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的文化心态与小说创作

一、韩东的文化心态及其小说创作（论文文献综述）

周嘉怡^[1]（2021）在《80年代以来小说家的书话写作》文中研究指明

邱丹^[2]（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指出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王春林^[3]（2017）在《新世纪小说发展论》文中认为联系社会文化语境发生的若干明显变化,本文主要从"中国问题"的深度关切与思考、乡村与历史题材的双峰并置、人性的深入挖掘与人物形象的深度塑造、小说文体的主导性与多样化并存等四个方面,对于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思想艺术特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刘霞云^[4]（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王楠楠^[5]（2016）在《韩东小说创作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韩东是一位极具个人特色的作家,他以诗歌开启自己的文学创作,后又将创作重心转移到小说中来,他的作品兼具这两类文体的特点。他以“断裂事件”这样激烈的方式,扯断自身与主流文学秩序之间的联系。而在长久的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韩东树立了“民间写作”的创作立场,坚持个人化写作,韩东尝试着以小说的方式,诠释他眼中的世界,并与当下社会进行一番关于文学真相的对话。韩东的乡村世界主要描述了自己幼年时期的一段与十年动乱有关的私人记忆,隐藏在幕后的历史背景并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而对这段记忆的理解与重构,才真正体现了他试图展露更深广、更丰富文学意义的写作追求。他描摹了一群现代都市中生活的漂泊者形象,并对他们的生存状态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在小说中,韩东塑造的这群人,他们不甘心与物欲横流的社会同流合污,试图对主流社会文化进行反抗,却又不被现存体制所接纳,这群无力反抗并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的漂泊者,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出走,当灵与肉在灵魂深处激烈地交锋,爱情成了可望而不可求的“奢侈品”,肉欲成为人们的唯一选择。韩东反对传统的叙事理念,他自身的创作毫无疑问也曾被同期的先锋小说所影响,儿童视角和第一人称视角的运用丰富了文本的可读性,冷静简洁的叙事语言更成为韩东标志性的语言风格,对小说故事性的消解、反转式结尾的应用为创作增添了无限的可能,韩东对艺术的多重探索,融入了作家自我的体验、生存的态度和对当代语境的感悟。本论文以此作为突破口,探索韩东所坚持的个人化写作,从他营造的“下放地”和“都市”世界入手,揭示其小说创作的独特文学价值。

赵映环^[6]（2016）在《新生代小说叙事修辞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叙事与修辞是密不可分的。对于新生代小说来说,其丰富多彩的叙事修辞策略和技巧不仅是一种引导读者顺利切入文本意蕴内核的工具,而且表达了新生代作家们自己的生命感受,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参考,这一切都形成了作者与叙事者、人物、读者之间的修辞关系,达到独特的文本阅读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叙事就是一种修辞,而这种叙事修辞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能够使作品的审美空间充满了弹性和张力。但是,当前学者们大都是单纯从叙事或修辞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新生代小说,而在“叙事是一种修辞”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研究则微乎其微,故而为本文留下了从叙事修辞的角度对新生代小说作品进行解读和分析的空间。本文以布斯和费伦等人的有关叙事修辞理论为基点,结合当代叙事学、修辞学的相关理论,从新生代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声音、叙事时间、叙事空间以及叙事技巧五个方面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笔者发现,新生代小说对叙事视角的选择有着一定的倾向性并以日趋成熟的视角转换达到了更为有效的叙事修辞效果。他们以公开、缺席、隐蔽三种不同类型的叙事声音传达了不同的叙事修辞意义。本文还从时序、时距和时频三个方面对新生代小说的叙事时间进行了分析,并以此解读了叙事时间在新生代小说作品中的修辞用意。在新生代小说中,空间元素不仅是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且还是推动叙事进程的手段之一,因此,本文还分析了新生代小说叙事空间的建构及其重要的叙事修辞功能。最后本文介绍了露迹、荒诞、拼贴以及反讽这四种新生代小说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使用频率较高的叙事修辞技巧。本文希望通过这些具体分析把握作者的叙事修辞策略,解读作者的叙事修辞意图,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叙事背后所隐藏的深意,同时也希望能通过本文的写作抛砖引玉,为新生代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并以此引发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吴昊^[7]（2014）在《韩东小说创作中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韩东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还从事散文创作。他对文学的热爱与追求决定了他不会用单一的音调来咏唱生活与抒发情感,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变调”,灵活运用诗歌、小说、散文这几种不同的体裁,但它们也经常“合唱”,文体与文体之间的“共存”与“派生”体现出“互文性”,共同奏响了韩东心中的乐章。这乐章是文学自由精神的流露,而韩东也渴望用一支自由的笔来书写他所观察到的、体验到的、想象到的人生命运与世间百态。在韩东的笔下,“人”与时空、器物、“他人”、社会等诸多要素通过“关系”这一关键词连结起来,进而以“人”为中心,构成了一个个既有冲突、又有互动的生活世界。因此,对韩东创作中的“关系”形态进行“去蔽”,既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对韩东创作进行分析与研究,也是为解读这变幻不息的世界及人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可能。本文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法进行研究,分为前言、上编、下编和结语。前言介绍了韩东研究的现状,提出从“关系”角度研究韩东创作的必要性。上编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从“互文性”这一文体批评的角度来对韩东小说创作与其诗歌、散文创作之间的“共生”与“派生”这两方面的关系进行分析,为韩东具体小说文本之内以“人”为中心的关系研究提供基础。下编包括第三章至第六章,结合小说文本内容,并引用哲学及社会学相关理论,重点分析了韩东小说中“人与时空、人与器物、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具体关系形态的特点,通过“以点带面,从特殊到一般”的方式来凸显韩东小说创作“关系”形态研究对理解韩东小说的重要性。结语重申“关系”对于韩东创作的意义,并指出韩东小说创作的不足之处。

