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艾青的诗歌看1930年代现实主义诗歌的深化

一、从艾青诗作看三十年代现实主义诗潮的深化（论文文献综述）

黄元军^[1]（2020）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袁可嘉始终将翻译、创作、治学统摄于一体,强调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凝结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推出了对社会、文化、创作有整体效用的译作,因而有必要以“整体性”为线索开展袁可嘉翻译的系统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

李丽岚^[2]（2020）在《诗与现实 ——1940年代后期国统区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抗战结束后,诗与现实相结合成为了国统区大多数诗人的写作共识。然而,对于何为“现实”及诗歌如何书写“现实”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国统区诗坛内部的分化与裂痕。同时,诗人们也通过文学及多种社会实践参与到了“现实”秩序的生成中。对于身处1945-1949年国统区这一特殊语境的诗人们而言,“现实”尚未形成一个清晰可把握的轮廓,它正处于多股力量角逐、竞争的交汇点,牵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问题域。流动、混融、尚未成形的“现实”首先需要被诗人整理、廓清、命名,然后才是争取、介入、改变。因此,“诗与现实”这一诗学命题中的“现实”并非一个抽象、静态的概念,它背后牵动着不同集团的利益关系和文学力量的博弈;“诗”的内涵也在与“现实”的联结过程中不断扩充和延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驳杂面貌。面对国共斗争这一新的现实,知识界和文艺界的裂痕日益扩大,越到后来诗人们越必须在现实中做出文学与政治的选择。因此,诗坛关于“诗与现实”的理论思考和写作实践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时代的焦虑情绪和紧迫感,有的存在明显的论争、对话意图。在这三四年间,新诗道路的“转折”不仅体现在随国共政治斗争变化的诗坛格局的重组中,“转折”的过程更具体而微地发生在每个诗人的内心变化和精神渴求里。无论诗人、批评家选择了何种诗学立场或诗歌阵营,此时,知识分子与人民、时代的关系作为一个共同的苦恼几乎笼罩了每个人的写作,相关联的还有诗人的人格成长及历史位置、诗歌的时代责任等一系列无法回避的思考。本文选取“诗与现实”作为重新切入1940年代后期国统区诗歌的视角,将其置于诗人的创作与其社会实践的关联、国统区诗坛与解放区文艺的互动、内战中国与二战后国际形势连带所形成的文学共振等多重网结中,同时,也将其放在四五十年代的文学转折里,从多维度的时空脉络中给予其开放性的观照,试图撬动日趋板结化的诗歌版图。勾勒出战后诗坛的大致地形后,本文将以诗歌文本为基础,结合与之相关的批评、事件,考察在这一特定的文学场内,“现实”如何作为一个包容力极强的关键词被不同人所“争取”,诗歌写作具体如何反映、介入现实,现实如何重塑了诗歌的面貌和诗人的抒情姿态、感觉结构、时代认知,以及作为批评尺度的“现实”在批评实践中如何被使用。论文力图围绕“诗与现实”这一问题线索去呈现诗坛的多种声音,勾连不同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之间的对话关系,将各种或互为补充或彼此呼应的声音放在比单纯的对立面更恰切的位置,以形成一种内部相对化的问题视野。第一章首先勾勒随战后国统区诗人的迁徙而形成的诗坛新格局,再将“现实”放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视野中考察,为后续论述提供一个整体性的参照背景,随后按问题脉络来组织、呈现此一阶段诗坛有关“诗与现实”的理论探讨。第二章首先分析自40年代初以来部分诗歌中以“无弦琴”为隐喻出现的个人化浪漫主义抒情困境,再探讨穆旦提出的“新的抒情”在抗战胜利后如何可能。诗人们调整了自我在历史中的位置,“看风景”的姿态被一种考察社会问题的眼光所取代,但诗人在“风景”构图中的位置仍值得玩味。第三章围绕报纸、新闻媒介与诗歌写作的互动关系展开。报纸新闻作为诗人现实感的主要来源,重塑了诗人的感觉结构、表达方式,新闻标题、导语渗入了诗歌语言和形式。诗歌提供的“真实”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闻中“真实”的缺席,但诗歌对新闻的依赖又招致有关“新闻主义”的指责。此时围绕“时感诗”展开的批评尤其体现了国统区诗坛内部的分裂。第四章探讨诗人如何通过与公众世界对话来介入现实。献诗、书信体诗成为了诗人们参政、议政的有效手段,显露出诗人直接对现实政治发言的欲望。山歌、方言诗等诗体创制和对民间资源的借用,则服务于诗人对话特定读者群体的目的。诗人通过与不同阶层的人群对话,同时建立了自我与他者、与时代的一种具体关联,得以在错综的关系网内重构自我,找到与现实联结的触点。

