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世纪文学的沉思

一、面对新世纪文学的沉思（论文文献综述）

杨荷泉^[1]（2021）在《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文中认为人是地球上的“文化动物”,人类一方面生活在“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也生活在“精神世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传播接受与评价研究,构成了当下世界各国文学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成长与壮大,既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学源头活水的滋养,也离不开世界文学和异域文化的引导交流。客观来说,长期以来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是不对等的:引进来的外国文学多,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少。在中外文学的互动过程中,中国文学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增大,助推了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对话。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受到了国外出版机构与媒体、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外对中国现实和当代文学的成见和感知。目前在国外,不仅有一批喜欢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读者和汉学家,还出现了致力于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纯学术期刊,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早在上世纪就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就是很有影响力的汉学研究期刊。21世纪初,余华《兄弟》的出版在国内引发了较大反响,之后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价值高低的争论,一度成为文学圈内外争执的一个热门话题。这种学界内部的纠结和媒体外部的炒作,已经对当代作家创作心态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无论是对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还是对当代作家的个人成就,总会有一些褒贬不一的声调,众声喧哗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评价趋向。其实,关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评判,视野可以扩大一些。我们既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视角,也不能仅站在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或者其它某一个国家的视角,而应该站在当下世界文化交流发展的立场和高度,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跨文化传播接受的效果,来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评估。作为“跨文化对话与想象”的一个案例,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余华在中国当代作家里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其作品并不算多,但几乎都“出门远行”,而且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反响与评价,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文化景观。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的不同接受情况,其原因值得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关注和反思。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几部分构成。绪论部分解释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探讨余华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之间引起争议的原因。本文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和国内馆藏数据库下载搜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分类梳理了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中外文资料。同时,根据余华本人提供的作家版权输出情况统计表,笔者整理出了 38种外文语种翻译、出版的余华作品的详细信息。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考察余华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梳理余华作品在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译介、销售和读者评价情况。然后,从余华作品的翻译、出版、改编与演出等环节,系统总结了余华“中国故事”出门远行的经验。第二章是关于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内容的研究。主要是评述国外学者对余华作品中人性的异化、暴力与死亡等方面的主题研究以及历史创伤受难者的男性气质、作为商品和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身份、被温情遗弃的孤独者形象等人物方面的研究。第三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形式的研究。首先是关于余华对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颠覆与创新、复调话语的反讽与戏仿;其次是对余华作品里的呼喊、夜晚、善恶者的不同死亡等象征意味的解读;再次是对余华小说多层叙述以及时空压缩等技巧的研究等。第四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的比较研究。有一些国外研究者分别从冷漠与荒谬的虚无主义创作视角、表现堕落青年的当代成长小说、对历史真实的超越和拒绝姿态以及对严肃文学的坚守等方面,对余华和他同时代的先锋作家残雪、苏童、格非和莫言的小说文本做出了比较研究。