现一次艺术高峰,电影导演“第五代”崛起,确立了中国电影的世界形象,为电影史留下了诸多经典作品。这批作品中,在影视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刘恒的身影。之后,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迎来了新时期的第二个高峰,如在“新写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从现实真实状态中发掘人的生存状态,用更贴近生活的笔法呈现现实的作品,其中也有刘恒的身影。不论从投身影视创作的时长、创作作品的数量,还是从其艺术成就、商业口碑等角度看,刘恒都堪为一典型代表。他的创作实践及作品值得深入研究。文乃言之载体,言为心声,刘恒的内在品格和创作理念是支撑他影视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他性格谦和温厚,人生阅历丰富,文学修养厚重,又能坚守社会使命感进行创作,将文字融汇进生命,不断在剧本创作中表达深刻的思考。首先,他认为写小说和写剧本是一样的性质,只要能表达作者的思想,哪一种方式都是有意义的。其次,他能正确理解影视艺术创作的综合性,影视文学仅是要素之一,所以应在这一环节中追寻意义。第三,刘恒对投拍后适当改动剧本表示理解,但出于对作品的责任感,不会放任他人修改,而是在“妥协”中坚持自己的原则。另外,他对改编、作品结构与人物形象塑造问题等问题都有自己明确的理念。刘恒是在内、外因合力作用下走上影视文学创作之路的,文革结束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思潮,给中国文学和电影创作带来了又一个“蜜月期”是外因;刘恒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以及他作为新写实小说创作主将,在故事的构思、主题的选择、人物的塑造及语言的驾驭方面的优势是内因。刘恒影视实践早期,主要是对自创小说的改编,之后,他将改编的笔端转移到对他人小说的改编上,扩大了改编对象的选择范围,在影视文学质量与数量方面有了突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改编理念与创作原则,进而进入了直接创作影视文学阶段。角色意识确立,创作日趋成熟。刘恒影视文学的主题内涵丰富,主要有:直面“食”“色”本性;从人物的行为表现和命运结局等呈现的宿命观;将目光放在社会底层普通老百姓身上,对善良、豁达、诚信等传统价值观内蕴的挖掘;对战争与人性之间关系的阐释,战争是冷酷无情的暴力手段,而人性是柔软的温情寓所,战争最终以它的残酷打败温情、泯灭人性了吗?刘恒在作品中给出了他的思考;对时代主旋律精神内涵的丰富阐释,《云水谣》《集结号》等集中体现了新主旋律的特点。他的创作始终跟随时代,且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用文学细腻地感受关照着人的改变,描述出在外在环境的冲击下,信仰、勇气、毅力、真诚、美好等珍贵品格的价值所在。刘恒把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放在首位。他的作品总的主旨就是用自己手中的笔揭示生存的本相,以此探寻人生命的哲学意义,这一探讨自然离不开“人与生活”的纠葛故事。总体来看,刘恒用“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和挣扎在生活中的“小人物”、英雄主义男性、各色次要人物、及人物群像等一系列符合大众审美况味、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形象,深入人心。特别是关于英雄人物的定位,刘恒向来坚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人物更接地气,能够真实地触动大众,引发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刘恒影视文学情节结构丰富多样,多见的是戏剧式情节,这是对我国叙事传统与民族性的坚持。此类情节采用渐入式的开端,在镜头缓缓的移动中,拉开故事的序幕,人物渐次登场,人物关系也不急于揭示,而是在对话中逐渐清晰起来,让观众随着眼前生活图卷的展开,渐渐走入剧中人物的情境中。矛盾冲突与结构方面,多样而复杂的矛盾冲突相互交织,多重人物关系相互连结,使剧情朝着看似合理却又无可奈何的方向发展刘恒的影视文学“不甘平凡”,情节的安排在震慑人的情感传达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刘恒将自己的小说作品影视化,台词口语化与方言使用是最突出的变化,他刻意通过“蒙太奇思维”手法,将电影化的想象意识投射到文字中,特别是心理蒙太奇的运用,将主客观、幻觉与现实进行交叉表现,将人物的意识通过潜意识里思绪的无序切换,生动直观地展现出来,转换成视觉呈现。刘恒常常通过人物的对话与心理描写控制节奏,在情感发展大趋势的牵引下使局势有张有弛,调控着剧情的节奏。在表达人物内心时,常以“通感”的艺术手段来使抽象的情感外化。刘恒试图借鉴“色彩视像化”手段,通过对色彩和声音的营造,选择合适的意象,调节自身的语言模式与表达方式,借象征内涵丰富情节意蕴。刘恒影视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体现在着力最多的人物塑造方面,他的影视文学常常从平民视角展开叙事,关注小人物、“多余”人,对人物形象的多角度、多面向呈现,描述社会底层普通民众的生存现状,揭示精神方面的困境。使刘恒的影视作品具有更大的空间和更丰富的层次。其次,他的影视作品以零度视角审视故事情节,隐没宏大的时代背景等体现出新写实主义的风格,第三,为调适审美大众化需求,刘恒影视作品内容方面符合大众审美心理,乡音的使用、简单有力的对话个性化对白凸显人物,另外在戏剧性叙事、平民色彩方面都聚力于大众化传达。总之,刘恒对电影市场的认知与众不同,他从不把自己拘囿于作家“套子”,总是灵敏地审度时势,市场潮流的需要、大众审美的趋向,都在刘恒创作的考虑因素中。他像水一样自如地跟随着时代的发展,观照着社会的变化,用一如既往真挚的笔锋、变化多端的题材来反映时代和处于时代中的人群。刘恒的创作经历值得总结,他在文学性、故事戏、电影性、思想性方面的实践,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柯海^[7]（2019）在《超越“庸常”之路 ——论池莉小说的“寻找”叙事》文中研究指明“寻找”是中外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文学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寻找”也一直如影随行。