赵京强^[3]（2020）在《孔孚山水诗新论》文中研究指明孔孚从1979年回归诗坛到1997年去世,演绎了一段虽不长久但精彩而完整的“山水人生”。其诗专写山水,也以此闻名,其诗论、散文、书法也都与山水紧密相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可谓“一枝独秀”。然而,这位独特而优秀的诗人在各种文学史着作中却声名不显,四十年来的孔孚研究成果也远不能令人满意。本文以深度挖掘孔孚山水诗被文学史忽略的巨大价值为目标,在与前人对话基础上展开创新性研究,首先对孔孚诗歌的文学史意义进行重新厘定,对孔孚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补充、辨正。然后用全新的“山水整体观”视角,论证孔孚各类创作与其诗歌不可分割的山水共性,研究其诗艺探索的思想流变和得失,进而揭示其可观的创作成就、可贵的试验性质及其带给诗坛的有益启示。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理由、孔孚其人、研究综述、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说明,主要展现问题意识,表明研究思路。核心内容是综述中的研究述评部分,对孔孚研究成果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和方向进行归纳、分析和论述,确立本文相关研究的核心价值、对话目标和创新起点。第一章是孔孚山水诗的历史溯源和时代呈现。前人研究对孔孚山水诗的源流问题多在“儒与道”的继承性上做文章,本文除了对此进行重新论证以外更注重揭示孔孚诗歌表现出的创新性。在文学史价值的确立上辨正过于简单化的“接线说”,突破“热爱祖国河山”与“附会审美性”的常规视角,指出孔孚为新诗寻找另一种出路的诗学理想以及赋予古老题材以青春活力的诗性特质。第二章就孔孚山水诗的“减法”与“隐现”问题与前人研究展开对话,做出新的探索。前人对孔孚诗歌“隐藏”、“布虚”、“减法”的论述太依赖孔孚诗论中自己的说法。本章从具体作品出发,围绕孔孚山水诗关于诗歌体裁、读者创造性、诗人游戏性的独特理念打开新的研究视角,以典型作品论证孔孚诗歌“越减越大”的美学空间、读者“寻径探幽”的审美路径和诗人“设幽布径”的隐藏原则。第三章是论述孔孚山水诗中的距离原则。孔孚在创作实践中尝试从多个角度掌控审美的“距离原则”,但纵观孔孚自己的诗论以及前人的研究,所谓的“距离”仍然仅限于“平远、高远、深远”的空间距离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距离,而且过多溢美之词。本章将拓展“距离原则”概念的范围,揭示“科技入诗”、“用典”等手法的时间距离本质。论述孔孚山水诗创作中表现出的对时空距离、心理距离、诗与“道”的距离、真与假的距离等问题的处理技巧,对其成败得失做出判断,最后据此探究其距离原则的标准。第四章研究孔孚山水诗的生成、修改与流变过程。孔孚笔下一首诗生成的具体过程、同一首诗版本的不断变更、十几年创作中审美追求的前后差异等都是重要研究领域。本章依托孔孚原作、现有研究成果和珍贵的透视本手稿等资料对相关问题展开新的探索,解析创作过程中的“唤情”、“语言软化”、“创象”、“意象组接”技巧,对前人的“戏景说”等进行去魅。最后阐明孔孚创作过程中比类型化更为明晰的阶段性特点,以对纵向流变的揭示突破前人类型化的横向研究。第五章是整体观的新视角。本章从孔孚诗、诗论、散文、书法显示共同的山水特质、遵循统一的创作理念入手,揭示其研究过程中的不可分割性,填补前人研究空白。先指出现有研究视角对孔孚实际创作的背离,继而从“诗者自论”的角度探究孔孚的诗与论的关系。揭示在孔孚山水创作体系中“诗和书法外显于艺”、“诗论与散文内辅于思”的深层联系,指明作整体研究的必要性——“整体观”既合于作家研究之道,以便从整体的诗性气质上解读孔孚相同艺术诉求下的不同文体形式;又合于作品研究之道,以便从相似的生成路径上探究孔孚不同文体形式下的同源山水作品。第六章是揭示孔孚创作中可贵的试验性。前人研究一直习惯于把孔孚的诗歌当作完成时来看待。本章所要揭示的是与此相反的孔孚诗歌创作中始终如一的未完成态和试验性质。这种探索性试验既表示了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诗人对命运的不屈反抗,也是他对人生经验和惯性写作的突破,以及对中国新诗走向的独特思考。这彰显了一位“归来者诗人”的勇气、活力、持久的创新精神与责任意识。本章将揭示孔孚诗歌在语言模糊性、诗歌文体拓展、建构“东方神秘主义”新秩序、探索中国新诗别样出路等方面显示出的试验性质,发掘孔孚山水诗写作的成功带给中国诗坛的启示性意义。