由于没有发现将余华和国外作家比较研究的专题论文,目前本章是余华和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第五章从“两个余华”和“两种余华作品”入手,探讨接受者眼里“伟大作家”和“通俗作家”的“小说家余华”和“散文家余华”的不同面相,以及“母语版余华作品”和“非母语版余华作品”的关系,并比较“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接受的不同情况,再由此引发“两种中国文学”关系的思考。这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也是新的研究起点。像余华这样表现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是有别于“历史中国”与“地理中国”的一种“文学中国”文本,其作者不仅仅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其文本语言的种类不但有中文,也有外文;其文本形态既包括中国作家用中文母语原创的“第一文本”,也包括其被翻译和再创作成非母语的外文版“第二文本”。这两种文本分别构成了中文版和外文版的“两种中国文学”。两种文本构成的历史,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然而,目前大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只能算作是一种“单向度”的“第一文本”文学史,许多传播到国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二文本”,已被历史长久地“活埋”。结语部分从余华作品在国外的获奖情况,以及余华成为国际文学论坛主要研讨对象的事实出发,论证了作为一名中国的作家,“中国的余华”已然是“世界的余华”。附录列举了余华到国外参加文学活动的大事记、余华作品外文版出版年表和余华作品外文版的部分封面。这些文字和图片是支撑这篇论文论点的佐证材料。目前,走向国外的中国文学还有不少困难,这既有文学外部的问题,也有文学内部的问题。它涉及到宣传、翻译、出版、市场、意识形态等文学外部的诸多元素,这些元素犹如一双双有形和无形的大手,影响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时空跨界的程度。但是,反观走出国门的余华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家与其优秀作品的“出境与跨界”,其文学内部的元素更加重要。余华不同于中国当代作家里的某些人,在国外的影响仅靠一本书,轰动一时,却又昙花一现。国外读者和汉学家对余华的接受和研究,是基于他们对余华文本“内部风景”的着迷。余华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不但叙述了底层人物“眼泪的宽广”,写出了“一个国家的痛”,而且用了许多西方人非常熟悉的现代叙事方式,表达了尊重生命和悲悯弱者的博大情怀。余华作品不仅是国外读者“读文学-看中国”的社会文本,而且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余华被译介到国外的作品,虽然都经过翻译环节的再创作,但是,由于其主题、人物、叙事和语言等“文学内部”的文化景观非常迷人,受到国外读者持久的欢迎。余华的某些作品,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当下世界文学的经典文本。本文的创新性:一是在全面考察了余华作品在国外译介出版传播的背景下,从内容和形式以及作家比较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探讨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传播和接受研究的情况;二是首次提出并阐释了“两个余华”“两种余华作品”和“两种中国文学”的概念;三是提供了不少国外关于余华作品的评价和研究的外文资料。本文研究的意义:从英语世界传播与接收的国外视角,重新审视了备受争议的余华作品的价值,以及余华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希望借鉴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不同接受的案例,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点有益的经验。本文不足之处:一是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收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评价和研究的资料不够齐全;二是论文偏重于文献资料的梳理,在理论概括和提升等方面,显得较为薄弱。比如由“两种余华作品”引发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两种中国文学”的关系和互动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对这些相关话题,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由于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所以未能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刘广利^[2]（2021）在《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结合东北地域文化精神,考察了东北地区散文的发展历程,对东北文化“场域”与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关系作了揭示,并从多个角度对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散文进行了研究。东北散文的生发演变有迹可循:1919至1931年是东北现代散文的产生和发展期;随后,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产生的、伪满时期的沦陷区散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东北作家群散文和东北光复后散文则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东北现代散文的面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荒散文和马犁、赵赴的作品为东北文坛增添了风景;新时期以来散文观念的更新又带来东北散文创作面貌的变化。本文在对以上各阶段散文创作的题材内容和审美风格进行考察的同时,阐述了东北地域风光、民俗风情和东北民族文化精神,东北移民文化和被殖民的历史遭遇,当代体制文化,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的理论倡导和栏目设置等文化“场域”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带来的地域文化色彩。