杜昆^[8]（2013）在《身份认同与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文中认为1990年代以降,随着社会、文化的深刻转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角色问题日益突显出来,作为其表征,一方面,“知识分子是什么”、“知识分子何为”等问题一直是思想理论界的论争对象；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小说叙事呈现出非常繁盛的状态,并产生了较大的文学和社会影响。认同理论对这些问题和现象具有很强的阐释能力。本文围绕后新时期作家身份认同与知识分子小说叙事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中心论题,分析作家的身份认同对小说叙事的主题、策略、文体、伦理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然后分析小说叙事对作家认同建构的作用和意义。导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主要研究成果和现状、相关核心概念、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以及研究思路。第一章,根据后新时期作家的生存语境、思想资源、自我陈述及小说内容,把他们的身份认同划分为边缘认同、启蒙认同、文学认同和宗教认同,并且阐述这四种身份认同的基本内涵。第二章,分析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身份主题即中心话语。知识分子小说作家依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和身份认同,主要讲述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的坚守与隐退、世俗身份的突显与迷障、审美身份的溃败与守持、宗教身份的诉求与偏执这四种身份话语。在书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各种身份抉择、身份困境的过程中,作家表达了对知识分子及其自身的审视和反思。第三章,分析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叙事策略、叙事伦理和文体风格。疾病叙事是知识分子小说的一种重要却被轻视的叙事策略,疾病隐喻存在着“性别分工”,即男性知识分子的身心疾病常起因于政治和经济问题,而女性知识分子的疾病则往往与性别政治有关。小说的结尾失去了“希望原理”,这表明作家对于乌托邦精神的溃败和式微已经达成了一致,创作主体自身也普遍缺乏乌托邦精神。小说的文体总体上趋向于通俗化和娱乐化,新时期之初创造出来的“精英文体”至此已经衰败,但通过文人化、哲理化、跨文体等特征得以变异和发展。第四章,文学话语实践作为知识分子小说作家的存在方式与认同建构的重要方式,让创作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寻找到了意义感和归属感；同时,小说叙事也限定了作家话语实践的形式、方向和成效,使其文学认同与其它身份认同之间构成了悖论关系。小说家既需要向知识分子身份归位,又要坚守文学身份,以实现其现实诉求和审美诉求。结语,概述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意义和共有的叙事盲点,并指出本课题研究的不足之处。