袁龙^[4]（2019）在《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中,“意象”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20世纪前期,胡适、闻一多、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艾青、唐湜、袁可嘉、宗白华、朱光潜等人都对“意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约而同、有意识地总结归纳诗歌意象创构与批评的经验,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意象诗学,吸收心理学等西方现代科学成果,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自己对意象的理解。他们关于意象的研究成果构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20世纪初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与发展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贵意”倾向的影响,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引新鲜事物入诗,丰富了诗歌意象类型,拓展了诗歌意境,直接影响到白话新诗运动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另一方面,意象主义诗学在理论上影响了胡适的“影像”论,在创作上影响了胡适的“具体的做法”。白话新诗创作注重意象,促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不断发展和深化。涌现出闻一多的“幻象”论;李金发、戴望舒、梁宗岱汲取象征主义诗学提出的象征主义意象论;宗白华的“动象”论;朱光潜的“直觉意象”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在战火硝烟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倾向,出现了艾青的“生活感觉”论;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唐湜的“诗质”论;袁可嘉的“意象类型”论。虽然20世纪前期中国诗人和学者提出了名称各异的意象论,但他们都意识到“意象”的本体包含“意”“象”二元因素。因此,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在讨论意象的本体问题时,存在“贵意”与“尚象”两种倾向。“贵意”论者认为意象的“意”不但包含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情”“志”等因素,而且包含西方诗学关于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直觉、想象、联想、理智、灵感等人的主观之“意”的观念。在传统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影响下,“尚象”论者从中西“象”范畴的三大共同特征,即形象性、象征性和变动性来论“意象”之“象”。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还包含意象的创构论与批评论。意象的创构涉及“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在由感而知而行的意象创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生成论和情景交融论两种创构方式。宗白华和朱光潜关于意象和意境关系的论述表明:营造意境是表现动象或创构意象以有限表现无限,实现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的审美追求。意象批评是欣赏者通过作品的意象沟通创造者的情志,对意象进行理解、还原、阐释、评判甚至再创造,实现其艺术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在阅读作品、直觉意象的欣赏批评过程中,存在理智、感觉、感觉的心象和共鸣四种心理活动。从事意象批评需具备敏锐的语言领悟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广博的学识修养与分析比较的能力。总之,在中西文化汇流的背景下,当时的诗人和学者融合中西意象诗学,构建了集发展论、本体论、创构论与批评论于一体的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它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芳芳^[5]（2019）在《越文化与艾青诗歌的审美选择》文中研究表明越文化是归属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区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它与艾青的诗歌创作有着莫大关联。大多数学者总是从时代因素、外来文化影响因素等方面对艾青诗歌进行考察,而忽略掉独特的越地环境对艾青诗歌的作用。本文认为,每个人都有主动选择不同文化的权利。艾青于越文化环境中成长,在某种程度上,越文化可以说是艾青进行诗歌创作、吸收其他文学养液的文化基础。本文试图从越文化角度入手,致力于探讨艾青诗歌意象中的越文化因素,研究越文化反抗精神与艾青诗歌主题特色之间的关系,从中感受到越文化所给予艾青诗歌的力量之美,希冀能探知一个融合丰富性与独特性、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于一体的诗歌世界。艾青诗歌中具有大量意象,这些意象又都源于树木、村庄、池沼、田野等景物风光,以及乡村常见的动物、人物等。总之,植物在土地上生长,动物在土地中穿梭,劳动人民在土地里劳作。不管这些物象来自何处,一切都与土地息息相关。为何会形成此种特色呢?这源于越地多土多山的地理环境。同时,我们能从“路”“桥”“太阳”以及“土地”等意象中感受到越文化对艾青诗歌意象的介入,体味越文化鲜明的责任担当意识、开拓进取精神和批判务实特质。反抗精神本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多或少都具有的品格,但是文化精神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时又具有特殊性。越文化浸润下的反抗精神自有其独特个性,它介入并塑造了艾青诗歌的主题品格。越文化反抗精神通过艾青诗歌中的反抗主题、复仇主题和乡土批判主题显现出来。同时在论述中,笔者特意将艾青诗歌中的反抗精神与其他区域文化中的反抗精神进行对比,从而突出其诗反抗精神的特殊性。越地自古以来就盛行“节慨”之风。大禹与勾践的精神品质和个人气度是越地“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风气得以形成的原始基础。后来的有识之士大都胸怀理想,能为理想忍辱负重,同时又坚忍不拔,英勇抗争,复仇精神格外浓烈。地理和文化的发展变化成功造就越地的“节慨”之气,这是艾青诗歌“力感”的主要特色。艾青极力吸收越地的“节慨”精神,追求诗歌“力感”之美。他通过意象选取、动词运用、色彩搭配、句式变化等来强化诗歌的“力感”,并且强调真、善、美的结合,体现出其诗既崇高又极富激发性、战斗性的艺术价值。