在这一基础上,本文从乡土书写的多向性、知识分子散文的文化守望意识、生态关怀、民族情怀等角度对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思想艺术面貌进行了分析,包括原乡记忆的多维表达、乡土体验的个性化和纵深化,知识分子散文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求和独特的精神品位,现代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民族文化情结的倾心抒写等。还分别从作家对东北风物习俗的书写和作品中的“生活美学”气息、现代眼光主导的文化思考和建构精神家园的意识、重建生态文明的强烈愿望、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寻求等方面,对迟子建、王充闾、胡冬林、鲍尔吉·原野、格致等有代表性的作家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此外,本文对东北散文创作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指出创作多元化趋势将长期保持,艺术手法的探索将影响创作的面貌,过分强调思想、概念而忽视散文的文学性和美感的状况将得到改变,不迎合、不造作、真实率性地表达自我、抒写性情的写作姿态将普遍形成。同时也指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如东北地区文化创造意识相对薄弱给散文创作与传播带来消极影响,作家成长发展的环境有待于优化等。

李继晨^[3]（2021）在《论格非新世纪小说的历史意蕴》文中指出论文以格非新世纪以来小说的历史叙事为切入点,探讨格非新世纪小说创作中独特的历史意蕴及其价值。第一章从历史与个人的纠缠以及日常救赎两方面来分析格非文本中展现的独特的历史意蕴。格非新世纪以来的历史构建选择从精神探索出发,在历史与个人的纠缠与胶着中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在重新思考中国人的精神出路与生存境遇后选择驻足于日常生活的救赎,立足当下,这既是一种内向超越也是与现实的妥协。第二章阐释格非新世纪以乌托邦作为关注历史和存在的切入点,在悖反式乌托邦寓言背后的思想辩证法与精神意蕴。一方面格非展现了存在的冲突,即乌托邦理想与实践的悖谬,另一方面在喧嚣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开始凭吊乌托邦,寻求诗意的栖居,肯定审美乌托邦的意义。第三章从两方面探讨格非新世纪历史书写的叙事策略,一方面是先锋叙事手法的赓续与发展,这一部分主要从格非空缺的叙事与神秘的倾向两方面探讨格非在对先锋叙事的延续中体现的对历史的思考。另一方面是从小说与中国抒情传统重建方面探讨,本部分主要从格非新世纪叙事策略意象的设置与循环的结构来审视格非对历史寓言化与历史宿命论的思考。

陈奕希^[4]（2021）在《林斤澜小说创作流变论》文中认为林斤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也是横跨十七年、新时期、新世纪三个创作阶段的作家,他的小说以精湛短小的创作特点被无数后辈作家以及研究者认可。然而比起同时代的老作家,林斤澜的作品关注者相对较少,在2007年的北京作家终生成就奖获奖的过程中也是经历了一番艰辛。80年代末期,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以家乡温州在改革开放下的发展为背景,以“新笔记体”小说的艺术形式让许多研究者感到“怪味”的同时也不得不被作家悠然独特的艺术魅力所折服。本论文对林斤澜的小说创作进行研究,对林斤澜不同阶段小说的创作心理、主题、人物形象、艺术特色进行梳理和分析,探究其小说创作之流变。本文内容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对林斤澜的创作历程进行梳理,根据作家的人生经历以及作品风格将其创作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对作家不同时期下的创作心理进行探讨。第二章研究林斤澜作品中的主题流变。上世纪50年代的表现政治;新时期回归文坛后的叩问历史;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体察人性;90年代末到新世纪以后的感悟生命,揭示作家从现实主题到抽象主题下的创作变化。第三章研究林斤澜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流变。在对作家笔下人物形象进行总体概括的基础上将其分为农民新人、知识分子、温州人、老艺术家四类形象,揭示作家创作中人物形象的阶段性特征。第四章研究林斤澜小说的艺术流变。从林斤澜小说的语言创新、文体探索、审美体验、创作方法四个方面呈现出作家小说的艺术流变。

张挺玺^[5]（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高慧芳^[6]（2021）在《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世界知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过“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媒介思想。这些思想警句先后被归纳为“老三论”、“新十论”,甚至还被提炼为“三十八条”。然而,这种归纳式理解无法对麦克卢汉思想做出清晰的界定。再加上,由于麦克卢汉本人不注重理论系统的建构,这使得他的思想只能以一种松散的结构而存在。对此,有学者提出,麦克卢汉思想早己超出常见的学科分类,而是由多学科综合而成的思想场域。通过仔细甄别,学者们从这种场域中发现了近二十种思想。其中既有震人发聩的洞见,又有众多令人费解的谜团。这种独特的思想场域不仅极易造成他人的理解障碍,也容易给人留下“技术决定论”的刻板印象。然而,随着国际学者们不断挖掘其中的人文主义传统,麦克卢汉思想才逐渐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技术人文主义。若要追本溯源,这种理解方式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对麦克卢汉的第一次研究热潮。其中,有学者强调剑桥批评传统对麦克卢汉思想的重要性。然后,在90年代的第二次研究热潮中,有学者通过分析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逐渐形成一种关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文化批评。直至,在本世纪的第三次研究热潮中,“三学科”（语法、辩证法、修辞术）与剑桥批评传统、现代主义文学共同构成一种用来理解麦克卢汉思想的诗学基础,并从中形成一种新的理解方式。相较于其他理解方式仅抓住麦克卢汉思想的一鳞半爪,这种新方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试图通过观察媒介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来发现思想场域的整体特征。近年来,这种新方式不仅清晰地揭示出麦克卢汉思想场域的延伸方式,还从中发现了一种原创性诗学。相较于国际学界,尽管国内学界已经形成“媒介麦克卢汉”和“美学麦克卢汉”两种理解方式,但由于两种方式之间的理论对话不足,所以未能有效地实现思想的整合。为了解决这种理论困境,国内学术界需要通过一种新方式,来重新理解麦克卢汉思想。再加上,随着当下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不断造成媒介文化的崛起,促使“读图时代”的到来。