高跃丽^[9]（2012）在《“断裂”一代小说的叙事特征和精神主题研究 ——以韩东、鲁羊、朱文的小说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8年的“断裂”事件的发生在当时的文学界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过，本论文并不是要单纯讨论“断裂”事件的起始，也不是要给韩东等人作出任何带有褒贬色彩的评价，而是要通过回归“断裂”事件的历史现场来重新认识此次行为，并在分析“断裂”一代作家小说创作的叙事特征和精神主题上来审视他们的文学史意义，即在世纪末的文学转折中韩东等人对中国文学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由引言、正文四章和结语组成。具体来讲，正文第一章重点分析“断裂”事件、“断裂”一代及其此次行为的实质和意义。通过本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韩东等人并没有与传统完全割裂，他们的“断裂”只是为了向主流的文坛体制发起进攻，并通过此次事件来表明自己作为异类的一种存在。但是，韩东等人“断裂”行为的不彻底和不理智明显表现在他们虽在《断裂宣言》中称自己是与传统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代，但是从其文本创作中，我们却可以发现他们与80年代两大文学主潮：先锋和新写实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第二章重点从叙事特征入手，透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探讨“断裂”一代的小说创作与新写实小说的关系：首先，在主题上，“断裂”一代的小说仍然也是写日常生活；其次，“断裂”一代的小说将金钱和性融入到文本中，开启欲望化写实的先河。而在接下来的第三章通过分析韩东等人小说中的精神主题继续挖掘他们与80年代另一文学主潮——先锋文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断裂”一代的小说中依稀仍然可以看到先锋的色彩，但是与先锋单纯探究小说形式的改革不同，他们通过平实的语言和细致化的场景设置挽留住了读者的视线，从而在不失掉小说文学性的同时向普通大众走的更近。通过以上章节的讨论，在第四章做出总结。即将“断裂”一代放置在当代文学史中进行考察，从而进一步理解“断裂”事件的意义。这一批人的小说创作不仅很好地继承80年代的文学传统，而且对90年代新新人类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欲望叙事空间的开辟上。新新人类正是在“断裂”一代所开创的这一叙事空间里完成了自身文本的书写。