荀利波^[6]（2018）在《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南大后方诗歌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背景下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既承续中国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新诗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因全民族全面抗战和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与解放的伟大现实,担负了抗战救亡、文艺动员的使命而与中国的现实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接触,推进了新诗在革命、启蒙与诗歌艺术上的相谐发展,使现代新诗艺术更加成熟。但就学术界研究现状来看,虽然西南大后方诗歌被植入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发展进程中进行了多角度的叙述,其独特性也不断被发掘,但对“西南大后方诗歌”作为一个整体范畴的研究尚未获得充分重视。为此,本文提出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具体而言,是在西南大后方诗歌生态系统生成的背景下,将西南大后方诗歌文学生态的考察分解到诗歌作为文学活动的要素之中,即以诗人、诗歌创作、诗歌传播为主体,通过对这几个部分的文学生态考察,整体上形成对诗歌创作生态的呈现。主要从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论述战时生态生成与新诗的西南出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陪都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大后方,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背景下,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对经济、教育、文化、文学等资源的凝聚具有独特优势,既打破了“五四”以来形成的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生态,又在西南大后方重构新的生态环境,使西南大后方和西南大后方诗歌以一种独特方式登上了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舞台。对现实更为深入的了解、体验和思考,使得诗人们对诗歌作为文学艺术自身发展问题逐步形成了新的认识,从而推进了诗歌在创作观念、文体艺术等方面的讨论与变革。第二章论述战火与硝烟中的诗歌主体生态。战争是政治的极端形式,全面抗战时期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诗人与其所置身的作为客体的空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背离故土、流亡他乡之痛,更重要的是诗人们的生命体验和经历,成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中最为宝贵的资源。战时诗人们从战争爆发初期的流散,到1938年之后在西南渐趋聚集,民族、国家的生存,自我个体的生存,这些问题的纠缠作用于诗歌创作中,促成了诗歌艺术上的多重变化,甚至于奠定了诗歌发展的基调——革命的、大众的、现实的。第三章论述诗歌的接受与传播状态。由于国土的沦陷和西南大后方的空间聚集,在抗战救亡的吁求下,诗歌接受群体更趋丰富,特别是使五四以来就提倡的“文艺大众化”得以以知识分子“俯身”的姿态亲近底层大众,这在某种程度上或可看作是知识分子阶层对知识垄断的再次“革命”,也为诗歌朗诵、街头诗等诗歌传播形式在抗战时期获得发展提供了土壤。抗战时期的出版、传媒业,因战时救亡加强了与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组织及其活动的联系,从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阵地,改善了诗歌创作的生态环境,对诗歌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第四章论述诗歌本体的生态适应。因抗战文艺发展的需要和文学生态的变化,西南大后方诗歌延续了“诗体解放”传统,自由体诗在发展中出现了朗诵诗、街头诗、叙事诗、方言诗等诗体上的新变化。在新时代的生态环境下,诗歌体式的变化是抗日斗争的历史现实下诗人们对社会生态作出创作调适的结果,是获取自我生存空间的必然要求,改变了新诗诞生以来发展的走向,也为新诗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第五章论述战时生态下新诗创作活动的变化。贯穿于我国现代新诗发展始终的“西方影响与民族传统”“启蒙救亡与诗歌本体”两对基本矛盾,决定了新诗发展复杂而曲折的局面。全面抗战的炮火真正在最大范围内逼迫诗人们从“上层”走到了大众之中,走向了中国自我的时代之中,它导致的是新诗在诗歌观念、诗歌视野、诗歌创作艺术等方面向中国的现实、向中国自我的现代性情境的靠近。战时诗歌创作生态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现代新诗艺术发展空间。虽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全民族抗战的亢奋激情中现代新诗“使命意识”的强化和“审美意识”的削弱,使得新诗在形式、语言、内容等方面存在一些“病症”,但诗歌必然“反映时代精神”,诗歌研究更不能置身于它所生成的社会现实之外。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下,在文艺大众化、民间形式等的讨论中,在朗诵诗、街头诗、方言诗、叙事诗、政治讽刺诗等诗体的创作实践下,西南大后方诗歌推进了新诗诗歌观念、诗歌视野、诗歌创作艺术等的发展,现实主义诗歌和现代派诗歌创作过程中成长起一批重要诗人,形成一批代表新诗发展新高度的成果,成就了新诗发展独特而重要的一段。