那么,文学将会如何存在于媒介文化之中?这一问题是当下文艺理论研究必须解决的难题。这一难题不仅是麦克卢汉思想从文学批评拓展到文化批评的主要原因,还始终贯穿在他的思想场域之中,成为一种关键性构成要素。为了更深入地挖掘麦克卢汉思想遗产,以便推动国内文艺理论研究,本文选择以媒介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并试图从媒介诗学的角度来重新理解麦克卢汉思想。因此,文中首先剖析媒介诗学的历时性发展与共时性结构,而后立足于该诗学的整体特征,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鉴于麦克卢汉媒介诗学跨越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媒介生态研究三个领域,本文通过以下五章内容来进行相关阐释。第一章致力于梳理媒介诗学的形成与发展,并交代发展中的三次转向。而后,从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探讨了媒介诗学的文学批评观、文化批评观、媒介生态研究,以便揭示出媒介诗学的三个主要面向。最后,第五章通过综合媒介诗学的整体特征和比较,进行相关理论反思。各章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介绍了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形成与发展。本章回顾麦克卢汉的学术道路。他两次求学于剑桥大学英文系,并先后在美国与加拿大从事英文教学,后又进入媒介文化研究。由此,借助生态隐喻,他不仅提出媒介定律,还完成关于媒介的形而上学思考。在研究中,他整合多种学科思想,并通过动态观察西方文化历史,从中形成一种跨学科的开放性研究。这种研究始终围绕媒介与艺术的关系,并试图从西方文化历史中发现媒介的效应,以此来理解媒介。然而,在理解过程中,媒介的内涵不断被拓展。它不仅包括文学语言与传播媒介,还被用来指代所有人工创造物,从而成为一种“泛媒介”理念。随着“泛媒介”的出现,媒介诗学不但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还从文化批评进入媒介生态研究。第二章剖析了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文学批评观。受剑桥批评传统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媒介诗学将历史批评与审美批评相结合,并形成一种融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于一体的文学批评。一方面,这种文学批评以利维斯文化诗学和瑞恰兹实用批评为基础,并将“三学科”的历史视为文学文本的文化背景。它将西方文学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传统,再按照“三学科”的内部关系来划分这种文学传统的不同历史时期。它揭示出,“三学科”的历史不仅催生出语法学家与辩证法家的对立,还孕育出西方文化中诗歌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分化。这种分化导致西方现代文化中出现“文化与文明之争”,并造成个体感受力的分离。另一方面,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这种文学批评通过关于意象的批评,来理解诗歌的审美特征,将诗歌的群体意象命名为“风景”。然后,根据审美效应的差异,这种批评划分出“外部风景”与“内部风景”两种类别,揭示出自浪漫主义诗歌以来,诗歌审美特征已经从“外部风景”转向“内部风景”。由此,这种文学批评既完成了对文学历史的分期,又通过诗歌意象的批评,将文学文本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合二为一,并以此来实现剑桥批评传统的基本目标。第三章着重探讨了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文化批评观。出于对文学与文化语境的综合考量,媒介诗学聚焦于语言与传播媒介的同一性,构建出一种基于“泛媒介”的文化批评。随着工业技术的急剧发展,现代传播媒介逐步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并催生出大量流行文化,从而导致文学的边缘化。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文化语境,媒介诗学以搁置判断为前提,并通过理解媒介,来观察文化语境的变化。一方面,既然语言与传播媒介都可以实现人类经验的转换,那么二者便可被统称为“泛媒介”。尽管“泛媒介”的具体形态有所不同,但都可以通过经验转换来延伸人体官能,并共同构成一种“类概念”。由此,媒介诗学便依据这种“类概念”,将各种媒介整合为一种关于“泛媒介”的延伸过程。基于延伸方式和媒介效应的不同,媒介诗学识别出不同的模式。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理解“泛媒介”的效应,媒介诗学不仅将媒介与艺术视为两种并行文本,还将二者整合为一种复合文化文本。首先,这种文本通过媒介与艺术的界面,形成一种马赛克结构。其次,再借助各种界面的对比,这种复合文化文本被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口语文化文本、机械文化文本、电子文化文本。进而,通过对这些文化文本的批评,三种文化文本的审美特征依次被隐喻为“前欧几里德声觉空间”、“欧几里德空间”、“后欧几里德声觉空间”,并由此构建出一种涉及技术、艺术与文化的空间隐喻。最后,通过这种空间隐喻,媒介诗学不仅预测出“地球村”的到来,还以它来隐喻电子文化文本。因此说,媒介诗学形成一种以“泛媒介”和复合文化文本为基础的文化批评。第四章重点分析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媒介生态研究。借助生态隐喻,媒介诗学不仅将环境与反环视为一种媒介生态,还从二者的生态演变过程中发现媒介定律,从而形成一种可以用来研究所有人工创造物的诗学思想。首先,受生态意识的影响,媒介诗学将媒介隐喻为环境,将艺术隐喻为反环境。因此,媒介文化便被视为媒介生态。新媒介作为新环境,可以将旧环境转变为反环境;艺术作为反环境,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新环境中的人类经验加工为反环境。环境与反环境之间不仅构成一种生态关系,还可以通过生态演变来推动文化的发展。其次,这种生态演变又被视为“原型”与“陈词”之间的转换过程。新媒介不仅是新环境,还是文化的新陈词;艺术则是关于新环境的旧陈词。二者共同促进文化“原型”的转变。再次,新陈词与旧陈词均源自人类诗性创造,并共同遵循提升、过时、再现、逆转的共时性结构。这种结构被命名为媒介定律,从而将“泛媒介”进一步拓展为所有人工创造物。最后,基于媒介词源学的理解,这种意义上的“泛媒介”又被视为源自人类诗性创造的语词,并以人体为词源,遵循媒介定律的语法规则。由此,各种人工创造物便可以构成一种关于人类诗性创造的“泛文本”,而人类文化历史便成为一种持续的言语。因此说,通过生态隐喻,媒介诗学不仅进一步拓展了“泛媒介”,还创造出一种关于“泛文本”的诗学思想。第五章侧重于对媒介诗学的比较与理论综合。为了便于从整体上思考媒介诗学,本章通过将它与其它相关思想进行比较来对其整体特征进行理论综合。