池莉是着名的当代小说家,在市民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中独树一帜,她在自序中曾提到“寻找”对自己创作的深刻影响,通过研究池莉小说的“寻找”叙事,可以明确“寻找”对池莉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有助于剖析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寻找”与作家个体创作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池莉文学史地位的重新评估。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池莉小说对超脱世俗人生之路的寻找。《金盏菊与兰花指》《惊世之作》《太阳出世》是池莉在小说中寻找超脱世俗人生之路的代表作。《金盏菊与兰花指》以童真对抗世俗人性、人心,《惊世之作》以追求刺激打破生活的凡庸,《太阳出世》以挣扎后的升华实现超脱。第二部分:池莉小说对精神归宿的寻找。《看麦娘》《烦恼人生》《一去永不返》是池莉小说关于精神归宿进行寻找的代表作。《看麦娘》寻找亲情的温暖,《烦恼人生》寻找爱情的归宿,《一去永不返》寻找自我与叛逆。第三部分:池莉小说对历史“真相”的寻找。池莉小说对历史“真相”的寻找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凝眸》、《屈原的罗网》寻找社会历史的“真相”;第二种类型,《乌鸦之歌》、《预谋杀人》寻找家庭历史的“真相”;第三种类型,《绝代佳人》《两个人》寻找个人历史的“真相”。第四部分:关于池莉小说“寻找”机制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池莉实践着“寻找”的行动,她寻找个人精神的归宿,寻找中意的职业,寻找理想的婚姻,寻找脱贫致富的生存之道......而她所寻找的这一切都和她的“写作”相关。池莉一方面通过写作来实现现实生活中的寻找之物,另一方面又通过“寻找”不断地为自己提供写作源泉。欲望、人伦、真理驱动着池莉小说主人公们的“寻找”,绝望、挣扎、升华构成了池莉小说主人公们的人生历程,“寻找”既是池莉小说主人公反抗绝望的方式,也是池莉推动小说情节发展,乃至反抗绝望的方式。第五部分:关于池莉小说寻找叙事的意义何在。“寻找”叙事对池莉的市民小说起到了塑性的作用。1977年到1987年是池莉在武汉度过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里池莉过的并不顺心,甚至是经历了一系列坎坷,反抗绝望,在绝境中寻找生机可以概括池莉在这十年里的生活态度。她把这种生活态度赋予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就形成了“绝境——寻找——升华”的小说模式,主导了小说主人公的生命轨迹,促成了小说情节的定型。“寻找”叙事还对池莉新写实小说的诞生起到了导引的作用。池莉1987年推出的《烦恼人生》是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里面就有池莉自己家庭的影子,池莉在现实生活中的绝望与反抗导致了小说主人公印家厚的绝望与反抗,反抗即在绝境中寻找生机,并由此形成了池莉日后的写作模式——在凡庸人生的日常琐事里陷入绝境,在绝境里“寻找”求生的希望。所以,“寻找”叙事对池莉新写实小说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在外国的文学作品中,寻找是对人生活状态、生存状态的探寻,池莉小说的“寻找”源于池莉受困于现实生活以及中国当代文坛的“寻找”语境,从一定意义上说,“绝境——寻找——升华”的小说模型也是关于人是如何存在着以及如何存在着更好这一问题的回答。这证实了池莉的“寻找”与外国文学作品的“寻找”有着共同之处,它们均通过文学的形式将对生活的思考上升到了一个哲学命题的高度。

蓝雪玲^[8]（2019）在《新世纪女性小说中的都市书写研究》文中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无不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在全球化、信息化、娱乐化、市场化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显现出多元共生的局面,而女性作家也在新世纪的浪潮中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势头。都市作为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新兴的文学观念、生活方式和美学范式,让许多女性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进都市书写中,在都市这一片复杂的文化场域描摹现实人生,刻画不同阶层的生活,展现新时代的人文精神。本文截取新世纪女性小说中的都市书写这一层面,结合比较典型的女性作家作品,对其中所展现出的都市景观、都市生活、都市文化精神等方面进行探讨,旨在关注都市中不同女性群体的生存境遇,深入挖掘都市文化精神。由此以期找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洪流中,以女性视角进行都市书写的意义,反思其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探析新世纪女性小说对时代、社会、人性的真实思考和真切关怀。