陈守湖^[7]（2017）在《“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文中认为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文学新变几乎是一种常态。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依然还属于政治规约中的“形势”之“新”,那么,“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则可以看作审美自律意识推动下的“形式”之“新”。从“85新潮”算起,先锋文学热潮持续了 5年左右,并在90年代整体转向,大多数先锋作家开始拥抱现实,形式实验的激情不复存在。尽管先锋文学已经成为往事,但先锋文学至今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昔日的先锋代表作家依然是目前中国文坛最有份量的作家。对于先锋文学的评价,一直伴随着分歧。比如有人认为,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被高估了,先锋文学是依靠批评家反复阐释加以经典化而进入文学史的,依托先锋文学确立起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负面的遗产等等。三十年这样一个时间长度,正好为重审先锋文学遗产提供了契机。因此,本论文选择了 80年代这个“历史空间”来聚焦先锋文学,将先锋文学加以“历史化”“陌生化”,通过文学史料、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的对参研析,试图还原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体验“形式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先锋激情和梦想,在“历史的同情”和现实的审视中重评80年代先锋文学形式实验之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价值。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结合“重返八十年代”的人文动向简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缘由;二、从先锋文学话语政治、知识谱系、精神意象、历史阐释、叙事伦理、语言风格六个方面的塑形入手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三、从历史研究、思潮研究、文本研究三个维度对先锋文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四、介绍研究的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和难点;五、对论文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80年代先锋文学”和“形式意识形态”进行学理阐释。第一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从逃离革命政治的总体化元叙事、重新续接“五四”启蒙传统、80年代美学热的文化政治本质、改革时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中的先锋激情五个角度,展现了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和人文生态。第二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先锋文学并不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一下子冒出来的,本章以反叛、独立、创新这样的先锋精神为参照,循着地下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样一条脉络,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话语、先锋精神、先锋形式的文学沿革和历史源流。第三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主要聚焦于这样四个特征:一、对于所指的疏离,使文本成为能指浮动的世界;二、对于间离陌生的偏爱,赋予了语词意义奇幻的效果;三、对于听觉（声音）、视觉（色彩）的借重,生成了异端的修辞;四、对于官能体验的依赖,带来了文本的陌生化。第四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先锋文学挑战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成规,通过形式自律自我“立法”,它只服从于它自己设定的虚构世界的存在逻辑和价值判断。本章从文学真实的解构、叙事时空的重置、叙事威权的拆解、隐秘历史的阐释、文本互文的制造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五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先锋文学除了在文本形式上标新立异,在精神意象上同样别具一格。倾注了形式实验激情的先锋文本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的“意味”就来自于精神意象的独特性。本章对先锋作家经常触及的荒诞、疾病、死亡、欲望、暴力五个精神意象进行了探析。第六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本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先锋并未终结,而是转型;伴随日常生活审美化,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将更为频繁,先锋的面目也将更为模糊,同时先锋文化也将在大众文化中弥散;在消费主义时代,先锋文化在商品化、趣味化、传媒化三个维度上发生了变异;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而启蒙价值、叙事价值、美学价值弥足珍贵。在结语中,研究者结合自己对先锋文学文本的感性阅读体验和理性研究分析,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何谓“先锋”、“先锋”何为。同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尽管可以在80年代先锋文学作品中挑出无数的硬伤,甚至某些作品还有着邯郸学步般的拙劣,但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激情和梦想,先锋作家对于文学规则的勇敢颠覆,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致敬。先锋就是独立,先锋就是自由,先锋就是革命,中国文学的先锋,应当永远在路上。