首先,本章依次选取诺思罗普·弗莱的原型批评、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罗伯特·洛根的媒介生态研究,将之分别与媒介诗学的文学批评观、文化批评观、媒介生态研究进行对比。而后,本文提炼出媒介诗学的双重结构。其中不仅区分出它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关系,还揭示出马赛克结构与“泛文本”之间的关系。其次,为了阐明媒介诗学的理论成果,本章不仅分析了环境与反环境的发现过程,还解释了媒介定律的提出过程,从而揭示出该诗学如何实现诗学观念的拓展。再次,立足于媒介诗学的理论成果,本章将它界定为一种承上启下的诗学思想。这种诗学源自剑桥批评传统,又开创媒介生态研究。基于上述理论定位,本章既肯定了媒介诗学的理论超越与拓展,又指出它备受争议之处。结语部分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和尚需完善之处。鉴于这种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综合性和拓展性,本文提出六种主要发现。这些发现不仅可以启发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也可以促进媒介文化研究。与此同时,相对于该媒介诗学的多元化特征,本文依然存在很多尚需完善之处。

黄菲蒂^[7]（2020）在《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文中指出报告文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以来,始终以现实和历史的在场者身份参与着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显示着独特而重要的文体价值。报告文学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重要文学参照,不但取得了丰厚的创作实绩,而且在一些重要历史时期成为时代文学主潮之一。但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却相对缓慢和单薄,未能给如此丰厚的创作提供足够的理论阐释与话语支撑,这不仅使这一特殊文学样式难以获得应有的文学史认同,还使文体在合法性上遭遇危机。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话语建构在以小说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之上,报告文学因其纪实性特征与小说等虚构文学在文化立场、价值取向、话语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就相对处在这一理论评价体系的边缘。因而,建构起从报告文学自身特性出发的、符号自身创作规律的理论话语就显得尤为重要。报告文学的纪实性、社会性、公共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其与虚构文学把握现实的方式不尽相同。报告文学对现实的把握主要表现为对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的真实书写上,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主题。这充分说明报告文学的主题话语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而把握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则是抵达文体本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报告文学与时代紧密互动,其主题话语必然随时代语境变迁而嬗变。因而,本文试图从时代语境与百年来报告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考察以主题话语嬗变为问题意识的报告文学核心价值,同时为认识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提供一个报告文学的参照系,并尝试为报告文学自身理论话语的建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基于以上观点,除绪论和结语,本文主体部分设置五章内容。第一章论述近现代语境与发生期报告文学的启蒙主题书写。论文将从文体孕育的前提条件、阶级属性、时代语境、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等方面来考察报告文学的发生。重点论述发生期报告文学以实录和写实文学观为宗旨的创作特征,并以梁启超等代表性作家作品为中心着重考察启蒙主题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有力表达。第二章阐释1930-1940年代报告文学对民族救亡主题的深入书写。第一节重点考察“左联”对报告文学的倡导和推动,着力分析1930年代救亡主题在报告文学中写作中的多维表现;并以《包身工》等经典文本为重点阐释对象探讨这一主题在报告文学书写中达到的高度。第二节论述1940年代报告文学的救亡书写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结合抗战背景、文艺政策分别考察解放区与国统区、沦陷区救亡书写的不同情形。另外还要专门论述这一时期大规模群众性写作活动及“一日”体报告文学现象。第三章重点论述建国后十七年及文革时期报告文学以新中国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心的主题书写。新中国成立,报告文学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和时代英雄人物,形成了以祖国建设和时代人物为中心的第一个主题话语。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数以千计的报告文学作品中被记录和传唱,形成一个重要写作主题,《谁是最可爱的人》正是这一主题书写的经典文本,值得深入解读。此外,报告文学随时代政治风浪起伏,一方面在“双百”方针短暂的宽松氛围下出现了一些“干预生活”的写作,一方面在紧张压抑的氛围中走向文体异化,对这两种主题书写的变奏我们也将单独进行阐释。第四章论述新时期以新启蒙和史志录为主题话语的报告文学创作。第一节重在阐释新时期启蒙语境与报告文学自觉之间的重要关系。文革结束后,一场重新发现人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到来。作家重新对现实发声,“文学主体性”观念确立。《哥德巴赫猜想》与伤痕小说、朦胧诗一道成为新时期到来的先声,也是报告文学复兴的标志。报告文学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开始回归。接下来重点阐释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对新时期启蒙主题的宏观呈现。在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将启蒙主题推向高潮,一时间成为文学主潮。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在对问题的写作中体现出对民众启蒙的强烈愿望,以启蒙为目的的问题意识正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问题意识的核心。