唐诗奇^[9]（2019）在《《大家》（1994—2018）研究》文中认为《大家》创刊于1994年,是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大家》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后新时期文学期刊的变革紧密相连、互为映照。通过对《大家》的具体研究,有助于我们重返历史情境,对《大家》的发展历程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同时,以《大家》为载体,文学史与文学期刊的互动将得到具象地呈现,有助于对90年代以来文学的发展流变进行考察。第一章对《大家》创刊、停刊、复刊的发展历程进行细致地梳理,从整体上把握《大家》的发展历程。与此同时,通过分析创刊号的办刊定位、办刊宗旨以及期刊策划,凸显《大家》的崛起对于90年代市场转型期的纯文学期刊的重要参考价值。深入90年代的历史文化语境,试图呈现《大家》独特的品牌形象的建构过程及意义。第二章主要论述《大家》的“先锋”立场。“先锋”在《大家》中呈现出驳杂多义的特点,这也是90年代文学多元话语空间的生成使然。以《大家》为载体,对先锋派作家的转型、新生代作家的崛起以及世纪末的“跨文体实验”等现象进行具体深入的考察,以此把握90年代以来“先锋”精神的嬗变,并对《大家》的“先锋”立场进行阐释与反思。第三章引入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文化生产场域的相关理论,细致地对“大家·红河文学奖”及其历次改版进行考察,试图呈现《大家》在政治场和经济场的相互作用下被塑形的过程,厘清《大家》刊物定位与办刊理念的变化轨迹,以探究《大家》在新世纪以来不断失落的原因。第四章则论述《大家》与云南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大家》的创刊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云南主流的“边地与民族”的创作模式,为云南文学引入全国乃至世界级的高标准。《大家》对云南文学的态度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对这种变化趋向进行考察和反思,探究《大家》与云南文学之间的复杂关联。考察《大家》中云南文化想象的建构,亦是对《大家》特质的另一种解读。

童健^[10]（2019）在《走向历史深处 ——论方方小说的历史叙事》文中研究说明方方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作家,成名于“新写实”小说而又不限于“新写实”。她同样有丰富的历史叙事小说的创作,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新世纪,始终在坚持历史的书写,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叙事意识、叙事内容、叙事主题和叙事艺术。本文即以方方的历史叙事小说为研究对象,以探究和揭示方方小说历史叙事的特征和意义。首先结合相关的理论界定“历史叙事”的概念,点明方方小说的“20世纪历史叙事”的叙事取向,并结合研究者们对于方方小说历史叙事方面既有的评论研究进行述要与述评。本文主体分为三部分:一为历史书写与现实诉求,主要从历史叙事观层面对方方的历史叙事小说进行整体地概说,包括历史叙事意识、“记忆”的诗学、历史叙事伦理;二为历史观照与人的命运,主要从文本内容层面对方方的历史叙事进行历史现象与人物形象相结合的论析,包括家族历史与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史与凡俗众生、个人历史与边缘女性、革命历史与英雄过客及受难者;三为历史想象与叙事艺术,主要从小说历史叙事的艺术形式上进行论述,包括历史叙事的叙述取向、历史叙事的时空构架、历史叙事的深度表现。最后作一总结,从方方历史叙事的优长与局限、意义与启示两个方面进行论述。通过以上研究,以期对方方的历史小说叙事有较为全面和系统地把握与阐释。

二、坚持小说的平民化姿态——浅论池莉小说创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坚持小说的平民化姿态——浅论池莉小说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2）论池莉小说的女性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工人形象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池莉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写实小说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刘恒影视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超越“庸常”之路 ——论池莉小说的“寻找”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世纪女性小说中的都市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大家》（1994—2018）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走向历史深处 ——论方方小说的历史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四、坚持小说的平民化姿态——浅论池莉小说创作（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2]论池莉小说的女性意识[D]. 谢剑飞.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20(06)
• [3]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工人形象嬗变研究[D]. 张璇.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池莉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研究[D]. 崔欣. 喀什大学, 2020(07)
• [5]新写实小说的转型研究[D]. 雷杰妮. 兰州大学, 2020(11)
• [6]刘恒影视文学研究[D]. 吉俊虎.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7]超越“庸常”之路 ——论池莉小说的“寻找”叙事[D]. 柯海.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8]新世纪女性小说中的都市书写研究[D]. 蓝雪玲.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2)
• [9]《大家》（1994—2018）研究[D]. 唐诗奇. 云南大学, 2019(03)
• [10]走向历史深处 ——论方方小说的历史叙事[D]. 童健.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