解志熙^[8]（2017）在《暴风雨中的行吟——抗战及40年代新诗潮叙论（上）》文中指出"七七"抗战爆发后的12年间,战争连着革命,时代的暴风骤雨弥天盖地。新诗也在同样风雨兼程而成就辉煌。本文梳理了这12年间的新诗发展脉络,逐一论述了抗战诗歌与讽刺诗歌的兴盛、以"七月"诗派和"反抒情"诗派为代表的左翼诗潮新面目、南北呼应的新古典主义诗潮和现代主义诗潮的新生代,同时也介绍了抗战爆发前后的诗学观念转变以及40年代末的新诗方向之争。

薛媛元,李润霞^[9]（2014）在《2011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月1.《1976年的穆旦和他的诗歌》,李茹君,《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2期,第21页。2.《〈21世纪诗歌排行榜〉键入3个关键词》,刘霄,《中华读书报》,2011年1月12日,第2版。3.《爱的祭奠》,李天靖,《诗潮》,2011年第1期,第60-61页。4.《爱的三重名义——论吉狄马加诗歌情感意向的演进》,张碧,《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44—146页。5.《艾青与惠特曼诗歌女性形象比较》,刘苗,《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7-71页。6.《暗冷而优雅的语调:阿毛诗歌的姿态》,夏可君,《红岩》,2011年第1期,第168—169页。