赵瑜是这一写作的代表作家,不论从创作时间跨度、作品成就、思想深度还是文体探索上,他的写作都已具备某种经典的意义。第三节论述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历史主题书写。1990年代启蒙落潮,“人文精神的危机”出现,报告文学一方面陷入沉寂,一方面仍有少数作家坚守现实书写的品格。更重要的是,以历史书写为主题的史志性报告文学出现,一批有历史意识,又有当代价值的文本产生。第五章论述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国是和民生主题书写。2014年,新的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以此为节点本章分为前后两个部进行论述。第一节重在阐释新世纪初报告文学的国是主题写作。一方面,以讲好中国故事、书写中国梦的主题被集中表达;一方面,报告文学对社会问题给出谏言,“为人生”的文体自觉在创作中显现。我们还将探讨国是主题书写上的“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并重点分析何建明国是主题书写的代表性意义。第二节阐释2014年以来报告文学的民生主题书写。习近平一系列有关文艺的论述最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报告文学作家积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事关民生的主题书写集中涌现,形成民生文学的报告文学写作现象。

王蕾^[8]（2020）在《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文中认为韩少功,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湖南作家,他凭借对现实人生的真切体验以及对文学创作地不断深入,通过近半个世纪的文化实践和审美反思,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论文试图去解读韩少功文学创作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价值追求,以及在具体的创作指向中把握他独特的精神世界。韩少功的精神世界丰富而深邃,这其中,鲁迅、沈从文以及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成为了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精神向导。因此,论文将通过上述几位作家与韩少功的精神联结,分别从韩少功的文化启蒙、文学寻根、文学思想建构的开放性与多样性等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论证,以深度剖析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具体来说,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是在他坚持不懈的人文关怀、独辟蹊径的思维方式以及知行合一的文化实践之中完成的。因此,论文的四个章节也将从上述几个维度来进行展开。论文的第一章将主要分析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缘由。第一部分以韩少功人生历程中的四个主要阶段为时间纵轴,阐释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具体路径。韩少功丰富的人生体验以及文学创作过程中所面临的特定文化语境,既是他独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方式形成的重要来源,也是他创作思想形成的外部条件。第二部分将具体解读韩少功对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定位。第三部分将侧重分析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构成之源、主要内涵和突出特征。一方面他受“经世致用”、“敢为人先”湖湘文化的浸染,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坚守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之责。另一方面,鲁迅、沈从文、米兰·昆德拉的文学理论对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关键性的精神导向作用。第二章到第四章将对韩少功创作思想的“构成之源”及价值追求的具体表现作详细的论述。第二章将集中论证韩少功在鲁迅精神指引下文化“启蒙”意识的自觉形成。本章的第一节将鲁迅生存意义上的价值选择“火与剑”式的激烈批判与韩少功“中和”式的坚持与抵抗进行比较,分别从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阐释他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及价值立场的坚守。第二节将对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和韩少功笔下知识青年的人生轨迹和前途命运进行关注,试图去审视不同时代背景下知识群体生存境遇的异同。章节的最后,对鲁迅与韩少功在文化“启蒙”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方式进行比较,将“国民性”批判作为鲁迅与韩少功的精神联结,重点突出韩少功对鲁迅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开拓。第三章将“寻根”作为本章的论述基点。沈从文对“生命优根”的执着追寻,对韩少功的文学“寻根”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第一节将对“寻根”母题进行简要探析,解读传统寻根视域下“优根”与“劣根”之选所产生的不同文化意义,并分析“寻根”视域下湖湘文化与巫楚文化的联系与区别。第二节与第三节将分别论述沈从文的“乡下人”寻根与韩少功的“外乡人”寻根,在比较他们各具特色的“寻根”路径中,重点分析韩少功新时期文学“寻根”所产生的时代意义。第四章将重点分析韩少功在米兰·昆德拉小说理论指引下个人创作思想的建构以及具体表达。八十年代中期,韩少功译介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至中国内地并引起强烈反响,韩少功本人也深受昆德拉创作思想的影响。从对“存在”的找寻、文体试验的践履,到拒绝“媚俗”坚守住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立场……韩少功在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中一次次智慧地完成生命的独行之路,“倔强”地守候一份人文知识分子的“初心”。总之,本论文意在超越以往有关韩少功研究的单一路径和思维范式,主要采用综合归纳与比较分析、微观研究与宏观阐述结合一体的方法,对韩少功的文学实践和创作思想的价值追求做全面的阐释与解读,并以此为基点,借以能够拓宽学界对韩少功研究的路径。如此,或许能够获得更多的学术空间和理论启示。