许心宏^[10]（2010）在《文学地图上的城市与乡村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城—乡”符号结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基于文化符号学与叙事学角度,探研20世纪中国小说“城—乡”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及文化表征意义。研究的基本理路,是从中发现“城市”与“乡村”,到文学的“城市”与“乡村”是由语言符号所构建,再到探究“城市”与“乡村”作为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从中离析出“城—乡”的符号结构功能与文化意蕴功能。以“城”与“乡”为文化结构符号,探究其中所表征的文化结构意义、时空结构意义、视角结构意义、修辞结构意义、性别结构表征意义、情感结构意义等,进而厘定出“城”与“乡”所指代的一系列话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符号意识形态之争、符号性别表征、空间归属于文化身份等差、城乡游走与家园梦寻等。肇始于20世纪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叙事,揭开了文学地图上“城—乡”符号结构叙事的历史帷幕,此乃研究20世纪中国小说“城—乡”符号结构文化内涵的逻辑起点。第一章,汲取20世纪中国小说视阈中的“城市”与“乡村”两个始基性的文化符号,界定出“城市”与“乡村”的文学想像特性与文化符号功能特征,进而界定出“城市”与“乡村”所表征的文化差异性、冲突性、变异性及真实性问题。在文学活动“作者--世界—文本——读者”的叙事“四要素”中,探析“城市”与“乡村”作为文化符号所具有的表达、指涉、结构、交流与认知功能。小说视阈中的“城市”与“乡村”,实质是文学构想的文化意象符号,内中潜藏的则是文化符号所表征的文化观念世界。第二章,基于社会转型、城市功能、文化观念的“反转”、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作家“城市”审美经验等角度,从文化符号的“中心”与“边缘”、“时间”与“空间”、“过去”与“现在”三个维度,探讨文学“城市”与“乡村”的符号时空与书写格局,以“城”与“乡”作为结构性文化功能符号,离析出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叙事者文化心灵矛盾以及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意义。第三章,就文学的“城”与“乡”的符号结构关系来说,“城”与“乡”是一种文学叙事的视角结构与文化意义生成问题。自“五四”时期“乡土文学”以来,文学的自“西”看“中”与由“城”望“乡”,突破了乡土中国“城乡一体”的混沌状态,在“城—乡”视角的结构与解构中,促发了两大文化空间的视阈性比较。由“城”望“乡”的“乡村”书写,“城市视角”是潜在的“实”；而“民间视角”、“反启蒙视角”、“反城市视角”虽为表面的“实”,但却是真实的“虚”。90年代以来,文学的“城市”构想与书写,在“新生代”作家那里,源于社会转型与作家城市审美经验习得,文学的“城市”书写与文化意义始具“本体”地位,表征着城市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确立甚至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四章,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叙事修辞,基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乡土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型,乡村“他者”的“城市”叙事常被冠以“罪恶”、“怪物”、“迷宫”等修辞性叙事；90年代以来商业文化与都市文化语境的根植,“金钱”、“情欲”与“物欲”成为“都市文学”叙事修辞的基本题旨,“欲望化”都市意象升腾于文学文本之中。论文基于中国城市现代化与商业化的社会发展,从道德与情感、道德与理性、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解读视阈中,探析“都市文学”的“都市”精神面影。第五章,基于“城市”与“乡村”的文学叙事修辞,作家“乡下人”、“我是农民”、“乡村之子”文化身份的宣称,实质是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中,出于文化身份“安全感”与“崇高感”之需,“乡村”与“土地”是其文化身份“征用”的文化符号；但又在“文化启蒙”、“国民性批判”、“文化批判”中陷入文化身份“跌落”的“虚妄”境地。在“恋土”与“恋乡”两种情结中,有“知识分子的”与“农民的”两种,前者重“审美”,后者重“功利”,在“能表述”与“被表述”之间,其实是话语权的分殊。在对“乡村”与“土地”文学构想中,基于“城乡二元”社会状态与数以亿万计农民工“向城求生”的社会现实,解构了“乡村”的“童话”与“诗化”的既有修辞性叙事策略。第六章,从“乡土文明”到“现代文明”,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发展,意味着传统“乡村—村落”的解体过程。在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等维度上,文学的“城”与“乡”叙述,从符号结构的性别表征上来说,“城市”具有“父权”指代的文化符号功能,而“乡村”则显现出“母性”的文化符号指代功能；90年代以来,“都市里的农家女”的“身体”修辞,隐喻的是城乡二元的社会等级结构状态。第七章,文学“城--乡”符号的情感结构编码,无论在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及后工业文明阶段,经由现代“乡土文学”、“京派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后寻根文学”（或“后知青文学”）、城市化语境中“乡村-自然”文学构想,出现了“母题”性“城—乡”符号互立的情感结构编码模式,皆将“家园”安置在了“乡村”自然、山水、村庄,甚至“野地”、“荒野”上,“乡村”成为能指的“家园”符号的指代。这其中,既有文化心理上的乡土根植与城市梦魇,又有基于现实与心灵需求的“城--乡”互为“乌托邦”的符号编码。不过,基于“乡村—家园”的语言符号编码,对“乡村—家园”的追求也永远“在路上”。

二、韩东的文化心态及其小说创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韩东的文化心态及其小说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2）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5）韩东小说创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6）新生代小说叙事修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韩东小说创作中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身份认同与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9）“断裂”一代小说的叙事特征和精神主题研究 ——以韩东、鲁羊、朱文的小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文学地图上的城市与乡村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城—乡”符号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韩东的文化心态及其小说创作（论文参考文献）

• [1]80年代以来小说家的书话写作[D]. 周嘉怡.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3]新世纪小说发展论[J]. 王春林.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2017(01)
• [4]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5]韩东小说创作论[D]. 王楠楠. 河南师范大学, 2016(04)
• [6]新生代小说叙事修辞研究[D]. 赵映环.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5)
• [7]韩东小说创作中的“关系”研究[D]. 吴昊. 山东大学, 2014(11)
• [8]身份认同与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D]. 杜昆. 南京师范大学, 2013(08)
• [9]“断裂”一代小说的叙事特征和精神主题研究 ——以韩东、鲁羊、朱文的小说为例[D]. 高跃丽. 河南师范大学, 2012(10)
• [10]文学地图上的城市与乡村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城—乡”符号结构研究[D]. 许心宏. 浙江大学, 2010(07)