钱继云^[10]（2014）在《《诗刊》与1980年代诗歌创作》文中认为1980年代是当代诗歌复兴与繁荣的时段，作为诗歌界最重要的官方刊物，《诗刊》在此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有着诸多作为，它对八十年代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八十年代诗歌复兴的前奏在七十年代末便已响起，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为文艺正名”的步伐加速。《诗刊》在1979年以“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为指导对一己的办刊方针进行了调整，旨在繁荣新诗创作，同时建设新诗创作者的队伍。考察新方针导引下的《诗刊》，其刊发的作品从主题到诗艺都呈现出显着的转型期的表征，从刊物所召集的诗人群体来看，其八十年代主要供稿人的团队也已初步成形。七十年代末《诗刊》的转型之一体现为对原刊于民刊的朦胧诗的转载。刊物在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诗潮中扮演了弄潮儿的角色，这种展露峥嵘既体现为对那场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及“三个崛起”论争的发起与积极参与，也表现在作品刊登上对从思想内核到艺术手法都显别于诗歌传统的朦胧诗作的倚重。在新旧两种诗观冲突的梳理中，厘清诗学的以及非诗的因素，就可以解释原本一场以问题讨论为初衷的学术性争鸣何以最终以思想“清污”的运动收场。这其中刊物所暴露出的局限性显然与主流意识形态及文学体制密切相关。朦胧诗潮后，在新生代揭竿而起的浮华背景下，《诗刊》以其敏锐的眼光、良好的品位以及包容的心态，上下求索，沉稳而不失活泛。从诗歌创作到诗评、诗论，从栏目设计、编辑理念到评论文章、理论研讨会，都旨在探索后朦胧时期诗潮的多元化衍生，这种探索的痕迹通过这一时段所刊诗作可得到印证。诗潮之外，作为媒介，《诗刊》通过其“青春诗会”与“刊授学院”两个重要品牌分别对高端的与普通的作者进行引导与塑造，并以“诗歌信箱”、“读者中来”等着眼于读者的栏目使得读、写、编的诗歌观念与审美品位趋于一致与和谐。诗歌传播方面，刊物通过诗朗诵的倡导促进诗歌的共时性传播；同时又藉由诗歌评奖使诗作经典化，以利于其历时性传承。在八十年代诗学的海外资源方面，《诗刊》对欧美诗歌的译介对当代诗人从诗歌理念到表现手法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外，对海峡彼岸诗歌的推介还占有《诗刊》的绝对比重，在八十年代此岸对彼岸诗歌的传播全貌中，《诗刊》起到了引领与推助作用，其中体现出台湾诗歌与大陆诗歌中现代派的此消彼长、相互错节的现象。《诗刊》在整个八十年代诗歌美学建构中也颇有建树：对现实主义的倚重、对文化之根的回溯和对抒情传统的持守，体现了刊物在诗歌美学基本原则与结构方面的主张；对短诗、叙事诗以及诗歌语言的探索，体现了刊物在诗歌文体方面的倡导；诗人关于生活与自我的诗思也通过刊物得以表达与呈现。论文前三章以时间为经线，以思潮为关键词，分别论述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启示下的“为文艺正名”的呼声、朦胧诗潮以及后朦胧时期诗歌潮流的多元化衍生；后三章则分别论述《诗刊》对八十年代诗歌生产与传播的影响、对彼时诗坛重要的诗学资源的引入以及刊物自身在诗歌美学方面的建构等，以显现《诗刊》对八十年代诗歌创作所起的作用。

二、从艾青诗作看三十年代现实主义诗潮的深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艾青诗作看三十年代现实主义诗潮的深化（论文提纲范文）

（1）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诗与现实 ——1940年代后期国统区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孔孚山水诗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4）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越文化与艾青诗歌的审美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6）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8）暴风雨中的行吟——抗战及40年代新诗潮叙论（上）（论文提纲范文）

（10）《诗刊》与1980年代诗歌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艾青诗作看三十年代现实主义诗潮的深化（论文参考文献）

• [1]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D]. 黄元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2]诗与现实 ——1940年代后期国统区诗歌研究[D]. 李丽岚.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3]孔孚山水诗新论[D]. 赵京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4]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D]. 袁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5]越文化与艾青诗歌的审美选择[D]. 陈芳芳.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6]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D]. 荀利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7]“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D]. 陈守湖. 武汉大学, 2017(06)
• [8]暴风雨中的行吟——抗战及40年代新诗潮叙论（上）[J]. 解志熙.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2017(01)
• [9]2011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J]. 薛媛元,李润霞.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4(01)
• [10]《诗刊》与1980年代诗歌创作[D]. 钱继云. 苏州大学, 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