宋捷^[9]（2020）在《劳拉·穆尔维影像文化理论研究》文中指出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1941-）是当代英国着名的电影理论家、影评人和导演,她于1975年发表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一文主要以精神分析为武器揭示了叙事电影背后父权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以及电影中女性形象作为被凝视对象的“他者”地位,突破了 70年代初以来美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社会学方法局限,将关注焦点引向了观众和电影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开启了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这篇文章为中心的凝视研究在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广泛的讨论,伴随着对它的引证、探讨、质疑和反思,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研究在性差异、女性观众、女性主体性、女性欲望等问题上不断向前探索并取得了丰厚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凝视研究是穆尔维影像理论的开端,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穆尔维不断对其早期观点进行反思和调整以回应变化了的时代和文化状况以及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发展的新趋势。可以说“女性主义”是穆尔维影像文化理论的一个起点和突出方面,但并不是唯一的方面。在之后的研究中,穆尔维重点探讨了《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一文提出但未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在改变女性形象的“被看性”地位、探索女性主体位置、解构叙事快感以及呼唤“智识性”观众等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70年代至今,穆尔维在对凝视理论进行再审视的同时还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叙事研究、情节剧研究以及技术与影像研究等方面,涉及到了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与符号学、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人类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并试图在更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语境下对有关叙事闭合、物恋以及电影本体论等问题展开讨论,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本文主要借助文献分析法、文本阐释法、对比研究法以及案例分析法等对穆尔维理论进行探析,并尝试在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发展框架、同时期的英国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下结合历时研究与主题研究方法对穆尔维影像理论的发展变化轨迹进行梳理和分析。具体来说,本文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本文以劳拉·穆尔维的影像文化理论作为选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其对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研究、影像文化批评以及创作实践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外学界对于穆尔维90年代之后的理论及其与早期理论的联系等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展。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在对穆尔维影像理论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对其70年代到80年代的凝视理论及后续观点有着较为详尽的阐释和批评,将其理论应用到具体电影作品或电影类型分析中的研究成果也较多;但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例如过于关注其早期女性主义凝视研究相关的观点而对其后期理论探索和整体理论发展脉络的讨论较少,对其理论的主题性研究以及对其左派身份和政治背景的关注不足等等,本文旨在对于这些被忽略的环节进行补充以期有所助益。第一章介绍和阐释了穆尔维凝视研究的产生背景、具体内容及其引发的质疑和讨论。穆尔维凝视理论产生的理论背景、历史条件和个人原因,分别是60年代以来英国的文化和学术界对于法国理论的大量引进、同时期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先锋电影实践的深刻影响以及作者本身对于好莱坞电影的复杂情感和态度转变。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研究产生于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之中,最终以穆尔维凝视理论为代表的结合了精神分析、符号学、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等欧陆理论的英国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占据了主流位置。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一文里以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学说为主要依托探讨了视觉快感的两种来源,并进一步指出了观影过程中存在的女性/被动、男性/主动的二元对立模式及其与好莱坞电影叙事常规的关联,最终提出了以摧毁叙事快感为核心的反抗电影中父权意识形态机制的策略。凝视理论发表后在引起兴奋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于女性主义电影研究领域的质疑,一批女性主义学者围绕着女性观众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对穆尔维理论的封闭性和单一维度提出了批评,对于这些问题穆尔维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第二章对于穆尔维的叙事研究进行了分析。在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和实践与先锋派“反电影”、反传统叙事的观念相融合的背景下,穆尔维逐渐形成了她自己在电影的叙事、结构、视听语言等层面上的风格和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她关于叙事的激进看法在后期也有所发展和变化。《斯芬克斯之谜》是穆尔维与彼得·沃伦先锋电影实践的代表作品,文中主要对这部作品的画面、结构以及表现手法进行了分析与讨论,从内容和视听语言两方面具体阐释了穆尔维有所发展的电影叙事观以及反抗父权意识形态的理论旨趣。穆尔维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凝视理论在暴露叙事电影背后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受困于二元对立模式。80年代穆尔维提出,叙事的闭合结构不仅存在于文学、电影等艺术形式中,也存在于俄狄浦斯情结和资本主义历史的叙事之中,她重新挖掘了人类学中的“阈限”概念,赋予属于阈限阶段的狂欢仪式以破坏二者的可能性。新世纪初,穆尔维反思了其凝视理论对于弗洛伊德死本能学说的忽略,进而借鉴了彼得·布鲁克斯的观点对叙事进程的死亡驱动力进行分析以修正早期对于“快感”作用的过分强调。穆尔维对延宕电影的关注与其受吉尔·德勒兹电影哲学的影响有关,借助文本分析的方法,她在罗伯特·罗西里尼、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等人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阻碍和延宕被死亡驱动力影响的叙事进程的机制。第三章是关于穆尔维情节剧研究的探讨。穆尔维首先从一个欧洲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好莱坞电影,尤其是好莱坞情节剧在欧洲电影批评中变化的位置和作用;随后,她又分别从经济学、神话学、美学等几个角度探讨了从19世纪早期的情节剧到50年代好莱坞情节剧的发展流变过程,结合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情节剧、对立的家庭内外空间与母亲这一身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剖析,并以此为背景讨论了道格拉斯·塞克50年代情节剧中的“母亲困境”。鉴于学界对于女性观众相关话题的持续关注及其早期理论所受到的质疑,穆尔维在具体的情节剧影片分析中提出了与女性观众观影快感问题相关的“异装癖理论”,并由此引发了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界的关注和回应。80年代末到90年代,穆尔维试图在分析情节剧中的女性形象时通过“物恋”这一概念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进行融合,并提出以“好奇”为手段破解被电影所加强的物恋现象。第四章分析和阐释了穆尔维的技术与影像研究。20世纪末,消费和放映电影方式的改变极大地影响了穆尔维影像理论的研究视角。穆尔维将詹奇与弗洛伊德对于恐惑感的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阐释结合了起来并以此为背景分析了早期电影所引起的“技术恐惑”的心理来源,随后又进一步指出新的观看技术使电影的恐惑属性回归,而这也许会成为干扰叙事进程的一个因素。穆尔维认为,新旧技术在电影中的结合使观影方式发生了变化,观众得以重新思考电影的双重时间性同时也会发掘一些以往会被忽略的细节,新的观影方式促成了影像民主化与个人化的转向。随后穆尔维试图进一步探究这些新的观看实践是否有效地消除了好莱坞电影中有关性差异和再现的难题。最后,穆尔维提出了有关“占有型观众”与“沉思型观众”的概念,这可以看作是其凝视理论中有关恋物癖观众与窥淫癖观众分析的一个延伸和发展。在她看来,新技术的应用也许会为愿意尝试特殊观影方式的观众带来一种更为丰富的观影体验。结语部分论述了穆尔维影像文化理论的意义和局限,其中意义部分包括了它对于当代中国包括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在内的影视文化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借鉴价值。总体来说,穆尔维影像理论体系具有奠基性、开拓性、发展性和动态性,虽然其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矛盾和缺憾,但在构建本土理论话语体系、反思女性主义电影内容与形式、口碑与商业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正确看待新技术在影片制作中的运用等问题上都对目前国内的影像文化研究有着积极的参考作用。

邱丹^[10]（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指出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二、面对新世纪文学的沉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面对新世纪文学的沉思（论文提纲范文）

（1）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格非新世纪小说的历史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4）林斤澜小说创作流变论（论文提纲范文）

（5）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8）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论文提纲范文）

（9）劳拉·穆尔维影像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四、面对新世纪文学的沉思（论文参考文献）

• [1]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D]. 杨荷泉. 山东大学, 2021(11)
• [2]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D]. 刘广利. 吉林大学, 2021(02)
• [3]论格非新世纪小说的历史意蕴[D]. 李继晨. 河北大学, 2021(02)
• [4]林斤澜小说创作流变论[D]. 陈奕希.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2)
• [5]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6]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研究[D]. 高慧芳. 山东大学, 2021(11)
• [7]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D]. 黄菲蒂.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8]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D]. 王蕾.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劳拉·穆尔维影像文化理论研究[D]. 宋捷. 山东大学, 2020(08)
• [10]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